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发现唐代小孩练字草稿，再现晋唐笔法

当代书法家的字比不过古人，是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是笔法缺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丰富复杂的笔法逐渐失传，而“尚意”“尚韵”书风的兴起，又让人们把注意力从作品本身转移到了作者的修养、情感等方面。到了今天，很多书法家的字都存在笔法单薄、不遵古法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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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便是作品无“古意”，我们就以唐代颜真卿和明代董其昌的行书相对比，颜真卿的字“篆籀笔法”丰富，苍劲而自然，而董其昌的字虽然清雅优美，但那种丰富笔法带来的“历史气息”，那种“厚重感”明显缺少。

书法界说“碑不如帖，帖不如信，信不如稿”，晋唐时期的书法草稿，不仅有自然细腻的笔法，而且还原出了当时之人真实的精神风貌，这类作品非常值得细看、玩味。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曾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唐人草稿，其中有几件是当时的小孩的练字稿。

这些字看似稚嫩，但跟当代书家的作品相比，仍能感到其法度的正统和气韵的高古醇厚。此作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文物编号为3626.这位小朋友被老师罚写《千字文》，书写时笔速有快有慢，达到了“书无意于佳乃佳”的境界。

此作看似天真稚嫩，但通过笔画的起收笔、结构的欹正、墨色的浓淡，可以领略到丰富的变化。他的字明显受到了徐浩、颜真卿等人的影响，起笔时藏锋而入，落笔后以中锋行笔，笔速不疾不徐，以横画为例，渐行渐重，按压收笔，形成尖入钝出的姿态。

竖画短而浑实，饱满有力、骨肉匀称，提勾较为含蓄，不露锋芒，转折处显得非常沉厚，撇画轻、捺画重，捺脚明显。这幅字用笔方圆兼备，尤其体现在转折处，外方内圆，显得有张力和立体感。

结字中正端庄，但绝不状如算子，有着明显的欹侧、险绝对比，就以“字”为例，“子”的长横向右上倾斜，整体结构左密右疏、上轻下重，具有动势。再如“洪”字，左轻右重，中宫还有留白。“嗣”字明显左收右放、左密右疏。种种变化，不一而足。

再看章法和墨法，由于有界格，显得工整，但涂抹、批改的痕迹，又减少了界格产生的板滞之气。而墨色的浓淡对比以及枯笔、飞白，增添了苍劲古雅的气息。此作楷书中有行书笔意，结构处理时又有呼应、揖让的关系，可以说将严谨与自然、刚健与洒脱融合。

苏轼曾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很多书法大师毕生追求的境界，其实孩童早就达到了。

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与古代经典的对比。当我们审视当下书法创作时，常会感到某种缺失——这种缺失并非源于技术层面的退步，而是隐藏在笔墨深处的文化基因正在悄然改变。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人习字稿中，那个被罚抄《千字文》的孩童笔墨间流露出的气韵，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书法创作面临的两个根本困境：笔法体系的断层与历史质感的稀释。

笔法的式微是当代书法最显性的症候。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道出了笔法作为书法生命线的本质。颜真卿《祭侄文稿》中那些看似随意的枯笔飞白，实则是篆籀笔法在情绪激荡下的自然流露——笔锋入纸时的"屋漏痕"，转折处的"折钗股"，这些在魏晋隋唐时期臻于完善的笔法体系，构成了书法艺术的基因密码。北宋米芾曾惊叹："颜鲁公行书可教，真便入俗品"，道出了笔法传承的微妙界限。然而自宋代"尚意"书风兴起后，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宣言被片面解读，明代董其昌"以淡为宗"的审美取向更将笔法简化推向极致。今天展览中常见的行草作品，往往陷入两种极端：或过分追求视觉冲击而失却中锋运笔的厚度，或刻意模仿古人形态而徒具其表。巴黎国立图书馆藏P.3626号敦煌习字稿中，那个无名学童中锋行笔时形成的"锥画沙"质感，恰是对当代"笔法贫血症"最含蓄的批判。

"古意"的消逝则是更深层的文化断层。这种难以言传的审美感受，实则是历史积淀在笔墨中的集体记忆。比较颜真卿《刘中使帖》与董其昌《答客难卷》的线条质感，前者如青铜器般透着时光包浆，后者则似官窑瓷器般精致却少些沧桑。唐人写经中那些不自觉的颤笔，宋代书简里因急就章而生的率意，乃至敦煌童蒙字课中的涂改痕迹，都构成了"古意"的有机成分。当代书家多从刻帖入手，却忽略了魏晋残纸、汉简牍书中那些未经修饰的书写现场。启功先生曾指出："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但今人临习碑版时，往往将石刻的工艺性效果误认为笔墨本真。那个唐代学童笔下自然流露的"横鳞竖勒"，恰是未经后世文人美学过滤的原始书写记忆。

从书法教育的维度审视，古今训练体系的差异尤为显著。古代书学强调"口传手授"的师承关系，卫夫人《笔阵图》中"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的微观指导，与敦煌文献中反复出现的"永字八法"练习残片，共同构建了严密的笔法传承网络。而现代书法教育过早引入"创作"概念，使学者尚未掌握"使转"之法便追求个性表达。故宫博物院藏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明拓本上清晰的笔锋转换痕迹，与敦煌习字稿中孩童稚拙却合度的点画，共同揭示了书法训练的本质——它不是艺术观念的灌输，而是肌肉记忆的养成。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的论断，在今天看来更像是对笔法传承危机的预言。

当代书法创新面临的文化困境，在比较研究中愈发清晰。当我们在博物馆玻璃柜前凝视王珣《伯远帖》上自然渗化的墨迹，或端详敦煌遗书中那个孩童因笔毫开叉留下的意外飞白时，忽然理解董其昌"学书不从临古入，必堕恶道"的深意。那些看似笨拙的唐人习字作业里，藏着笔法传承的真正密钥——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动在书写者血脉中的文化记忆。今天书法界热议的"艺术性"与"实用性"之争，或许应该回归到更本质的命题：如何让毛笔重新成为延伸生命体验的媒介，而不仅仅是创作视觉符号的工具。

站在敦煌文献与当代展厅的时空走廊里，我们终将明白：书法的生命力不在于创新口号的高亢，而在于对笔尖微妙震颤的诚实记录。那个被罚抄书的孩子不会想到，他笔下稚拙的横竖撇捺，会成为千年后丈量书法本质的标尺。当代书家要超越的不是古人达到的高度，而是重新建立与笔墨最本真的对话关系——就像孩童面对素纸时那般虔诚而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