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小说家·印象记 | 于坚：文人贺奕

『失踪』的小说家

印象记：文人贺奕

于坚

《十月·长篇小说》2025年第3期

贺奕来自一个文人世家，父亲、弟弟是画家。年少时即为文昌星击中，立志跟着他父亲成为一位文人。他报考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又成为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像我一样，我们都以为中文系乃是一个现代文人献身于文教的合法出发点）。当他来到北京上学时，这个青年文人已经在故乡湖南株洲完成了作为一个“以文谋生”者的基本修行。

1986年中国所谓的第三代诗人曾经有一次规模不小的、不约而同的、文人兄弟彼此接头联络见面的活动（第三代不是开始于纸上或会议室，而是一种共同的世界观以及对写这门手艺的共识。心心相印，身体与身体在空间中的彼此碰撞）。我们那种见面都是凯鲁亚克式的（《在路上》）。那年夏天，韩东领一伙人自金陵西行去成都找杨黎，见面谈诗。同时，老木来昆明找我，然后我们一道北上，在成都与各路神仙斗法。韩东一伙与杨黎一伙在成都一条小街上发生争端，全体进了派出所。韩东一伙中，有个人叫贺奕。后来我在西安与丁当见面、在太原与韩东见面……丁当说，那是个大人物。我就是那时在江湖上知道了贺奕的名字。1992年，我们开始通信，第一封是他来信为他和刘春（后为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即将创办的油印刊物《发言》创刊号约稿。我第一次读到贺奕的文章《伟大的梦，伟大的艺术》。这位时年25岁的作者写道：“什么是伟大的艺术？……说到底，伟大艺术的作用，正在于帮助每一个人去实践一种更富于活力、创造性和美好意义的生活。”当我们在北京遇上，马上一见如故。那是1993年夏天，在北京电影学院表导楼第二排练室，牟森搞了一个“戏剧车间”。指导学生排练“残酷戏剧”。贺奕也来了（贺奕也认识牟森。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发生过一场亚文化盲流运动，许多人到了北京。许多文人彼此建立了联系。我也到了北京，住在刘震云介绍的《农民日报》招待所里）。墙边有几把折叠椅，我们坐在那里，我拿出长诗《0档案》的油印本给贺奕看（那时候文人相识大都是从看作品开始，作品随时带在身上，它们大多是手稿、打印件。另一天，贺奕带着诗人小海来与我见面。小海给我看的就是手稿）。然后我们开始谈文学。我谈起湖南的腊肉，贺奕心领神会。春节前，从故乡给我寄来了他母亲制作的腊肉。贺奕身材瘦削，面部轮廓分明，目光炯炯有神，皮肤由于读书过度、睡眠不足而稍显苍白，像一个革命者，有点羞涩。表情坚毅、骨骼结实，身体充满力量，内心藏着一头猛虎，经常含笑不语。在冷饮店聊天时他喜欢点一杯牛奶。有一天在未名湖边上走，谈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不以为然，与文学无关。我们对泛滥当代文坛的小资文学深为鄙视。那时，兴起于30年代的中国现代小资文化长期的“轻薄为文”（杜甫语）早已令诗人这个词失重，成为轻浮者的造句自恋游戏。文学正在失去“上手”（海德格尔语）。仅仅靠处理二手知识的AI式写作已经有些苗头。

夏天，牟森的戏剧车间令我们着迷。“我的戏都是一度创作，没有二度创作……用戏剧本身的语法，直接来表达你对生活的理解，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对人自身的理解，所以，我用‘车间’这个词实际上是强调一种工作的概念。”牟森说。我们传阅着阿尔托一个来路不明的复印本，“戏剧应该是一种仪式，通过象征和动作来唤醒人类的原始本能。”“一个非精英的、人人都能参与的平民剧场。”在创作的理念上，我们与牟森不谋而合。贺奕说：“今天的艺术极少能够片刻站到生活所要求于它的对等的位置上，它不是屈就于自身周围恶俗势力的一面，就是采取远远逃避生活的态度。它极少唤起我们对于生活的执着和热爱，激发我们对于生活本身博大和神秘的探寻。它关闭了几乎全部可能性的通道，因为它甚至对我们生存的现实真相也漠不关心，卡夫卡说得好，艺术如不能在我们额头上痛击一掌，我们要它何用？”我说：“诗解放生命。”

我和贺奕都成了戏剧车间的演员，我们每天在宽街胡同的一个剧院里集合，演出我们自己，演出我们的日常生活。“身体是意义的场域，是存在的象征。”（阿尔托语）“演出马上就要开始，贺奕还在后台的门缝里朝台下看，他担心有认识他的人来看演出，看他出尽洋相。大幕拉开了，贺奕站在距我不到两米的地方蹲着洗菜，那时候还是男生身的金星在揉面，蒋樾在捅炉子……我和吴文光（纪录片导演）在一只大铁锅里烹制红烧肉。贺奕脸色苍白（一种视死如归的表情），说话的声音极小。牟森要求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像平时那样讲话，我们发现，这根本不可能。聚光灯一打，舌头都被照亮了。在这里，就像在稿纸上一样，每句话都是台词，而且是立即发表，不得修改。我们站在那里，无话可说，但不得不牢牢记住自己是在一部话剧里，所以偶尔我不得不和贺奕聊上两句，竟说得声音颤抖，舌头几乎掉到地上。我之所以撑了下来，或者说之所以敢于上台，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贺奕也演，也在台上。”牟森的“残酷戏剧”充满着巫气、强烈的仪式感，它确实创造了一个孔子所谓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那种场。观众席坐着崔健、林兆华、张元、戴锦华、刘震云、高波（摄影家）……这些文人。观众席已经用建筑工地的生锈的脚手架、台板填平了。“在这个时代的核心处，我居然遇见了一个‘在时代之外的人’！”贺奕曾经失踪，因为他是一个“在时代之外的人”！后来小说家朱文、诗人吕德安都加入了牟森的戏剧车间。

这种经验当然影响了贺奕的小说，他后来出版的一部小说叫作《身体上的国境线》并非偶然。我在小说出版时评论道：“身体上的国境线穿越的不仅是身体，也是当代文学最陌生的区域。如果当代中国文学大部分依然停留在某种广场、战壕、高地之类的地带的话，那么贺奕的写作早已越境。他带我们去到那些私人房间的深处，我们得以窥见人性更日常隐秘的部分。走向世界其实最根本的是走向身体。世界本是一部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混血史。”他的小说有一个语言身体，他写语言而不仅仅是故事。一位读者说：“《身体上的国境线》，读起来是一种细腻的、上瘾的忧伤。还有，对作者语境营造能力的绝望嫉妒。这些文字让我瘫软在地面如死灰。”

“吸引我的不是他的故事，而是叙述这个故事的可怜家伙的那种明知故问、暗含讥讽、大智若愚的语气。贺奕可能是有一些纳博科夫式的幽默感。故事的叙述者才是贺奕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我以为这是一种根本的东西。通常的小说其实是可以依靠学习小说技巧之类的东西而成为谋生手段的，但类似普鲁斯特之类的叙述者，能够通过自言自语传达出那种善良、谦和、亲切的天性的叙述，在当代小说中是极为罕见的。（我早年为贺奕小说集《伪生活》所写的序言）”

韩东曾说：“贺奕是一个志向高远、洁身自好的人，大学时代就能看出他作为一个大人物的种种端倪。贺奕让我印象至深的有两点。一是有能力而不用。二是身处困境时的镇定自若，甚至气宇轩昂。”有能力而不用，一旦用起来，相当惊人，比如他近年在影视理论上的作为，那本即将出版的《剧作要义》显然是一部杰作，令我想到安德列·巴赞。

“剧作的最高法则，同时也即创意的最高法则，就是站在一切法则的对立面，所谓‘法无定法’。只有理解了普遍性的剧作法则中，被认定的错误、缺陷、禁条、死路，都可以被用作剧作的元素和工具，或许才真正理解了何为剧作。”这些文字在网络上发表后，获业界好评如潮。不少人说：堪比罗伯特·麦基的《故事》。

其实，在文这件事上面，文人贺奕从来没有失踪。他随时会携着一部小说、一个剧本或者一篇什么作品越界归来（苏轼、曹雪芹都是伟大的典范）。如何写只是他的手艺。重要的是，文这件事，乃是“文以载道”（“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文者，贯道之器也。”（《昌黎先生集序》）

文在黄河流域的诞生乃是世界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像希腊远古发生的事那样，只剩下一些传说。这件事在远古人们就已经意识到它的非同凡响，“天雨粟，鬼夜哭”。这是宗教诞生的迹象。文教于斯开始。

汉语的文明一词，就是以文照亮生命与生俱来的动物性无德状态，以文明之（“语言是存在的灯塔”，海德格尔语。“语言是存在的肉身”，梅洛·庞蒂语。可以将语言一词升格为“文”），将黑暗无名、无明的动物性生命升华为孔子所谓的仁者生命、文化生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以化人，非文无以明道。”（章学诚语）文人有点像西方的牧师、神甫、祭司之类的角色。但文人不属于一个体制，而是范仲淹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文为生的人。“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之所能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艺，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事毕矣！”（苏轼语）“告于文人”，“文人”一词最早见《诗·大雅·江汉》。“文人，文德之人也。”（《诗经·毛传》）文人是贞人、巫师的理性化的产物。文教，乃是中国的宗教。如果宗教指的是一种人如何止于至善的“仪轨”的话。在汉语中，文是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文是一种“为世界文身”的手艺，生活方式。“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易经》）“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文以载道”（韩愈语），文（对语言的工具性的超越）就是文教的仪轨。文教，“百姓日用而不知”，它并不像其他宗教那样做作、神秘、鹤立鸡群（“比你较为神圣”，林毓生语），而是在形而下的入世中献身于形而上。因此文教给人一种“非宗教”的印象。在文人时代，文的专业分类（小说、散文、剧本等）还少，它们都是晚近文化的产物。文人与近代出现的知识分子不同，知识分子是专业人士。朱学勤曾经写过一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思想者会失踪，如果他不再思想。文人不会失踪，文人是“以文为生”者。写“文章”的人。文人写一切，像苏轼这样的诗、词、文章、书法、绘画、收藏……无所不通的作者，只能说他是一个文人。《世说新语》可谓一部文人传（有点像《使徒传》）。“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世说新语》）“文胜质则史。”文在晚清已经体制化。文人难以再以文为生，文成了一种装饰。文人一词在20世纪声名狼藉，如孔乙己者。“五四”其实是文人的复活。汉语最伟大的现代文人是鲁迅。鲁迅在日，被称为文豪。也曾被指为“堕落文人”而通缉。鲁迅干脆用了个笔名：堕洛文。鲁迅不仅仅是小说家，鲁迅写小说，也写散文、剧本、杂文、木刻等等。总之，以文为生。他是一个古典风格的现代文人。文，不仅仅是一种写字活动，写，“置物也”（《说文》），通过这个手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使生命得道，成为“仁者”“君子”。“六经皆史，文以明道。”“文者，贯道之器也；道者，文之根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写作是身体的一种形而上在场，有点像书空。写，身体因此超越性地在世。中国一向的传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生命的最具存在感的形式是成为文人（异名同谓者有：君子、大夫、士）。对于那些黄金时代的文人来说，文是一种体面的谋生方式，也是一种救赎。60年代对文化的深刻革命，文人失踪。70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大批文人重新复活。这些人投身于文，就像是出家。那时代的文人都有一种身体性（不是传统的书呆子），一种牺牲精神。

“顽强执守个人一贯立场，置与社会进程脱节乃至相悖于不顾，这类人可说微乎其微，勉强能让人想到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恪、熊十力。”（贺奕《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文人贺奕也是这样。

作者简介

于坚，字之白。20岁开始写作，持续近40年。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鲁迅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等。德语版诗选集《０档案》获德国亚非拉文学作品推广协会“Litprom”主办的“感受世界”——亚非拉优秀文学作品评选第一名，诗集《被暗示的玫瑰》入围法国2016年发现者诗歌奖。长诗《哀滇池》获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今日世界文学》2021年度大学生翻译奖，作品被译为俄语、波兰语、保加利亚语等多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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