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碧微回忆5：我到伦敦的第一件事是去洗头发，理发师竟声声赞美

欧战方停的时候，想回欧洲或去欧洲的人太多了。徐先生到各大轮船公司一打听，几乎所有的船票都已经预订到一年以后，于是他非常着急。后来听说第一批勤工俭学留法学生九十三人，在高鲁先生的照料之下，将搭乘日本轮船到欧洲，不日就要启程，徐先生赶紧托人，从他们那里分到了两张三等船票，不但解决了行不得也的困难，而且船上都是中国学生，彼此便于照料。不过那是一条相当小的船，载重只有七千多吨。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日，动身的那天，父亲向我说了许多勉励的话，因为他要到学校上课，就由母亲送我们上船。三个人上了船一看，船只陈旧设备简陋不说，那日本船的三等舱，只能用欧洲轮船的四等相比，一百多个人挤在一间大舱房里，光线不足，空气混浊，乘客大多数是单身男人，还没启碇，嘈杂的声浪便已震耳欲聋。母亲看看眼前这种环境，想起自己娇生惯养的女儿，要在这里捱受一个多月的苦，一时伤心，不禁流下了泪来；离情别绪，原已无处宣泄，看见母亲一哭，我也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高鲁先生这时正走过我们身边，看见我们两母女哭成一团，连忙赶过来安慰道："时间过得快得很，几年工夫一下子就过去了，她不是就要回来了吗？"

同船的学生中，有两位看到我们母女哭得这样伤心，似乎很了解我们的困难，他们自愿将二等铺位和我们交换；徐先生很高兴，也很感激他们，立刻将二三等票的差额补付给他们，那笔差额当时要合到法币四百余元，但是我们总算住进了二等客舱，八个人一间房，分上下铺，和三等舱一比，当然要强得太多了。

这次遥远的旅程，路上一共走了七个星期，对我来说，又是一次痛苦的经验。因为船小浪大，波涛险恶，轮船有时就像在太平洋中载浮载沉的落叶，所以我晕船晕得厉害，简直不能下床，唯有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才能到甲板上去走走。与此同时又碰到一件窘事，那便是我在东京所曾遭遇过的洗澡问题，这条日本船上的浴池，当然又是男女同浴，像我们中国女人怎么能够走进浴室去呢？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跟徐先生商量好，探望清楚浴室里面没有人，赶紧溜进去用最快的速度洗一次澡，而请徐先生替我在浴室门口把风。

船经香港，停留一天，这是我们第一次路经香港，曾经上岸游览，吃中国菜。四十六年前的香港，没有今天这么热闹繁华，而且范围也不若今天这么大。街头熙来攘往的，都是我国同胞，但是交谈起来，却又是语言不通，因为他们讲的是广东话。

第二站到西贡，那时的越南还叫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轮船大概是因为装卸货物的关系，前后停泊了三天。徐先生是画家，对于风景名胜、异国风光很有兴趣，我们免不了要趁此机会到处观光。西贡的动物园和植物园都是很有名的，奇禽异兽，名花异卉，在在引人留连难舍，尤其是我们初见青葱蓊郁的热带风光，更觉得非常的喜爱。

这以后船经新加坡，入印度洋，到亚丁港，通过了东西方的交界处；驶进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绕过西班牙、葡萄牙的南端，整整四十九天，五月八日，方始安然抵达伦敦。

船到码头，有几位留英的中国同学来迎接，使我们精神一振，高兴非凡。留英同学把我们九十五个人接到英国学生会，安顿下来。吃饭之前，负责招待的黄国梁先生，手持全套西餐餐具，站在一张凳子上面，高声向我们讲解餐具的用法，以及进餐时的规矩和礼节。他讲解得极为详细，并且还做动作示范，一再叮嘱我们吃西餐最忌发出声响，不但刀叉不能"叮当"作响，喝汤尤其不能有"嘘嘘"之声，等等，不一而足。

讲解完了，九十五个人一哄而进餐厅，上菜的都是英国女学生，头一道菜便是汤，一开动，唏哩呼噜之声四起，使接待我们的同学全都愕然失色。原来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把黄先生刚才的一番讲解给忘了。

说来也是难怪，因为当年中国只有上海、北平、天津、广州……几处通商大埠有西餐馆，而第一批勤工俭学的同学，多数来自四川、湖南、湖北等内地各省，出国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对于西洋礼俗，当然一窍不通，临时讲授，实在是嫌不够。

我到伦敦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洗头发，自己不会讲英语，请一位耿先生陪着我去。因为我的头发长可及地，英国理发师大概从来没有见到过，所以对我这一头乌油油又多又长的黑发，声声赞美不置，使我感到柔长的黑发并不比蓬松的金发逊色。在伦敦住了两天，江苏无锡人陈源先生陪我们参观了皇家博物馆，他对我们夫妇俩招待得十分周到。

五月十日渡过英法海峡，转车赶到巴黎，当时吴稚晖、李石曾诸先生在巴黎设有"华法教育会"，会中的几位执事先生特来照料，把我们送到一家旅馆安置。招待人员之中就有刘大悲先生，他是在欧战之前便到法国留学的。

一部分同学因为要转赴外埠，在旅馆里休息了一天就由招待人员带走，剩下来留在巴黎的同学，则被分配在好几家旅馆分别住下，这些旅馆靠近巴黎大学，也就是所谓的拉丁区。拉丁区一带像这样供给学生住用的旅馆很多，规模都不大，但是设备倒很齐全。中国留学生多半集中在这儿居住。我们最初住的那家旅馆，是在苏美拉路十三号。

旅馆里都是弹簧床，上面有一两张毛毯，包着床单，铺得平平整整的，而且把床单和毛毯的三面塞进绒垫褥底下，睡时只要掀开上端往里面一钻，天冷时加一条四方形的鸭绒被，给旅客盖在脚头。有好些同学以为那条鸭绒被才是被窝，床上铺的是被单，鸭绒被短，盖住了上身就盖不了脚，于是第二天大为抱怨，说是法国人怎么会不盖被窝的？此外，每一房间的床头柜里，总有一只瓷器的溺盆，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有一位同学肚子饿，出去买了面包回来，因为找不到容器存放，看到床头柜里有一只洁白的磁盆，也不知道是作什么用的，便拿出来盛放面包，逢人就端着请客，惹得大家掩口葫芦，笑痛了肚皮。

中国内地各省，男人的厕所多半是蹲坑。因此有一些同学用不惯抽水马桶，干脆就双脚蹲在马桶上面大便。一次竟然有人发生惨剧，大概是马桶已有裂痕，两脚一蹲，身量过重，那只马桶顿时就哗啦一阵响，四分五裂地垮了下去，这位闯祸的同学臀部被碎片割破，受了重伤。

语言不通，入境而来不及问俗，所以像这一类笑话，早期的中国留学生，发生得很多。只是当时确实也是无可奈何，刚到海外异域，什么事都要依靠自己暗中摸索。

我们在十三号住了些时，又搬到同街号的另一家旅馆，同船来的夏安修先生仍旧住在十三号，等于隔壁邻居。这些旅馆都是五层楼，那时谢寿康先生、苏希洵先生也和我们住在同一旅馆，他们的房间在后面，只是当时我们还不相识。后来据谢先生说，他当时很注意我们，说我们俩夫妻什么都好，就是徐先生走路未免太快，总是把太太抛在后头。于是谢先生曾想留个字条给徐先生，劝他以后走路不妨慢一些，因为按照西洋礼俗，男女二人同行，男士一定要好好地照拂女士，即使不挽臂搀扶，最低限度也得齐肩并步。但是徐先生始终没有改过来，和我在一起走路时，还是健步如飞，因此别人就送他一个绰号，叫做"飞毛腿"。

夏安修、沈宜甲两位先生和我们往来很密，早在由上海到英伦的船上，我们已经很谈得来。沈先生对我的外表，观感很不错，认为像我这样的女人出国，可以为中国人争面子，因为普通中国女子都生得娇小玲珑，只有我身材较高，肤色也比较白皙。夏安修先生是北京大理院长夏寿康先生的公子，系出名门，平时享受惯了，自然吃不来苦。他到巴黎不久，便得了失眠症，常常睡不着觉，夜里以数火柴棒来打发时间。此后勤工俭学的学生一批批地涌到，几乎每条从东方开来的轮船，总有中国学生。后来的一批中有一位舒之锐女士，湖南人，她父亲是革命先烈。舒女士人长得很漂亮，谈锋很健，也住在夏先生那家旅馆里。她的居间，经常是高朋满座，夏先生当然也是常客之一。

我们这一群人三天两头见面，当然我们也看得出，夏安修先生和舒之锐女士已经陷入热恋，亲亲密密，出双入对。最妙的是不久舒女士有了身孕，可是连我这个女人都看不出来，什么时候进医院，什么时候生的孩子，朋友们都被瞒在鼓里。孩子生了以后，寄养在乡下人家，隔了很久，他们才告诉我们这回事。我们之间的友谊历数十年不变。后来夏先生夫妇回国，在上海定居，我在国内的时候，每次过上海，一定会到他们家里去盘桓一番。

拉丁区是学生出入最多的地方，因为巴黎大学和其他许多学校都设立在这一区域，因此到处都是小饭店，售卖定食。法国大菜是世界闻名的，定食虽然简单，但是口味不坏，菜肴也很丰富，通常都是一汤一鱼一肉一点心，面包无限量供应，此外还有四分之一瓶红葡萄酒。像这样丰盛的一餐，当我们初去时只卖三法郎七十五生丁（一法郎合一百生丁），折合当时中国法币两角半钱，后来涨到了五法郎，可以说得上经济利便。不过当时正值第一次欧战结束，法国虽然是战胜国，然而兵燹之余，物资相当的缺乏。有许多食物，在供应不继的时候只好利用代用品，所以我们吃的牛排往往是马肉；咖啡里搁的糖，也是化学方法提炼出来的糖精；一杯咖啡放那么两小粒，放下去咖啡会突突地起泡，吃起来总觉得不是味道。

住旅馆，吃定食，虽然方便省事，可是天长日久，想想还是很不合算，于是我们租好了房子，立刻自己开伙。

早在船上，徐先生就开始教我法文字母和拼音，到巴黎住定，又请了一位法国老先生，到家里单独教我法文。从一九一九年五月抵达巴黎，直到同年冬天，足足有半年多的时间，我都在埋头勤习法文，徐先生则每天到各处博物馆看画。巴黎一地，大小博物馆林立，搜罗之丰，庋藏之富，一向闻名世界。

我们到达巴黎时，刚好法国一年一度的全国美展在市中心区的大小二宫举行，这两幢大建筑物是专供展览用的。底层是沙地，那是为了便于陈列雕塑品。国家美展展出了全国艺术创作的精华，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展品之多，规模之大，参观者绕行一周不知道要走多少路，看一天都看不完。有多少人宁愿饿着肚皮，徘徊不忍离去。那天徐先生去参观的时候，衣服穿少了些，路上又碰到一场大雨。回家马上洗了一个澡，大概是把寒气逼进去了，因此胃部剧疼；这以后就得了胃病，时发时止，而且常常呕吐，消化不良。直到两年后去德国小住，张季才太太提醒我们，说是吃姜可以治胃寒。徐先生买了德国的糖姜吃，方始渐渐地将胃病治愈。

那年冬天，有位朋友杨仲子先生，南京人，在瑞士洛桑城学音乐，娶了一位瑞士女郎，听说我们到了巴黎，一再写信邀我们到瑞士去。瑞士早有世界公园之称，徐先生对于那里的幽美风景十分向往，便答应杨先生去盘桓几个月。杨仲子先生的金石书法，造诣非常精深，但是他的作品很少传世。

杨家住在洛桑，洛桑位于日内瓦湖北岸，群山叠翠，湖水澄清，街道依山而筑，高低参差，层次分明，尤其清洁整齐，纤尘不染，看来令人赏心悦目。

我们在瑞士整整住了半年，杨仲子夫妇非常好客，瑞士人也都殷勤和蔼，在这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中，我们过得十分愉快。唯一的遗憾是因为经济的不宽裕，没有机会欣赏一下闻名天下的瑞士雪景，只不过在附近的名胜地区走走罢了。

一九二○年春天，预备回巴黎去了。瑞士是法治国家，税制极严，政府规定外国人入境的时候，必须缴出护照，到离境之前，估计他在瑞士每个月的化费，发单课税，然后方可领回护照。徐先生接到税单，想想有点舍不得缴纳这笔税金，便跑到中国驻瑞士使馆，重新申请护照。按照规定，申请新照必将旧照缴销，可是当时我们的使馆办事还很马虎，竟又发给我们一张新的。我们拿了新护照买票离境，居然逃掉了这笔税金。这事算起来也有四十五年，恐怕我们的那张旧护照，至今还在洛桑市政府的档案中保存着呢。

回巴黎后，徐先生进了法国国立最高艺术学校，我也经过法文程度的甄试，进入当地一家女子学校五年级读书，照法国学制，五年级大约相当于我们学校的初中一年级。同班都是十二三岁的法国女孩子，唯独我这个外国人鹤立鸡群，年龄要比同学大上七八岁。好在我是外国人，又不计较学籍和文凭，我唯一的目的是把法文学好，足以应付日常的需要。

徐先生刻苦好学，努力奋斗向上的精神，是我一直都很佩服的。他进艺校之初，先在素描班画石膏，平时都是自己临摹，每星期三、六才有教授到班上来看他们的进度，并且加以指导解说，批评修改。画素描期间没有时间限制，如果教授认为程度够了，就可以升到模特儿班去画人体，模特儿有男有女，每周更换。经过了这个阶段，再从名师学绘油画。徐先生在赴法国以前，绘画艺术已有相当造诣，入学后更废寝忘食地潜心攻习。他每天上午都在学校绘画，下午学校没有课，他便去叙里昂研究所去画模特儿。研究所是私立的，雇个模特儿给作画者描摹，进去要买门票，门票每张一法郎，不限资格，人人都可以买票进去。除了上下午勤学不辍，他一有空又到各大博物馆流连徘徊，欣赏古今画苑的珍品。此外他最喜欢在回家途中绕道塞纳河边，那里是法国旧书、古版、印画的集散地，他经常游览搜求，一耽搁便是好几个钟头。

由于他既有的根底，以及他的辛勤努力，徐先生很快地完成素描和画模特儿两个阶段。那时法国艺术学校聘请的教授都是当代大师和著名画家。学校有许多大画室，每一间画室聘有一位名画家教画，而画室亦即冠以教授的名字。徐先生对名师佛拉孟极为崇拜，便选择到他的画室学习。

外国的高级学校，大都是进去容易，而毕业很难，不像我国的大学，进去很难，却没有不毕业的。巴黎国立艺术学校的绘画的部门，也很容易进去，因此有许多外国学生为了那里设备完善，环境自由，又有名师传授，所以都想进这学校去画画，不过这样的学生并不能算是正式生。艺校的正式学生，一定要经过理论科目如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考试及格，才算结业，而徐先生是中国学生中唯一通过理论考试的人。

国立艺术学校有许多古老的传统和有趣的故事。旧生与新生之间，根据他们的不成文法规定，新生进教室，一定要请客，把全班同学迎到咖啡馆里，美酒咖啡，饮料点心，让大家喝个痛快；这笔开销，往往相当的大。请了这一次客，还并不能够使新生获得平等的地位，因为平时在学校里面，旧生多半会装出盛气凌人的模样，把他们呼来叱去，颐指气使，新生简直就成了学徒和小工，什么事情都要替他们做，稍微反抗一下，凌辱就要来了。有一次，一位中国同学，姓赵，他个性倔强，不甘受旧生的指挥奴役，竟敢抗命，当下只听到有人大叫一声："脱呀！"转眼之间，老资格们一涌而上，七手八脚，把他全身衣服剥得精光，拖到模特儿台上，当众展览；最谑的是一位旧生，用些黄色颜料，从他臀部直到股间，曲曲弯弯地画了一条粗线，乍看起来，就像是他在泻肚子遗矢，于是全室哄堂大笑，使得那位赵同学羞惭万分，无地自容。

还有一次，一位法国军官太太，兴冲冲地去参观艺校，不料竟被开惯玩笑的学生们把她塞进一只大空酒桶，抬上马路，摆在中央，猛踢一脚，让它一路滚去；那位太太在桶里尖声呼救命，警察看到大桶自滚，弄得莫名其妙，赶紧上前把桶拦住，一看，原来还有人在里面，赶紧把她救出来。军官太太气愤之下，声言要向法院提出控告，结果当然是无从告起，不了了之。

艺术学院的学生是这样的调皮难惹，但是徐先生在他们之中，却是较严肃的一位，他不参加同学们的那些戏谑和恶作剧，当然这些事情也不会临到他的头上。相反的，学校上下都对他表示敬重，许多老同学，纷纷地自动和他结交。

法兰西举国上下，尊重艺术，尊重艺术家，更尊重艺术家思想言行的自由。法国一年一度的美术节，通常都在五月份的某一天举行，全巴黎的艺术家如癫如狂，尽情欢乐，节日的怪诞，行径的荒谬，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今天，都不是任何常人所可想像的。但是上自法国政府，下至平民百姓，不但不引以为怪，而且还用崇敬的目光，羡视艺术家们在那儿做惊世骇俗之举。

到了这一天，艺术家们的血管里，仿佛注入了疯狂放肆的血液，下午开始盛大壮观、多彩多姿的化装游行。所有的艺术家和模特儿一律参加，奇装异服，袒裼裸裎，有人骑马，有人骑象，人人别出心裁，装扮成古今中外各色各样的人物，总之以越新奇越好，越古怪越妙。曲线玲珑的模特儿们，干脆全身上下一丝不挂，露出丰满健美的身体，任人欣赏。有钱的艺术家订制古代帝王全套服饰，穷些的就套上纸制的彩衣，还有的就在自己身上画上许多鲜艳图案或色彩，高歌长啸，招摇过市。年年此日，巴黎万人空巷，途为之塞，市民们麇集街头，参观这一年一度最狂热的盛会。穿制服的警察跑来跑去，他们并不是忙于取缔，而是在为狂欢的游行队伍维持秩序。

晚餐的舞会，照例在巴黎最大的餐馆举行，山珍海味，征歌逐舞，醇酒美人，尽情享受。一到午夜，人人醉了光了，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有一对美国夫妇，很向往法国美术节的热烈欢腾，乘赴欧洲度假的机会，在参观了新鲜的游行以后，兴高采烈地跑到聚会地点，要求准许参加。主事者一口答应，但说必须收取门票美金若干，那位男士很慷慨地立刻照付，于是两夫妇分别被引到两个门口，男的七弯八拐，不知道被他们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女的却被带到会场，可是一进会场便有人叫她脱衣服，她大惊失色，竭力推拒，哪晓得有几位画家冲到面前，强制执行，动手便撕，直把她身上的衣服撕得寸缕不存，然后被人推入舞池，婆娑起舞。

徐先生在巴黎一住五年，他始终不敢参加这样的热闹场面。

当时有一位大画家达昂先生，徐先生对他极为崇敬，很想拜在他的门下，只是苦无机缘。最后他不计一切地登门拜访，拿出自己的画作请他指教，果然获得达昂先生的青睐，收他为入门弟子。以后每星期天便到他的画室去面聆教益，渐渐的我也成为达昂先生的座上客。那时达昂先生的一位朋友，他也是每星期天必到达昂先生的画室去的。他是巴黎和平街最大服装店的老板，他收藏达昂先生的画最多，我们曾到过他家去参观，他的整座住宅，就像是一所博物馆，徐先生曾画过一幅画，题名《远思》的，拿去向老师求教，被他看见，他立刻出一千法郎买下。

由于达昂先生的关系，我们又结识了法国当代最伟大的雕塑家邓甫脱 Dampt 先生，邓甫脱先生两夫妇都很慈蔼好客，后来这一对夫妇和我们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很欣赏盛成先生所著的《我的母亲》一书，曾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了一段，说是由于读了他的书，使他们认识了中国的文化和礼教。还有一位贝奈尔先生，他曾做过国家艺术学校的校长，也是徐先生所崇拜的。我们第二次到巴黎的时候，他已八十四高龄，我们去拜访他，他还在我的纪念册上，为我画了一幅素描像。

【蒋碧微（1899-1978)，江苏宜兴人，原名棠珍，字书楣。13岁时由父母做主，与苏州查家公子查紫含订婚。17岁时，传闻查紫含企图考试作弊，伤心悔恨。同常来家中的徐悲鸿一见倾心，1917年一起私奔日本。1919年徐悲鸿获得官费留学资格，两人一起赴法国。1921年同富家公子张道藩相识，张道藩表达爱意，为蒋碧微拒绝。由于官费时断时续，蒋碧微与徐悲鸿长期生活困顿，加之徐悲鸿的疏于照顾，蒋碧微对徐悲鸿有了心理隔阂。徐悲鸿、蒋碧微在欧洲生活难以为继，1927年先后回国。回国后，徐悲鸿声誉鹊起，但由于两人的政治倾向、生活观念的歧异、徐悲鸿与孙多慈的绯闻，两人感情逐渐破裂，蒋碧微开始了同国民党要员张道藩的热恋，成为了张道藩的情人。此后徐悲鸿不为蒋碧微所见谅，长期在外飘荡，并与廖靖文结识。1945年徐、蒋离婚，徐以100幅画作和40幅古画（金钱若干）作为补偿，儿子徐伯阳与女儿徐静斐为蒋碧微抚养。1946年1月，徐悲鸿、廖靖文结婚。1948年徐悲鸿与夫人拒绝随国民党政权南迁。1953年，徐悲鸿病逝于北京。解放前夕，徐伯阳、徐静斐先后离开蒋碧微，投入了革命的阵营。1949年，蒋碧微与张道藩同赴台湾，1952年张道藩任"立法院院长"。到台湾后，张道藩将妻子与女儿安置于澳洲，与蒋碧微同居一室，但蒋碧微不能与张道藩同出于公众场所。此后两人感情逐渐平淡，难以挽回。1959年，张道藩接回妻女，蒋碧微与张道藩分离。1968年张道藩死于台湾。1978年蒋碧薇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