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新书 ｜《我们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藏学、国学与语文学论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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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

藏学、国学与语文学论集（二）》

沈卫荣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为作者继《寻找香格里拉》《他乡甘露》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随笔文集，专门讨论与藏学、国学和语文学等学科相关的一些学术问题。本书继续解构西方的西藏想象，指出今天我们应该冲破西方的学术话语霸权，建立我们自己的关于西藏、藏学，以及国学和语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话语体系，进而提出更切合中国历史和现实之实际的新的学术思路和叙事方式。

作者简介

作者沈卫荣，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现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 Leben und historische Bedeutung des ersten Dalai Lama dGe 'dun grub pa dpal bzang po (1391-1474):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dGe lugs pa-Schule und der Institution der Dalai Lamas（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班藏波[1391-1474]的生平和历史意义：格鲁派和达赖喇嘛制度史研究）、《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大元史与新清史》、《回归语文学》、《从演揲儿法中拯救历史》等专著，主编有《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汉藏佛学研究丛书”、“多语种佛教古籍整理和研究丛书”等丛书，以及《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何谓密教：关于密教的定义、修习、符号和历史的诠释与争论》《他空见与如来藏：觉囊派人物、教法、艺术和历史研究》和《大圆满与如来藏：宁玛派人物、教法和历史研究》等著译文集多种。

编辑荐语

语文学不仅仅是读书和做研究的方法，还是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沈卫荣

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扩张，对各类文本的质疑成为了一股学术潮流，无论是历史学研究对文本记录的怀疑，还是文学研究中将作者与文本的分离。近年来，沈卫荣教授在中国学界不遗余力地给语文学做学术推介，让我们对于欧洲语文学的来龙去脉和学术方法，有了透彻的了解。本书中的许多研究，都是从西方传统深远的语文学出发，重新对历史、藏学和人文学科进行重新审视。

西藏属于中国，“西藏问题”却是世界性的。

——沈卫荣

“想象西藏”是一个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持续了很多世纪、且遍及全球的有趣现象，即使在今日这个解构、袪魅的时代，它依然经久不衰，愈演愈烈。不管是被神话化的、还是被妖魔化的“西藏形象”，它们都不过是人类于不同时期“想象西藏”的阶段性作品，它们与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常常缺乏必要的联系，反映的只是想象者们自身所处的社会和文化面貌以及他们的精神境界。每一种传统的、典型的“西藏形象”的形成势必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也或多或少对我们了解和理解今日的西藏和西藏文化有明显的影响。

目 录

01 语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 1

02 语文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 / 25

03 陈寅恪与语文学 / 60

04 人文科学和作为职业的科学 / 105

05 “人文语义学”与现代人文科学传统的回归 / 111

06 尼采更愿当教授还是上帝？ / 120

07 在藏文文献中发现蒙元历史 / 134

08 元代宫廷所修“演揲儿”不是俗世的情色与淫戏 / 161

09 文本的生成与历史叙事的创建 / 174

10 米拉日巴是活佛转世否？ / 188

11 再释“南京奇迹”：普度大斋与胜海观音除障仪轨 / 197

12 纪念邓锐龄先生（1925—2023） / 215

13 无问西东 不舍我慢 / 242

14 中西学术中的藏学和民族、宗教研究 / 252

15 在我们的国学教学实习基地 / 279

16 西藏、藏传佛教的真实与传说 / 292

17 藏传佛教跟社会发展是一种有机结合 / 321

18 全球化背景下的藏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研究 / 338

19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藏传佛教中国化 / 357

20 汉藏交融与国家文化认同的建构 / 377

21 从现实出发，保护和弘扬藏族传统文化 / 394

22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身份认同 / 409

23 想象西藏：揭露与批判 / 423

24 香格里拉，谁之梦想？ / 433

25 今天我们仍然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 / 449

26 他乡甘露：藏学家的学术和心路历程 / 491

文 摘

23 想象西藏：揭露与批判

（423—434页，仅摘录部分段落）

“想象西藏”是一个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持续了很多世纪、且遍及全球的有趣现象，即使在今日这个解构、袪魅的时代，它依然经久不衰，愈演愈烈。由于西藏在地理和文化上举世无双的独特性，它给西藏以外的世界提供了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想象和设计空间。长期以来，东、西方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内，凭借其各自天才的想象力，设计和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五花八门、匪夷所思的西藏形象。其中既有香格里拉式的迷人的神话世界形象，也有混沌未开、暗无天日的洪荒世界形象，有时它被当作“约翰长老的王国”（The Kingdom of Prester John）而受人期待，有时它又被视为神权专制的“喇嘛王国”（Lamaist State）而遭人鄙视。然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今天的西藏则已普遍成为一个人们热切向往的地方，它是一个净治众生心灵之烦恼、疗养有情精神之创伤的圣地。在这人间最后一块净土，人们可以寄托自己越来越脆弱的心灵和所有的愿望。藏传佛教之上师，不管是活佛，还是喇嘛，在“精神的物质主义者”（Spiritual Materialists）眼里都变成了成就非凡的心灵科学家，是他们争相皈依的精神导师。

原刊于《读书》2015年第11期，原题为《“想象西藏”之反思》

《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藏传佛教与西方》

03 陈寅恪与语文学

（60—104页，仅摘录部分段落）

今天，人们对王国维、陈寅恪的崇拜愈演愈烈，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成了当代学人梦寐以求的学术理想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追求。比较而言，人们对他们的学问和学术本身却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坊间流传着他们许多的掌故，却较少有人专业地讨论他们的学术及其得失。或有谈学术的，但说得最多的总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记得很多年前，蔡美彪（1928—2021）先生曾经说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他还没有真正开始其辉煌的学术生涯前的试笔之作，而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则是在他年老目盲、无法自主地进行学术研究之后的述怀之作，或即如其自谦的“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它们各有各的优秀，但都不能算是他们最具代表性意义的学术作品。

以往人们习惯于从近世思想史的角度对陈寅恪自许平生所从事的“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提出了很多哲学的和思想的解释，其中难免掺进了不少想象和拔高的成分，或有过度诠释之嫌。其实，我们不妨把陈寅恪的这种说法简单地理解为是他对他自己的治学方法的一种表白，表现出的是他于学术上的一种自信，甚至自负。他将自己的学问定位为“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绝不是要给他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做出一个明确的时空界定，即把他的学术研究的范围限定为对“中古史”的研究，而是要树立起一种打破古今、中西的崇高的学术观念和理想。所以，我们或更应把它看成是陈寅恪对自己的学术实践和方法做出了一个非常高调的statement，这是一种很有气魄的学术宣言。“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实际意义是“亦古亦今、亦中亦西”，此即是说，他要在世界的东方学研究领域内做出一种贯通和超越古今、中西的学问，这精准地表达出了他崇高的学术理想和抱负。

图3-1 陈寅恪

陈寅恪无疑是世间百年难遇的一位天才型学者，他曾于诸多不同的学术领域内纵横驰骋，皆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且自成一家之言。今人总结他为学术的一生，常把他对中国中古史的研究看成是他最高的学术成就，这显然失之偏颇。他之所以能在没有学位、没有发表一篇学术论文的情况下就被聘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他之所以今后能在中古史和中古文学研究领域取得超越同时代中西方学者的巨大成就，这都无不与他所从事的“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有重大的关联。尽管从表面看来，他对中国中古史和中古文学的研究与他最初的学术经历、志向关联不大，他在哈佛和柏林留学时用力最多、最用心的是接受西方梵文/印度学和中亚语文学的训练。但正是因为他在海外接受了优秀的中亚（西域）语文学的训练，才使他后来所做的汉学研究呈现出了亦古亦今、亦中亦西的特色，并因此而独步于当时的汉学世界。陈寅恪在中亚语文学领域有过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世界一流作品，他是现代中国之梵文/印度学、西藏学、蒙古学和西夏研究等许多学术领域的开创者之一，这使他同时也成为一名超越了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传统汉学的中国“民族语文学”（新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

自1926年开始陈寅恪执教于清华国学院，他于最初几年间发表的学术文章以对汉译佛经的语文学研究为主，教授的课程也以“佛经翻译文学”“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文法”和“蒙古源流研究”为主题。但随后几年发表的作品中，即已多见《元代汉人译名考》《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和《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等非典型的佛经研究类的汉语语文学研究文章。自1931年始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后，除了继续开设“佛经文学”课程外，他也教授“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和“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课程。虽然，他研究中国中古史的两部力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分别发表于1939年和1941年，但是，他对李唐氏族的研究最早见于1931年，而于整个1930年代他发表的著作中已多见他对隋唐家族、制度和唐代宗教、政治史的研究文章，它们与他对佛经文学、敦煌文献和西藏、蒙古文献、历史的研究并行不悖。由此可见，他的学术兴趣自始至终以汉语佛教经文、汉语文学和中国中古史、中古佛教史研究为主，并没有在前后十年之间发生断裂式的改变。

图3-2 1947年摄于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

如前所述，陈寅恪具有的杰出的中亚（西域）语文学造诣，不但使他超越了传统的中国汉学家和中国学术，而且同时也使他成就为一名西方学术语境中的优秀的东方学家。但是，他之所以既能于中国被推上现代学者的头把交椅，人称清华园内“教授中的教授”，同时又能受到西方学界的高度推崇，英国牛津大学曾两次请他入掌汉学教席，这大概既不是因为他的中亚语文学造诣高于西方学人，也不在于他于传统汉学的造诣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其他中国学术大家，而在于他兼擅“汉学”与“虏学”，而且于二者都有很深的造诣，故超越了同时代的中西学术大家。

坊间盛传日本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2）先生曾于1934年以中亚史问题向德、奥诸国学者请教，未得圆满解决，时有柏林大学的学者建议他向陈寅恪教授请教。最终白鸟在陈寅恪给他的回信中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于是对陈寅恪敬服得五体投地。这个故事或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迄今并无实证可据，没有人亲眼见到过白鸟与陈寅恪之间的来往信函。然而，陈寅恪对白鸟库吉之学问的评价却有案可稽，他在1936年给中研院史语所的年轻历史学者陈玉书（即辽史专家陈述，1911—1992）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曰“白鸟之著作，一日人当时受西洋东方学影响必然之结果，其所据之原料、解释，已缘时代学术进步发生问题。且日人于此数种语言，尚无专门权威者，不过随西人之后，稍采中国材料以补之而已。公今日著论，白鸟说若误，可稍稍言及，不必多费力也”。显然，在对中、西学术都有足够自信的陈寅恪看来，白鸟库吉当时受了“西洋东方学影响”而“稍采中国材料”做成的学问并不很值得推崇。白鸟在日本倡导西域和满蒙研究确实就是因为受到西方东方学研究成就的刺激和影响，但他对西方和中国的了解，和他于汉学和“虏学”两个方面的造诣显然都不及陈寅恪，是故，年长于陈寅恪二十五年的白鸟库吉佩服这位中国晚辈学术同行的学问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图3-3 陈寅恪藏文笔记

1923年，还在欧洲留学中的陈寅恪给他妹妹写信说：“西藏文大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都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

这封史无前例的《与妹书》或可以算作是陈寅恪发表的最早的学术作品，于此他不但对梵、藏、汉文佛教语文学研究的学术意义表达了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而且也对他自己今后的学术兴趣做了相当明确的定位。于1920年代，治梵文和佛教学的学者们都已深知藏语文和藏文佛教文献对于梵文和印度佛教研究的重要意义，至今主导世界佛学研究的印藏佛学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传统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但是，当时还没有很多人注意到梵、藏语文和梵、藏文佛教文本对于汉藏语言的比较研究、汉藏语系的构建和汉传佛教研究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还很少有人进行梵、藏、汉文三种佛教文本的比较研究，以此来探索大乘佛典形成的历史，并纠正汉译佛典中出现的种种误解和错误，以达到正确理解汉文佛教文献的目的。作为一名在欧美接受印藏佛教研究训练，且十分熟悉汉传佛典的中国学者，陈寅恪率先注意到了对梵、藏、汉佛教文本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并设计了一条非常有创意的梵藏/汉藏佛教语文学的学术道路。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回国之后的很多年间，他一直热心于参与钢和泰主持的对梵、藏、汉文本《大宝积经》的校读和对勘工作，他们二人于开创梵/藏、汉文佛教语文学这条道路上可谓殊途同归、不谋而合。

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本次收入该文修订版

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辑：葛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