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神话”船山，红在哪里？

文丨刘淑娟

大热门《黑神话：悟空》持续火爆，其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并“二创”多样中国传统文化，自信满满，链接Z世代群体，代入主角“天命人”，在游戏中将自己一往无前的战力一显身手。

17世纪，中国有一位思想界的“天命人”，他就是“循天下之公”的王夫之。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石船山，故后人称之为“船山先生”。“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这是谭嗣同给船山先生的评价，他在推行维新变法之际疾呼“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船山先生在十七世纪就提出了唯物辩证、以民为本、天下大同、实践实证等思想，比十九世纪的马克思早了整整两百年。他的思想和精神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湖湘文化研究专家、衡阳市文联二级巡视员谭崇恩在《王船山是世界的，更是衡阳的》一文中阐述了船山思想的重要性。“在十七世纪，他将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推到了历史的制高点，代表了人类认识世界的高度。因此，有人将他比作东方的费尔巴哈、黑格尔。其实，船山比他们还早一百多年。在国外，苏联、日本、韩国、欧美及以色列皆有关于王船山著作的译介和研究成果问世。苏联学者布洛夫称，船山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将王船山评为古今四大唯物主义哲学家之一。”

王船山自小聪敏好学，14岁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19岁求学岳麓书院，种下以天下为己任的种子。1675年，他在衡阳湘西草堂开始了长达17年的隐居著述生活，笔耕不辍，在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留下著作约320卷，100余种，800余万字。19世纪，印证了船山先生的预言：“吾书两百年后始显”。曾国藩、曾国荃组织刊刻《船山遗书》，船山思想得以在全国传播。此后，‌王船山的粉丝有了千万之众，主要分布在学界、政界和商界。湖湘的读书人自清朝两江总督陶澍起，更以王船山为精神领袖，逐渐形成蔚为壮观的杰出人物群体，改变了近现代中国。

对湖湘文化人物，船山思想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谭崇恩认为，船山有不少思想观点为近代先进人士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船山“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经世致用思想（实践观）让魏源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船山的道器观（唯物观）和日新思想（辩证法）为谭嗣同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思想和宣传维新变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船山的体用观（认识论）为郭嵩焘、谭嗣同等人批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理论提供了锐利武器。船山的理欲统一思想（道德观）为谭嗣同、杨昌济等人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提供了有力的武器。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政治观）成为了章太炎、陈天华、黄兴、杨度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清排满的旗帜。毛泽东在延安撰写《矛盾论》《实践论》时，则直接借鉴了船山著作。”谭崇恩进一步指出，“船山思想是一种启蒙思想、救国理论，是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换的重要因素之一”，“船山是中国的！”

船山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样本之一，可以说，船山思想是热血的，是“红神话”，因为船山先生胸怀“公天下”“以民为本”的“红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衡阳市在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召开之际，摄制竖屏微短剧《船山先生的朋友圈》，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红神话”的一次新锐表达。

“王船山既是古代中国最后一座思想高峰，也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位思想家”，该剧导演黄明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船山先生的朋友圈》正是基于此，以穿越手法，聚集湖湘近现代蔚起之才，进行一场超时空的对话，展现了“王船山是中国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船山先生还有一则预言——“五百年后吾道大昌”，大昌之道正是现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征途。

（附：穿越短剧《船山先生的朋友圈》剧照）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