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文津好书《洞穴公案》的真贡献！

《洞穴公案：中华法系的思想实验》的真贡献

罗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洞穴公案’并非足以与‘洞穴奇案’相颉颃的思想实验，也并不是后者的山寨与舶来，只是另一种写法的《中国法思想史》而已。”

——引自《洞穴公案：中华法系的思想实验》

《洞穴公案：中华法系的思想实验》以中国古代的“管秋阳食人案”为原型，探讨了中国语境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绝境之下是否可以杀人救父”，孝道是否高于法律？

阅读本书就像是在看中国版的“十二怒汉”，十四位虚构的古代人物围绕此案应如何定性，慷慨陈词，演绎了一场思想碰撞的盛宴。

本书充满着戏剧冲突，好看，耐看，完全可以改编为电影剧本。

当你为一种观点所折服，马上又会被另一种观点推倒重来。

在不断的建构与解构中，我们的思考也会更加深邃，从而走出非此即彼的独断。

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儒家与法家的礼法之争，现代性的法治既反对儒家的泛道德主义，以理杀人，乱挥道德大棒，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人，因为论心世人皆有罪。

但同时也要反对法家的刻薄寡恩，严酷无情，走向机械司法，让司法官吏沦为法律机械人。

因此，入罪必须讲法律，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法官不能随便造狱；但出罪可以讲道德，道德所鼓励容忍的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

法律必须给脆弱的人性提供出气孔，“人情可以抵御公权，但公权无法消灭人情”。

有人视“法治”为舶来品，也有人笃信“法治”为彻底的土产品，但真理从来都是在成对错误中的一种合乎中道。

法律人非常熟悉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法律至上，王在法下”，但本书却提醒我们荀子更古老的教导——“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当学者们为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的名言——“最好的社会的政策才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拍手叫好，本书却告诉我们儒家先贤早就认为“乱世的犯罪，责任主要在国家”，非民之过，当哀矜之。

朱元璋的“治乱世用重典”本是对上古法律格言“刑罚世轻世重”的彻底歪曲与背离。

定罪量刑不是教条式的刚性逻辑推理，它需要常识和情感的调和，法律人不能傲慢地拒绝聆听普通人的智慧，西方有公民陪审团（JURY），我国有人民陪审员，中国古代讨论疑难案件亦有本书所谓的“集议制度”。

当法律思维与普遍智慧相结合，疑案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

无论古今中外，人类所面临的问题都有相似之处，都存在一些共同的困境。

地方性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普遍性的智慧。无需纠结于“他的”与“我的”区分，本质这都是“我们的”。

人类思想充满着共通性，殊途同归。没有必要区分孰先孰后，谁是原创，谁是抄袭。

人类无法发明道，只能发现道，道之本身就跨越时空国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象，万象也终将归一。

地方性智慧也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开放的胸怀既包括对本土古典思想的重拾，也包括对域外的经验接纳。蓦然回首，也许外来的就是本生的，本生的也会在外土发扬光大。

一如作者所言，本书并非《洞穴奇案》的翻拍，更非东施效颦似的山寨，而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旧话新说。

作者揭示了隐藏在历史长河中诸多被人忘却的宝贵法律思想。

发掘被人遗忘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贡献。

人们总想构建新学问，但是真正的新学问，少之又少，绝大多数都是新瓶装旧酒。

能够贡献新瓶，就是令人瞩目的真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