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元纯阤墓志》附释文

北魏元纯阤（陀）墓志全称《魏故车骑大将军平舒文定邢公继夫人大觉寺比丘元尼墓志铭并序》，刻立于北魏永安二年十一月七日（公元529年），河南洛阳出土，现藏西安碑林。该墓志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记录了北魏宗室女性元纯阤的一生，是研究北朝女性地位、佛教世俗化及宗室联姻的珍贵史料。

墓主身份与生平

元纯阤（法号智首），北魏景穆帝拓跋晃之孙，任城康王拓跋云第五女，出身显赫。其一生经历两段婚姻：初嫁穆氏，夫亡后欲守节，因家族压力改嫁车骑大将军邢峦（《魏书》有传）。邢峦去世后，她皈依佛门，出家于大觉寺，晚年因探望外孙西河王魏庆（穆氏之子）病逝于荥阳郡解别馆，享年未详。临终遗命“别葬他所”，以明修道之志，最终葬于洛阳芒山西南马鞍小山。

墓志内容与铭文特色

墓志高宽均为57厘米，楷书29行，满行30字，全文近900字，结构完整，内容详实：

1. 家族与婚姻：详述其宗室身份、早年丧父、兄文宣王干预改嫁等细节，揭示北魏宗室女性婚姻受家族权力支配的特点。

2. 妇德与佛缘：赞其“奉姑尽礼，处姒唯雍”的妇德，及出家后“博搜经藏，草芥千金”的虔诚，体现贵族女性礼佛与世俗责任的双重性。

3. 哀辞与葬仪：结尾四言韵文以“金行不竸，水运唯昌”追溯家族荣耀，以“蕙亩兰畹，无绝芬芳”寄寓德行不朽，文辞典雅，情感深沉。

历史与文化价值

1. 补史证史：墓志补充邢峦继室信息，填补《魏书·邢峦传》空白，揭示邢氏与拓跋宗室的政治联姻背景。

2. 女性研究：元纯阤两次婚姻、晚年出家的经历，反映北魏寡妇再嫁的社会常态及佛教对女性生活的深刻影响。

3. 佛教世俗化：其“捨身俗累”却仍参与家族事务（如抚育继子邢逊），展现北朝贵族女性出家不离世的社会角色。

书法艺术与文献著录

墓志楷书笔法方峻，结体疏朗，横画起笔轻捷，捺笔厚重舒展，属北魏晚期书风典范。其铭文布局规整，字距紧密，兼具南朝清秀与北朝雄健。该墓志收录于《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等权威文献，并被《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校勘，是北朝碑刻研究的重要案例。

结语

元纯阤墓志以细腻笔触刻绘了一位北魏宗室女性的生命轨迹，既是个人命运的记录，亦是时代文化的镜像。其铭文中“乐从苦生，果由因起”的佛理感悟，与“幽监寂寂，天道芒芒”的生死哲思，交织出北朝贵族在动荡政局与宗教信仰间的精神图景，为理解中古社会提供了独特视角。

北魏《元纯阤墓志》

錄文 | 魏故車騎大將軍平舒文定邢公繼夫人大覺寺比丘元尼墓誌銘并序。夫人諱純陀，法字智首，恭宗景穆皇帝之孫，任城康王之第五女也。蟠根玉岫，擢質瓊林，姿色端華，風神柔婉，岐嶷發自齠年，窈窕傳於丱日。康王遍加深愛，見異衆女，長居懷抱之中，不離股掌之上。始及七歲，康王薨俎。天情孝性，不習而知，泣血茹憂，無捨晝夜。初笄之年，言歸穆氏，懃事女功，備宣婦德。良人旣逝，半體云傾，慨絕三從，將循一醮，思姜水之節，起黃鵠之歌。兄太傅文宣王，違義奪情，確焉不許。文定公高門盛德，才兼將相，運屬文皇，契同魚水，名冠遂古，勳烈當時。婉然作配，來嬪君子，好如琴瑟，和若塤篪，不言客宿，自同賓敬。

奉姑盡禮，剋匪懈於一人；處姒唯雍，能燮諧於衆列。子散騎常侍遜，爰以咳襁聖善，遽捐恩鞠，備加慈訓，兼厚大義，深仁隆於己出。故以教侔在識，言若斷機，用令此子，成名剋構。兼機情獨悟，巧思絕倫，詩書禮辟，經目悉覽，絃挺組絍，入手能工。稀言慎語，白珪無玷，敬信然諾，黃金非重。巾帨公宮，不登袨異之服；箕菷貴室，必御浣濯之衣。信可以女宗一時，母儀千載，豈直聞言識行，觀色知情。及車騎謝世，思成夫德，夜不洵涕，朝哭銜悲。乃歎曰：吾一生契闊，再離辛苦，旣慚靡他之操，又愧不轉之心，爽德事人，不興他族，樂從苦生，果由因起。

便捨身俗累，託體法門，棄置愛津，栖遲正水，博搜經藏，廣通戒律，珍寶六度，草芥千金。十善之報方臻，雙林之影遄滅。西河王魏慶，穆氏之出，卽夫人外孫。宗室才英，聲芳藉甚，作守近畿，帝城蒙潤。夫人往彼，遘疾彌留，以冬十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薨於熒陽郡解別館。子孫號慕，緇素興嗟。臨終醒寤，分明遺託，令別葬他所，以遂脩道之心。兒女式遵，不敢違旨。粵以十一月戊寅朔七日甲申卜窆於洛陽城西北一十五里芒山西南別名馬鞍小山之朝陽。金玉一毀，灰塵行及，謹勒石於泉廬，庶芳菲之相襲。

其辭曰：金行不竸，水運唯昌，於鑠二祖，龍飛鳳翔。繼文下武，疊聖重光，英明踵德，周封漢蒼。篤生柔順，剋誕溫良，行齊橋木，貴等河魴。蓮開淥渚，日照層梁，谷蕈葛虆，灌集鸝黃。言歸備禮，環珮鏗鏘，明同折軸，智苦埋羊。惇和九族，雍睦分房，時順有極，榮落無常。昔爲國小，今稱未亡，傾天已及，如何弗傷。離玆塵境，適彼玄場，幽監寂寂，天道芒芒。生浮命促，晝短宵長，一歸細柳，不及扶桑。霜凝青檟，風悲白楊，蕙畝蘭畹，無絕芬芳。維永安二年歲次己酉十一月戊寅朔七日甲申造。

墓主元纯（陀）为北魏宗室成员，景穆皇帝拓跋晃的孙女，任城康王拓跋云的第五女。初嫁鲜卑贵族穆氏家族，生一女，外孙西河王魏庆 ；再嫁车骑大将军文定公邢峦，无所出，继子邢逊，散骑常侍。延昌三年（514 年），邢峦离世后，出家于大觉寺为比丘尼，潜心修佛。永安二年（529 年）十月十三日薨于荥阳，同年十一月七日入葬于洛阳邙山西南。

崇尚门第

北魏建国初期至太武帝时期，鲜卑族与汉族存在严重的民族隔阂，加之鲜卑族有强力的武装力量作支撑，并不急于和汉族高门大族联姻，婚配并无门第可言。当时皇室的婚配对象大致分为三类 ：北方割据政权的上层人物、归顺的部落首领或东晋南朝宗室子弟、建立军功者。太武帝时期开始，随着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的频繁接触，汉族的门第婚姻观念逐渐渗入鲜卑皇室。文成帝时期，开始奉行贵贱不得通婚的规定，规定婚嫁中“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百工、伎巧、卑姓”属于下等阶层，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之通婚，如有违反，罪责加重。但此时仅规定平民之间门户不当者禁止通婚，对皇室、贵族及官员并未明文禁止。

自孝文帝始，随着汉化政策的逐步推行，“以贵袭贵，以贱袭贱”的门阀制度随之确立，与之配套的门第婚姻开始兴盛起来。孝文帝于太和二年（478 年）颁布诏令，明文禁止皇族及官员与门户不当者为婚，违者当以“违制”论处，需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孝文帝率先垂范，纳卢敏、崔宗伯、郑义、王琼四大家的女儿充实后宫，同时还下诏让其弟弟及儿子迎娶士家大族之女。统治者意图以婚姻为纽带，通过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的联姻，达到笼络汉人士族阶层，进而控制整个社会阶层的目的。在皇室的推波助澜下，士家大族在选择婚配对象时也开始注重门当户对，门第婚姻得到进一步发展。

元纯陀出身鲜卑贵族，其家族在为其挑选婚配对象的时候，亦会首选门第相当的士家大族。元纯陀初及笄便嫁与穆氏，尽管墓志并未多做记载，但此穆氏绝非普通汉族姓氏，当为八大鲜卑贵族之一丘穆陵氏的汉姓，与元纯陀身份相当。穆氏早逝后，改嫁车骑大将军、平舒文定公邢峦。邢峦作为汉人士族的一员，文武兼备，姿态伟岸，“为高祖所知赏”，屡建奇功，仙逝后得以加封车骑大将军、瀛州刺史，与元纯陀可谓门第相当。

守节与再嫁

在古代社会，“守节”是女性最重要的一项道德标准，守节与再嫁这个矛盾贯穿于古代社会的始终。

北魏时期，鲜卑贵族女性再嫁是相对自由的，在丈夫去世后，仍能选择婚配对象，女性并不会因为再嫁便贬损了自身的价值。如太武帝之妹武威长公主先嫁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第三子沮渠牧犍，后嫁左将军、南郡公李盖。孝文帝六妹彭城公主拓跋氏，先嫁刘昶嫡子刘承绪，后改封陈留长公主，嫁与名臣王肃。张彝“意愿尚主，主亦许之”，然因仆射高肇横插一脚，未正式婚嫁。孝武帝之妹“初封平原公主，适开府张欢”，后改封冯翊公主，嫁与周文帝宇文泰。由此可见，北魏政府对于鲜卑贵族女性的再嫁持默许态度，并不加以阻扰或歧视。

但是，再嫁自由并不意味着守节观念完全消失 ；相反，女性守节仍为北魏社会所推崇。如《魏书·列女传》记载陈留董景起之妻张氏在丈夫早亡后，能“独守贞操，期以阖棺”，为“乡曲高之，终见标异”；荥阳刁思遵之妻鲁氏在丈夫仙逝后“以死自誓”，“有司奏，废帝诏曰：‘贞夫节妇，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标榜’”。守节女性得到官方的推崇标榜。

元纯陀在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坚持守节，“良人既逝，半体云倾。慨绝三从，将循一醮。思姜水之节，起黄鹄之歌”。然而其兄长太傅文宣王元澄对她的这番坚贞心志极其反对，“违义夺情，确焉不许”，这导致她不得已听从家族的安排再嫁邢峦。再嫁一事绝非元纯陀所愿，但其与第二任丈夫邢峦“好如琴瑟，和若埙篪。不言容宿，自同宾敬”，也确实度过了一段幸福生活。然好景不长，邢峦不幸暴疾而终，元纯陀再次成为寡妇。这一次，她“夜不洵涕，朝哭衔悲”，决心不再改嫁。可悲的是，她将自己的悲惨经历归结于未坚持守节的果报，守节观念已植根心中。由此可见，鲜卑传统尽管对再嫁持默许态度，但因汉族儒家伦理纲常思想的渗透，守节观念渐渐扎根鲜卑贵族女性心中。

佛教信仰

除太武帝外，北魏皇帝大多极力推崇佛教，不仅大肆兴建寺庙，还开凿了大量佛教石窟。如孝文帝主持兴修建明寺、报德寺、思远寺等寺庙，宣武皇帝兴修瑶光寺、永明寺等寺庙，其中瑶光寺更是成为北魏后妃出家的首选之地。在皇帝的倡导下，佛教得到了迅猛发展，寺院林立，教众遍布，阶层广泛，佛教一度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信仰。

佛教倡导因果轮回、善恶相报、众生平等，鼓励女性通过广积善缘的方式来换取来世的美满生活，这迎合了当时女性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引起女性的强烈共鸣。从思想层面而言，佛是神通广大的神，对着佛像诵经祈祷、忏悔便能为自己及家人带来福祉和救赎，佛法的感染力促使鲜卑贵族女性研读释典，潜心向佛。由于家族发生巨大变故或者婚姻出现波折，为了摆脱亲人过早离世、寡居孤寂等生活现状，一部分鲜卑贵族女性更会选择出家为尼。如北魏宣武皇后高英在皇帝驾崩之后，“志愿道门，出俗为尼”。元纯陀在第二任丈夫邢峦去世后，自责不已，认为“果由因起”，继而舍弃尘俗，“托体法门”，最终选择以佛教信仰为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