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0年：写历史只是为了记录真相吗？

楔子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60年，大宋嘉祐五年，大辽清宁六年。这已经是嘉祐五年了，距离宋仁宗去世，还剩下最后三年。这个时候的仁宗皇帝，身体其实已经非常不好，在朝堂上见大臣的时候已经不怎么说话了，做决策只靠点头摇头。但是，抢在今年，他还是办成了一件大事：他对原来的《旧唐书》不满意，于是另起炉灶，新为唐朝修了一套史书，这就是我们现在在《二十四史》里看到的《新唐书》。要知道，在中国古代，为前朝修史，可不是搞文学创作，那是一件政治大事。相当于给前朝办了葬礼，所有的是非功过、经验教训都替前朝捋明白了，放心地去吧，新朝代可以接过法统继续往前走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明朝修《元史》。朱元璋1368年在南京刚即位，北边和蒙元的仗还没打完呢，就马上下令修《元史》。那真是：为元朝送行，一分钟也不想耽误。这部《元史》210卷，160多万字，规模不小啊。但是花了多少时间呢？前后两次加起来，总共用时331天，还不到一年，就干完了。就这么仓促。所以《元史》修得就乱七八糟，漏洞百出，甚至还有为同一个人写了两篇传记的情况。有人说，若论质量，《元史》在二十四史里垫底。但是，《元史》的质量这么烂，明朝朝廷、清朝朝廷都没想过要去重修。而关于唐朝的史书，明明已经有了一部《旧唐书》了，为什么宋仁宗还要再修一部《新唐书》呢？是因为《旧唐书》质量差吗？有这个因素。宋朝人挑了《旧唐书》的一大堆毛病，什么没有章法啦，详略不当啦，文采不好啦，事实凌乱啦，等等。但就像刚才说的，再差，也不会比《元史》更差。实际上，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对《旧唐书》更重视。道理很简单，《旧唐书》是五代时候编的，兵荒马乱的，活儿不细，就把找来的史料抄抄就得了，这反而落下了一个难得的优点，就是保存了大量唐代的原始材料。关于《旧唐书》的价值，别的不说了，举一近一远两个例子，你感受一下。近的，只隔了十几年，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关于唐朝的历史，主要参考的，就不是《新唐书》，而是那部原始史料更丰富的《旧唐书》。远的，到了700多年后的清朝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觉得《旧唐书》的价值很大，于是又放回了正史的序列里，这才凑成了我们今天经常讲的《二十四史》。在此之前，是没有“二十四史”这个说法的，都是所谓的“十七史”，或者“廿二史”的说法。所以，《旧唐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也没有差到必须废弃掉，然后再编一部的程度。那问题来了：奇怪，为什么宋仁宗一定重编这么一部《新唐书》呢？致敬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司马迁。后世很多批评者，说史记写的不全是真实，有很多小说家笔法，比如《项羽本纪》里写鸿门宴，那么精彩的细节，恐怕少不了司马迁的脑补。这究竟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小说的虚构，司马迁写史记，追求的是仅仅是真实吗？他在写给朋友的那封信——《报任安书》里说得特别清楚：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人类为什么要写历史，读历史？司马迁说得多好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是中国人的真实观。致敬司马迁，致敬真实的，或者不尽真实的历史写作。参考文献《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范祥雍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2013年。（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2016年。（清）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黄曙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清）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王树民校正，中华书局，2013年。（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孙猛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宋）吴缜：《新唐书纠谬（附钱校补遗附录·修唐书史臣表）》，中华书局，1985年。（德）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周思成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美）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刘家和：《古代中国文明与世界历史》，蒋重跃编选，华文出版社，2024年。王汎森：《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阮芝生：《史记的读法》，花山文艺出版社·道善文化，2022年。林聪舜：《史记的人物世界》，三民书局，2020年。杨照：《史记的读法：司马迁的历史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9年。瞿林东：《中华史学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汪荣祖：《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武秀成：《〈旧唐书〉辨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黄山书社，2002年。黄永年：《〈旧唐书〉与〈新唐书〉》，人民出版社，1985年。王东：《〈新唐书〉研究之考论》，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柳卓霞：《〈新唐书〉列传叙事研究》，上海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刘成国：《书写“涩体”：宋祁与古文运动》，《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赵杰：《宦官文本及其时代:〈新唐书〉宦官传记的书写研究》，《宋史研究论丛》，2023年第34辑。黄正建：《新旧〈唐书·列传〉书写异同劄记——读两〈唐书〉劄记之一》，《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2022年。汪高鑫：《易学视阈下的欧阳修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3期。崔壮：《正统观与宋以后的五代史编纂》，《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瞿林东：《〈新唐书〉怎样评价唐代史学》，《河北学刊》，2021年第1期。王庆华：《小说何以进入正史？——以〈新唐书〉 传记增文采录小说为例》，《文艺研究》，2018年第6期。武秀成：《史源文献与〈新唐书〉 之误书》，《历史文献研究》，2017年第2辑。陈维：《“两唐书”文苑与儒林的历史书写及其关系》，《中州学刊》，2015年第3期。谢保成：《二十四史修史思想的演变》，《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江湄：《“天人之际”的新境界——论宋代“天理”历史观如何解答“天”与“人”的关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江湄：《从“大一统”到“正统”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谢保成：《〈史记〉体系再考察》，《求是学刊》，2005年第6期。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谢保成：《北宋前中期的唐史研究与〈新唐书〉重修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蔡崇榜：《吴缜与〈新唐书纠谬〉》，《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谢保成：《关于〈新唐书〉思想倾向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刘复生：《说北宋中期儒学嬗变与史学的变化》，《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