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豪飞：清代科举教科书《钦定四书文》的编选与文风宗尚

摘要 ：乾隆元年，方苞奉敕编选《钦定四书文》，这是清代一部官修的科举教科书。乾隆下旨编选此书有着以儒家正统思想管束士子、涵养国家“气运”即巩固封建专制统治长治久安的根本目的以及作为考官阅卷衡文、应试士子写作八股文具体而明确的范本和颁行该书作为“举业指南”的实用目的。方苞将明代时文划分为四个时期，概括各期特点，并指出自己的选文原则。他认为好的时文需要具备“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三个要素，为士人提供了“制科之标准”。“清真古雅”契合清廷所倡导的“清真雅正”的文风宗尚。《钦定四书文》的颁行促进了清初时文的兴盛和文风宗尚的取向，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就清代科举实情而论，该书的颁行虽并未切实起到振起士风、引领文风的理想效果，然仍不失为对有清一代科举产生极大影响的教科书。

引言

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后，沿袭明朝旧制，恢复科举制度，采用八股取士，从《四书》《五经》中命题。士子们为了应对科举，研习八股文，需要一些相关教科书。其时书坊间刊刻的八股文选本，包括程文、墨卷、文稿等编成的各种八股文集、选集可谓汗牛充栋，为士子们写作八股文提供了必要的入门书和参考书。然而作为皇帝钦定并颁布全国的士子必读书，则当是乾隆年间由方苞编选的《钦定四书文》，在清代影响甚大。《钦定四书文》这部清代官修的为科举而编辑的八股文范文汇编，其实就是一部清代科举教科书。今学界对该书已有一定的研究，如安东强从《钦定四书文》“编纂的立意”这个角度来考察，认为“乾隆帝下令选编四书文的举措，其目的固然在于确立四书文的程式，其缘起与用意则是要变革此前‘坊选之禁’的政令与礼部选刻墨卷的制度”，而且他还认为该书的颁发并未起到应有的反响与“整饬科举文体的成效”。另有裴元凤和曹雪同题硕士论文《方苞〈钦定四书文〉研究》，二人之研究各有侧重。除此之外，尚未见其他专论。但乾隆下旨编选《钦定四书文》的根本目的何在？方苞评鉴时文的标准是什么？《钦定四书文》所标举的“清真古雅”契合清廷所倡导的“清真雅正”的文风宗尚，该书的颁行是否切实起到振起士风、引领文风的理想效果？诸如此类问题，笔者认为尚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钦定四书文》（清刻本）

乾隆元年（1736）六月，乾隆继位之初，即下旨令方苞精选有明一代及本朝诸大家四书制义，将以颁行天下。乾隆此举目的有三：

首先，其根本目的，即是以儒家正统思想管束士子，并以此涵养国家“气运”。乾隆在《钦定四书文·谕旨》里谕示：“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阐明义理，发其精蕴，因以觇学力之浅深与器识之淳薄。而风会所趋，即有关于气运。”乾隆意在通过科举经义取士，使士子“沉潜”于四书五经，一心只读圣贤书，从儒家经典中获得感悟，“阐明义理，发其精蕴”，以此作为八股文写作的核心思想，实际上是要将儒家思想潜移默化为士子的内在精神品质，从而束缚士子思想，以保证他们思想的正统性与纯粹性，进而引导文风，矫正士习，将整个社会秩序纳入儒家思想控制之下，国家“气运”由之昌盛，从根本上达到维护其皇权专制统治长治久安的目的。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出：“是编所录……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圣人之教思无穷于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士子写作时文必须“代圣贤立言”，心中有“圣贤”，自己立身处世做“圣贤”，不仅以“圣人之教”为社会公德，而且以之为个人行为准则，如此一来，整个社会即是圣贤之世，国家“气运”自然昌明久安。

乾隆（1711—1799）

其次，其实用目的，就是要使得考官阅卷衡文有了统一参照的“绳尺”，应试士子写作八股文有了具体而明确的规矩法度。原本考官阅卷衡文就存在较大主观性，有时不同考官之间分歧很大，因衡文缺乏统一标准，进而有失公正，影响着人才选拔。因为就在乾隆下旨决定编选《四书文》的前两天，乾隆还特意训诫总理事务王大臣：“国家制科取士，为主司者务宜矢公矢慎，藻鉴不爽，以襄盛典。乃正、副考官容有各任己见，不能和衷，去取之间，互相争执，遂有庸格而滥充中额，佳文而反遭摈弃。夫衡文之道，公则生明，似此各怀成见，各挟私意，已失鉴空衡平之义，更何以表率房考，使之虚心甄别，铢两悉称乎？且分校者取舍未当，尚藉主考搜阅落卷，以补缺失，至于主考刚愎自用，致使去取不得其平，咎将谁归？”因为正副考官衡文标准不一，过于主观评定，“各任己见，不能和衷，去取之间，互相争执”，甚或“各怀成见，各挟私意”“刚愎自用”，导致“去取不得其平”，这种情形所见颇多，所以乾隆严词敦劝主考官们“各宜一洗积习，无负任使”，要做到公正评阅考卷，公平选拔人材。对此问题乾隆感到亟需解决，他明确说道：“顾时文之风尚屡变不一，苟非明示以准的，使海内学者于从违去取之介，晓然知所别择而不惑于歧趋，则大比之期，主司何所操以为绳尺？士子何所守以为矩矱？”至于是怎样具体的标准，乾隆并未提出来，但是他希望通过编定《四书文》，提供范本，而使得考官知以衡量。对于考生而言，通过对范文的学习和模拟借鉴，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写作八股文的“义理”所在、规矩法度，“知所别择而不惑于歧趋”。如此一来，主司视范文为“绳尺”，士子视范文为“矩矱”，彼此都有了可具体操作的标准。

再次，其实用目的还表现在颁行此书，作为官方编订的统一的应试教材，赋予其权威性，“以为举业指南”。自明初以八股取士，那么士子习作八股文必有所本，即需要获得学习参考的教科书。于是，民间书坊就刊刻了大量的八股文选本，包括程文、墨卷、文稿等编成的各种八股文集、选集等，这些选本良莠不齐，标准不一，对士子应试举业影响甚大。王世贞就曾批评明代中期以来时文选本之弊：“照得近年以来，科场文字渐趋奇诡，而坊间所刻及各处士子之所肄习者，更益怪异不经，致误初学，转相视效，及今不为严禁，恐益灌渍人心，浸寻世道，其害甚于洪水，甚于异端。”此种弊端延至清初，乾隆对此亦有所了解，他说：“自坊选冒滥，士子率多因陋就简，剽窃陈言，雷同肤廓。间或以此倖获科名，又展转流布，私相仿效。驯至先正名家之法，置而不讲；经史子集之书，束而不观。所系非浅鲜也。”因此，他认为有必要“裒集有明及本朝诸大家制义，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布天下”，“以为举业指南”。他要官修一部权威的统一的科举教科书颁行天下，作为士子举业准的，让士子学习，借此革除“坊选冒滥”所带来的诸多弊端。

乾隆四年（1739），方苞年七十二岁，经过近三整年的努力，终于完成四书制义文的编选，于是年夏四月初三日，敬呈乾隆御览，并上《进四书文选表》及“凡例”。在这篇上《表》中，方苞重申了当初乾隆要求编选四书文的旨意，并略加阐发，尤其是他对乾隆关于经义取士培育人心士习，从而推进“风会所趋”，即“有关于气运”说的认同。他写道：“况经义之体，以代圣人贤人之言，自非明于义理，挹经史古文之精华，虽勉焉以袭其形貌，而识者能辨其伪，过时而湮没无存矣。其间能自树立，各名一家者，虽所得有浅有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见，使承学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趋，是诚圣谕所谓有关气运者也。”士子阐发圣贤之言，其“行身植志”当体现圣贤之道，由此形成良好的士风，从而影响整个社会风尚，国家“气运”得以维持永久。对八股取士，以《四书》为本，阐发义理，方苞亦表示赞同，“窃惟制义之兴七百余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精蕴，汇涵于四子之书，俾学者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群归于正也”。这与乾隆的训谕都是一致的。很显然，一方面方苞或许是不得不完全迎合、遵从乾隆关于编选《四书文》的思想主张，另一方面其实亦可以看出方苞对编选的真实态度。作为一个理学家，方苞是积极卫道的，尊崇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所以他表达出编选范文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对士子加以引导，予以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以维护封建统治，维系国家“气运”之所在，即维护皇权专制统治的巩固和稳定，自是可以理解了。

《钦定四书文》是一部清代科举教科书。乾隆赞赏方苞的才学，他不但让方苞著司选文之事，而且还须逐篇评点，“务将入选之文发挥题义清切之处，逐一批抉，俾学者了然心目间，为用模楷”。方苞遵从乾隆意旨，抉发所选时文义理，“文之义蕴深微法律变化者，必于总批旁批揭出，乃可使学者知所取法”。使得为学者从中受教，获得启迪，更好地掌握为文要领，从而提高应试能力。《四书文》所选为有明一代及清初时文，故而方苞有必要对明代时文的发展概况及各时期时文呈现出的总体特点有一个全面客观的把握。

方苞（1668—1749）

（一）方苞对明代时文的分期及其特点的概括

关于明代八股文的发展概况，方苞于《进四书文选表·凡例》写道：

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矣。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凡此数种，各有所长，亦各有其蔽。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方苞将明代八股文发展演变划分为四个时期，明初洪武、永历至成化、弘治百余年为第一期，八股文写作体式初具，但还没有成为定式，是不讲八股格套的。事实上，至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八股文的程式才逐渐固定下来。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时文在经历正德、嘉靖的极盛之后，于隆庆、万历时期开始转衰，延至天启、崇祯两朝趋向衰落。这样分期，大抵合乎实情，也为此后学者所认同，且今人论明代八股文发展概况，亦多沿袭此说。

其次，方苞揭示了明代八股文各期在写作上的特点。他认为，明初经义文章已要求拟古人语气，多严格遵循前人对于经书的传注，文风较为质朴。在正德、嘉靖鼎盛时期，在写作上则是“以古文为时文”，能熔经史于一炉，突破了经书传注的束缚，丰富了时文的内涵，因而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较此前文风为之一变。自隆庆、万历以后，是由正而变，由盛而衰的时期。所谓变与衰，其主要表现是追求文字的华丽，以出奇而求售。《明史·选举一》记载：“时方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为趋，不遵上指也。启、祯之间，文体益变，以出入经史百氏为高，而恣轶者亦多矣。虽数申诡异险僻之禁，势重难返，卒不能从。论者以明举业文字比唐人之诗，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云。”由此可见，隆庆及其后的八股文已是每况愈下，“气体苶然”，至明季虽有“可兴可观”者，然不免渐至衰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钦定四书文》对明末文风描述道：“至于启、祯，警辟奇杰之气日胜，而驳杂不醇。猖狂自恣者，亦遂错出于其间。于是启横议之风，长倾诐之习，文体戾而士习弥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矣。”王朝末世文风衰败，国运亦颓败不堪，二者实乃紧相关联。

方苞认为，明代不同时期的时文创作，“各有所长，亦各有其蔽”。以上四期，前两个时期由始而兴而盛，后两个时期则由盛而变而衰。方苞对明代时文的分期及各期特点的整体概括，大体准确，合乎实情。

明末清初象牙状元筹（中国科举博物馆藏）

（二）《钦定四书文》的选文原则

方苞认真梳理了明代八股文的发展分期，剖析不同时期的特点，确立自己选文的原则，有所选、有所不选，并陈述理由。他在《进四书文选表·凡例》里写得清楚，笔者稍加阐述。对于成化、弘治以前的八股文，选择“简要亲切，稍有精彩者”；而对于那些“直写传注，寥寥数语，及对比改换字面，而义意无别者”则不与选取。对于正德、嘉靖以前先辈之文，只是少量择取那些“极平淡简朴而清古可味者”。方苞认为这类时文难于写作，“盖必天资最高，变化于古文，久乃得之”，并非“中材”之人“所能仿效”。对于正德、嘉靖时文鼎盛时期，则专取“气息醇古，实有发挥者”；而对于那些“规模虽具，精义无存，及剽袭先儒语录，肤壳平衍者”，则不与选取。隆庆、万历为明文开始走向衰落之际，方苞则选入那些“气质端重，间架浑成，巧不伤雅”之作；对于那些“专事凌驾，轻剽促隘，虽有机趣，而按之无实理真气者”，不与选取。方苞认为，天启、崇祯时期“名家之杰特者”，他们的时文“思力所造，途径所开，或为前辈所不能到”，稍加择取；除此之外，其余杂家之作，则“偭弃规矩以为新奇，剽剥经、子以为古奥，雕琢字句以为工雅，书卷虽富，辞气虽丰，而圣经贤传本义，转为所蔽蚀”，皆一概弃之不选。

至于清初时文的编选，方苞一方面对于那些纵然是脍炙人口之作，而按以文律，求以题义，则未能吻合，不可以为法程者，仔细甄别慎重择取；另一方面，方苞看重“兼收众美，各名一家”之作，“守洪、永以来之准绳，而加以变化；探正、嘉作者之义蕴，而挹其精华；取隆、万之灵巧，启、祯之恢奇，而去其轻浮险谲”，他刻意选取那些能汲取明代时文各期之长而去其所短的作品。

从总体上看来，方苞根据不同时期时文的特点，以此确定选文的原则，使得“体制格调，各不相类”，不但丰富了选文的多样化，可供不同学子各取所长，而且使学者“得溯其相承相变之源流”，知晓八股文的发展进程概况。方苞别裁伪体，细加校录，从有明一代及清初的时文名家作品中精选而出，编订此书共41卷，其中明代27卷：《化治文》6卷、《正嘉文》6卷、《隆万文》6卷、《启祯文》9卷，计486篇；清初时文14卷，297篇。明代时文各种体式完备，名家众多，卓然可传，至清初亦有刘子壮、熊伯龙等作者接踵，他们的时文作品“根柢经史，各抒杼轴”，编选作为范文，正适合于作为“后学之津梁，制艺之科律”，为时文写作提供借鉴。方苞选文，遵循自己确定的原则，不只是要反映他个人对时文写作的自觉的审美追求，更重要的是他要确立选文的典范性，体现最高统治者的文统理念。既要树立范本，又要规范文风。故而直至晚清，该书还一直被视为科场衡文的典范。

《钦定四书文》的编定并颁行天下，为士人提供“制科之标准”。那么，一篇好的时文究竟该具有怎样的标准？方苞在《进四书文选表》中就已阐明：“故凡所录取，皆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庶可以宣圣主之教思，正学者之趋向。”他认为一篇好的时文必备三要素：即“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

时文写作以“四书五经”出题，要求士子们必须模仿圣贤语气“代圣贤立言”，这从文章思想立意上就束缚了士子的思维，将其限定于阐明儒家思想，可以说“发明义理”是时文写作的核心要素。乾隆于《钦定四书文·谕旨》里即要求“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阐明义理，发其精蕴”，实得八股文取士的真意。“发明义理”反映时文作者的思想性，但“义理”的阐发有精微与粗浅高下之别，因个人“学力”与“器识”而异，这也是显见的事实。作为一篇好的时文，当然要能够阐发出圣贤思想的“精蕴”。毕竟，在乾隆看来，时文写作关乎政治及国家“气运”，因此这是考量和评定时文写作最重要的标准。

仇英《观榜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其次，时文要“清真古雅”。何谓“清真古雅”？方苞并未给予明确的诠释，但他替礼部代作的《礼闱示贡士》一文，则有所申发：“然清非浅薄之谓；五经之文，精深博奥，津润辉光，而清莫过焉。真非直率之谓；左、马之文，怪奇雄肆，醲郁斑烂，而真莫过焉。欧、苏、曾、王之文，无艰词，无奥句，而不害其为古。管夷吾、荀卿、《国语》、《国策》之文，道琐事，述鄙情，而不害其为雅。”他将“清真古雅”逐字拈出，用古文名家名篇佳作于写作上的一些特点分别加以指称，予习作者于抽象概述中以直观感悟。

在方苞看来，“清真古雅”表现在“理”“辞”“气”三个层面：所谓文之“清真”，即惟有所阐明的“理”要正确；所谓文之“古雅”，即惟有所使用的“辞”要妥当；但是在“理”与“辞”之间起着连接作用的则是“气”，“依于理以达乎其词者，则存乎气”。那么，“气”是什么？方苞认为：“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浅深以为充歉者也。”“气”与文章的写作内容相契合，因作者的不同学养而表现出或“充”或“歉”，因人而异。“气”表现为作者文章写作的气势等心理状态，在中国古代文论里多有阐述，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首开其端。方苞认为时文写作也应当要有“气”的体现，从而在阐发义理、驾驭言辞上，就能做到以“气”贯穿其中，以“气”驱使言辞，理正词顺，文气贯通。

时文写作要“清真古雅”，即要表现为“理之明”“辞之当”“气之昌”，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方苞认为，想要“理”明，必须以六经为根本，尤其要“切究”宋元大儒的思想学说；想要“辞”当，必须“贴合题义”，“取材”于夏商周三代及两汉之书；想要“气”昌，首先心中要浸淫“义理”之说，再反复研读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从这三个方面入手，不断训练，长期积淀，就能逐步地涵养义理，形成深刻的思想基础、扎实的语言功底，这样才能写出“清真古雅”的时文作品。

时文是“代圣贤立言”，在内容上还须“言必有物”，即阐发义理必须充实。然而有些士子为取悦考官，专务浮词丽语，徒空言而不适用，甚至蹈袭剽窃，猎取功名。清帝屡屡严加训斥此种情形，如雍正十一年（1733）正月，雍正就斥责道：“若不于根柢讲求，而但以华靡相尚，则连篇累牍皆属浮词。圣贤精义既全无发明，圣贤语气又毫不相肖，国家亦安用此浮夸浅薄之士哉！”所以方苞强调“言必有物”，注重时文要有充实的内容，“文以载道，与政治相通，务质实而言必有物”，亦是出自时文写作的根本要求。

方苞指出好的时文写作必备的三要素，为士人提供“制科之标准”，给广大学子以理论启发，那么是否有可行的习作路径予以指导呢？当然有。方苞在《礼闱示贡士》里写道：“时文之为术虽浅，而其从入之径涂，用功之层级，亦莫不然。必于理洞彻无翳，而后能清；非然，则理无发明，为浅为薄而已矣。必于题切中，而后能真；非然，则循题敷衍，为直为率而已矣。必高挹群言，炼气取神，而后能古雅；非然，则琢雕字句，为涩为赘，为剽为驳而已矣。必贯穿经史，包罗古今，周察事情，明体达用，然后能质实而言有物；非然，则剿说雷同，肤庸鄙俗，而不可近矣。”方苞针对时文写作标准三要素，指出时文写作之“是”与“非”，使学子们在一正一反对比中切实领会到时文写作应掌握的技巧与方法，提高应举写作能力。

方苞所提出的“制科之标准”，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时文观，而且也反映了清初统治者对时文写作的根本要求。因此，他上表乾隆，进呈《四书文》，得到乾隆的肯定和赞赏，此后乾隆下旨颁行全国。乾隆九年（1744）又将该书定为乡、会试及岁、科试的标准书，确立了《钦定四书文》的法定教科书的权威地位，由此方苞评鉴时文的标准亦得以被士子们认同和接受，对八股文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直到晚清，张之洞论时文之学，仍然推重《钦定四书文》，“宜学先正。经、史为文章根柢，名大家为墨卷根柢。《钦定四书文》即根柢也，学到固不易，稍得其骨力气息，为益即已无穷”。可见，该书对清代科举八股文写作影响甚为深远。

清代八股文的衡文标准，及有清一代之文风，举凡所论，皆归结为“清真雅正”。如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等专著，皆有所提及，但未能展开细致分析；龚延明、高明扬《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一文，主要依据清代硃卷及其考官的批语，对清代八股文的衡文标准进行探讨，认为这种标准引导着文风、士习等。至于“清真雅正”何以确立为有清一代的文风宗尚，其实值得探讨。笔者以为方苞奉敕编定《钦定四书文》，被乾隆颁行士林，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科举教科书，他所提出的衡文标准非独为个人之思想，而是体现着最高统治者的文治理念，再加上帝王的一再告谕，两相并举，形成合力，共同作用，使得“清真雅正”引导士习和文风，以至于自然而然发展成为有清一代之文风宗尚。

方苞编，王同舟等校注《钦定四书文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方苞遵从乾隆意旨，严格按照自己确立的选文标准，依从自己的时文观，从“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三个要素予以考察，依据“理”“辞”“气”三个具体层面加以评定，编选四书文选本，对于不合标准，“用意险仄纤巧，而于大义无所开通，敷辞割裂卤莽，而与本文不相切比，及驱驾气势而无真气者”（《进四书文选表》），纵使以往被视为名篇，也概置不录，以此保证选文的原则客观和标准统一。

方苞特别强调时文要“清真古雅”，事实上与清初统治者确立“清真雅正”的文风宗尚相契合。“清真雅正”之说源自雍正。雍正在位时一再告诫考官要注意文风“清真雅正”，“世宗屡以清真雅正诰诫试官”。雍正十年七月壬子，雍正谕礼部：“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语云言为心声，文章之道与政治通，所关巨矣！……况四书文号为经义，原以阐明圣贤之义蕴，而体裁格律先正具在典型可稽。虽风尚日新，华实并茂，而理法辞气指归则一。近科以来，文风亦觉丕变，但士子逞其才气辞华，不免有冗长浮靡之习，是以特颁谕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备。虽尺幅不拘一律而支蔓浮夸之言，所当屏去。”及至乾隆继位，令方苞编选《四书文》，要求士子为文须“阐明义理，发其精蕴，因以觇学力之浅深与器识之淳薄”。乾隆三年，复经礼部议奏，乾隆再敕考试各官，凡岁科两试以及乡、会试衡文，务取“清真雅正”，以为衡文准的。今见诸《清实录》记载，反复可见乾隆下旨训诫士子为文要讲求“清真雅正”之文风宗尚，如乾隆十九年（1754）四月庚寅谕曰：“场屋制义，屡以清真雅正为训，前命方苞选录《四书文》颁行，皆取典重正大为时文程式，士子咸当知所宗尚矣。”清初雍正、乾隆两帝极力倡导“清真雅正”的文风宗尚，根本上是将文风与国运密切相关联，客观上确立了清代文风的形成与盛行，而方苞编定《钦定四书文》则成为推进文风宗尚以利操作的推手，“方苞通过自己的选本实践，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清代帝王的文治理念，或者说其按照官方的意图来操持选政，形成文统与治统的‘共谋’”，所论确然。

《清实录》（清乾隆至光绪年内府朱格精抄本）

见诸上文所论，方苞关于“清真古雅”之内涵已然清楚，但是，清廷所倡导的“清真雅正”，兼有衡文标准和文风宗尚之实，究竟何意？则并无明确诠释。所可见者，道光时李元春于《四书文法摘要》里写道：“国朝定文品四字：清真雅正。清有四：意清，辞清，气清，要在心清；真有五：题中理真，题外理真，当身体验则真，推之世情物理则真，提空议论则真；雅有二：自经书出则雅，识见超则雅；正有二：守题之正，变不失常。”他阐释“清真雅正”各词在理解上所包含的范畴和应有之义，可谓其心得体会。清末名臣张之洞在《輶轩语》“语文第三·时文”里写道：“时文：宜清（书理透露，明白晓畅）、真（有意义，不剿袭）、雅（有书卷，无鄙语，有先正气息，无油腔滥调）、正（不俶诡，不纤佻，无偏锋，无奇格）。四字人人皆知，然时俗多误解，今特为疏明之。不惟制义，即诗古文辞，岂能有外于此？今人误以庸腐空疏者当之，所谓谬以千里者也。”其所论“清真雅正”，虽文词表述上有别于李元春之说，但理解上并无根本差异，颇有识见。他还指出“清真雅正”非惟时文有如此要求，亦关涉诗歌古文辞之理。由此可见，清代文风宗尚以“清真雅正”一以贯之，作为一种官方文化政策，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也影响了清代整个文学生态。

正是在这样的文风宗尚的影响下，清初时文一度出现了兴盛的局面，被纪昀称为清代八股文四大家的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韩菼就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乾隆十七年二月，乾隆还下诏，称赞韩菼“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足为艺林楷则”，给予韩菼制义极高的评价。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清代文坛追求“清真雅正”的文风遂得以普及开来。方苞奉敕编定《钦定四书文》，强化了“清真雅正”的文风宗尚，以为士林写作八股文之标准，“承学之士，于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于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对促进文风的变革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钦定四书文》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书，所选文章“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因此成为《四库全书》收录的唯一八股文选本。八股文“代圣贤立言”，提倡“清真雅正”的文风宗尚，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成为封建王朝禁锢思想、加强统治的政治工具。但《钦定四书文》的颁行是否就一定达到了最初预期的目的和振起士风、文风的理想效果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今笔者择取《清实录》里所记载的乾隆于不同时期的几则训谕为例，就可知晓实际情况：

乾隆九年七月己亥，“……然衡鉴罕能精当，文风未见振起”。

乾隆九年八月庚申谕：“国家设科取士，原欲遴选真才，以备任使典至重也。近来士习不端，不惟文风未见振起，抑且怀挟作弊，行类穿窬，诡计百出，竟有意想所不到者。朕早已闻知，屡行训饬。”

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丙辰，乾隆所下谕旨：“制义以清真雅正为宗，乾隆初年，《钦定四书文》刊刻颁行，士子如果殚思讲习，阐明理法，则典型具在，一切可奉为法程。无如近日士风，专为弋取科名起见，剽窃浮词，不复研穷经史为切实根柢之学，以致文体日就卑靡。虽屡经降旨训饬，而积习难回，仍不免江河日下之势。惟在司文柄者随时甄别，力挽狂澜，以期文风渐归醇正。”

士子为取功名，不再用心于《四书》《五经》之学，以《钦定四书文》范文为学习、模拟的重要途径，只是一味地“剽窃浮词”，背离了统治者以八股取士的初衷，这种“积习难回”“江河日下”，或许乾隆当初也绝对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而这种种弊端一直延续至清末科举取消，并伴随着大清的灭亡而走向历史的沉渊。清代科举首场考时文，意在强化士子的思想，统一于儒家正统思想上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且清初皇帝一再颁布谕旨告诫士子，引导“清真雅正”的文风宗尚，但最终却是事与愿违，并不能达到最初预想的效果。

晚清科举考场

当然，这种问题的产生并不能归咎于《钦定四书文》教科书本身，而是“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顾炎武有感于明亡而痛斥八股文之害，比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或有偏激，但亦言之在理，切中肯綮。只是时文取士之弊端，延续至有清一代屡禁不绝，此乃八股取士之过？抑或科举制度之过？

明清科举八股取士，虽分三场，实只一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四书文实行了几百年，场屋可出之题，士子早已预拟，每一榜出，抄录旧作，侥幸得中者不少。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指出科举考时文所存在的问题，“科举之制，徒尚空言，不适实用。墨卷房行，转相抄袭，经义各占一经，拟题应试，表判策问，亦皆豫拟成文，随题敷衍”，因此他主张废除时文取士，别选真才实学之法。此议不得复议。虽然这只是时文写作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但已然预示八股文写作必将走向衰败的结局。同样，乾隆寄希望于时文取士涵养国家“气运”，但最终亦随着八股文的衰败而衰落。《清史稿·选举三》论曰：“历代辄以厘正文体责考官，而迄无实效。议者谓文风关乎气运。清代名臣多由科目出身，无不工制义者。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康熙后益轨于正，李光地、韩菼为之宗。桐城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允称极则。雍、乾间，作者辈出，律日精而法益备。陵夷至嘉、道而后，国运渐替，士习日漓，而文体亦益衰薄。至末世而剿袭庸滥，制义遂为人诟病矣。”虽然文风可以涵养国运，反过来，国运亦影响文风，个中道理任人评说。

明清时期的八股文考卷

当今学界对明清八股文写作及八股取士制度已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和公允的评价，如邓云乡在《清代八股文》里就予以充分肯定，他肯定这种凭文章考试的办法，“不是一般的知识考试，而是一种包括高级智力测验、政治见解观察、作人处世观考察的综合考试”。他认为八股文便是适应这种考试要求，比较能达到这种考试测验客观要求的有效工具，是为了适应这种考试要求，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因此他主张：“用现代的观点回过来观察历史事物，我们应该对这一历史事物有一较客观的理解和认识。”再如龚笃清在《中国八股文史·清代卷》中也写道：“八股文产生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语境之中，承担着规范士人思想的任务。它是为适应统治阶级以程朱理学统一士人头脑，培养、识别、选拔具有儒家正统观念的人才以及大规模考试阅卷的需要而创制，在使用过程中，随着文体本身功能的必然扩张，杂糅了中国古代诸多文体的特点逐渐演进而成的一种命题考试作文。”既然如此，那么如今学界在肯定八股文及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同时，我们对乾隆下旨令方苞编选的《钦定四书文》这部官修的士子必读教科书究竟该持有怎样的态度呢？我们应予以重新认识和评价，我们要肯定其在清代科举与时文取士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也应该注意到该书的颁行并未切实起到振起士风、引领文风的理想效果。然无论如何该书仍不失为对有清一代科举产生极大影响的教科书。当然，这一问题还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明清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