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顶头上司给伟人写信要工作，看伟人如何处理人情世故

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譬如，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伟人，更是会激发起各种各样的“远亲”，来求他帮忙，托他办事。而伟人又是一位富有人情味，很看重人情世故的开国领袖，这样的麻烦自然不会少。

下面，我们就来阅读一下这篇《致彭友胜》的书信，看伟人如何应对故人的请托。

友胜先生：

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去试一试。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

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三月三十一日

这封信是伟人在1951年3月31日写的。

我们知道，1951年3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啊？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执行抗美援朝任务的历史时期。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深感“户破堂危，唇亡齿寒”的开国领袖，在反复权衡利弊，反复推演思考之后，终于说服其他领导人，下定决心，“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毅然决然地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斗凶顽。

这个决定的做出实在不容易。我们的敌人是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其综合国力之强大，军事装备之先进，后勤保障之雄厚，对我们新中国来说，是碾压式的。志愿军面对的是一只真老虎，活老虎，不可一世大大老虎。而对于新中国来说，这一战是立国之战，务必获胜；否则，中国将会被美帝持续欺负。伟人这时的压力有多大，局外人是不可能感受得到的。

作为普通老百姓，自然不会想那么多。自己的生存状态和欲望追求，就是自己考虑的全部内容。这个彭友胜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他只觉得伟人如今是国家主席，位高权重，全然不会想到伟人如今承受的巨大压力。

彭友胜和伟人的交情，其实是1911年在湖南新军的半年交情。彭友胜1884年生，比伟人大9岁。1907年就参加了新军。到1911年伟人到新军当兵的时候，他已经是有4年军龄的老兵了。而且还担任了副目，也就是现在的副班长。这时伟人才18岁，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由于伟人那时是队伍里学问比较高的人，所以，大老粗彭友胜对伟人很尊重，他们之间相处得也很好。但伟人毕竟是要叱咤风云改天换地的一代英杰，而彭友胜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当兵的，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很深的思想交流和情感融合。半年后，伟人离开新军去干大事去了，彭友胜也就和伟人分开了。

到了1926年5月，为了宣传革命理念，伟人来到了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而彭友胜所在的军队经过改编，也到了广州。机缘巧合之下，他们在分别十多年后，竟然又见面了。这时伟人已经33岁，生命活力迸发，革命激情高涨。故交相见，异常开心，回忆过往，相谈甚欢。伟人知道彭友胜是个穷人出身，也是个很实在很正派的人，就想邀请他参加革命，为穷人打天下。但是，彭友胜没有那觉悟、那胆量、那见识，委婉拒绝了伟人的邀请。这一拒绝，让他后悔大半生。

日月如梭，一转眼几十年就过去了。1951的彭友胜，已经67岁，早已离开国民党部队回乡务农了。他和伟人的交往，除了成为时时涌上心头的美好回忆，也成为对外炫耀的内容。他多次对人说：他和伟人在一起当过兵，还是伟人的副班长，还让伟人睡他的上铺。后悔自己在1926年不该拒绝伟人的邀请。如果跟着伟人闹革命，现在也应该在北京干事情。

有人就怂恿他给伟人写信，看看能不能帮他安排个工作。于是彭友胜就托人给伟人写了一封信。发出去之后，他就一直等啊等，一直不见回信。时间一长，他也有点灰心了。是呀，伟人掌管着这么大一个国家，那么多事，哪能顾得上他这点小事呢。

他哪里想到他还真的等到伟人的回信了。于是，他把这封信视为珍宝，反复诵读，以至于能背诵下来。其实，彭友胜作为一个67岁的农民，他哪里会不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为社会做什么工作了，他最真实的想法恐怕就是想检验一下伟人是否还记得他这位当年的战友。能得到伟人的回信，他也就是感到非常兴奋非常满足了。

回头我们来看伟人的回信。首先是称他“友胜先生”，这是对朋友的尊重称谓。彭友胜比伟人年长9岁，称其为“先生”，足见其尊重之意。如果当年他跟着伟人走，那就是“同志”了。两人各走各道，只能称先生，尊重之余，也拉开了距离。

接下来的正文，先是对来信表示高兴。然后对其土改时“划为贫农成分”，强调了群众同意就是很好的。体现了伟人对于土改时成分的划定，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思想。

继而说到他“工作的问题”，认为“以待在乡下为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这是委婉地告诉彭友胜，不要幻想凭借和伟人的关系，想被政府部门安排工作，打消他上北京找伟人要工作的念头。

最后，还是给彭友胜一点“想头”，就是实在有困难可以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帮忙。为什么要让彭友胜找程星龄呢？为什么不是让他去找当地政府领导呢？

这里面也是有讲究的。一是程星龄是伟人在湖南一师求学时的年龄最小的同学；二是程星龄作为湖南人民政府副主席负责民主党派工作，同时，当时对参加辛亥革命的老人物有照顾政策。彭友胜作为1907年就参加湖南新军的老兵，也可列入新政权优抚照顾之列。三是伟人和彭友胜几十年没见面了，对彭友胜的情况真的了解极少，这几十年他究竟有没有问题，伟人还真说不清。让他去见见程星龄，可以让程对其历史进行调查了解，以便决定是否需要照顾。

据说，给彭友胜回信之后，伟人也给程星龄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和彭友胜认识和交往的情况，以及自己对彭永胜印象和看法，希望程星龄要谨慎而妥当地去处理这件事。

伟人这封信，充分体现了伟人内心对人情世故的看重，以及对原则的坚守，处理问题方圆有度，恰当得体。

阅读伟人的私人信件，就可以看出伟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宽厚，开阔和温暖，讲人情而又重原则，识大体而又顾小节。古今圣人，无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