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外围战：国军士兵被日本兵割喉，新兵目睹战友被腰斩成两截！

1938年5月，日军为报台儿庄一箭之仇，重兵围歼陇海铁路东段中国军队主力，兵分东、北两路发起攻势。

北路的土肥原贤二14师团在兰封被宋希濂、俞济时、胡宗南、邱清泉、王耀武、李汉魂、桂永清、孙桐萱、商震这一批悍将团团围住。蒋介石亲赴郑州督战，任命薛岳为第1兵团总司令，指挥各路将领，于5月25日晨发起全线进攻，务于26日拂晓前将那个危害中国多年的家伙和他的14师团全歼。

两军兵力比例为：中国一色精锐部队15万，对日军一个二流师团2万。胜券在握，蒋介石请新闻记者到前沿采访围歼作战实况，并让武汉政治部做好庆祝“第二个台儿庄大捷”的准备。

土肥原贤二就是在1948年远东国际法庭的战争罪犯审判后，被判处执行绞刑的日本战犯之一。

就是这个土肥原，在中日兰封会战中刁钻狡猾地与数倍于己的对手周旋了4天，在能听得见的“消灭14师团”、“活捉土肥原”的喊声中，率半数多的兵马钻出重围。这个战例以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和初级军事指挥院校的课堂上每经提起，必引起在座的未来高、中、初级军官一阵讪笑。

蒋介石当时格外气恼，他迭下手令，训斥各军长“指挥无方，行动复懦，以致士气不振，畏缩不前”，“各军师旅团长等此次作战奋勇争先者极居少数，大部缺乏勇气，鲜自振作，遂致战局迁延。”

兰封会战后，蒋下令撤职查办了后来的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和50年代台湾陆军总司令、台湾省主席黄杰，枪毙了88师师长龙慕韩。但没有追究薛岳应负的领导责任。

但对一个极自尊的人，自责比受人责更痛苦。薛岳更多埋头地图，寻机好好大打一仗，报仇雪耻。

1939年3月8日，时值薛岳上任九战区代长官不久，蒋介石致电他：“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

蒋介石看好南昌地势重要，冈村宁次亦所见略同，只是蒋慢了一步，日军以两个师团，配合军所属大部分坦克和火炮，在中国军队下手前抢攻南昌城。

当时陈诚仍是名义上的九战区长官，他让薛岳坐镇长沙，将南昌方面的指挥大权交给心腹罗卓英。薛岳日日守在作战室，通过电话、电报旁观战局，心中好生难受。眼看南昌城落于敌手，眼看反攻受挫。

南昌会战失利，过不在薛岳，但事情毕竟出在九战区，各地将领风言风语，薛岳心里老大个疙瘩。

数月苦读地图，驱车现地察看，薛岳已经对湖南地形了然于心，在他头脑中确实在形成着某种东西，某种大胆奇特而且有很大成功把握的构想。但正如赵子立所理解的，薛长官伯陵直电蒋介石，力转定局，与其说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即“谋”，倒不如说是出于几次失败、丢脸而累积的一股有名无名的“气”。

在陈诚帮助下，后来蒋介石终于同意变更了既定方案。薛岳高兴，白崇禧生气。这次会战开始后，白奉蒋命协助薛岳指挥，虽亲临设于长沙市湘江西岸岳麓山顶的战区指挥部，却做了个闭嘴菩萨，不置一辞。直到几十年后在《白崇禧回忆录》中谈到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仍不认为我军此战获得胜利，他说日军是：“行有计划之退却，未受多大损失，这是事实。”

“9月14日晨7时，中井良太郎106师团2千余人向会埠万保邦184师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重庆、桂林、长沙接到这第一份电报时，阅报的人都说了声：“开始了。”

会埠地处江西境内。这场会战从这个紧靠湖南省界的小镇揭开序幕。日军攻占南昌的106、101师团，与反攻南昌未成的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将军所辖各部，在对峙了整整5个月之后重新又厮杀起来。

这是冈村宁次“湘赣作战”计划中的第一步，即首先在“赣”方面发起攻击，吸引和牵制中国军队，为紧接着进行的湘北方面攻势准备条件。日军在赣北兵分两路，分别攻向高安和修水，中国军队第1和第19集团军部队严阵以待，一场激战在丘陵与丛林中展开。

罗卓英得到前线的电话报告时，甚至连应有的最初一刻的紧张都没有，不看地图，全在心里。

他下达命令时声音很平静。记录命令的机要参谋感觉罗总的语气与命令内容不相吻合。

“着令各部严守阵地，以各自预备队增援危急区域，不得期待总预备队，失守阵地由各部自行夺回，为敌突破防区累及作战全局者，杀无赦！”

口述完毕，他叫来参谋处副处长杨秀琪：

“什么事都不要办，你就给我盯住高安”。

高安是中国军队手中距南昌最近的城镇，因而成为日军倾全力要拔掉的钉子。9月15日，日军突破宋肯堂32军部队在高安周围的几个前进阵地，由东、西、北三面向高安推过来，32军下辖的李兆瑛139师与唐永良141师官兵们冒着日军飞机和火炮的猛烈轰炸，在越来越残破的工事中顽强坚守。

一批批伤员和烈士被抬下阵地，日军也成片倒在阵地前沿。军长宋肯堂双眉紧锁，正打算将部队撤出高安，避一避敌锋，深夜时19集团军参谋处副处长杨秀琪奉命前来督战，并带来罗卓英的命令：坚守高安，决不能撤离。

9月16日，日军发疯似的连续组织强攻，守军前沿阵地被炸成一片废墟。官兵们在废墟中坚持到黄昏时，各部队伤亡均已过半。

入夜，宋肯堂与杨秀琪愁颜相对。宋请杨转告罗总指挥，如果没有增援部队攻打敌侧翼，就很难再坚持到明天晚上了，建议还是先撤出来再说。杨连夜将战况和宋的意见电报罗卓英，但直至17日中午，未见回复。

杨秀琪回忆说：17日下午，天下小雨，他随收容队到路口，见从前沿至高安城南临时设立的伤兵医院人流不断，一路上许多重伤兵被抬下来，轻伤兵自己走着下来，抬担架的士兵说有许多枪丢在阵地上没人管，军法处的人说逃兵不少。过去作战统计时有“失踪”一栏，那其中大部分是逃兵。

18日，从拂晓开始打，日本飞机把高安城炸成一片平地，步兵也攻得特别猛。中午，宋肯堂下令部队撤出城里，在城南附近占领了几座山坡。高安遂陷于敌寇手中。

晚上，军作战科长季某对杨秀琪说，接到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和战区长官薛岳的命令，32军立即组织反攻高安，并说将“王牌军”也调上来了。“王牌军”指王耀武74军，这是九战区的总预备队，杨的勤务兵打水路过宋肯堂的屋子，听宋说：“让打就打么，最多把人打光了。”

当晚，宋肯堂军长下到唐永良139师督战，由南向北攻，141师与74军李天霞51师、施中诚57师分头向两侧包抄，对高安城内和周围之敌形成包围之势。

“51师的代号叫‘前茅’。这真是一支利害的部队，当晚一阵猛冲就克复了村前街，紧接着构筑工事，稳定了阵地。”杨秀琪说。

当时51师3团4连班长，在高安战斗中大腿被打穿的刘奇槐老人回忆说：

“那时候年轻，就记着一句话，是老兵传下来的：怕死的先死，不怕死的后死。头几仗，咬着牙硬着头皮冲，以后胆大了，打起仗来就灵活了，头脑冷静，手急眼快。一次刚打完一场遭遇战，连长当胸给我一拳，说：好小子，会打仗了！就当了班长。战场上，子弹不认你怕死不怕死，那些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人，往往能为我军在战斗中抢到主动权，但同时又首当其冲，伤亡最大。

打高安第三天，伤票上写的是民国28年9月21日，那天打进城与小鬼子打巷战，打乱了，原来我紧跟着副连长，跟丢了，谁也找不着谁，就看谁眼睛快了。看着前边，左右，房顶，还怕躺在地上的是装死的敌人再爬起来打枪，真恨不能多长几只眼。我击毙了一个身子探出一节断墙的鬼子，认为那节断墙能成为隐蔽观察射击的落脚点，便朝那里冲过去。眼看离那个死鬼子越来越近了，忽然大腿像被什么捅了一下，又跑了几步才晓得是受伤了，一见血就站不住了。子弹是斜着打过来的，事后想，可能是自己人误伤，因为我是冲在前面的，两边已经没有鬼子了。当时可不敢这么说，认起真来误伤不算战伤。

我被担架兵抬到救治所，救治所设在一个谷姓的祠堂里。挨着担架的是32军的一个河南兵，他是小腿贯通伤，倒挺开朗，自来熟。他见面就说我们74军能打是因为钢盔是特制的，全是从老毛子（苏联）那里买来的，子弹打不穿，打上滴溜溜在头上转。我说那好，下次打仗咱俩换换。受了伤就怕落下残废，死倒不怕，早死早投生。躺在担架上还有心思说笑，那时候真是年轻。

后来遇上了和我先后负伤的连里的一个姓党的排长，他说那个河南兵转到后方医院后得了坏疽，锯了腿，几天后还是死了……”

据战史记载：9月22日拂晓，在74军配合下，32军“139、141两师猛攻高安城，因城垣已被该部在撤出前炸毁，日军无法固守，开始退却。”在早8时，克复全城，“乘胜向北追击。141师一部进抵黄坡桥。”又于次日收复位于高安东北的祥符观，司公山等处，“恢复开战前之阵地。”

9月18日，这是日军偏好的出征日。拂晓时分，日军第6、第33师团等多支部队，包括炮兵、装甲兵等各兵种，在冈村宁次规定的时间，于出发地举行默祷仪式。5万多名日军面朝东方，双手合十，透过中国上空洒雨的乌云，凝视想象中从红色海水中升起的太阳。默祷结束，他们握紧武器，冈村宁次抽出指挥刀，一声令下，几万双皮靴踏响了这片与日本海岛遥远相隔的土地，湘北进攻就此打响。

在冈村宁次的地图上，新墙河一线三支红色箭头直逼南岸，中国守军前进阵地如大潮前的小石子。其中，张耀明第52军覃异之195师的比家山阵地首当其冲，在地图上它显得渺小，甚至未标注守军番号与指挥员姓名。

覃异之回忆，19日敌人突破河北岸左翼阵地，20日凌晨向比家山史恩华营发起攻击，除火炮外还出动飞机轰炸。195师是新增编部队，底子是河南保安队，覃异之狠抓军事训练，确保射击、刺杀、投弹技术人人过关。史恩华是他的老部下，为人正直、作战勇敢，其哥哥史恩荣战死在台儿庄。

军长张耀明表示，比家山阵地守三天就算完成任务。史恩华带500余兵力的加强营打得异常艰苦，到9月22日，工事基本被炸弹掀光，全营伤亡过半。黄昏时，覃异之得知比家山右翼友军阵地失守，便打电话让史恩华在无法支持时后撤，史恩华坚定回应：“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第二天拂晓，比家山战斗激烈，覃异之多次联系史恩华，得知部队被包围撤不走。他命令史恩华组织突围并安排接应，史恩华最后说：“师长，我们来生再见吧！”

战斗结束后，日本兵让老百姓去山上收尸，上千人前往，看到满山碎尸，百姓无不痛哭。

9月22日深夜，暗淡的月光下，湘江在默默流淌。在江波轻拂岸滩的水声中，隐隐地有马达声响。这时的江面上，隐约可见有舰船在航行，不是几艘，而是一个庞大的船队！

日军攻击阵容的右翼，是藤田进第3师团所辖的上村干男少将的第5旅团。这支拥有4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两个工兵联队和两个辎重中队的队伍执行的作战任务是：“正面进攻作战开始后，溯湘江至湘阴县营田登陆，向汨罗江以南大娘桥、新开市、青山寺、麻林市一带迂回，切断华军退路，策应第6师团、第33师团、第26旅团攻向长沙以北地区。”

营田登陆在冈村宁次的整个作战计划中占重要地位。这是日军从中国守军防线左翼插过来的重重一刀，这一刀要切断新墙河、汨罗江两道防线守军南退之路，同时向守军侧背给予致命一刺。执行这一作战任务的日军中有人名叫吉田有仁，70年代家住大阪东区谷丁3丁目，原第5旅团步兵第7大队5中队一等兵。他回忆道：

“那时正是中秋节之前的几天，我们去执行‘湘赣作战’任务。在一天深夜，部队集合，在岳阳附近登上海军的快艇。记得执行任务的有我们旅团加配属部队一共3千多人，快艇在江上排了长长一列，我乘的那艘好像是排在靠前面。

快艇不开灯也不鸣汽笛，为了隐蔽意图。我们沿湘江朝上游走，那天东天上有一轮不太圆的暗红色的月亮，水面有不亮的反光，其它的船和陆地都是黑色的。

我们紧挨着坐在舱内或甲板上，枪靠着肩，不许讲话，只听见船机的隆隆声和轻轻的水声。、

大约在午夜一两点钟，青田小队长轻声喊： ‘进入作战区域。’我们不约而同地将枪拿在手中，盯着黑乎乎的岸边。

天亮前两小时左右，终于到达登陆地点。在我们下艇时，不远处的山坡上响起枪声，中国军已经发现了我们。前面的艇上响起了机枪，我们在小队长的催促下跳下快艇，趟着没膝深的水跑步离开岸边。中队长命令几个小队摆开战斗队形，占领向我们攻击的那个山头，掩护后面的快艇靠岸。

攻击开始后，吸引了敌人的火力，子弹在我们头顶和身边呼啸，不多时，敌人的平射炮朝着船队猛烈射击。我回头时借着爆炸的火光看见，我们乘的那艘快艇和挨着的一艘被击中，正在下沉，还有几艘没有靠岸的被击中，那些艇上的人一定伤亡不小。

因为敌人的火力很猛，我们进展很慢。天黑着，目标不清楚，前面不断传来‘跟上’、‘跟上’的口令。在黑暗中前进，脚下高低不平，时常摔跤，无法走快。

按计划，我们大队在营田与雄山嘴之间的土星港登陆，登陆之后应立即赶去占领营田南侧一个叫六姓山的地方，作为立脚点，再向东南方向切入主战场。登陆后立即发生战斗，大家一时都不知该怎么办。沿江边有许多地方都向江边开枪开炮，使我们攻占那个山头的意图失去意义。当我和另一名士兵抬着一个伤员到中队的包扎点时，看见几名军官打着电筒看地图，大概也没有确定所在位置和攻击方向。不多时传来口令，原地隐蔽。

天朦朦亮时，我军的飞机来轰炸敌军阵地，七八架飞机向控制江岸的几个高地投弹、扫射。到天完全亮了时，我们接到命令，攻克一座村庄。小队长命我们以战斗队形向前运动。

这座现在已记不起名字的村庄位于离江岸不远的一处山坡上，村前有一道简易战壕，我们冲到战壕附近，投了几颗手榴弹后跳入战壕，我的脚软软的踩到一具敌兵的尸体，我吓了一跳，低头一看，见那人头部并列两个弹洞，是机枪打的。

我虽然经历过几次战斗，但仍然很害怕，每次作战前都在内心祈祷，发一个不大的愿，这次作战我的心愿是能活着过上中秋节。

上午9点左右，又有几个大队在营田附近的另一个渡口登陆，并很快与我部会合。我们大队占领了那个空无一人的小村子后，转向攻击营田镇。中午12点左右，我们攻到了镇外1公里的地方，在一条没有水的沟渠里吃饭，我听中队长说，中队阵亡和负伤各十几人。

饭后，我们参加了对营田镇的最后攻势。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按战术要求，三四人一组，交替掩护，逐次跃进。敌人火力相当猛烈，我们只好在飞机到来轰炸时抓紧时间冲到前面的有利地势，飞机一走马上隐蔽起来，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前推。

下午4点，我们攻进被炸得破烂不堪的营田街市，与敌人展开了街巷的争夺。我的战斗小组一共有4个人，进入街区前小山君不幸阵亡，攻进街区之后三个人挨得很近，冲进镇西北角的一座小庙时，我们三人中的一人，我的好朋友仓田腹部中弹，扑倒在地上。

我急忙卧倒，拿出绷带来给他包扎。他表情很痛苦，肺里憋着一口气，脸憋得通红。我用力扒开他捂着肚子的手，血一下涌出来，我赶忙将纱棉塞了进去，大喊‘卫生兵，卫生兵’！

仓田是我中学时同级不同班的同学，我们是在校棒球队认识的。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女人，总是在很美地微笑。有时我们课后练球时间长了，她就拿来水和吃的东西，在球场边等，直到练球结束时，请同学们一同分享。

卫生兵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了，我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仓田也流泪了，想说什么，但不敢喘气，憋得他十分难受。我抱起他往回撤，跑了几步，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我的头轰的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中队长三木正在重重地打我的脸，我感觉嘴里咸咸的。我爬起来上下摸了一遍，并没有受伤，才知道刚才是震昏了。中队长见我醒了，拍拍我的肩膀，把枪递给我。我看见人们都直着身子走路，知道战斗已经结束了。我问中队长：“仓田君呢？”他说：“尽忠了。”

不远处一块平地上并排放着三十多具等待运走的尸体，我一个个辨认，找到了仓田。他不再蜷着身子，而是很舒展地平躺着。他面色蜡黄，手臂又被炸没了一节，腹部的血将军装全浸透了。

我跪在他身边，眼泪擦不干。脑子里总在这样想：我也不能活着，就因为回国后无法面对那个非常善良的、总是很美地微笑着的女人，我也不能活着。

我们的队伍向东南前进，队列中少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我在队伍翻过一座山之前回头望了一眼。营田，湘江东岸的一个小镇……”

据战史记载：“9月23日晨，日军奈良支队于杨林街、第6师团于新墙以西七步塘附近强渡新墙河（水浅可徒涉），其上村支队一部，依其海军舰艇支援，于中国军阵地左侧鹿角及九马嘴等处强袭登陆。经中国军第2师、第195师各对当面之敌奋勇阻击。此际日军更以小艇百余艘搭载上村支队主力，依其舰炮及航空火力支援，经荷叶湖及古湖，迂回至汨罗江口以南，分向营田、土星港、堆工嘴等处登陆，兵力约1500人。中国军第95师立即反击。10时许，日军更增援向营田以南青山、严家山、六姓山一带登陆。各该地中国军反击无效，日军遂攻占营田、千秋坪之线。”

日军继新墙河得手后，又在营田登陆成功，冈村宁次按既定布署，将部队推向湘北第二条防线———汨罗江。

汨罗江位于岳阳至长沙中间偏北，是中国军可资利用的天然屏障。隶属于15集团军的陈沛37军以梁仲江60师和罗奇95师在沿江南岸布防。因新墙河一线防守被突破后长沙一带形势紧张，部署防务需要时间，因此薛岳下死令不得将汨罗江防线放弃。37军两万余官兵昼夜加固工事，心情沉重地等待战火燃到面前。

37军60师3团1营2连驻守新市已经整整三个月了。自从9月18日新墙河打响，这个汨罗江边小镇的神经便被绷得紧紧的。

后来脚部负伤落下残疾的杨佩尧那时是入伍一年的新兵。他认为还是打仗好，平时不论是训练还是修工事，都是又苦又累，伙食还差，打起仗来免去辛苦，伙食还天天改善。他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自他当兵连队还没有打过真正意义上的仗，只是待命或守着一个敌人没有出现的阵地。

这天是旧历八月十三，杨佩尧和全团弟兄一起照例在码头一侧的阵地上待命。新墙河防线坚守了5天5夜，自前天起，一线防御阵地的部队已经陆续向南撤退。

新市是东至西和南至北两条公路的交会点，是新墙河南撤的重要通道，又是37军所辖的60师和95师两个部队的结合部。军长陈沛多次亲临检查防务，生怕出了漏子。有一天杨佩尧他们营正在加厚工事被覆层，军长和他们师长梁仲江一行人从身边走过去，杨佩尧听见军长厉声对师长说：“没有什么话说，就地枪毙！”

长官们走过去后，杨佩尧问班里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兵：“赵叔，不知道军座这么凶，是要毙谁哩？”

老赵说：“只要一开仗，总要死人的，有人死在鬼子手里，有人死在当官的手里，当兵的就是这命。”

上午10点左右，接到团部命令：今天可能有战斗，一线部队中午前基本能撤完，日军很快会跟上来，各阵地要严加注意北岸情况，午饭不许换班吃，一律送到阵地上。

杨佩尧站在工事外面张望。汨罗江水面在这里宽约600米，一座能过汽车的军用浮桥接通南北公路，上南岸不远便是新市镇，公路从镇西通过，向南直通长沙。以镇子为界，东边是60师防地，西边是95师防地，杨佩尧的营正处在全师最靠边，紧挨新市镇的位置。

接防后他听说汨罗江南岸工事修了足足一年，钢筋混凝土地堡群落将一座座工事连为一体，听说攻打新墙河一线时日军大量使用火炮和飞机轰炸，军长命令各阵地再次加厚被覆层。要达到能抗住数发炮弹直接命中的标准。

中午11点30，连部电话通知到伙房领饭，杨佩尧和另一名新兵钻出工事时，看见浮桥上又开过一支部队。

这些弟兄打得好惨。身上脸上全是泥土烟灰，举在队伍前头的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撕破了一块，脏兮兮的像片破布。担架兵运输队抬下一长串伤员和遗体，他看见有一个伤员直挺挺地坐在担架上，上身和头都扎着绷带，只露出一双眼睛，大瞪着朝他这边看。

队伍过了近一个钟头，吃完午饭去伙房送盆时，杨佩尧看见两台收容车，满满地装着物资和掉队的兵，晃晃悠悠地开过浮桥，收容车后面不远，是一些三五成群、携儿带女的难民。自从接防起，杨佩尧每天都看见这条重要的南北通道上有难民朝南走。

这时班长吼了一声他的名字，吓得他赶紧钻进工事里。连长传下话来，日军尾随79军南进，马上就要到汨罗江了。班长话音未落，就听很近的地方“哒哒哒哒”地响起机枪声。

杨佩尧头“嗡”的一声，这是他参军后第一次实战，虽然战前动员会上胸脯拍得啪啪响，可枪真响起来还是紧张得想尿裤子。他一头扎到自己的战斗位置，他的任务是给机枪手老兵老赵换子弹盘。他从射击孔向外看时，一幅与射击孔同样大小的立体动态图画就从此印在脑子里。

只见一个穿蓝长衫、戴眼镜，乡村教书先生模样的瘦小男人手提一挺轻机枪，边射击边向前冲，他身后有一个抱孩子的妇女从浮桥中央向回即向北跑。另外几个农民模样的人也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里抱出机枪边打边冲，跟在他们身边的或妇女或老头、老太婆有的抱头卧倒在桥板上，有的往回跑，有的竟跳下江去。

事情来得太突然，突然得连这些专门在此等候的士兵们都来不及反应。有两个肯定是化了装的日军冲向离浮桥最近的一座半地下永久性工事，他们边射击边围着工事转了一圈，大概是没有找到入口进去，其中一人腾出一只手掏出一颗小手雷，用牙拔去保险销，从射击孔塞了进去，接着便感到空气无声地震动了一下，这两个日军便又扑向另一座工事。

南岸上几个还没有进工事的中国士兵傻了似的还站在那里，仿佛眼前这事跟他们毫无关系似的看起热闹来。日军的机枪在这一瞬间也真的拿他们当了外人，不理他们，专打桥头附近的几个地堡。

这时一个士兵从地堡工事中大叫着冲出来，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朝端机枪的日军冲了上去，日军调转枪口时他已冲到面前，在中弹倒地之前坚持着刺了一刀，但被日军闪了过去，叫声立即断了。

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十几名化装为中国逃难百姓的日军敢死队呼呼拉拉地朝浮桥南边猛跑，我军的机枪终于响了，日军一个个栽倒在桥上，没有中弹的仍然飞奔过来。

杨佩尧的机枪也响起来了，他眼见身经百战的老兵老赵一头冷汗，打枪时眯着眼、咬着牙，嘴使劲向后裂，样子很可怕，他俩人用机枪封锁桥面，在震耳欲聋的枪声中，杨佩尧仍然听见不知是谁在大叫。“快炸桥！妈个巴子，快炸桥！”

杨佩尧说他总感觉工事出口不知什么时候会冲进来一个日军，朝他们后背扫一下子，但这时桥头及整个沿江防线受到炮击。从第一声枪响到这时也就5分钟，对岸已经有土黄色的军装和刺眼的太阳旗在晃动了。

接下来就是飞机和火炮轮番密集轰炸。事后杨佩尧问老赵，鬼子敢死队有不少人已经冲过来了，那么就不怕炸着自己人？

老赵想了半天，叹了口气说：不论是哪个国家，兵的命都不值钱。

轰炸刚停，日军就在中国守军的视线中和绝对有效射程内一批一批地从浮桥，从水中硬朝南岸冲，一批倒下，又一批冲上来，打不死似的，打不完似的。

工事中弹药不少，老赵说领了三个“基数”，杨佩尧总记不住一个“基数”是多少发。几个小时下来，地上洒满黄澄澄的铜质弹壳，这就是营长训话时说的“兵法云：‘渡半而击之’”了，杨佩尧想。

日本人的血染红了这条古今闻名的河，杨佩尧的钢筋混凝土工事也被炸开了一个口子。在那声致命的天上掉下的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中，另一名机枪手被震得七窍出血，昏死过去，被担架兵抬走了。老赵眼睛通红，鼻子滴血，在一次换子弹盘时对杨佩尧说：“这回可能躲不过去了，你可别忘了我，”又说：“记着，毙敌8名，军马1匹。”

黄昏，日军暂停进攻。工事里的人赶紧出来修复工事、加厚土层。连长走过来看了看炸开的口子，说你们真命大，这在全连算好的了。

班长问：“伤亡大吗？”

连长低头想了想，答非所问地说了句：“看上边让咋个打法了。”

连长走后不一会，派人通知各班去两个人，到连部领弹药和干粮，要准备打夜战。班长让杨佩尧领干粮，自己去背子弹。正分发着，又有话：马上转移。

天将黑时，我方的迫击炮和小山炮朝对岸日军轰击，杨佩尧在队伍中回头望了一眼这又训练又演习又打仗的地方。工事修了一年多，在这里住了三个月，打了半天仗。

汨罗江南岸新市阵地，新兵杨佩尧进行了个人抗日战争史上的第一次战斗。没死没伤。与老兵老赵一起毙敌11名、军马2匹。顺便发现，老赵并没有平时吹的那么英雄。———走在路上，杨佩尧暗自作了一个小结。

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谈到这次作战：

“日军尾随中国军队直到汨罗江北岸，9月25日，一部日军伪装成中国难民，在中方防军结合部的间隙偷渡汨罗江，窜至新市，配合主力渡河。日军飞机则整日分批对新市方面阵地轰炸。日军攻下新市，在汨罗江南岸取得了阵地。26日，日军又以大量飞机掩护地面部队，向汨罗江南岸中方第二道防线阵地猛攻。中国军队为了在时间、兵力和物资上消耗敌人，进行了顽强的 抵抗。日军激战竟日，迭次受挫，仍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9月18日至26日，双方军队在新墙河、汨罗江两岸血战9天，日军虽占领了一些城镇，但付出的人员和物资消耗很大。中国军队也伤亡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