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袁吉六“嘲笑”毛泽东作文，建国后主席却赞他“教天下”

1952年中南海，毛泽东刚把那一摞文件扔到桌角，才站起身舒展筋骨，踱着步子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等他重新坐回桌前，摊开宣纸，抓着毛笔，却迟迟没能落笔。他在那发呆，不说话，看起来像是突然被什么记忆扯住了思绪。半晌过去，毛泽东终于提笔写下：“袁吉六先生之墓”六个大字。纸墨俱浓，很用力的那种。写完又收好，接着写了封信，封好一块让人送了出去。

长沙的罗元鲲在10月收到了毛泽东的来信，信把他眼眶都看湿了。明明不过寥寥几句，却把二十年师生情、思念、愧疚，都糅在一起。罗老低声读到“袁先生墓文遵嘱书就，烦为转至”的时候，他的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他想，毛主席果然会应允，这事儿是他心里一直放不下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在意呢？袁和毛，二十多年前的师生，真正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毛泽东的一生遇到过二十来位老师，这些老师并非都像袁吉六那样与他纠结深厚，但谁都没想到，最初袁吉六还在课堂上公开“嘲笑”过毛泽东的作文。这听上去有点不寻常。彼时的毛泽东，还是湖南一师预科学子，班上顶着“第一名”头衔进校，却偏偏被国文袁先生指着鼻子教训，说他作文“标新立异”。袁吉六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又怎么会跟毛泽东这位后世大人物起了磕磕碰碰？

袁吉六，字仲谦，年轻时聪明得很，原本是要考取进京的大事，可惜因病错失了会试资格，只能留在湖南教书。不知道是巧还是命，初见毛泽东时，袁吉六就记住了那个穿着旧长衫、家境不好的孩子——倒不是因为穿着，而是那双亮晶晶看人的眼，里面藏着渴望和聪明劲儿。

老师再识才子，缘分就结下了。袁吉六带毛泽东的班五年，第一节课讲的就是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按说这玩意儿多少学生都得写，大家都是歌功颂德一通好评。结果毛泽东写的文章把严光贬的一文不值，说什么东汉初年大有作为却避世，偶尔又帮刘秀跑腿，声音偏冷。这下袁吉六脸都拉下来了，给毛泽东批了句“切忌标新立异”，可转头看到毛泽东的名字，还真是一点都不意外。课堂上较着劲，两人一个不服管教，一个死板到底，针尖对麦芒，多少是有火药味。

其实袁吉六那会儿还真生气了，毛泽东也倔得很，不愿服软。老师当着全班的面把他的作业本撕了。要是搁别人早哭了，毛泽东也直脖子和老师对峙。风头过去，两人冷静下来，袁吉六主动找毛泽东谈心，把气给消了。还说起书单这回事，袁吉六教他要博要精，不能杂，不能躁，别一锅端到肚子里都咽不下去。

听起来像是很普通的批评，实际上袁吉六对毛泽东的栽培很用心。毛泽东虽然嘴上不服气，对老师还是很敬重。学校每周作文课是学生们的乐事，毛泽东也始终是班上第一，写的文字全校老师都说好。可袁吉六偏偏挑刺，给个“不及格”，这老人家讲起理由也直接，说毛泽东的文章“新闻记者体”，太像梁启超，梁文章好归好，文风比不过韩愈，“半白不白”那叫四不像。

白天老师和学生针锋相对，晚上袁吉六还叫毛泽东来屋里聊，对联贴在门上，内容也透着文人的清雅里带点杂乱。他翻书介绍韩愈，拉着毛泽东细看字句，鼓励他“多读多想多问”。毛泽东心是不服，手上功夫却学得飞快，没多久，写的文章就糅进了“孔融笔意”“昌黎手法”，袁吉六乐得合不拢嘴，夸赞得也不装模作样。

这种师生关系，看起来客客气气，实则带着火气和感情。袁吉六不仅功课管得紧，私底下也一把罩着毛泽东。每当遇上重大风波，比如校长张干打算开除曾带头闹学潮的毛泽东，是袁吉六一伙老师以辞职相逼，才保住了毛泽东的学籍。这一点对毛泽东后来的路影响极大。可也有人说，未必都是袁吉六的功劳，校内老师团结，政局变革，许多看似偶然的事，其实都是时代裹挟着发生的。

毛泽东毕业那年，袁吉六舍不得，就鼓励他多读书精进，不像别的老师那样唠唠叨叨。离开一师后，毛泽东踏上革命路，袁吉六却在长沙教书，直到1932年病逝，身后只留下瘦弱的遗孀和几个儿女。毛泽东这些年始终没有老师的消息。等新中国成立，毛主席特地招待当年一师的老友、恩师，席间还追问老师的近况——张干、罗元鲲、袁吉六，几位都算是湖南教育界的旗帜人物，许多名门望族想请进官场都请不动他们，他们就死守着讲台和书房，连衣食都成问题。

袁吉六身后，老婆再次陷入困境。毛泽东得知，特批湖南政府对他们的生活予以援手，自己也从稿费里拿出不少钱给老师的遗孀治病、度日。有人觉得这算“搞特殊”。毛泽东很少为人求情，这次却认为凭袁吉六教育贡献，国家该管，该“特殊”。湖南省政府居然很快抱着钱和慰问品亲自上门——其实当年30元能养活三口之家，已经很够了。

聊到这儿就觉得讽刺：一代名师，教了那么多学生，晚年几乎贫困交加，人才梯队全靠一两个人情拉扯。只是，这种尴尬也很长时间没有改变过。

袁吉六之墓修葺时已是50年代，新化县准备大张旗鼓办安葬仪式。毛泽东专门为老师题写碑文，那正是他于中南海深夜久久踟蹰之后写下的墨宝。罗元鲲收到信后，像是终于把藏了几十年的重石落了地。

后来的事情其实都不离开细节与温情。墓碑仪式，政府特派的工作人员，拉着袁吉六老伴儿和儿子站在合照前，谁都不提过去的辛酸。等到60年代，毛泽东还不忘托周世钊带钱给袁家人。当然，不少湖南人会吐槽“主席又成湖南味了”！可你说起那段往事，老友一桌湖南菜，辣椒炒肉、豆豉辣椒，袁大胡子人未到，依旧被念叨得跟活着一样。席间诗人作对，毛泽东谦词道“教天下”，其实早已把老师当成一代榜样。

可话又说回来，袁吉六当年的严苛，确实让毛泽东受益匪浅吗？未必。学生成材，冥冥中结合了无数契机，不过这场师生关系，倒成了毛泽东一生难以忘怀的刻骨恩情。换句话讲，袁吉六性格有点古怪，胆子也不算大，但他顶住压力，为学生出头，这消息流传到今天，也未必是真实还原。可一些权威数据倒是不争——据湖南省档案馆最新记录，1952年新化县对象生活补助、墓葬补贴有专门项目，的确证实了毛泽东信中所述属实。

深究这些过往事，看见的多半是“人情冷暖”。毛泽东的坦率和念旧，在这些细节上裸露无遗。尊师重道，在他那里已经不只是口号那么简单。可你细想想，又有多少名师跟随时代沉浮，终其一生，不过留下几块石碑、几页手迹？传说和现实拉扯得厉害。

袁吉六之墓如今躺在湖南白莲村青山环抱中，村里稻田起伏，山路崎岖，生活像常人一样琐碎。墓碑上，刻着“通古今文史，育天下英才”。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在风吹雨打后仍未褪色，倒成了湖南乡野的一则传奇。

讲了这么多，立场说白了就是——大人物在细节之中才能看清气度，那些被记住的老师，其实也就是把学生当成了自己人生难以磨灭的痕迹。一世风骨，两袖清风，现在都留在墓碑之下，字字句句粗粝真实，不圆满的地方，就是日子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