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记忆】游洪儒 || “信阳事件”亲历记

"信阳事件"亲历记

文/游洪儒

当时，我任上蔡县委副书记、县长，基本上经历了"信阳事件"和处理"信阳事件"的全过程（因自己是审查对象，对处理"信阳事件"，只知道表面情况）。我有资格谈"信阳事件"，不过因为时间长了，问题也比较复杂，涉及的人也广，只能简要地谈一下当时的情况。

什么是"信阳事件"？即1959年信阳专区所辖各县大量饿死人的事件，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大事件。

"信阳事件"是我党"左"的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这里用左的路线未用左倾路线，是想和我党历史上左倾路线有所区别）。当然有天灾因素，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祸。

具体一点讲，"信阳事件"形成，从思想根源说，当时人们把左的路线产物——"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成正确路线，加上中央"庐山会议"精神贯彻，本来已经左的不能行了，又一再反右，搞得人人自危，不敢说实话。

有的说，说了实话怕挨整，这是一种浮浅的理解。从更深层次心理上说，说了实话不但不顶用，一反你右倾，左的会更利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损失，也就会更加严重。

再就是农业上高产量，高征购。反右反出一个浮夸风，浮夸风出一个高产量，高产量出来一个高征购，高征购形成群众断炊，没饭吃，得浮肿，饿死人。

上蔡县1958年夏季征购，信阳地委叫争取完成一亿斤小麦，实际完成9000多万斤，占总产量一半左右，已经透底，又遇上严重旱灾，加上吃大食堂，食堂开不了锅，群众自己又没粮食。有的说不让群众"冒烟"，实际上群众也无"烟"可冒。普遍断炊，浮肿病人到处可见，人员大量死亡，形成了所谓"信阳事件"。

认识"信阳事件"对我自己来说，有一个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

一、盲目执行"左"的路线，更确切地说，忠实执行了"左"的路线。我党从1957年开始，在路线上就"左"了，反右派即是一个重要表现。1958年推出"三面红旗"，路线更"左"了，接着召开"庐山会议","左"的路线更加厉害。然而自己没有一点怀疑，忠实执行着这一"左"的路线。

在农业上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大办食堂，在工业上大办钢铁等，我都忠实地执行了。思想上没有一点怀疑，非常忠实，非常紧跟，还认为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以想象，"左"的路线执行得那么厉害，也就必然产生严重后果。

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概在1959年底，1960年春，"信阳事件"的问题，由逐渐暴露到严重形成，开始大量发生浮肿病，出现饿死人。这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时，我们一位县委副书记安振东，从和店公社向我打电话说："和店瞒产也很多"，我当即回答说："老安，现在不是瞒产问题，而是认识我们的问题是严重问题"。

民主补课时，我在县直会议上做检查，安振东同志把我俩在电话上的原话当着大家公布了。使我很受感动，安振东真是位好同志。

我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问题已经出来了，尽量争取能在全区占一般或者比较轻的县，就算不错了。所以，我千方百计想办法，尽量少死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让县粮食局陈伯英局长往下多分统销粮指标三、四百万斤，当时给东岸公社200万斤，王某某书记执意不要，受到我严厉批评。

2、大量集中浮肿病人，那时成立了浮肿病医院，集中起来小量浮肿病人，因为我们第二书记提出不是浮肿的不准集中等五不准。趁他在省开会，我在家主持工作，召开公社书记紧急会议，亲自拟文件并在会上提出："宁愿扩大治疗范围，也不准遗漏一个应该治的病人"，全县集中起来浮肿病人10多万人。集中起来就要给饭吃，至少少死一万人以上。

3、号召种菜。提出房前屋后，自留地，大田只要有空闲地方，都可种菜。菜的品种，只要能种的菜，都可种，春季种南瓜更好，麦收前可以早接上。种菜一是收获时间短，二是能省粮食，再就是不算粮食产量，在少饿死人上起到一定作用。

4、走访群众。第一书记在北京治病，第二书记在省开会，我在家主持工作。利用早晚在县城周围走访，发现病人及时催收到浮肿病医院。在城关大街上，发现原供销社主任韦志诚，58年被打成右派，满身浮肿，我及时写条送到县医院，现在已80多岁仍健在。在邵店北一个村庄，发现一个病人，骨瘦如柴，说是武汉一个工人，病得这样厉害，满口感谢党的话，没有一声怨言，我立即写条送到浮肿病医院。

三、"民主补课"开始，深思自己的责任。1960年秋后，中央、省、地派干部到上蔡县，说"信阳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国民党复辟，采取"民主补课"手段解决。

用三种方法对干部集训，一种是特训班；一种是集训班；一种是学习班。参加特训班的到专区集中，参加集训班的就地集中，武装看管，参加学习班的比较自由一点。叫我参加了学习班，在县直大会上检查一次，进行了揭发批判。有的人从学习班叫走，带到大小会议上，多次揭发批判。对我仅一次，算是照顾。

但自己没有忘掉自己的责任，当时的思想是，党派自己在这个地方工作，这个地方出现这样大的问题，死那么多人，叫自己负万分之一的责任，也是人命关天的大问题，实际上怎能负万分之一责任呢？所以，自己做检查受批判，一点怨言也没有。自己想，受什么处分都是应该的（实际未受任何处分）。一直深思自己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

也有想不通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信阳事件"说是国民党复辟，想不通。都是共产党人办的错事造成的恶果，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怎么能是国民党复辟呢？

再一点想不通，没有的事，硬往结论上写，比如副省长王国华到上蔡县检查工作，提出"街上戴白帽子的怎恁多"，说我说的"这里习惯，家里死一人，全家都戴孝帽"。我反复回忆，从来没说过这种话。

停了很长时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到驻马店见到副专员刘培成（当时陪同王国华到上蔡县）谈起这件事，刘培成说"那话不是你说的，是安振东副书记说的"。才算知道这件事真相，但时间已经长了，我也没有再向组织上提此事。

开始写的结论，说我办过好事，让我看，我补充一下办好事的内容，说我态度不好。结论定稿，听说把我办好事字句删掉了，也没让我再看稿签字。尽管如此，我对处理"信阳事件"一直认为是应该的，并以此作为永生教训，铭记在心。

四、变教训为"宝"。"信阳事件"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付出的代价是非常之大的。如果不接受这一教训，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更对不起"信阳事件"中失去生命的群众。

"信阳事件"的根本教训是执行了左的路线，是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两眼向上，不顾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占主导，大刮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害了人民群众。

"信阳事件"已经过去40年了，这中间我不论在工作或离休以后都牢牢记着这一血的教训。"文化大革命"中，我在驻马店专粮局任副局长，斗我二、三年，数百场，最多一天斗我三场，我没有向"四人帮"支持的所谓造反派屈服，最后打我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在确山县工作七年，开始让我抓工业，不明确职务，到电厂"蹲点"，我同工人打成一片，推煤烧锅炉。并在很短时间，新建了莹石矿、石英粉厂、炸药厂、秀山石场、秀山铁路等，都是盈利单位，为县财政做出一定贡献。县化肥厂缺煤，运输跟不上，我带领县直干部、职工长途到平顶山用架子车拉煤，解决了化肥厂的燃料困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到汝南县主持工作，一进汝南县城，看到城墙上及许多空闲地方都是小庵棚，都是下放回流户，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困难重重。在上级没有精神情况下，我组织了副书记挂帅的27人办公室，逐人调查摸底，年关每人供应香油半斤，白面20斤，后来省里有了解决这部分人的户粮关系精神，共解决了5000多人的户口粮食关系，稳定了城关，为我开展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离休后，仍然兼任多职，发挥余热，为党和人民办好事。这一切一切，都是接受"信阳事件"教训，时刻不忘群众利益的结果。也就是说，一旦深深认识并接受教训，教训也可以变为"宝"。

2001年1月30 日

文章来源：驻马店文史资料辑，作者简介：游洪儒，时任中共上蔡县委副书记、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