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兴亡录】46 励精图治

若不囿于偏见，不因狭隘的政治立场而妄下论断，我们应当能够得出一个相对公允的评价：武曌确实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华。这位女皇的过人之处，不仅体现在她以非凡谋略战胜强大政敌的手段上，更彰显于其高超的用人智慧——她能够驾驭各类人才，使之皆为巩固其统治效力。

诚然，酷吏群体确实构成了武氏用人的一个侧面，但这些品行低劣之辈或许连"人才"都称不上。由于自身价值的局限，他们始终无法获得更大权柄，仅具特定时期的利用价值。一旦失去效用，便被果断弃置。

历史昭示我们：真金终究不怕火炼。真正能够历久弥坚的，永远是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治国良才。武周时期绝非仅有酷吏的暴戾，更蕴含着武曌的勤政图治。正是在她的统治下，大唐得以承续"贞观之治"的辉煌，稳步迈向中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

武曌曾言：

"帝王之责，莫大于择贤任能；臣子之功，莫大于进谏尽忠。求才当遍及四海，不遗山野，愿我朝人才之盛，可比隆周。"

这番言论或有作秀之嫌，但观其用人实践，实为知行合一。她打破门第之限，广纳天下英才，文人儒士、孝子节妇、勇武之士，皆可入仕，为各阶层开辟了报国之途。

在人才选拔机制上，武曌多有创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多项先河。其最具代表性的改革当属首创殿试制度，这一创举完善了科举体系。回溯历史，魏晋行九品中正制，士族把持选官，导致"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势族"的积弊。隋文帝为革除此弊，首创分科取士之制，令各州岁贡三人应试，开启科举先河。

在唐代，科举考试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朝中宰相多由进士出身。常科考生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生徒，即由各级学馆选拔送至尚书省应试的学子；二是乡贡，即通过州县考试后获得尚书省应试资格的考生。乡贡考生通常被称为"举人"。

科举考试分为多个层级：州县举行的"解试"、尚书省主办的"省试"（又称礼部试或春闱）。其中春闱因其在春季举行而得名，"闱"即指考场。通过省试的举人即获得候补官员资格，但要面见皇帝仍需积累相当资历。

武曌时期对科举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载初元年（690年）二月十四日，武曌在洛阳首创殿试制度，亲自面试全国举人。这场历时多日的殿试规模空前，考核内容涵盖学识、品行、仪表乃至举止仪态等多个方面。通过殿试的优秀者可立即获得官职，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传统科举的层级限制，使举人得以直接面对最高统治者。

这是一场别具一格的考试，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殿试”雏形。

正如俗语所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那些平日里只在书房中舞文弄墨的举人们，如今要亲自面对至高无上的女皇，内心的紧张与忐忑可想而知。这种考试方式打破了传统科举中单调、僵化的书面答题模式，使得人才选拔更加灵活多变，也为科举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是一种积极的改革和补充。

三百年后，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宝八年（公元975年）于东京汴梁的讲武殿举行策试，正式对通过贡院考试的举人进行殿试并排定名次，从此这一制度被确立为定制。

到了明清时期，殿试结果进一步细分为三甲：一甲三人，分别授予“进士及第”的称号，即大家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其中第一名被称为传胪；三甲则为“同进士出身”。

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能让读书人直接面见天子、展现才华的机会，才使得科举制度逐渐发展得更加完善，并延续千年之久，成为古代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目标。一旦金榜题名，便意味着飞黄腾达，光耀门楣。

由此可见，武曌深谙寒窗苦读之士的心境，她不仅理解他们的艰辛，更愿意给予他们展示自我的舞台——只要你是真正的才俊，就绝不会被埋没。

从追求理想的角度而言，无论身份高低，那份为信念而奋斗的执着都是相通的。正是这种精神共鸣，让她深切理解他们的处境。

唐代武周时期，选官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武曌出于巩固政权和广纳贤才的考虑，开创了多元化的用人渠道。科举制度虽为重要途径，却非唯一选择。

传统科举侧重文官选拔，而军事人才的晋升则另辟蹊径。

唐初名将多从行伍中历练而出，但武曌为打造高素质的军事指挥体系，首创"武举"制度。该考试设七项考核：射长垛、骑射、马枪、步射、才貌、言语、举重，全面评估候选人的武艺、体魄及综合素质，堪称古代军事人才的"全能测试"。

通过武举者与科举进士同享入仕资格，皆可建功立业。若二者皆未中式，仍有"自举"途径可供选择——这是武曌通过"延恩匦"制度开创的特殊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曾有意推行自荐，但被魏征谏止，认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恐滋长浮夸之风。这一历史细节更凸显武曌用人制度的突破性。

历史评价表明，即便是唐太宗这样的贤明君主，在推行"自举制度"时也心存疑虑。然而武曌却以非凡的魄力，突破传统大胆推行这一制度，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政治格局。

即便缺乏自荐的勇气，人们仍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发展机会。女皇在人才选拔机制上可谓煞费苦心，建立了多元化的选才体系：除传统的科举考试和创新的武举制度外，还首创了试官制度。这种制度专门派遣官员在全国范围内寻访人才，经女皇亲自考核后给予试用职位，通过实践检验其能力，表现优异者予以正式任用，平庸者则予以淘汰。

在武周时期，人才晋升渠道可谓多元开放。武曌深谙选拔之道，她认识到：考试并非评判人才的唯一标准。对于那些不擅长应试但确有才干者，她创造实践平台，以实际政绩作为考核依据。

从现代视角审视，武曌创立的这套人才选拔机制，其科学性和实用性至今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这种注重实践检验、多渠道选拔人才的思路，在当代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在武曌去世半个世纪后出生的陆贽，曾高度评价她在用人方面的智慧。他指出，武曌掌权后，“大开荐贤之门，信任人才毫不犹疑，访求贤才不遗余力。不仅允许他人推荐人才，也鼓励有才之士自荐，凡有推荐，必予任用，凡有才学，必予试用……因此，当时人们称她有知人善任之明，历代也因她所选拔的人才而受益无穷。”

事实上，陆贽的这番评价并非溢美之词。武曌从执政之初，便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搜罗人才。她曾在改元的赦文中明确指出，访求贤才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并下令凡九品以上官员，以及地方州县的官员，都必须亲自举荐一位贤才。她对人才的渴求，可谓言辞恳切、态度鲜明。

武曌广开用人之路，不拘出身门第，不论是否有名望，甚至不因私怨而弃用贤才。她重用上官婉儿便是最有力的例证。

自上官仪被杀之后，上官婉儿随母亲一同被没入掖庭为奴。随着年岁增长，她逐渐展现出卓越的诗文才华。一次偶然机会，武曌读到了上官婉儿写的一首七言诗。细细品读后，武曌发现这首诗文辞优美、气势酣畅，虽然字里行间隐含着对她的不满与怨愤，但她并未因此计较，反而将上官婉儿召至身边，赐封为昭容（正二品），并命其协助批阅奏章、起草诏书，成为自己的贴身秘书。这不仅体现了武曌识才爱才的胸襟，也展现了她用人不计前嫌的气度。

值得一提的是，上官婉儿在年仅14岁时便被武曌启用，从此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起初她对武曌怀有怨恨，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绪逐渐转变为认同与支持。然而，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她的辉煌源于武曌的提拔，而她的悲剧命运也因依附于武曌而注定。可以说，成也武后，败也武后，正是这段复杂的关系让她在史册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前我们提到，“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够彪炳史册，离不开当时盛行的谏诤风气。虽然武曌执政时期难以与唐太宗的盛世相比，但在广开言路、听取臣议方面，仍然可圈可点。

善于识人用人与虚心纳谏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真正明察贤愚的君主，往往也能做到兼听则明、从善如流。在这方面，李世民堪称典范。他不仅允许谏官参与朝政议事，还通过奖赏进谏者、鼓励直言等方式，营造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

武曌早年在李世民身边担任才人时，耳濡目染了李世民接纳忠言的事例，这些经历对她日后执政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她在性格上并不像李世民那样宽宏大度，甚至有时显得强势专断，但她并非完全拒绝劝谏之人。相反，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例如皇位继承人选等大事，她也曾多次采纳重臣的意见，展现出一定的政治智慧和灵活性。

宰相刘仁轨曾向武曌上了一道措辞激烈的奏疏，引用了西汉吕后掌权后引发的种种祸乱，提醒她引以为戒。奏疏言辞犀利，直指要害，令武曌久久沉思。

自白江口之战崭露头角后，刘仁轨仕途一路顺遂。随着年事渐高，武曌不再让他参与军务，转而委以留守长安、管理京城的重任。然而这次他所上的奏章却触及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朝中女性干政的问题，这正是武曌最不愿正视的局面。

虽然刘仁轨并无不忠之意，但他直言不讳的方式，还是让武曌心中颇感不悦。实际上，这份奏疏不仅体现了他耿直的性格，也暗含着辞官归隐之意。

武曌清楚地知道，刘仁轨是在影射当下的朝局与当年吕后执政时期颇为相似。虽言语中带有讽刺意味，但武曌也能理解，这是一位老臣出于忠诚的肺腑之言。

“忠言逆耳利于行”，道理人人都懂，但真正能听得进逆耳忠言的人却寥寥无几。能做到这一点的，往往是格局非凡之人。

唐太宗李世民是其中之一，武曌亦是如此。

武曌在批阅奏章后，当即下旨嘉奖刘仁轨，这与她对待政敌的严厉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她特派武承嗣携御书亲赴长安慰问刘仁轨。此后刘仁轨始终受到武曌重用，在其逝世时，武曌下令停朝三日，命长安所有官员前往吊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并特许陪葬乾陵。

武曌不仅重视老臣谏言，对年轻官员的进谏也同样虚心采纳。在酷吏当道时期，右补阙朱敬则曾上奏指出：如今天下太平，应当废除严刑峻法。他以秦朝为例，说明严刑峻法在战乱时期有助于强国安邦，但在统一后继续沿用则导致速亡。朱敬则建议武曌及时调整治国方略，施仁政以安民心。

令人惊叹的是，这份谏书刚呈上就获得武曌的厚赏。她破格褒奖这位低阶官员，并将其擢升为宰相。此后每逢朝会议事，朱敬则都成为武曌重要的决策参谋。

武曌用人之道独具慧眼，在她看来，只要建言有利于社稷、能巩固统治，谏言者不论年资深浅、官阶高低都值得重用。这种不拘一格纳谏的胸襟，展现了她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武曌收到了一份来自嘉县主簿、九品小官刘知几的奏章。这样一个职位低微的地方官员，上呈的文书会被女皇重视吗？

答案是肯定的！

出人意料的是，武曌并没有因为刘知几身份卑微而忽视这份奏章，反而在接到之后认真阅读，细细品味其中内容。随着阅读的深入，她不禁对这位基层官员的见解产生了由衷的赞赏。

刘知几在奏表中提出了四条极具现实意义的建议：

1. 慎用赦令：避免频繁大赦造成恶人钻空子的机会；

2. 严控升迁：防止无德之人混入朝堂，滥竽充数；

3. 精简冗员：裁汰庸吏，节制不必要的恩赏；

4. 稳定地方官职：避免频繁调动导致政务混乱、民怨滋生。

作为一位九品县官，能够从中央到地方提出如此系统且切中时弊的建议，实属难得。这些建议不仅显示出刘知几对国家治理的深刻思考，也体现出他敢于直言、心系社稷的责任感。

对于这样的人才，武曌自然不会错过。她欣然采纳了刘知几的谏言，而这，也成为刘知几仕途腾飞的起点。好运，才刚刚开始。

公元699年（圣历二年），正值武周时期的武曌独具慧眼，将刘知几调入长安，委以重任。这位女皇命他与其他官员共同编纂一部融合儒、释、道三教精华的典籍——《三教珠英》。历时近两年的潜心编纂，这部集大成的著作终于问世。刘知几的杰出贡献没有白费，两年后他便被擢升进入国史馆，先后担任著作左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等重要职务，参与国史、起居注、实录等官方史书的编纂工作。

自702年（长安二年）至709年（景龙三年），在长达八年的学术生涯中，刘知几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最终完成了一项震古烁今的学术创举——撰写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

这部鸿篇巨制涵盖了史学理论与史学批评两大领域，既系统论述了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与史官制度，又深入探讨了史事评论、史籍得失与史实考订等问题。因其全面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史学成就，《史通》在史学界享有崇高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几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其源头可追溯至武曌执政时期对他的破格任用。这位女政治家的用人智慧，为一位伟大史学家的成长提供了关键机遇，最终成就了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公元七世纪的一个四月天，武曌移驾三阳宫避暑。金碧辉煌的宫殿中，女皇在近臣簇拥下，时而观赏歌舞升平，时而畅谈古今兴替。兴致所至，她更在林间漫步，在石淙河畔驻足徘徊，挥毫写下传世名篇《石淙》。

这首七律描绘了三阳宫周边的壮丽风光：

"三山十洞光玄箓，玉峤金峦镇紫微。

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

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

且驻欢筵赏仁智，雕鞍薄晚杂尘飞。"

诗中不仅展现了女皇踏青时的愉悦心境，更折射出当时"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盛世景象。尤其"均露均霜"一联，被后世解读为对均田制成果的艺术概括。

女皇治国有方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行均田制度。这项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的土地政策，旨在解决东汉末年以来持续三百余年的土地兼并问题。当时豪强地主广占良田，失地农民沦为佃户，导致国家税源枯竭。均田制的实施，有效遏制了这种恶性循环，重塑了国家经济基础。

所谓均田制，是一种以人口为单位分配土地的制度，即将国家掌控的土地按一定标准授予赋税承担者。这一举措一方面有效遏制了士族地主势力的扩张，保障了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该制度最早在北魏孝文帝时期推行，并延续至隋朝。

隋末因长期战乱，大量土地荒废无人耕种。唐朝建立初期，面对严重的土地荒芜问题，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624年）颁布均田法令加以应对。

根据规定：成年男子（二十一岁为丁男）及十八岁以上、十六岁以上的中男每人可授田一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可世代继承；八十亩为口分田，受田者去世后需归还政府重新分配。此外，老年男子（六十岁以上）和残疾者可得四十亩，寡妇三十亩，若为户主则额外增加二十亩。对于有封爵的贵族和五品以上官员，则可获得五百亩到一万亩不等的永业田；而立功受勋者，也可依据勋级高低获得六十至三千亩的勋田。

这一制度的实施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使新生的唐王朝逐步恢复元气。唐太宗李世民与唐高宗李治都沿袭了这一政策，推动大唐走向盛世。

然而到了武曌执政时期，均田制的执行却面临困境。其一，由于前期对高官贵族过度封赐土地，导致普通农民难以足额受田；其二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因永业田与口分田在特定条件下允许买卖，客观上为豪强地主兼并土地提供了便利，致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转而成为依附于权贵田庄的佃农。

在武曌执政时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加之沉重的赋税负担，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政府控制力较弱的山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流民中的一部分逐渐演变为反抗朝廷的“匪”或“盗贼”，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面对均田制遭到破坏的局面，武曌高度重视，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她频繁召见大臣、询问地方官员，深入了解各地土地分配、农业生产及人口变化等实际情况，为制定有效政策提供依据。

为遏制土地兼并现象，武曌颁布严格法令：无论是永业田还是口分田，一律禁止豪强士族侵占和买卖，违者将受到严惩；对于已被非法兼并的土地，朝廷予以没收。这项政策虽难以彻底根除土地兼并问题，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豪强势力的肆意扩张。

与此同时，武曌推行“括户”政策，鼓励逃亡农民返回原籍。通过劝导与威慑相结合的方式，使流民重新登记入籍，并分配土地以恢复生产。对于那些因人多地少而难以维持生计的农民，武曌则实施“乐迁”政策，免除其赋税负担，并资助他们迁徙至地广人稀的地区，从而缓解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

这些举措在当时起到了稳定社会、恢复生产、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作用，也为后续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武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使均田制这一传统制度焕发新的活力，为大唐帝国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位女皇始终秉持"天下人不失业"的政治理想。虽然这一目标难以完全实现，但她为完善均田制所付出的努力不容忽视。在武周时期，这项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制度得以有效推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武曌的坚持与革新。

当武曌在石淙河畔写下"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的诗句时，字里行间流露的不仅是文人雅兴，更是一位统治者对国家富强的由衷喜悦。那是对治世成果的骄傲，对王朝兴盛的自豪！

在强军固边方面，武曌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她深知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立国之本，因此一方面积极整饬边防，另一方面着力改革府兵制度，全面提升军队战斗力。这种军政并举的治国方略，彰显了这位女政治家的深谋远虑。

府兵制度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西魏，是一种结合军事与农耕的体制。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十年（636年）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改革，主要特点是通过点兵方式从农民中征调兵力，规定20至60岁之间、拥有土地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需经过严格筛选。选拔标准依次为：在财产相当的情况下优先选择身体强壮者；若身体条件相近，则选家庭更富裕者；若两者都相当，则考虑家中丁男数量较多者。

府兵肩负作战戍边和保卫京城的双重职责。在和平时期，他们以务农为主，仅在冬季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一旦发生战事，士兵迅速集结参战；战事结束后，士兵返回原籍，将领则回朝复命。由于府兵在国家稳定中扮演重要角色，朝廷对其优待有加，尤其在均田制下，阵亡将士即便无成年子嗣，其口分田也不会被收回；因战致残者同样保留口分田，并免除个人租税，但其家庭仍需承担徭役。

武曌执政后，进一步优化了府兵编制体系。她将十人编为一“火”，设“火长”统领；五十人为一“队”，由“队正”负责；二百人为一“团”，由“校尉”指挥。团以上单位称为“府”，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府辖1200人，中等府1000人，下等府800人。

这些军府被称为折冲府，是府兵的基本组成单位，隶属于中央十二卫。每卫最多可统辖60个折冲府，最少也达40个。

全国共计有643个军府，其中关中地区占三分之一，达261个。中央十二卫各自设有大将军一人、将军两人，大将军为府兵最高统帅，直接听命于武曌。

武曌完善了府兵"番上"制度，明确规定：

1. 府兵需轮班驻守京师，称为"番上"

2. 兵部根据距离制定轮换标准：

500里：5番（每5个月轮值1个月）

1000里：7番

1500里：8番

2000里：10番

2000里以上：20番

兵源特点：

- 严格选拔农户中人口多、家境殷实者

- 士兵具有保家卫国的强烈意愿

- 军事素质较为优秀

制度优势：

- 自给自足：平时务农，军需自备，减轻国家负担

军权集中：

各府仅负责军事训练

中央掌握调兵权

将领临时委派

实现"兵将互不相识"

防止地方割据，强化中央集权

武曌的府兵制改革：

1. 显著提升了军队战斗力

2. 完善了军队层级体系

3. 维持了武周时期的强大军事实力

4. 为其后续军事建设奠定了基础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效巩固了中央政权，强化了国防力量，体现了武曌卓越的治军才能。

唐朝时期，周边强邻环伺，局势复杂。尽管突厥势力有所削弱，但其军事潜力仍不容忽视；吐蕃虽地处边陲，却对中原地区怀有觊觎之心；而西域诸小国虽难构成直接威胁，但由于地处要冲，直接影响着唐朝在西域的战略利益。因此，当时的边境形势可谓暗流涌动、并不太平。

面对这样的局面，除了加强府兵制度的建设，武曌还积极推行屯田政策，以增强边防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在其执政期间，不少将领在戍边屯田方面成绩斐然，娄师德便是其中杰出代表。

天授元年（690年），武曌任命时任陇右诸军大使的娄师德为威左金吾将军，并兼任丰州都督，负责与吐蕃接壤地区的屯田事务。

娄师德自唐高宗上元初年（674年）起便长期戍守边疆，对边地形势极为熟悉。接到命令后，他深知此举意在防范吐蕃入侵，于是积极备战，同时组织士兵开展农业生产，成效显著。

据史料记载，在娄师德镇守边疆的岁月里，军队几乎未依赖朝廷调拨粮食，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生活富足，还能将部分余粮运送至京城，极大地缓解了中央的财政压力，展现了卓越的治军与理政才能。

武曌时期名臣娄师德的屯田功绩备受赞誉。长寿元年（692年），为加强边境防务，武曌再度委派娄师德前往边州主持屯田事务。这位能臣果然不负重托，再次展现出卓越的治理才能。

娄师德在边境任职近四十载，所到之处皆能显著提升粮食产量。其卓越政绩深得武曌赏识。圣历二年（699年）九月，娄师德逝世后，获追赠凉州都督，并得谥号"贞"，足见其在武周政权中的重要地位。

在武曌的治理下，通过加强军备、巩固边防等措施，武周政权日益稳固。这位女皇的勤政成效显著，在国家日益繁荣之际，也改变了世人对她的一些固有印象。她既需要巩固权力、治理国家，又不得不压抑作为女性的情感需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曌身边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能够理解并满足她情感需求的人，成为了她执政生涯中不可或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