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晚明书法美学思想，项穆《书法雅言》

晚明文坛的变化，对于绘画、书法、篆刻的变化一直有着直接的影响。诚所谓“此道与诗声同”，诗数变而其他艺术不得不变。所以晚明以来不仅像董其昌这样杰出的理论家受到同期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之影响，即便理论上无多建树的书法家，其所涉题跋或在作品上反映出的美学思想，也大抵上离不开晚明时代所折射出的各种文艺思潮的光色。

我们依照黄惇先生的遴选，晚明的书法理论这一大阶段，我们以以下四家晚明书法美学思想作为收束：

四种晚明的书法美学思想

相对来说，我们对项元汴应当算非常熟悉，因为他可以算有明一代最著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我们在学习篆刻史时，无数次提到他，有资料证明他可以算是中国书画史上最大的私人收藏家。

项元汴画像

项穆是项元汴的长子，因此，他当然有非常好的书法学习资源。

项穆，字德纯，号贞元（玄）、兰台、无称子，槜李（今浙江嘉兴）人。官至中书。为项元汴长子。大约生于1550年稍后，而约卒于1600年，只活了五十岁左右，与董其昌为同一代人。

在项元汴诸子之中，他是最擅长书法的一位。

《书法雅言》是项穆的书法代表作，书前有沈思孝（1542—1611）序和支大纶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序各一篇（这两位都是项穆的同乡），是知《书法雅言》为项穆晚年所作，而此时则正当公安派高扬变古旗帜与七子复古派对抗之初。

《书法雅言》封面图

项穆的《书法雅言》似乎完全没有看到时代风气的转变，或言其十分反感当时的新文学运动，因为其《书法雅言》的立场不仅主张复古，而且就其复古立场而言也与前后七子不同。在“姚江（王阳明）出以良知说，变动宇内，士人靡然从之，程、朱理学几于扫地”的时代，他却在《书法雅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书统即道统的主张，认为道统之祖为孔圣人，书统之源为王右军。

在书法的功能这一问题上，他称“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惩，碑铭之训戒，不由斯字，何以纪辞，故书之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

显然他视书法完全为着道统，而将书法审美则置于次要地位，所以他的主张是又倒退到程、朱理学的立场上去了。有此立场，他当然与吴门派、华亭派的观点不一。

他指斥“迩年以来，竞仿苏、米”，“斯风一倡，靡不可追，攻乎异端，害则滋甚”。因此，《书法雅言》自问世以来，无论沈序、支序或以后的著录，都如《四库提要》所指出的那样：“大旨以晋人为宗，而排苏轼、米芾书为棱角怒张，倪瓒书寒俭。”

项穆的《书法雅言》自始至终围绕“中和”二字论书，所谓：“规矩从心，中和为的。”在文章中，他论“古今、辨体、规矩、神化、取舍”……无不以“中和”观照，我们可以从《取舍》一节之中，拈出一段文字，便可看到他这种“中和”论的典型：

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优劣互差。试举显名今世，遗迹仅存者，拔其美善，指其瑕疵，庶取舍既明，则趋向可定矣。

智永、世南，得其宽和之量，而少俊迈之奇。欧阳询得其秀劲之骨，而乏温润之容。褚遂良得其郁壮之筋，而鲜安闲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气，而失之竦窘。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旭、素得其超逸之兴，而失之惊怪。陆、徐得其恭俭之体，而失之颓拘。过庭得其逍遥之趣，而失之俭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坚得其提衄之法，赵孟頫得其温雅之态。然蔡过乎抚重，赵专乎妍媚，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苏轼独宗颜、李，米芾复兼褚、张。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若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

数君之外，无睱论也。

我们看，在这个历代承递的二王体系中，竟没有任何一位可以称得上是够其“中和”标准的，然亦惟因可分析其偏颇处，才更能反证项穆中和论的标准即“尽善尽美”“不激不厉”之王羲之。

《书法雅言》作明代的书论，虽其立场在当时趋向保守，在叙述时常常暴露出审美认识与其“道统”宗旨的矛盾性，但他以中和、中庸观照各种书法现象，论述技法和审美观，确也有许多辩证法包孕其中，甚至不乏精彩的论段。是故《四库提要》称：“虽持论稍为过高，而终身一艺研求至深，烟楮之外，实多独契，衡以取法乎上之义，未始非书家之圭臬也。”

余绍松《书画书录解题》则称：“综观全编，论旨一贯，条理井然，独抒心得，无剽袭苟且之弊，得文大体拟过庭《书谱》，气息亦颇纯厚，在明季著书中，实为仅见。”

限于篇幅，本文只说这一家，下一篇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