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散文:较之“枣儿岭玩学各半”的时期,我们一扫往日的矇眬

发布时间:2025-07-14 17:57  浏览量:33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遂于此全面爆发。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是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公历12月15日),我于皑皑的大雪之中、于熊熊的抗日烽火之中来到了人间。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这是一个民族喋血的岁月!日军长驱直入,1940年6月宜昌沦陷。

此后,三斗坪、茅坪以及建东一带,便成了抗日的前沿。那时,沦陷区的难民、客商纷纷逃亡到这里寄居,加上长阳、恩施等地的商贩和背夫沿“关大道”往来贩运盐、茶、山货、布匹等,使“两坪一东”客商云集,市井繁华,一时荣获“小宜昌”的雅称。但由于有日机的侵扰、有日本及汉奸“探子”的侦探,加上驻守的国军日夜防范及操练射击,人们却又在虚假繁荣之中惶惶不可终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留下了战乱的伤痕以及对日寇的敌意。

抗战胜利后至解放战争前夕,国民党当局准备打内战,这在我的家乡也有明显的迹象:一是大抓壮丁,扩充军队;二是苛捐杂税猛增,全力备战;三是军调频繁,部署战事;四是大造舆论,丑化中共。国民党抓丁拉夫,我那时见过,今日之青少年真难以置信。现在想参军是十里挑一,有许多青年想参而不可得。而那时是强捉大绑,极力躲避而难逃被抓,真是两个世界两样兵。我们那时小,轮不上当壮丁,倒是亲眼目睹过抓壮丁时的场景:保甲长及伪乡公所官兵若干,荷枪实弹,将被抓者的房舍团团围住,然后将被抓者五花大绑,押解而去。还有些可能被抓者则远逃他乡,谓之“躲兵”。当兵被捆绑而当之,这将是一则可悲的历史笑话。那时,国民党的军队,先后几路在我家附近驻防。有少数部队,装备精良,军纪稍可,可能是嫡系。而多数部队用家乡话评价是“乌拉希”,用“蒋总司令”的口头禅评说叫“娘希匹”!下层官兵特别是士兵,每餐吃不饱,更无下饭菜。大慈大悲的老太婆们给体弱的小兵几个泡椒,他们如获至宝,放到口袋里,一餐咬几口。所以,大多骨瘦如柴,思乡心切,“开小差”者日甚一日,虽严禁而不绝。凡抓回的逃兵,轻则吊打,喊声凄惨;重则枪决,冤死异乡。国民党大厦之将倾,仅此一例,已见端倪。国民党也曾大打舆论战,印发小人书,污蔑诽谤共产党和解放军。

1949年夏解放军真的来了。他们在稻场边露宿,将马粪中夹杂的麦粒、花生洗净后充饥,对老百姓十分和蔼,对小孩子尤其喜爱。古今中外,这才是真正的威武之师、仁义之师。小时对两支军队的烙印即已泾渭分明。

童年时,本地名称为建东, 方圆近四十里的地域,堪称一方富饶美丽的乡土。人虽少杰,地却很灵;物皆世宝,天尤纯清,“秭归乌克兰”之美誉,传遍大江上下、宜昌内外。能于兹繁衍生息,实乃上苍给予建东父老子孙的莫大恩赐。

她是一个小而圆的盆地,相传是玉皇大帝用过的一个金碗被扔在长江之滨,历亿年而成灿烂之建东。岁月虽如东逝水,但她却在饱经沧桑和磨难的流年中熠熠生辉,永远都是那么年轻。物丰林茂,生机盎然。东边,是巍峨的仙鹤观。形若仙鹤,欲翔天宇。昔日香火很盛。相传后门一开,长江就会翻船,因而此庙“不开后门”;西头,是矗立西天的铜矛观,据说此地产铜,艺高的铜匠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宋氏一位铜匠,带着妻儿边打铜边寻找居住地。后到枝柘坪李田尧安了家。此后,五代计达七十多人;南面,有一座天鹰难逾的美坐峡,因昭君出塞时在此一坐而得名,亦称美人峡。专吟七绝一首;“昭君北去宿峡巅,淑女芳名嵌秀岩。荣辱无须先自量,劭德总有后人传”;北边,紧邻陈家冲、文昌阁,再稍前行便是茅坪、三斗坪、中堡岛,更有那惊涛拍岸、滚滚东去的母亲河……

她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小盆地的中央及一条近五十里路长的溪边走廊,拥有近千顷的上等水田,每至夏季秧苖旺长时,真是碧波如海,舍似轻舟,这好一幅大自然的美好画卷!一条玉带似的小溪,源自三吊嘴山洞,长年累月,低吟缓流,从茅坪下侧的三板溪直入长江,所流之处形成一个个相距不远的深潭。每逢夏天,这些深潭便成了孩童们摸鱼、洗澡(即游泳)的水上天堂。有时,在上游的浅水处,有些胆子大的人用柳树叶、石灰做“毒汁”,把鱼毒晕,不远处便人山人海,争着用撮箕“搂鱼”,这真是一道溪边人家的独特风景。世世代代的农家子孙约定协同,呵护着这条滋润千顷良田、养育万家儿女的涓涓小溪。

她也是一个人勤物丰的聚宝盆。除盛产水稻、小麦、高粱、豆类等粮食l作物外,还有大量的花生、板栗、核桃、木耳、香菇以及柑柚等,远销宜昌、沙市、武汉等地。因为半山坡多为沙田,所以“建东花生”尤负盛名。

这就是我的家乡在解放前及至解放初期的自然风貌,原汁原味,韵味无穷。宋代范成大“田园杂诗”所咏“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的清甜诗句,正是对我家乡农事文化的精湛写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乡的历史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邻近的三峡大坝赫然耸立,秭归县城乔迁茅坪,泗溪旅游景区悄然开发,特别是“秭归开发区”落户“九里”,使我的家乡发生了地覆天翻、面目全非的变化:宽敞的公路从秭归新县城和三斗坪径直交汇于杨贵店再直达泗溪;开发区内高楼林立、商铺紧连,村民亦市民;为保三峡水库,小溪的出口早已改向三斗坪的下游,那些深潭也全部消失。更令人惊奇而又惋惜的是,那千顷良田已不复存在,一个个工厂、公司、车库在其原址上拔地而起;一家厂商竟将赵家坝老街全部征用,我的出生地从此影飞形灭。

有一年与老伴回乡踏青,迷路滞行,顿生类似唐代诗人贺知章的那种回乡感慨:“两老欢欣回故里,高楼厂店紧相依。当年小径成宽道,难辨东南北与西”。踏青的当日,登上宋家湾半坡祖父的墓址,一览山河大地,不禁思潮汹涌,感慨万千:无疑,家乡的“改头换面”,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是华夏腾飞的一个缩影,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所使然。我为之赞叹,更为之自豪!

我的老家在建东的赵家坝(现属秭归县茅坪镇九里村)。小时候,小街上有几位“特殊人物”,至今记忆犹新,特录之,以增乐趣:

一是“故事大王”望开顺。当时约50岁,有个老伴,无后。他是个“背脚子”,以给商家背货赚点力钱为生。身材魁梧,为人豪爽仗义。虽“背脚”甚苦,但他认定自己是“苦八字”,所以善于苦中作乐。他以“讲古”(讲故事)消遣,借以抒发胸中的郁闷。每逢夏日的傍晚,我们几个“跟屁虫”便相聚到他家的稻场边,前临溪流,明月冉起,凉风习习,除稻田里传来“蛙声一片”之外,四周清新而静寂。这时,望佬雅兴十足,谈锋甚健,口中的故事如山泉喷涌,“声声若诉月停行,字字威风如虎腾”,像个大教授在讲课,抑扬顿挫,娓娓动听。每至夜深人静我们却不忍离去。呜呼!望佬成百上千的故事遗产却随他而去,葬入了荒山简墓。如仍在,一定会被封为“民间故事艺人”,并享受二级演员待遇。

二是“算命奇才”杜远耀。他比我大四岁。小时眼瞎,十多岁即学“算命”,很快“伴命而出”。青壮岁月,多为“走算”。即由一小童在前持棍牵引,边走边敲“勾锣子”,(当地算命先生专用的一种铜制响器),杜则拉着竹棍的另一端跟着前行,走街串户,翻山越坡,把“吉祥”送到四面八方。他算命之“灵”,远近闻名,妇孺皆知,不知为多少唯心论者改变了或被戏弄了命运。我离开家乡后近40年未见其人,因一次偶回,得知他虽已古稀,仍在街头“坐算”。我与老伴等出于怀旧、好奇,便前去探访。“不报姓名,请算一命”。我话音刚落,他出口成章:“来人大不同,你是宋兴宏”,并说出了我的出生年月日。我们顿时鼓掌大笑,无不钦佩其记忆力之强。听过路人说,由于他算命“灵验”,现在人们兜中渐鼓,舍得花钱,所以他日进斗金,成为当地方圆数十里“算命致富”的典型。尽管老家地临三峡,早已进入电子信息时代,但古老的“命运文化”却依然生生不息,这或许是灿烂中华文化中的另类“不朽的国学”。

三是书法大师高升伯。商人高升伯,文质彬彬,长袍马褂,俨然学者风范。但他是位残疾人,不知何时何故仅有双掌而无手指。尽管手无缚鸡之力,却可握住大毛笔写出一手漂亮的大字。凡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远近亲疏都上门求字,请他写对联。请者捧砚磨墨,观者紧围数重。只见他泼墨洒脱,犹如王羲之在世,令人赞不绝口。可见书法并无尊卑,全靠久练生辉。

四是“建东华佗”高德楼。他是书法大师的胞弟,与我家毗邻。他是一名遐迩闻名的草医,人称“建东华佗”。为人直爽达观,经常“哈哈连天”,人未到而声先至。人若生疥长疱,经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脓根污血,顷刻尽除。方圆数十里,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草根百姓莫不慕名上门求医,而他对贫寒弱者尤为关爱。当今的一些行走江湖的“神医”骗子,面对此等德艺双馨的乡下名医,自当负荆请罪。

五是摸鱼高手杜远栋。他是我四婶的胞弟,我称他为小幺叔。他自小即有摸鱼的“天赋”,除摸之外,砸、闹(即轻毒)、网、钓鱼都是他的独特爱好,且各有一手绝技,可谓老家溪河中的“浪里白条”。我有幸在宜昌偶尔遇到这位尊辈,问他还弄鱼否?他哈哈一笑说:“就是老死了,也要到阎王府的堰塘里去摸大鱼!”可见鱼瘾之深、鱼情之挚。

六是“甲长大人”赵海子。前面写的是几个正派人物,接下来的则是“痞子一枚”。国民党的基层政权是保甲制。保长一般“很厉害”,甲长在老百姓心目中则可有可无,这个赵海子,他自称赵家坝街上的“龙头大王”,他其实可恨又可怜,住在巷子里一个偏屋里,因室内没有什么陈设,臭气熏天,所以他出门不锁门,街上有几个“调皮蛋”趁他出去时,跑到他的床头小便。这样做太不文明,“小头儿”的爷爷晓得后教训了他一顿。

凡是街上有红白喜事,这位甲长“不上情”,白吃白喝一顿。有些老大姐、老太太看到他孤单一人,还给他送一包荤菜,他 从不感谢,扬长而去。他身患多病,特别是哮喘,大家都对他避而远之,觉得他可恨又可怜。他死后无人安葬,几位“厚道人”请木匠做了个木匣子,甲长“入土为安”了。

“小学两校六年书 ,新旧社会天两重”。日本投降的那年,即1945年秋,我告别了“玩”字当头的孩提时代,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学生生涯”。

“发蒙”时段,正是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转入到战略反攻的初始阶段,刘邓大军正千里挺进大别山。我那时年幼,不可能知晓“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时代内涵。

“发蒙”的学校名谓“枣儿岭小学”。那是一棟“干打垒”的老朽祠堂,地势较高,设备简陋,斑驳灰暗的教室里摆放的都是摇摇晃晃的条桌、板凳,稍不留意,就会“人仰桌翻”。老师六位,清一色的“老年男”。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唐三僧”,即唐越凡、唐育人、唐震寰。这些先生个个斯文有礼、言谨慎行,教书虽认真,但管不住学生。“讲课啰唆老拖堂,堂上个个入梦乡”。生活也十二分的清苦。终年穿着蓝色的长布衫或者短布褂,菜肴“清汤寡水”,常要学生给他们就近采挖“植儿根”,(即鱼腥草)洗净后用盐腌而食之。“教书原来下品流,依人门户度春秋。有饥有饱寻常客,无枷无锁自在囚”,正是当时这些“半官学半私塾” 教书先生们寒酸生活的真实写照。

学校右侧是一大片坟地,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坟包上长满了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每至春夏,坟包就变成了一个个绿色的大草垛,上面开满了小朵小朵的牛粪花,还有一丛丛两三尺长的芭芒草。微风吹来,草舞花香,好-派坟茔景色。这就是我们这些“发蒙子”的“天堂”!每当下课铃响或放中、晚学后,这里便热闹非凡,“杀羊儿”、“扳篙/子”、“抵牛角”、“丢手帕”、“打枪仗”等土游戏一齐上阵。欢声笑语,萦绕坟空,那些孤魂野鬼这时也似乎在坟隙中重温当年顽童时代的乐趣。

下午四点钟左右放晚学,回家仅一里多路,却要“走”两个多小时。那时,作业极少,放学后就边走边玩,常年不疲。每逢春末夏初,稻田泛青,溪沟水涨,我们赵家坝的几个同学宋必林、杜远信、高秉会等便到路边的稻田里挖荸荠,在沟坎上摘“地盘果”。然后,在沟里挖个小沙坑,把裹着泥巴的荸荠、地盘果淘洗干净,随后共同享用。“山沟淘沙品野果,戏水溪潭听蝉鸣”,其味也清甜,其乐也无穷。有诗为证曰:

少儿首拜老三唐,

曾绕坟茔互斗狂。

童口飘出山果味,

书包浸透野花香。

读完初小后,当地获得解放。不久,学校迁至二圣寺,(为“关张”立的大寺庙)改名为杨贵店小学。规模渐大,管理趋严,“枣儿岭时代”的随意性为之一扫。学校洋溢出解放初期的蓬蓬朝气,我们的学习生活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前面充满了奇异和憧憬。解放初,清匪反霸、镇反、土改,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人民大众欢呼雀跃,我们这些单纯的小学生并不理解这些运动的深层含义,但感到新鲜有趣,都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腰鼓队等各种宣传活动,很受群众欢迎。

进入高小,始任校长是崔汉昌,继而为向立德。从县城简师毕业分来的青年老师中有位“女秀才” 皮明朗, 眉清目秀,能歌善舞, 打破了男老师的“一统天下”。她后来与向立德结为伉俪,我在宜昌地区教研室工作时,还与二位有过一些业务联系。

我们班仅16个同学,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名杜远英(男取女名)。他功底较厚,品德优良,教学认真,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他九十四岁做生时,我给他儿子杜平发了个小红包,他说这是你的学生宋兴宏给您的礼物。老班主任则说:小宋在长阳一中当校长,有一年高考成为全宜昌市第一名,那我得拜他为师了。他的夸奖使我深感惭愧。

较之“枣儿岭玩学各半”的顽皮时期,我们一扫往日的矇眬,眼前浮射出一束惶恐的人生曙光。瞬间,小学毕业了,是升初中还是务农或当学徒?浑浑然!茫茫然!命运完全掌握在父辈手中以及不甚了了的机遇之中,听天由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