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清代的内府鉴藏与刻帖

尽管顺治一朝无暇顾及书画的收藏和整理，而且还用内府所藏书画赏赐大臣王公，但到康熙中期，随着清政权的稳固和康熙帝本人对汉族文化艺术的修养加深，满族统治者逐渐开始对艺术品和古董文物重视起来。

康熙帝玄烨已经很少拿内府收藏的古代书画作为赏赐之物，而代之以他本人的书法作品和刻石拓片。相反，倒是一些大臣为了表示对朝廷的敬畏和忠诚，经常把自己搜集到的书画藏品进献给皇帝，借以邀宠和获取重用。

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玄烨来到曲阜，赐孔庙大成殿“万世师表”四大字，当时的衍圣公孔毓圻随即将所藏王義之《黄庭经》等书画进贡内廷。孔是大收藏家冯铨的外甥，他的收藏，包括《黄庭经》在内都是从冯氏得来的。再如玄烨的宠臣高士奇，在其《江村书画目》中也列有“进”字一类作品，就是用来献纳给皇帝的。

但玄烨本人的鉴赏能力并不太高明，身边也缺优秀的鉴赏人才，以致臣下进献给他的书画真赝相参，鱼龙杂混。即使是在他喜爱并搜集的董其昌作品中也是如此。

康熙四十四年（1705），玄烨命孙岳颁、王原祁等编纂《佩文斋书画谱》一书，全书共一百卷，引用书目近二千种，分类编排，对历代书画编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但对内府的藏品，并没有进行整理和编目，也许当时的藏品还不够丰富，或者玄烨本人的兴趣不在于此。

乾隆像

清代内府收藏的大量充实，是在乾隆时期完成的（可见，乾隆还是有极大艺术贡献的）。

乾隆帝弘历自幼受到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对诗文书画都有浓厚的兴趣和相当的基础。他擅长书法，尤其喜欢元代书家赵孟頫的风格，在其影响下，赵字在当时一度风行，对清代中期的书风，特别是科举考试和朝臣奏折使用的“馆阁体”书法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弘历对收藏古代书画有着极大的兴趣，身边的大臣为了迎合他的爱好以达到邀宠的目的，不断为他搜集罗致。而弘历也不时指名献纳，甚至通过查抄没收的方法，巧取豪夺。因此，其在位的六十年中，几乎所有重要的私人收藏都通过不同的途径归入内府。

清代早期大收藏象冯铨、孙承泽、梁清标、宋荦等人的收藏最先进入宫廷。狡猾精明的高士奇在其死后历藏家产被抄没，其书画收藏也为弘历所有。最著名的一批是安岐的品，安岐死后，家道衰落，其子孙遂将所藏书画出售，其中精品经沈德潜之手全部进入了内府，为清代宫廷收藏奠定了最后基础。自安岐以后，存世的晋唐以来名迹，已被弘历搜罗殆尽，民间再也没有出现像梁清标和安岐那样藏品既精且多的鉴藏家。

《神龙兰亭》卷首弘历题诗

弘历不仅热衷于搜罗和占有书画名迹，同时也对内府的收藏进行了彻底的整理和编目，其成果便是《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各三编。

乾隆八年（1743）十二月，弘历命张照、梁诗正（1679—1763）、励宗万（1705—1759）、张若霭等人将清宫内府收藏的有关佛、道宗教内容的绘画和写经卷册分别著录登记，至第二年五月完成，编成《秘殿珠林》二十四卷。《石渠宝笈》四十四卷的编辑从乾隆九年（1744）二月至十年（1745）十月完成，参加纂修者除上述四人外，还有庄有恭、陈邦彦、董邦达（1699—1769）等人。这次鉴定整理将内府所藏书画逐件登记，分别等次，加盖乾隆鉴藏印记，注明收藏宫殿，使清朝的内府收藏开始有了较为系统完备的编目资料。

此后，随着民间收藏家的藏品陆续进入内府，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月至五十八年（1793）五月，由王杰、董诰（1740—1818）、彭元瑞、阮元等人又进行了第二次整理鉴定，编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自乾隆五十八年二月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六月，由英和、吴其彦、胡敬等人编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两书的三编。至此，清代内府收藏的书画作品基本被清理和鉴定完毕。此外，参加了后两次整理鉴定与纂修著录的阮元和胡敬分别撰有《石渠随笔》和《西清劄记》两书，对清宫中收藏的书画和整理鉴定情况也分别作了记载。

乾隆以后，清代内府的收藏虽间有新的入藏补充，但除了嘉庆四年（1799）籍没毕沅家产时曾得到一批宋元名迹外，再也没有大的收获。民间收藏家则因流传的古代名迹大部分归人内府而失去收藏来源，除了乾隆后期的毕沅、道光年间（1821—1850）的吴荣光等少数人的收藏尚具有规模外，大多数只是小有收藏，而且分散，已无法同清代前期的梁清标、高士奇、安岐等人相提并论。在这种情况下，清代中期以后，私人鉴藏的目标也发生了转移，随着金石学及碑学的兴盛，收藏金石碑刻拓本渐成风气，碑刻拓本遂成为清代后期私人收藏的主要内容。

与收藏鉴赏活动紧密相关的另一个现象是刻帖的大量出现。汇集书法作品摹刻成丛帖的做法，起源于北宋，盛行于明代（明代刻帖详情，可见前文）。清代承袭明代风气，刻帖数量之多，收录范围之广，都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清代中期以前，私人收藏活动十分发达，刻帖也相应繁荣，重要的鉴藏家大多有刻帖之举，数量规模都超过了明代，著名的有孙承泽《知止阁帖》、冯铨《快雪堂法书》、梁清标《秋碧堂法书》、卞永誉《式古堂法书》。这些刻帖的选辑摹刻者皆为著名鉴藏家，故作品可靠，刻工精湛。

其中冯铨的《快雪堂法书》五卷，首列王義之《快雪时晴帖》，其他皆为晋唐宋元名家法书，作品质量和勾摹镌刻俱称精善，被誉为有清一代最佳刻帖。梁清标的《秋碧堂法书》则刻有陆机《平復帖》、王羲之《上虞帖》、杜牧《张好好诗》及唐宋名家书迹多种，均出自梁氏自藏，亦称善刻。其他如安岐虽没有汇刻丛帖，但曾将所藏孙过庭《书谱》墨迹勾勒上石，形神俱得，世称仅下真迹一等，为《书谱》刻本中最负盛名者。

乾隆至道光时期，是清代帖学书法的高峰期，刻帖活动也在同时达到高潮。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弘历下令从《石渠宝笈》著录的魏晋以来历代名迹中甄选出部分珍品，命梁诗正、汪由敦（1692—1758）、蒋溥等负责摹勒上石，至乾隆十八年（1753），刻成《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三十二卷。同时在北海白塔西侧筑“阅古楼”嵌置该帖全部原石。《三希堂法帖》共收人自魏晋至明代135位书家的340件作品及二百多种题跋。规模之大，收罗之广，镌刻之精，均为其他朝代所未有。

《三希堂法帖》卷首

乾隆二十年（1755），弘历又命蒋溥、汪由敦、嵇璜等人选出《三希堂法帖》遗漏的唐宋元书法作品38件，刻成《墨妙轩法帖》四卷，作为《三希堂法帖》的续帖。因后者原石已毁，拓本流传较少。除上述两种外，弘历在位期间，还刻有收录三种唐摹《兰亭序》与各家书兰亭诗的《兰亭八柱帖》八卷及专收弘历本人书法的《敬胜斋帖》四十卷等多种刻帖。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受乾隆帝的带动，刻帖之风迅速在民间蔓延。

从乾嘉开始，士大夫中间鉴赏收藏书画及汇刻古今法书的情形随处可见，于是产生出数量众多的丛帖流行于世。这些刻帖或取自私家收藏，或出于辗转翻刻，由于选辑者和摹刻者的眼光和技术各有高下，故而所刻丛帖的质量和水平也优劣不一。大抵收藏较多、鉴赏较精者，所辑刻的法帖也较有价值。

如弘历之子成亲王永瑆，本人擅长书法，又通过赏赐得到许多古代名迹，其所刻《诒晋斋法帖》四卷中，就有许多晋唐书迹。其他如孔继涑的《玉虹鉴真帖》、毕沅的《经训堂法书》、吴荣光的《筠清馆法帖》、陆心源的《穰梨馆历代名人法书》及清末民初裴景福的《壮陶阁帖》等，都是因为选辑者具有较高的收藏水平和鉴赏修养而受到艺林推重。

相比之下，其他很多刻帖则因为民间已经不容易收集到好的底本和古代珍品，汇集历代名人法书的刻帖多为间接翻刻，故数量虽然多，但价值和影响已经不大了。

专门收录一人之作的刻帖在清代成为丛帖的重要部分。承明末余风，清初的著名书家也都有汇集个人的刻帖，其中以汇集王铎作品的《琅华馆帖》和汇集傅山作品的《段帖》较出色。因其家人或学生出资发起，刻时书家本人仍在世，作品选择比较精当，兼之镌刻者皆为当时名手，故能保存和反映原作的精神气韵。

康熙年间，玄烨不仅将自己的书法汇刻成《渊鉴斋帖》十卷，还敕令将沈荃的书法刻成《落纸雲烟帖》四卷。雍正帝胤禛仿效其父，除刻有《御书法帖》四卷外，并于雍正十一年（1733）下旨为陈奕禧刻《梦墨楼帖》十卷。到乾嘉时，“奉旨摹勒”的刻帖更多，除了弘历本人的《敬胜斋帖》及其父胤禛的《四宜堂法帖》《朗吟阁法帖》外，成亲王永瑆、大学士刘墉也都曾获此殊荣。

民间所刻则更为普遍，书法家姜宸英、王澍、张照、梁同书、王文治、铁保、钱泳、邓石如、包世臣等都有家刻或他人代刻的集帖传世。尤其到了清代后期，官僚士大夫常常选择自己喜欢的古今书家，多方搜罗其作品，集为法帖。其中一些既擅长书法同时又具有鉴赏能力的书家学者所汇辑的刻帖，往往以取舍精当、独具慧眼而体现出其艺术价值。

这类刻帖到清代后期数量明显增多，如姚学经选辑的《晚香堂帖》（苏轼书）、刘菲选辑的《尊颉堂帖》（傅山书）、张穆、何绍基重刻的《忠义堂帖》（颜真卿书）及杨守敬为杨寿昌选辑的《景苏园帖》（苏轼书）等，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至于其他好此道者则情况多有不同，一般都是选择乡里先贤、家族显宦或时誉推崇的古今书家作品，其目的或是出于显示风雅，或是为了光耀门庭，而刻帖一道亦因此种类繁杂，名目众多，堪称洋洋大观。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

随着摹刻法帖行为的普遍化，清代的镌刻技术也获得较大发展，刻手众多，涌现出一批技艺精湛、名重一时的刻帖高手。清朝在内务府设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御书处，负责皇帝御书和大臣奉敕所作书法的镌刻及刷拓事项。到乾隆末为止，这个机构已摹刻碑帖、御书达七十多种吧。御书处除备有专门的刻手外，遇到大型工程如《三希堂法帖》这样的巨制，还需要到社会上招募技术较高的工匠。由于御书处的任务大都是“奉旨摹勒”，为皇家服务，因此刻工们十分小心认真，所刻法帖严谨精细，一丝不苟，基本上忠实地反映出了原作的风貌和特点。

在民间，为适应大量的需求，镌刻行业也十分兴旺，一些名刻手争相为士大夫所延聘。而这一行业的工匠性质，也决定了其世代传袭和某些地区比较发达的特点。

《快雪堂法书》帖尾刘光旸题名

清初的刻帖高手一般都来自安徽一带，以明末清初宣城地区的刘光旸（雨若）最为著名。他镌刻的法帖有冯铨的《快雪堂法书》、王铎的《琅华馆帖》、卞永誉的《式古堂法书》等清初名帖。

来自同一地区的还有镌刻《李书楼正字帖》的刘光信、镌刻《来益堂帖》的李万纪、镌刻《古宝贤堂法书》的朱声远等人。其中刘光旸、刘光信可能同出一族。来自旌德的则有镌刻《职思堂法帖》的刘御李、镌刻《敬一堂法帖》的汤典贻等。其他如关中张翱（刻有王铎的《琅华馆帖》《拟山园帖》）、真定韩崇孟（刻有《存介堂集帖》）、南京刘文焕（刻有《萤照堂明代法书》）等也都颇负时誉。

清代中期以刻帖擅名者，有宣城人汤铭（刻有《平远山房帖》《寄畅园法帖》等）、南京人冯瑜（刻有《清款阁藏帖》《明人国朝尺牍》《青霞馆梁帖》《频罗庵法书》等）、尤永福（刻有《秋碧堂法书》）、苏州人袁治（刻有《治晋斋法帖》《南韵斋帖》）等。其中冯瑜所镌刻帖很多，而且他与著名书家梁同书关系很好，不仅梁氏选辑的《明人国朝尺牍》请他奏刀，两部专收梁氏书作的刻帖也都出自其手。冯瑜擅刻难度很大的尺牍作品，除梁同书所辑外，另有两部《甬上明人尺牍》和《昭代名人尺牍》也都是由他镌刻的，其技艺之高，于此可见一斑。此外，袁治所刻的《诒晋斋法帖》和《南韵斋帖》则都是汇集爱新觉罗家族中人所书，想必袁氏也是很有名气的刻手，因而才被贵胃选中聘用的。

苏文作：钱泳画像

从清代中期开始，除工匠刻手外，一些著名的书法篆刻家也加入到刻帖行列中，其中以钱泳最为突出。钱泳身为书家，擅长隶书，同时精于碑刻，尤以镌刻丛帖见长。钱氏一生刻帖不下数十种，数量之多，超过许多专业刻工，在清代首屈一指。由于他擅长书法，下刀时对原作在用笔、结构等方面的理解和把握自然都强于普通刻手，因而许多重要收藏家和官宦在汇刻法帖时都请钱氏摹勒主刀。如毕沅的《经训堂法书》、永瑆的《诒晋斋摹古帖》、刘环之奉旨摹勒的《清爱堂石刻》、英和的《松雪斋法书》、铁保的《惟清斋帖》等比较出色的刻帖都是出自钱泳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