民族团结丨清代不为人知的一战，康熙皇帝用笔墨将江河源头化为认同起点

今天在网络上提及清朝，不乏“清黑”之声。其根源在于近代百年屈辱刻下的伤痕。这份沉痛，中国人铭记于心。

然而，历史如长河奔涌，既有曲折的暗流，也有奔腾的洪峰。 当我们回望那奠定现代中国辽阔版图的根基时，不能遗忘清朝在统合边疆、巩固疆域上所倾注的心力与智慧。

边疆稳固，不光是金戈铁马所铸的界碑，更在于文化认同所聚之人心。地理疆域的一统，未能消弭文化版图上关于“何谓华夏”的千年之问。诸多不同角度的思考，恰恰萌生于对九州万方的不同构想。这便是康熙皇帝《御制论地理水源文》诞生的原因。

事情起源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铁骑远袭西藏，占据拉萨等地。清廷为护佑雪域安宁，两度发兵远征，赢得“驱准保藏”大捷。捷报抵京，康熙皇帝旋即颁下上谕。

这篇雄文以地理考据为根基，创造性融合佛教意象与经史传统，雄辩地论证了西藏与中原在地理脉络、历史传承、文化血脉上的深刻联结，从而构筑起一个囊括西藏的“大一统”认知框架。

此谕飞驰送达抚远大将军胤禵军前，迅即颁示庙堂上下与前线将士，史称《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以下简称《水源文》）。

（一）溯源江河：地理纽带的勘察

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周培公耗尽十余载心血绘制《大清皇舆图》进献御前的桥段，令人过目难忘。

此情此景非凭空虚构——这幅奠定大清疆域认知的《大清皇舆图》，确有其图。这折射出康熙皇帝对于江山一统的深谋远虑。

▲周培公为康熙绘制的《大清皇舆图》（图片来源：电视剧《康熙王朝》剧照）

在《水源文》中，康熙开篇即称：“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

出于对全国地理的重视，康熙皇帝很早便开始对全国山川、河源、边地进行实地考察，不断遣人遍访各地山川，绘制舆图，同时开展《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和全国舆图的绘制，《水源文》中反映的地理认知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

康熙认为，中国诸大水大概都发源于诺莫浑乌巴西大干（今唐古拉山脉）内外，并分别详述了黄河、岷江、金沙江、汉江、澜沧江、怒江、龙川江（今瑞丽江）的源头及诸水流经之地、名称变化等。

▲1952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查勘黄河源区 （图片来源：黄河博物馆供图）

黄河河源自古颇受关注，且众说纷纭。康熙四十三年（1704），拉锡等人受康熙皇帝派遣赴实地考察，历时近半年，返京后绘图呈御览，其呈报之图文即为黄河河源之说的直接来源。

同时，《水源文》中提及山川地名，均以不同族群对此的称呼逐一列出，相互对照，这也符合康熙皇帝“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的要求。

这些不仅是康熙皇帝对多年来地理考察成果的叙述，更是借此阐明西藏与中原在地理方面的联系。黄河和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以其为代表的“中国诸水”的源头都位于青藏高原，从而为进一步论证西藏与中原在自然地理上密不可分做了铺垫。

（二） 须弥昆仑合璧：信仰世界的整合

《西游记》开篇第一回便提到,天下分为四大部洲:东胜神洲（孙悟空诞生地）、西牛贺洲（如来佛祖居所）、南赡部洲（唐朝所在地）、北俱芦洲。这个地理认知来源于佛教，而康熙皇帝对西藏山川地理的诠释也是通过佛教意象展开的。

▲佛教中四大部洲（图片来源：《西游记》连环画）

这四大部洲的中心有一须弥山。其山高八万四千由旬（一由旬相当于一只公牛走一天的距离，为11.2公里），顶峰为帝释天居所。而昆仑山则是中国文化中的“万山之祖”。

佛教东传和译经的过程中，佛教的须弥山与中原的昆仑山逐渐结合。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亦载此说，影响广泛。

而同样位于世界中央的，还有阿耨达池。此池指代佛教理想中的纯净水域，在唐代被译为“无热恼池”。

而早在吐蕃时期的西藏，佛教须弥山、阿耨达池的信仰传入，并与当地冈底斯山、玛旁雍错“神山圣湖”的信仰相结合。冈底斯山在藏文化中被视为“众山水之根”，而康熙皇帝便因势利导，在中原观念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将冈底斯山纳入这一体系，使其与须弥山/昆仑山重塑为一。

冈底斯山前有二湖，即今玛旁雍错、拉昂错，此二湖被与瑶池联系在一起。瑶池在中原传说中位于昆仑山，是西王母所居住的地方。随着昆仑山与须弥山意象的结合，瑶池也与阿耨达池融为一体，黄河则被认为是源自阿耨达池。

佛教有阿耨达池流出“四水”的说法，如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记载南赡部洲中为阿那婆答多池（阿耨达池），东面银牛口，南面金象口，西面琉璃马口，北面颇胝师子口，分别有河水流出，成为中国的河源。更早的《楼炭经》《大智度论》《俱舍论》《长阿含经》等佛教经典对此也均有记载。

此外，《山海经》也记载有河水、赤水、洋水、黑水出于昆仑山，这与佛教阿耨达池流出“四水”的说法颇为类似。

康熙皇帝在《水源文》中提到，冈底斯山四面有马口、象口、孔雀口、狮子口，分别有泉水流出，因其流出的山口形似马、象、孔雀、狮子而得名。

这一认识主要是基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喇嘛楚儿沁藏布等人在西藏冈底斯山一带的测绘成果，且此说在西藏早已流传，同样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如此便将冈底斯山、二湖与须弥山/昆仑山、阿耨达池/瑶池一一对应起来，只是二者在“四口”的名称和方位上略有差别。

▲西藏阿里地区的圣湖玛旁雍错,远处是冈仁波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康熙以佛教为媒介将西藏与中原地区的传说整合起来，通过“四水”“瑶池”“神山”等意象的关联，将西藏冈底斯山与中原文化中的昆仑山传说、佛教的须弥山传说重塑为一，既符合传统的天下观，又便于广大民众接受和传播，彰显了其丰富的政治智慧。

这种阐释策略，使西藏获得双重合法性——既是佛教宇宙观的中心之一，又是中华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 破解三危黑水：经学版图的重构

中 国人早期对天下的认知，主体来自《尚书·禹贡》中的九州。然而在商周时期，大部分中原人步履难及雪域，故书中描绘九州中的西南梁州之界，不过延展至巴蜀、滇黔之地。

但中原地区历来有利用经学进行地理考证和解释的传统，康熙皇帝便也试图借助中国早期地理文献《禹贡》来丰富九州的内涵。

《禹贡》记载：“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也。”三危为上古地名，关于其地望的考订，自古以来众说纷纭。

康熙皇帝首先摒弃前人的认识，认为三危并非山名，而是指代地区，从而提出“三危者犹中国之三省”的新说。清代“危”与“卫”同音，康熙皇帝借此将二者联系起来，指出藏族地区的卫（即前藏）、藏（即后藏）、康（即康巴）三地即古三危之地。

康熙皇帝创造性地对《禹贡》作出跨语际阐释，不仅将《禹贡》文本转化为现实疆域坐标，还进一步强化了西藏与内地行省同等的政治地位。

同时，按照中国传统观念，“九州”由禹划定和梳理，自然应为一体，由禹一样的圣王统治。此处康熙也有自比大禹之意，表示自己以儒家思想德治天下。

康熙皇帝经常从史传记载中寻找论据。其《水源文》援引唐蕃和亲：文成公主携佛像入藏，至今供奉；复述明代史迹：乌斯藏大宝法王入朝，明成祖以盛仪相送，仪仗实物存于川边庙宇。虽有细节出入，然史书有载，更有唐代佛像、明代卤簿等实物佐证，珠联璧合，雄辩昭示了西藏与中原源远流长的血脉纽带。

▲文成公主带入西藏的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图片来源：西藏文化博物馆）

《水源文》巧妙结合了全国地理考察、汉藏佛教知识、《禹贡》经典解读以及历史记载，清晰系统地论证了西藏与中原在地理上血脉相连、在历史上密不可分。这大大丰富和夯实了西藏作为中国版图不可分割一部分的认知基础。

凭借康熙皇帝的特殊地位，《水源文》一发布就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让更多清朝人开始关心西藏。

康熙用地理证据证明自然联系，借助佛教实现当地理解，通过解读经典确立法理依据，依托历史故事强化共同记忆——构建起“地理、宗教、经典、历史”四维一体的强大认同框架。这种多角度的“知识构建”，有效超越了“华夷之分”的旧观念，是中国传统“多元一体”边疆治理智慧的生动体现，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