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丹 │母权人物形象界说及历史镜像梳理（中）

二、母权人物形象的历史镜像

（一）母权人物形象的兴起与文学化倾向

自母系社会过渡至父权制社会以来，母权文化就一直作为父权制文化的根脉与之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现实中的母权人物的产生可以追溯至母系氏族时期，

年代更为久远且难确考，从现实中母权人物的产生到文学中的虚拟仿拟式的大规模书写，其流播过程由想象的真实经历了逐渐史笔化再到文人化的过程，呈现出从虚构向写实的文学化倾向。

追根溯源，母权人物形象的最初原型当溯至上古神话中人类之始祖女娲和西王母，如果说文学是神话的初始形态，作为文学原生土壤的神话，把“实在的、非神灵的事物现象转化为神灵的、幻想的实体”[[19]]。

上古时期，初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人们只知道自己是被母亲生育而出的，出于对创造生命的原始力量的推崇，母性的价值力量在生育中凸显：

“母系社会崇拜女性生殖器，出于对女人身体神秘力量的崇拜，女性的母腹和子宫被当作生命的源泉，象征生命不断出生或不断更新的原始力量，女阴、母体因而受到崇拜。”[[20]]

也就是从一开始，文学中对母权人物的书写就源于女性作为母亲身份的生殖价值定位。

其中，母权人物之原型女娲则是这类生殖母权人物的典型，作为远古最久远最受推崇的人物，女娲因其强大的创生能力而被反复书写，乃至逐渐由神格走向人格化，但是，不论如何，其尊崇地位却是始终如一。

《说文解字》对“娲”的解释“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21]]。在整个汉民族中，女娲作为母权人物原型受到整个民族文化的认可，何金梅认为“在中国最早的叙事文体——神话中，女娲一直作为大母神而被文献、古籍集中叙述，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一切母亲形象的母体和原型，成为社会中广泛认同、共享和代代传承的集体记忆”[[22]]。

女娲以其地母（《 抱朴子·释滞》“女娲地出”）、保护神（补天之说）和生育女神（抟土举为人）的身份发挥化育万物、造人补天的神秘力量，作为母亲的本能想象，女娲作为文学这一想象的真实外化为生命、庇护和力量的象征，并将女娲这一形象逐渐推向权威的中心。

战国时期的《世本》以及《礼记》还对女娲制笙作了记载，马镐的《中华古今注》对其制作本意进行了探讨，以为独制笙簧，为“人之生而制其乐，以为发生之象”以“笙”为“生”，将音乐与创生相关联，这一时期的女娲形象同样注入生育繁衍的文化内涵。

“女娲炼五色石，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23]]

上述汉代《淮南子览·览冥训》中记载的女娲形象直接肩负起保护苍生的补天重任，是力量和权威的化身。

《淮南子·说林篇》也将女娲作为“化育万物”的母神始祖放到了中心地位，到了晋代郭璞对《大荒西经》的注释“女娲，古神女而帝者”和“其腹化为此神”[[24]]更加强化了女娲的创生功能和母神权威。

《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书封

唐代李冗《独异志》中女娲由独立的母神以抟土造人和化生神人的方式演化到兄妹婚的孕生的方式，其作为母神的权威一直保留了下来，甚至其文化人格到了民间仍然以“送子娘娘”之名流传。

可见，在众多的文学记载中，女娲形象一直以“母神”首居高蹈，其出现必然伴随着自然和生殖崇拜的外壳，其流变过程也经历了从神形到人形的转变。

无独有偶，同女娲这一母权人物形象在神话传说中相匹的还有西王母、伏羲之母华胥、后稷母亲姜嫄、龙母、妈祖等，

而且不同民族也有不同民族的母神，“由于女性和生殖之天然关系，女神一开始就是‘母神’”[[25]]，母神形象大都和生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母亲身份是其权威和力量的根源，华胥、姜嫄多是这类创生始祖的代表。

《诗经》有传，其母权人物原型是以人形出现，多少加入了一些神秘色彩，至于神话则完全打上了自然和生殖崇拜的烙印，满足了人们对母亲一切神秘能力的想象。

同为母神始祖的西王母，也是后世母权文化形成的源流之一。

西王母在文献典籍中记载颇多，西王母的出现，可以上溯至商周的甲骨卜辞中，丁山在《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一文中提及“西母，周以来的文献尊之曰西王母”[[26]]，陈梦家指出“西母，是西王母的原始形态”[[27]]，照如此说，西王母首次见于文献应该至少在西周以前就有记载。

至《山海经》所见应是今天所见最为完整的记载，关于西王母传说，《山海经》中《大荒西经》、《西山经》、《海内北经》载录计三条，此处摘录两条。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28]](《西山经》)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29]](《海内北经》)

当代学者赵宗福将西王母译为“伟大的母亲”，西王母从本义上就投射出母亲形象的文化印痕，德国诺依曼提出了大母神的概念，这样一个作为母权人物原型的最初形态，西王母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母神，并且随着不同时代的理解的代入而置换变形。

学者吕薇对西王母之居所“昆仑”探析时指出“昆仑正是一个具有空间性和容纳性的物体，是女性的神话象征其在现实世界的原型即是与女性生育有关联的子宫、胞胎、产门或整个母腹”[[30]]。

作为西王母居所的话语表达，昆仑的象征含义与生育、再生和繁衍息息相关，那么西王母作为母权人物原型的母亲身份已确凿无疑。

另外，西王母还是统辖大片领地和掌握刑杀大权的母神人物，据上述材料，《大荒西经》中西王母呈半人半兽的人性，辖制昆仑之丘（《庄子·外篇》载昆仑乃皇帝之所休），西王母之山即是用其称号命名的属地。

《西山经》除了描写西王母人形的特征之外，还具有“善哮”的物性特点，张玉声认为“这与他的领袖地位相称。西王母发挥其领导作用时，合当以啸声施行”[[31]]。

可见，“善啸”之特性乃是远古时期尊长或领袖人物发号施令最突出而有力的口头话语信号，是权威的直接体现，如《海内北经》所载之“戴胜”和“杖”也是权威的象征。

《西山经》再次提到“戴胜”并点明西王母“司天之厉及五残”，足可见其权柄之大。

《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和《史记》均载周穆王见西王母，《贾子修正篇》写帝尧西见王母，《博物志·杂说上》载：“老子云：万民皆付西王母；唯王，圣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属九天君而”[[32]]

足见西王母的地位在当时居于人间帝王之上，同时代的记载中还将西王母定位成不死之神的女帝形象。

由于受到道教文化的浸染，东晋时期，大量的神仙题材盛行，葛洪《枕中书》以大量笔墨记载了“西王母”的起始渊源，是为“天地之尊神”，

到了元代，民间信仰和文人的加工的双重作用下，西王母在元曲中以“王母娘娘”的身份出现，其文化人格也随着文人再创造不断呈现新的内涵。

这么看来，上古时期母权人物形象首发其端，神话是母权人物形象的主要载体。

且后世流传的母权人物多以女娲和西王母为原型书写，其形貌亦是半人半兽转化为类人形，西王母从最开始的“豹尾，虎齿”的女帝到元代完全和蔼可亲的玉帝配偶“王母娘娘”可以说是非常典型，在明代小说作品《西游记》中基本定型。

不论怎么说，从独立的大母神向对偶神（女娲与伏羲类似）的转化体现了父权文化冲击之下母权文化的下移，但其尊崇和权威地位仍然不受约束。

随着女性跌下神坛，女性在文学中的活动视野逐渐由神话想象的真实过渡到真实的想象，开始走向史笔化的文人书写历程。

梳理诸多先秦典籍，不难发现母权人物的影子，母权人物形象在神话中短暂的兴起之后迎来了文学上的遍地开花。

《博物志》书影

在《诗经》、《左传》、《国语》、《战国策》几部史学典籍约可窥见一二。诗之高蹈，起于《诗经》，在《大雅·生民》篇中就有周人始祖姜嫄掌管祭祀大事的记载：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33]]

简单的文字传达出先民的来源，姜嫄是周民族之始祖人物，亦是始祖母。

“克己克斯，以弗无子”，通过祭天礼仪除灾祈福，免除无嗣的灾祸。这里有两种内涵，一是作为先民之母的对于民众的庇护和保佑，二是从前文提到“国之大事，唯戎与祀”外可知，

祭祀亦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既然把生育提到祭祀的层面，可见原始先民非常重视生育，那么担当主持祭祀大任的姜嫄作为周民之始祖母自然是在部族中居于高位，应该是领袖级别的人物。

显然，诗中所载“履帝武敏歆”有浓厚的是神秘色彩，不仅突出了后稷诞生异于常人的奇特景象，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姜嫄作为后稷之母能够履迹生育的神秘能力和不可臆测的神圣地位。

《诗经》中的商人始祖《周颂·玄鸟》和《周颂·长发》记录商人始祖简狄行浴吞玄鸟之卵而孕生帝契的故事也同样也神秘色彩见长，

此时的生育方式都是从前期神话阶段的抟土、化生方式变成了孕生方式，从依托自然转向对人的推崇，自然崇拜向人神崇拜过渡，神秘色彩和奇幻笔墨仍然是此时母权人物的一大特性。

除了比较富有神异色彩的母权人物形象之外，《左转》、《国语》、《战国策》几部史学典籍也在很大程度地加以书写，如果早期神话中的母权人物书写在于对其母性及强大的生殖繁衍能力进行极大地张扬以外，

《左传》、《国语》、《战国策》则从人物的品行、德行及能力方面进行细致地刻画，人物不再仅仅是独立的，而是和其他活动于社会的男性、事件构成一个艺术整体。

《左转》中描写了一系列颇有远见卓识并在政治活动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人物，如秦穆姬、骊姬、齐姜、定姜、赵姬、成风等，这些女性人物以妻子身份在帝王身旁谏言，左右着国之大局，部分女性善于权谋，如姬骊“谋太子申生”以立其子奚齐，恶庄公，与共叔段合谋欲立幼子的武姜；

部分女性如重耳之妻齐姜，她为护重耳安全杀掉偷听计划的采桑女奴，并“与子犯谋，醉而遣之”，可见其有远见卓识，且品行嘉慧，垂范后世。

《国语》中所选取的材料大致和《左传》相当，描写叙事相对简单，寥寥代过。

相较于前两部作品，《战国策》中女性形象在量上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且逐渐将书写范围从前期的上层女性扩展到了中下层女性，上至位高权重的权势太后，下至普通的底层平民女性，有22位之数，此次重点关注执掌朝政之权的母亲形象，

《战国策》中这一形象相较于春秋时期的《左传》、《国语》二书在叙事上有了明显的进步，女性不仅大多有相当的地位，虽不足以和男性抗衡，但是她们凭借自己的美貌和柔和的性格在君王和诸侯之间游刃有余，获得了极大的生存空间。

有着非常卓越的政治手段者如赵威后（《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辅佐幼子治国理政的齐襄王王后（《齐闵王之遇杀》）；有相当的威严魄力者如前文提到的秦宣太后（《五国罢成皋》）；有善妒险恶、善于权谋的南后郑袖。

反观这些作为“母后”的女性，她们因为成为“人妻”、“人母”而不必困于闺阁之中，在获得了极大的生存自由和生存空间以后，时势造就乃至现实需要她们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政治野心进一步彰显，由此所带来的权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张扬。

《战国策》 中华书局 出版

《战国策》中的这些母亲形象，完全脱离了作为男性附庸的第二性的身份，成为国家权力的实际掌控者。

赵威后是历史上颇有政治威望的一位女性了，但大家熟知的仍然是她的母亲身份。

自从赵惠文王逝后，威后临朝听政，执政一年，对其卓越的政治识见和选才任能、治国理政之道，史书褒之。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使臣直接觐见威后，足可见她已经掌握了一个国家的实权，在政治外交方面的地位和权力可见一斑

。赵太后回复使者首先问及“岁民无恙？”最后才是说“王亦无恙耶？”[[34]]，足可见其作为一国之母的风度，“以民为本，民重君轻”这一前瞻性的治国理论在一个女性的思想中得以彰显，以国家子民为重的国母形象得以凸显。

王室成员的兴衰往往和政治成败挂钩，当强秦攻赵时，此时赵太后刚刚掌权，为了请到齐国支援，臣子劝说其把长安君送到齐国当人质，赵太后色厉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35]]

可见其威严，但终究为了国家大局考虑把自己的亲骨肉送到了齐国，并从长远之计策考虑使其有功于国，虽爱子情深，但也深明大义，可见其儿子的命运亦是掌握在一个大权在握的母亲身上了。

另外一个是平民母亲形象，这里以策士苏秦之母为例。苏秦前期不得志时，母亲是“不与言”，得势之后，“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行三十里”[[36]]，

苏秦之母并不像天下普通母亲一样慈爱、包容，反而以势力之眼待之，前后天壤之别的态度从侧面反映了下层女性对权力的推崇，儒家对女性尤其是作为母亲的女性，“三从”的道德要求在权势面前消解殆尽。

由此可见，战国妇人之把持朝政，实由大势之所迫，群雄环伺，子幼力弱，而战乱频发，故致礼乐松弛，此时期的礼乐文化对妇女的规范力量减弱，社会风气骤变。

先秦时期，母权人物在文学中的兴起可谓一大观，这些母亲形象各异，从远古的神话到平凡的现实人物，母权人物脱离了高高在上的神性光环走向现实世界之中，以文学如椽大笔生动地记录下来，此是母权人物介入文学的一大开端。

《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汉刘向、歆父子年谱》 王云五主编 钱穆撰 （台湾商务印书馆）

（ 二）汉魏六朝时期文学中母权形象的新变

汉魏六朝以降，儒教大兴，母权人物形象也从前期对权力欲望的张扬转向了对礼乐的尊崇，以四书五经的儒家文化规范建构文化传统。这一时期，母亲的独立身份被打破，“母”与“子”的依赖关系也相对加强。

汉武帝之时儒学独尊，循三纲恪五常的社会认知观念一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但是在儒家伦理之中，孝道同样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西汉开以孝道治天下的先河，孝亲的思想观念给予母亲极大的权力空间，上至显贵王室，下至市井平民，都对母亲倍加尊崇。

《大戴礼记·卷十三》曰“父在为母齐衰期，见无二尊”[[37]]，可以说，在父权文化的空隙或者是父亲缺席的情况下，母亲仍然是家中最受尊崇的家长。

正如《后汉书·梁统传》所言：“汉兴以来，母道莫不显隆。”足可以窥见有汉一代以来尊母崇母的社会现实。

无独有偶，在汉代同样出现了一批弄权的太后形象，实际上，太后本来就是中国“亲亲，尊尊”的儒教文化的一个政治产物，家国同构的政治大环境使得一些女性可以通过家庭身份——一般是母亲、祖母以获得政治身份，

但并非所有处于政治环境的母亲都拥有只手遮天的权力，残酷的政治斗争往往伴随着身败名裂的风险，但一些智慧的母亲懂得取舍利弊，通过符合礼教的手段来获得权力的满足。

虽然这些母亲形象不可能在政治上与男性平起平坐，难以长期拥有独立的统治权力，但是“古代中国尽管有贱视妇女的偏见，然而也有尊母的传统，这就决定了封建社会没有女权、妻权，但母以子贵，存在着母权”[[38]]可略窥“汉家旧典，尊崇母氏”一言不虚。

且看《史记》中典型的母权人物吕太后，吕太后由于与皇亲特别的血缘关系获得了参与政治斗争的机会，由于“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先帝遗训，吕后不惜将为外孙女（后来的孝惠皇后）嫁给自己的儿子为后，并夺宫女之子以为刘氏子嗣，以母亲的家长权力为子姻亲，使得其“正统”地位合乎礼法。

以其幼子孝惠帝刘盈为依托，除掉与之存在权力竞争的对手，于是“及高祖崩，吕后夷戚氏，诛赵王”，[[39]]吕后的权力来源原则上依托其子而大力排除异己势力，从而获得权力角逐的胜利。

再看司马迁笔下窦太后、薄太后和王太后同样属于此类角色，依靠自己的儿子成为皇权行使中的尊者，母凭子贵的亲缘关系赋予其行使权力的政治资本，

这些母亲形象拥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善于在政治漩涡中审时度势并乘势出击，得到太后的身份后，便有了权力依傍和“子”的庇佑，参与朝政事务的干预和决策，乃至其子都要听命受制于她们，

于是薄太后子有“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40]]窦太后子汉武帝在窦太后推崇黄老学术后，即“不好儒术”[[41]]，乃有“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42]]的局面出现。

再回顾关于始祖神话中母权人物形象的相关记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同样记述了先民始祖的故事，还继承了先秦文学中始祖神话的神秘色彩并加以强调，且以史家之笔载入史册，

稍晚其后的《列女传》同样从《诗经》、《史记》取材，去除了《诗》《史记》中的神秘倾向，偏向于传记式的记录。刘向在《烈女传》中列简狄、姜嫄二母于“母仪”之首，见载：

“姜嫄清净专一，好种稼穑，实诞后稷，后稷承母之教，以兴农桑；简狄生契，为尧司徒，简狄信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乐于施慧，教契以理顺之序，契敷五教，多禀母训。”[[43]]

从上述摘录的材料对比先秦时候对姜嫄、简狄的描述，神秘色彩有所淡化，这两位母亲与现实中勤劳朴、通达文理的普通妇女无异，这是继《诗经》后对始祖形象的一大嬗变。

《诗经》影印本

“后稷承母之教”与简狄“教契以理顺之序”、“契敷五教，多秉母训”传达出后稷、契的成长离不开母亲的悉心教导，母亲的权力从高高在上的主宰者移向对子女的伦理教化，此时期的母亲不仅能力出挑，更是精通礼乐文化，熟读诗书文字，而“无父”的条件下，其子必然“承母之教”。

颂曰“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为帝辅，盖母有力”[[44]]，契成长为一代帝王之辅臣，乃是其母亲的功劳，由此观之，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权左右着子女的未来，对子女成长成才起着不容忽视的助推作用。

另《启母涂山》中载夏启之母“启母者……涂山独明教训，而致其化焉，及启长，化其德而从其教，卒致令名。”[[45]]

同样，夏启的成长依然缺乏父亲监督，大禹在启出生还在呱呱哭泣时就离家治水了，因此抚育教养的责任就落在了涂山女身上，以母之位，教训而“致其化焉”，训之诲之，乃至启年长之，能够谨顺母亲之德行，悉心遵从母亲的教导，从此名扬天下，可见母亲的教令之功。

同上述母亲一样，对孩子行使教诲之权而卒令成才的还有文伯之母敬姜、楚子发母、孟子之母等。敬姜“匡子过失，教以法理”，其子尊焉；

楚国大将子发因不礼待士兵将之拒之门外，并以《诗经》之语训斥“好乐无荒，良士休休”，子发之母适当对子训诲教诫，刘向引《诗》云：“教诲尔子，式榖似之”[[46]]，足可见其对子发之母人格品行及教诲之行的高度肯定；

孟子成为一代儒学大家同样离不开母亲的教导，《烈女传·邹孟轲母》中用了大量篇幅记载了孟母教子的三则故事，分别叙三迁其所、断织激子、子妇矛盾，从这三个方面见其母教令之明，汉代赵岐言及“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 慈母三迁之教”[[47]]

一代儒学之冠的孟子也是自幼丧父，父亲从其成长环境中缺席，而其训养教诲之权归于其母，杜维明在谈及孔孟之时慨然将孔孟之儒学大成之功归于其母，称“这两个无父之子能够在文化上有这样高深的成就，无不是通过母亲的身教发展起来的”[[48]]。

盛赞孔、孟之母虽然不认书识字，其教养子女的手段、方法都体现了其独特的生命价值，其中识字与否值得商榷，然毋庸置疑的是，孔孟之为当世才冠，其母之力甚伟也。

魏晋六朝时期，文风大盛，诗歌、小说、散文创作蔚然成风，文学创作极富生气。

此时时风世移，经历了民族大融合，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北方也经历了姜族、鲜卑等民族的统治，故汉民族轻视妇女的思想并没有广泛的存在，此时期部分妇女地位仍然很高，加上魏晋时期的自由之风，女性子礼乐方面的束缚也相对减少，社会环境相对宽松。

前文提到的《颜氏家训》中，大抵北方妇女“专有妇女主持门户”诸如此类请托诉讼，代子求官实其风俗使然，此时女子也有着极强的自我意识，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博学才辩的蔡文姬都是此时期卓越女性的写照，女性大多精通诗书礼乐，尚秉和称“汉以来妇女皆学乐……自魏晋以讫唐宋士大夫家庭除本为歌姬外，其夫人姬妾或弹箜篌或吹箫，见于歌咏及杂记者，不可胜数”[[49]]。

胡应麟《诗薮》：“汉以下妇人能文甚众，而有集行世，则六朝为多。”[[50]]谢无量考曰：“晋世妇女嗜尚……好书画美艺，习持明理清谈。”[[51]]

由以上三则材料可考，魏晋妇女有学乐的课程，且参与了歌咏、习书、作画、写诗等与时风相秉的艺术创作，可见，魏晋时风影响下的妇女亦是识度不凡、才情超拔，其学识的提高，自然使得其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特别是《世说新语》一共记载了19位母亲形象，大都有英明识见，如《贤媛第十八·其一》中的陈婴之母在陈婴想要称王时及时阻退，并教其“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

陈母能在其名望过高时劝其急流勇退，最后身披封侯，全身而退。韩康伯母因感念吴道助、吴附子兄弟悲痛其母逝世整夜哀嚎的小心，训教其子在提拔人才时“当好料理此人”，韩康伯后升任吏部尚书，大富大贵。

当然《世说新语·其四十七》中也有不同听母亲训诫而致祸其身的，譬如王经就因不听母亲之忠告而陷入政治斗争之中，后来其母也因之受其害。

《世说新语》篇除了子女应遵循母亲教诲之外，还体现了浓厚的尊母崇母意识，《文学第八十二则·其八十二》载录陆退独为母亲作诔文时解释“故当是丈夫之德，表于行事；妇人之美，非诔不显。”[[52]]

张凭独为母亲做诔文而不为父作，对于母之品质德行，需做文章来显扬后世。足可明时人对母亲的尊崇和重视。

《中国妇女文学史》 谢无量 著

上述母权人物形象均是在行使训诫之权中凸显出来的，有着浓厚的教化意味，且大部分家庭中都是自幼“失”其父，母与子自然结成了紧密的纽带关系，在父亲的缺席环境中，作为家庭中的唯一合法家长，母亲就自然而然成为家庭的最高权威，对母权彰显得最为明显的，

由《古艳歌》发展而来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收录在《玉台新咏》中的南朝民歌记载了两个母亲，一曰刘母，一曰焦母。刘母慈爱和顺，而焦母则蛮横专权，焦母也自此在古代文学史上母权人物形象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焦母寡居在家，母亲身份成为其自我认同的，而对自己唯有可掌控的对象——焦仲卿行使权威则成了其产生自我价值印证的唯一方式。

文中四次提到焦母的言行，第一次是意图遣妇，为子求婚；第二次是焦仲卿立意不再复娶，焦母槌床大怒；第三次兰芝拜离“阿母怒不止”。

第四次就其子一心求死之言，焦母闻之零声泪落，称子将来仕宦台阁，并扬言为子求取东家邻女。环环相扣，步步紧逼，把一个逼子遣妇、代子求婚的蛮横强权母亲形象刻画出来。

刘兰芝可谓是貌美体勤，且多才多艺，侍奉周到，按照焦母择取媳妇的标准不过是容貌姣好，品行贤良，她没有理由遣走完全符合此标准的刘兰芝，

刘兰芝自叙兢兢业业、勤织恪业，况且焦仲卿只是太守府中一区区小吏，家庭的经济来源部分靠织布获取，焦母如此作为，实以无中生有实现其专权目的，焦家妇实难为也。

从诗中“久怀忿”、“槌床大怒”、“怒不止”足见焦母易怒的跋扈个性，称其子“小子”“不相从许”颐指气使而理直气壮，亦见其凌驾于子之上的权力征服欲望。

面对母亲的强权威逼，身为其子的焦仲卿却无计可施，盲目屈从。

无奈对新妇哽咽实是阿母逼迫，焦仲卿的不忍离别和面对母亲驱使而不得不让爱妻归家上表现得软弱无力，可见在母亲的威逼之下，其委曲求全步步妥协，最终走向死亡，真正走向对母亲权威无所保留的彻底屈服。

焦母的寡母身份是其控制欲产生的主要原因，爱子的文化心理让她对一切意图占有儿子身心的人都让她产生拒斥感，加之其处于婆母兼家长的地位，

其以子“仕宦于台阁”的大家自居，由之而生的排他性和控制欲不断地扩张其权力欲望，由此，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焦家封建家长形象也就产生了。

其实，父权家庭制在一定基础上也催生了母权的产生，母性的压抑的心理在父系家庭形式瓦解的可能下重新崛起，孝治文化对男性子辈的雕琢，都让身为母亲的女性成为家庭内部事实上的权力统治者，正如汤斌所说的那样：

“如果我们承认母系社会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而父系社会不过是一个新近崛起的暴发户，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每一个能干、刚强而美丽的女性，对家庭的统治权的要求的强烈性。”[[53]]

当然，焦母即属于强干型母亲，强势的个性使得她极度要求对权力的追逐，而当伦理孝义匍匐于其脚下时，“杀子”的悲剧也就产生了。

自汉魏以来，孝治文化已深入人心，此时期母权人物形象多依附于其“子”而张扬权力欲望，不论是其行使教育训诫之权、婚姻权还是家庭方面的其他权力，都脱离不了生活于其中的礼教气息，

一方面，借礼教来训诲子辈，一方面借礼教来压制子辈，母亲成为伦理教义的直接宣扬者，借由宗法血缘的“母亲”所接替的家长身份来施行权威。

（未完待续）

《礼法与人情——明清家庭小说的家庭主题研究》 段江丽 著

注 释：

[[19]]加巴拉耶夫.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31.

[[20]]慧英.原始信仰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83.

[[21]]（清）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M].中华书局，2013:623.

[[22]]参见何金梅.古代叙事中母亲形象的文化解读[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6(2).

[[23]]（汉）刘安．顾迂注.淮南子[M].中华书局，2009:8.

[[24]]（晋）郭璞注；（清）毕沅校.山海经[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110.

[[25]]谭振华.女神的诞生_洗礼与回归[D].温州大学硕士论文，20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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