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者官员的山水哲学——重读清代状元毕沅的《游崆峒山》诗

□安杰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清代状元毕沅恰似一颗耀眼星辰，于学术与仕途的交织轨迹里，留下独特而深刻的印记。他既是乾嘉时期顶尖学者，以深厚学识耕耘经史、金石等领域；又是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在地方治理中展现出政治才略。两百年后的今天，回溯乾隆四十一年（1776）毕沅游览崆峒山的行迹，重读其《游崆峒山》诗，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崆峒风光，更能从中管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态与精神困境。

毕沅（1730—1797），江苏镇洋（今太仓）人，字纕蘅，又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其幼承家学，天资颖悟且勤学不辍，成长于浓厚文化氛围中，为学术深耕奠定根基。乾隆十八年（1753），23岁的毕沅中举，七年后（1760），又于会试中脱颖而出，高中状元，自此踏入仕途，开启从翰林院编修逐步升迁的官场生涯，很快担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在陕任职期间，毕沅尽显政治才能。面对黄河、洛水、渭河泛滥之灾，他果断开仓赈济，挽救无数百姓性命；继而募民垦荒、疏渠灌田，力促农业生产恢复。同时，重视文化传承，置姬氏《五经》博士，奉祀周王墓，修缮华狱庙等古迹，征集碑刻藏于学宫，以实际行动守护地方文化脉络。而乾隆四十一年暮春游览崆峒山，恰是他任陕西巡抚三年后之事，在山水登临间他作诗直抒胸臆，埋下了对人生、历史深度思考的伏笔。

这年暮春，毕沅轻车简从奔赴崆峒山。这位时年四十六岁的督抚学者，此时正处于仕途与学术的两重巅峰——三年前刚从河南巡抚调任陕西巡抚，学术上已完成《传经表》的编纂，正着手《续资治通鉴》的史料辑录。当他从崆峒山下来，坐骑踏过泾水支流，溅起的水花映照着他眉间的疲惫，而远处崆峒山若隐若现的轮廓，就像一本打开又合上的哲学之书。其《游崆峒山》诗或许就是成于此时：

“笄头障陇云，灵气抉双眦。荡摇虚无中，群峰倚天起。奥区泄神秀，秦陇互表里。西极冠名山，真灵实萃此。策马冲风烟，泉壑斗奇诡。异境开恍惚，一步一移徙。盘旋入山心，愈进进不已。千松万松巅，苍翠润石髓。远眺金银台，瑶宫近尺咫。轩皇问道处，丹灶未全圮。鼎湖龙上升，至道泯终始。日月沃精华，石色变金紫。我来游福地，万古一瞬耳。尘鞅绊羁踪，飞光迅如驶。元鹤近可招，白云坦可履。芝草长灵苗，食之能不死。入山复出山，欲问广成子。”

这首诗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崆峒山的诗意之门，让人忍不住想要亲自去探寻那片神奇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当毕沅登临的马车停在崆峒山前时，他首先看到的是“笄头障陇云”的壮观景象。作为研究地理学的学者，他早就知道《水经注》里写过“笄头山就是崆峒山的别名”，但真正亲眼看到时，还是被“灵气抉双眦”的震撼感击中。这种震撼不只是因为景色好看，更像是学者做学问时追求的“格物致知”——他在笔记里写过：“陇右的山脉，源头是昆仑山，崆峒山就像是这条山脉的咽喉。”把崆峒山放在中国地理的大框架里思考，给自然景色赋予哲学意义，虽然毕沅不是第一个，但他的理解自有深刻处。爬山的时候，毕沅仔细观察“泉壑斗奇诡”的景象。他发现山里的泉水大多弯弯曲曲，在岩石上冲出一道道深浅不同的沟。在他眼里，这可不是普通的自然现象，而是“道”的具体体现：水弯弯绕绕地流，不是因为软弱屈服，而是懂得避开坚硬的地方，专攻薄弱之处，这就是老子说的“弱者道之用”的最好证明。把自然现象和古代哲学联系起来思考，这正是清代考据学者“把山川当作经典注释”的独特视角。

到达“千松万松巅”时，毕沅坐在松树林里听着松涛声，一坐就是好久。他摸着树干上一块块的苔藓，突然发现苔藓的纹路，竟然和《说文解字》里“寿”字的篆书写法很像。这种“天人合一”的奇妙感受，让他想起三年前在西安碑林拓印《开成石经》的情景——同样是触摸历史的痕迹，这次却在大自然里感受到了永恒的力量。他在诗里写“苍翠润石髓”，表面是描写眼前的景色，其实是用诗意表达“天地和我一起存在”的哲学观念。在“轩皇问道处”，特意换上一身素净的衣服。作为当时汉学考据的领军人物，他对黄帝传说的真假有自己的学术判断，但看到“丹灶未全圮”的遗迹时，还是像朝圣一样认真观察。他从随从手里拿过罗盘，测量炼丹炉的方位，发现它坐北朝南的布局，和《周礼·考工记》里写的“匠人营造都城”的理念完全一致，忍不住在日记里感叹：“原来古代的建筑智慧，藏在这些荒草丛生的地方。”

在欣赏崆峒美景的过程中，毕沅对山上的摩崖石刻特别感兴趣。他在一块唐代的残碑前站了很久，虽然碑上“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这让他想到自己正在编写的《续资治通鉴》——历史就像这块残缺的石碑，总要从不完整的线索里还原真相。这种对“残缺之美”的感悟，后来也影响了他收集史料的态度：“宁可保留疑问，也不强求解释。”晚上在山顶点起篝火，火光中望着远处的雷声峰，他突然想起年轻时在老家苏州灵岩山读书的日子。那时候，他常和惠栋、沈德潜等学者通宵讨论学问，争论的焦点大多是“学问要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和“专注考据训诂”哪个更重要。现在站在崆峒山，看着星空下的群山，他明白了山水和经史本来就是一体的：“黄帝向广成子问道，不是为了长生不老，而是想找到治理天下的办法；我们做学问，也不是为了单纯考证，而是要搞清楚古今的变化规律。”

“入山复出山”的过程，就像中国古代士大夫一直纠结的“出仕”和“归隐”问题。毕沅爬山时“愈进进不已”的劲头，体现了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执着；下山时感叹“尘鞅绊羁踪”，又透露出做官和做学问之间的矛盾。这种纠结在他到山脚时最明显——回头一看，上山的路已经被云雾遮住，就像他在官场里越走越远，离学术初心也越来越远。比如和珅当权初时，毕沅还能淡然处之，等到和珅成为一朝权臣，宰相以下大部分朝臣都前往贿赂恭贺之时，他也坐不住了。史载后来和珅四十大寿的时候，毕沅赋诗十首，并检书画铜瓷数物为公相寿，为以后被抄家埋下伏笔。有意思的是，毕沅的诗里反复提到“飞光”，像“飞光迅如驶”“万古一瞬耳”。这种对时间飞逝的感慨，和他晚年拼命编写《续资治通鉴》的状态分不开。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争分夺秒整理史料，也许是意识到，除了做官处理政务，还有传承文明的重要使命。这种对“永恒”的追求，在诗里变成了“芝草长灵苗”的比喻——在他心里，学术著作就像能让人“长生不老”的仙草。

毕沅的崆峒山之旅，最后在“欲问广成子”的遗憾中结束。广成子是道家传说里的得道高人，他“无视无听，抱神以静”的处世哲学，和毕沅所处的“乾嘉盛世”形成了奇妙的对比。等他回到西安巡抚衙门，面对一堆堆公文时，或许会想起崆峒山顶的那阵松风——那风声里，有大自然对人类文明的追问，也有一个学者官员在官场里坚守自我的倔强。这首《游崆峒山》诗收录在《灵岩山人诗集》第五卷，诗后面有钱大昕的批注：“秋帆这次游览，不只是欣赏山水美景，更是在探寻古今的变化。”这句话准确说出了清代中期士大夫的特点：他们既要在朝廷做官，维持国家运转，又要守护文化传承，在“辅佐皇帝成就大业”和“传承古代圣贤学问”之间努力平衡。

因陕地治绩，毕沅仕途持续进阶，后任湖广总督等要职。主政湖广时，面对复杂局势与社会矛盾，他整吏治、稳治安、促经济，重视民生沟通，力求解百姓疾苦，使区域秩序渐趋稳定。学术上，他涉猎经史、文字、金石、地理等多领域，著《灵岩山人文集》《灵岩山人诗集》，主持编修的《续资治通鉴》为编年体通史巨著，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涵盖宋、辽、金、元四朝400余年历史。毕沅统筹众学者，严考史料、精筛内容，力求还原历史本貌，为后世治史留下重要典籍，尽显其史学造诣与文化担当。然而宦海浮沉难测，他巅峰时期却屡遭免复，死后更被夺职抄家，令人唏嘘。

毕沅的崆峒山之行，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当时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发展到顶峰，学者们一边在古书里寻找真理，一边又想在现实中实现理想。这种“带着镣铐跳舞”的状态，在毕沅的诗里变成了“元鹤近可招，白云坦可履”的浪漫幻想——既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也藏着对现实束缚的无奈，似乎正预示了他一生的宦海数浮数沉。说到底，毕沅在山水间寻找的，不只是自然规律、历史真相，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立足之道。这种寻找可能永远没有尽头，但正是在不断追问和探索的过程中，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就像崆峒山的泉水，哪怕道路曲折，也始终朝着光明的方向流淌。

暮色中的毕沅，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里，但他的故事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来游福地，万古一瞬耳”，时间不停流逝，可在崆峒山这样的地方，仿佛能让时光慢下来。在这段难得的慢时光里，毕沅用诗句记录山水，用学术对抗虚无，在“入山复出山”的循环中，写出了一个学者官员的人生哲学——这是对永恒的向往，对短暂生命的超越，更是在复杂世界里坚守内心完整的信念。这份信念，就像崆峒山顶的明月，穿越三百年时光，依然在人类文明的天空中，散发着柔和而坚定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