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帝朱由崧为何挑不动中兴明朝的重担？

公元1644年，即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明王朝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而随即发生了清军入关，席卷北方。

但南方诸省的明朝官员和勋贵随即拥立藩王为帝。南方民众也热切希望南明政权能够效仿276年前的明太祖朱元璋，北伐平定全国，恢复秩序，中兴明朝。

然而，事与愿违，南明政权的确凝聚了南方士大夫和民众，但也充斥了大量的弄权狡诈之辈，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不顾内忧外患一味诛锄异己，导致朝政乌烟瘴气，极大地削弱了南明抵抗清军南下的能力。

南明时期的五个皇帝，如弘光帝、隆武帝、鲁监国、绍武帝、永历帝，治国无方，驭下无力，最终成为内部倾轧的牺牲品，无力承担本意想要承担的历史重任。正史上对于南明诸帝的评价也并不是很好。

新出版的《南明五帝：抗争、困局与幻灭》一书，出自历史学者、辽宁社会科学院前研究员张玉兴。这本书是书作者1994年《南明诸帝》一书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书作者详细翻检史料，较为清楚地还原了南明诸帝的本来面貌，最突出的就是给久负恶名的弘光帝朱由崧正名，恢复其作为一位胸襟宽广、勤于政事、希望有所作为的君王的本来面貌。

朱由崧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万历帝的孙子，与崇祯帝同辈。万历帝厌恶宫女所生的长子朱常洛，迫于太后和群臣压力，被迫将之立为太子，被迫将自己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册封为福王，选择了洛阳作为福王的就藩地。

在万历帝、郑贵妃与诸臣斗法过程中，群臣、士林对于福王一系的厌恶程度上升到了极致。这就使得明末洛阳被李自成义军攻破，朱由崧逃出，袭福王爵位，但随着京师被义军攻破，逃往南方的朱由崧，尽管血脉谱系距离崇祯帝最近，但大臣皆倾向于反对福王继任。一些大臣甚至大肆渲染朱由崧个人品行低劣的谣言。实际上，如《南明五帝：抗争、困局与幻灭》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此时东林派大臣主张的‘立贤’原则，完全违背了昔日万历年间东林大臣争‘国本’时所坚持的‘伦序’即‘立亲’原则，显见其考虑的出发点是本集团的利益”。

令人唏嘘的是，与天启年间阉党有牵连的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坚持迎立朱由崧——虽然其标榜“立亲”原则，但实际上是相信东林派大臣宣称的朱由崧昏庸，所以寻找便于操控的对象。迎立者中同样声名狼藉的阮大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掌握地方兵权的一些将官起到了压倒性的作用。这最终埋下了朱由崧统治时期的巨大悲剧，他被马士英等人架空，而且从内心中想要厚酬对方的拥立之功，在政策上进退失据，再加上战略研判失误，最终导致了巨大悲剧。

如书作者所谈到的那样，朱由崧被迎立后，表现谦逊，安抚群臣。他抵达南京祭拜朱元璋的孝陵后，又祭拜了懿文太子朱标——永乐皇帝朱棣靖难推翻了侄子朱允炆的帝位，造成懿文太子一脉帝系终结，此事是朱棣以后历代明朝皇帝难以面对的禁区，但朱由崧作为朱棣直系后代却借此表明了他秉公持正之心，因而在人臣和士林中都树立了非常好的形象。

东林诸臣非常担心招致朱由崧的报复，毕竟他们此前不仅阻挠其登基，而且历史上东林派与朱由崧的祖母郑贵妃、父王朱常洵之间的矛盾极深。但朱由崧并未致力于政治清算，相反在阁臣确立时仍然选用了大量的东林士人。他甚至下诏允许投降过李自成、接受过其任命的各官归顺。

朱由崧令人称道的政策还包括，恢复懿文太子故号以及建文诸臣谥，追复懿文太子朱标及其元配夫人常氏的帝后谥，追上建文帝朱允炆、皇后马氏的帝后谥号，追上景泰帝朱祁钰、皇后汪氏的帝后谥，为方孝孺、于谦等大臣平反。《南明五帝：抗争、困局与幻灭》书中还谈到了，朱由崧积极纳谏，力图挽回南明乱局的诸多努力。

真正的问题在于，东林派与阉党、地方军政大员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朱由崧的调和而走向平息，恰恰相反，双方对于朱由崧宽待对方而心怀不满，加剧了党同伐异。这样的内耗显然不利于南明小朝廷整合力量。

还有就是战略研判失误，无论是朱由崧还是东林党、阉党、地方实力派，都仍然以李自成起义军为主要敌人，并没有意识到对方已经快速失去对于北方的控制，而取而代之的清廷有一统全国的战略筹谋。这种情况下，南明小朝廷在坐拥战力的情况下，坐视清军围追剿灭李自成义军，错失了及早强占有利的战略位置，尽早打击清军实力的机遇。南明小朝廷甚至对于吴三桂还抱有幻想，将之册封为国公，另外派出使团希望与清廷议和，结果受到无情嘲弄。

得到朱由崧重用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大肆卖官鬻爵，横征暴敛，导致南明小朝廷的诸多新政举措还没有落地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史可法、张慎言、刘宗周等更加纯粹忠于南明小朝廷的大臣被排挤出局。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南明小朝廷误判形势，坐视清廷入关后掌控北方，并完成军力部署，这期间处于微妙停战状态的南明朝廷节制下的藩镇，实际上“听调不听宣”，自行暴敛财物，大肆搜刮地方。

1645年，南下清军轻易冲破南明薄弱的防线，占领南京，朱由崧逃至芜湖后，被藩镇军士擒获后献予清军。次年，朱由崧等被清廷集中关押在北京的明代藩王被诬谋反一并处死。

《南明五帝：抗争、困局与幻灭》书作者指出，明季士人将朱由崧说成是荒淫怠政者，甚至古今昏君之最是不恰当的，“诸多指控多属诬陷之词，皆无确凿证据，但又与形成文字，大量传布，如影随形伴其一生，且流传后世，几成定论”。书作者辨析指出，很多记述都出自与福王一系存在极深矛盾的东林派，而弘光帝朱由崧确实也错用了马士英、阮大铖等人，这等于百口莫辩。而查继佐、黄宗羲、顾炎武、夏允彝等同属东林党或有东林倾向的士人，对待传言的态度就较为冷静客观，在记述南明历史时并不言及弘光帝莫须有的荒淫之事。

曾经在迎立朱由崧时发表严厉批评，在南明灭亡后降清的钱谦益，后来回忆弘光帝时曾有多首诗作，如《一年》感叹朱由崧饱受诟病和污蔑“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 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剺面呼风蜮鬼灵。奸佞不随京雒尽，尚流馀毒螫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