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博物馆｜湘见万年：文物里的湖南故事

2025年5月初，湖南衡阳，衡阳博物馆

一、博物馆简介

衡阳博物馆，为地方性综合类博物馆。其前身是1973年6月建立、坐落于岳屏公园内的王船山纪念馆。1992年，迁于西湖公园南侧现址。2005年，被定为全国二级博物馆。2008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

博物馆主体建筑为江南明清古建风格，内部设置文物陈列厅、中心文物库房、电教室等。现有馆藏文物2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2406件/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居湖南省地市博物馆前列。

建筑外观

内部结构

衡州制瓷

二、主题陈列《湘见万年》

——文物里的湖南故事（衡阳展）

前言

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钟灵毓秀之地，孕育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遗产。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此定格。从史前时期到现代，湖湘文物不仅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也展示了区域独有的文化特色和艺术成就。

时间悠远，江山多娇，我们不能细数遗珍，仅凭数十件国宝级展品格物致知，娓娓道来国宝背后的故事。“湘”见万年，让散发着永恒魅力的历史生命愈久弥新，指引人们在“过往皆序章，未来尤可期”的生活中笃定前行，并赓续传承湖湘特色的文脉基因。

第一单元 青铜王者

中国青铜，兴于王政，盛于商周，被视为王者之器。青铜所蕴含的礼制秩序，所承载的高超铸造技术，所展现的区域文化交流与互鉴，是中华文明进程的绝佳见证。青铜的庄重与肃穆、神秘与瑰丽，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灵性与根基。

罍，容酒器。青铜罍最早见于商代晚期，流行至春秋中期，主要有方、圆两种造型。《诗经》云：“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此件皿方罍，是迄今所见最高大的方形罍，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不仅反映了当时青铜器铸造的高超技艺，也是中华灿烂文明和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绝佳见证，堪称青铜文明鼎盛时期的代表作。此罍出土后曾流失海外近百年，直至2014年公私机构勠力促成其洽购归湘，体现了民族的文化自觉，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皿方罍(音“雷”，仿制品)，商，湖南博物院藏，1919年出土于桃源茅山峪

此提梁卣出土于湘江流域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其形制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的铜卣相似，但盖上和腹部装饰的蛇纹、蛙纹等，不见于中原商周同类器物，应为湘江流域越人仿中原西周铜卣制品。越人先泰两汉时期广泛分布在中国南方地区，秦汉以后大部分融合于汉族。此卣铸造精良，可知春秋时期湘江流域的越人已有较高的铸铜水平。

动物纹提梁卣（音“有”），春秋，衡阳市博物馆藏，1988年出土于衡阳县赤石乡

尊，酒器。此种形制的尊在中原地区一般是西周时期的产品，但在湘江流域却晚到了东周时期。

此尊尊口沿饰为首突起、身尾卧伏于器壁上的蛇纹，多作两首相对，其中一处为三首相对，是目前仅见的一件口沿处作如此装饰的尊。与其形制相同的尊仅在广西恭城出土一件，纹饰稍有不同，均属于古越人的产物，反映出古越人对蛇的崇拜，同时也体现出中原与南方越文化的交融。

蛇纹铜尊(仿制品)，春秋，湖南博物院藏，出土于衡山县霞流镇

觥，盛酒器。流行于商周，造型多取材于各类动物。《诗经》载：“我姑酌彼兕(音“四”)觥。”

此牛觥由器身和器盖两部分组成，器盖的前半部为牛首，后半部上立一虎为盖钮，牛躯体浑圆，四肢粗壮，全身以云雷纹为地，以凤鸟纹、夔龙纹、兽面纹等为主纹，是湘江流域动物造型青铜器的典范。此牛觥出土于湖南衡阳市蒸水河畔面向南岳衡山的包家台子台地，在造型装饰上具有浓厚的南方地域特征。据此，大多学者认为此觥是当时衡阳土著民族祭祀山岳河川之用器。

牛形铜觥(音“工”)，商，衡阳市博物馆藏，1977年出土于衡阳市郊

镈，古代打击乐器；中空，顶部有钮可供悬挂，主要用于祭祀宴享和娱乐。广义而言，镈也是钟的一种，只是形制略有差异，故镈、钟可组合成一套乐器。

凤鸟于飞，翙翙(音“会”)其羽，该镈因两侧有鸟饰扉棱而得名。镈体狭长，向上渐收敛成梯形，横截面为椭圆形，口沿平，钮呈桥形，銮侧棱脊各有四个鸟饰扉。钲面、钲间饰乳钉、云雷纹、几何纹等纹饰在湖南商代大铙上曾广泛使用，但还有一些比较奇特的纹饰，如，兽面纹简化成只剩眼睛或鼻梁、口形等。经考古证实，此铜镈是居住在湘水流域衡阳境内一支古越族特有的乐器，其造型独特，世所罕见。

铜镈（音“博”），西周，衡阳市博物馆藏

第二单元 衡岳仰止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很长一段历史岁月中古人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湖湘大地的先辈们披肝沥胆，入世出世，上下求索，用生命不断书写“修齐治平”的故事。那些将军建功、贵族忠贞、名臣护国、大儒立言的家国情怀，还有慎终追远、报本思源的家风宗族传承，一直是烙印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血脉基因。

之一、治国平天下

“治国平天下”是古人入世的最大追求，常表现在“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英雄气概，和定国安邦、殊勋茂绩的丰功伟业。古人的卓越，在于“为万世开太平”“心忧天下”的壮志豪情，恰也正是值得我们深刻学习的家国情怀。

蟠龙纹金带扣，马蹄形，有长条形穿孔，可活动扣舌。中心纹饰为一条飞腾的螭龙，龙颈部镶满金珠，龙身中部嵌一颗绿松石，龙尾分两叉，四爪弯曲有力。这件金代扣采用锤揲(音“叶”)、焊珠、镶嵌等工艺，装饰繁复华丽、璀璨夺目，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金属工艺的高度发达。

蟠龙纹金带扣——将军的荣耀

陶澍印，双狮钮，水晶质，印文为“绥疆赐祜”四字。陶澍为官时，治理漕运，倡办海运，革新盐政，政绩卓著。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陶澍受道光帝赐“绥疆赐祜”四字，于是便将其刻于印上，以传子孙。

狮钮水晶印——“绥疆赐祜”座右铭

之二、天地大儒——王船山

古之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地大儒王船山即是这样的傲绝之士。王船山博学多通、笔耕不辍，精通音律、擅长斫琴弹琴，倡导力行致用、知行合一，是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之一、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推向极致，并影响至今。

王船山，字而农，号姜斋，一生游历甚广，“或在浯，或在郴，或在耒，或在晋宁，或在涟、邵”。在现实的路上，王船山因为参与抗清的缘故一生坎坷，为避世多用别名，如，一壶道人、壹子、夕堂老人、卖姜翁、南岳续梦庵柴人等；但其在思想的路上走得极为宏远，形成“从入仕报国梦到抗清救国梦再到学术兴国梦”这一思想变化的轨迹。

《王船山先生墨宝四种》，清，衡阳市博物馆藏

《船山遗书》木刻雕版，清，衡阳市博物馆藏

《船山先生行迹图》，衡阳市博物馆藏

此琴为方首，蕉尾，项、腰各作内收浅弧形。琴首正面镶龟背形白玉一块，青玉岳山，十三螺蚌徽，七丝弦。琴底额下有六枚白玉和一枚青玉琴额；琴底腰部有一长方形龙池和一长方形凤沼；另附两雁足及两护轸。琴身通体髹红漆，琴底上部阴刻隶书“扫白云”三字。龙池与凤沼之间有一阴刻篆书“诗书裕后，孝友传家的八字印款。该琴20世纪70年代初于船山故里其后裔家里征集。“扫白云”意为扫除清云，是王船山反清复明、热爱故国的情怀写照。

“扫自云”七弦琴，船山亲制，清，衡阳市博物馆藏

“船山书院”石匾额，青石质，二碑篆书阴刻“船山书院”四字，为李瑞清篆额。字体结构严谨，线条流畅自然，运笔尽显大篆屈曲蜿蜒的意态。

“船山书院”石匾额，清，衡阳市博物馆藏

之三、程氏宗祠供器

宗祠供器，主要用于祭祀祖先，供奉于家族祠堂，是中国古代宗族传承和家风弘扬的物质见证。这里所展示的这组宗祠祭器是清代光禄大夫、两淮盐运使、衡阳人程商霖为其家族宗祠专门定制的祭祀用礼器。

程商霖(1847—1924年)，名稣祥，号息叟，辞官归隐后建“麟凤山庄”自居，俗称“程公馆”。程商霖晚年热心公益事业，与彭玉麟、王之春等共同出资修建船山书院、珠晖塔，还资助“同仁堂”“救济堂”“三学乡“江南会馆”等，为传承衡阳文脉作出了重要贡献。

古人云，用锡“盛水水清甜，温酒酒甘醇，贮茶味不变，插花花长久”。民间锡器的普及始于宋代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锡器常用于女方嫁妆与“五供”。古代婚嫁时要有“间前锡器”这种嫁妆，因“锡”与“洗”同音，代表洗尽铅华。大户人家重视宗族观念，以“五供”（即鼎1只、烛台1对、花觚1对，或酒壶1把，酒杯4个）为代表的锡制祭祀、礼仪用品。

锡器

龙纹铜壶，清，衡阳市博物馆藏

狮钮盖龙纹铜香炉，清，衡阳市博物馆藏

衡阳程氏宗祠中，供奉有一整套景德镇仿青铜瓷形制的青花云蝠纹瓷礼器。在中国传统的装饰艺术中，蝙蝠的形象被当作幸福的象征，习惯运用“蝠”“福”字的谐音，并将蝙蝠的飞临，结合成“进福”的寓意。

这组温酒套杯做工精巧，筒身装饰蝙蝠云纹。使用时，在温筒中注入热水，在杯中斟酒将杯置于温筒中，既可达到保温作用，又便于取放，颇具巧思。

青花蝙蝠云纹瓷温酒套杯，清，衡阳市博物馆藏

云蝠纹三足青花瓷鼎，造型古拙，附耳、狮钮、蹄足，以青花作彩料，通体绘蝙蝠及祥云寓意富贵吉祥，另有铭款“大清光绪丁未秋造”。

青花云蝠纹瓷鼎，清，衡阳市博物馆藏

鹿是古人心目中的一种瑞兽，是象征长命百岁之灵物又与“禄”同音，常借“鹿”与“禄之谐音，祈求官运亨通，福禄常在。衡阳程氏宗祠祭器中，青花鹿头形耳瓷尊属最精美的器物之一。颈部对称堆塑鹿头形耳，整个器身以青花绘云蝠纹，取福禄双至之意。

青花鹿头形耳瓷尊，清，衡阳市博物馆藏

第三单元 东方艺术

中华瑰宝陶瓷，是中华名片，何以“China”，因此而同名。七千余年前的湖湘先民在泥与火的碰撞里，烧制出纹饰神秘而古朴的白陶，掀起了史前东方艺术的第一次浪潮。来自一千多年前的“大唐造”长沙窑瓷，以其率性而诗意的瓷器书法，带我们领略唐代的风采和气象。制瓷历史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龙泉窑，其青釉、梅子青、粉青等，“青出于蓝”而百态纷呈。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又一个高峰的醴陵窑瓷器，则因其独具魅力的美学价值和时代内涵，成为近现代陶瓷史上的里程碑。

此外，金银器上充满祝福和隐喻的装饰，“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把具象与抽象融合成东方意象；而一代代文人墨客，水墨丹青，落纸生花，堪称东方艺术之绝。

印文白陶盘，是汤家岗文化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白陶器物。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白陶盘并非普通的实用器物，而是一种与神灵崇拜、祭祀等活动有关的礼器。其纹饰繁复，盘底的八角星纹在全国范围内均有分布，推测与先民的太阳崇拜和宇宙方位观念有关，而汤家岗文化八角上的星纹更是被直指与太阳周年运行相关，用于计算四时八节和制作历法。主体纹饰集中在腹部及外底，应是置于高处或抬举使用，以便视线能及，推测用于祭祀活动。

印文白陶盘(仿制品)，新石器时代汤家岗文化（距今7500-6500年)，湖南博物院藏，1978年出土于安乡汤家岗遗址

以褐绿彩点相间作为组合纹样的唐代长沙窑瓷器，是一种装饰特征较突出的产品，由此衍生的各式图案种类繁多，从而丰富了中国瓷器装饰艺术的题材，从衡阳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也有所体现。正是唐代长沙窑瓷器装饰的多样化，让我们看到了唐代衡阳人民对艺术的酷爱以及对美的追求。

青黄釉点彩双系瓷罐，唐，衡阳市博物馆藏

龙泉窑窑址在浙江省龙泉县，以烧制青瓷而闻名，是中国制瓷历史最长的一个瓷窑系，产品畅销海内外，影响十分深远，被誉之“天下龙泉”。宋元时期是龙泉窑的烧制鼎盛期，烧制技艺成熟，胎质坚硬灰白，釉色青翠欲滴，温润如玉，即使是大件琢器亦器型端正，釉色匀净，完美呈现出中华艺术之美。

龙泉窑青釉牡丹纹凤尾尊，长颈，喇叭形口，圆腹下稍收，圈足；颈部贴塑三枝牡丹，腹部贴塑缠枝牡丹，器身下部刻莲瓣纹装饰。整体施梅子青釉，釉温润如玉；造型古朴典雅。

龙泉窑青釉牡丹纹凤尾尊，元，衡阳市博物馆藏，1994年出土于衡阳市和平南路

彩瓷工艺明清时期发展至顶峰。清宣统年间，湖南瓷业公司创烧出釉下五彩，窑址设醴陵。醴陵釉下五彩器，瓷化程度高，釉面光清滑润，色泽雅丽，釉彩纹饰不受磨损，且避免了彩中铅毒对人体的危害。

釉下五彩花卉纹瓷胆瓶，敞口，细长颈，长圆腹，短圈足。白釉地，釉下施黄、绿、蓝、褐彩，绘牡丹、莲花、芦苇、水蛙、云雀，底部有青花“大清宣统三年湖南瓷业公司”楷书款，系清醴陵窑之精品。

釉下五彩花卉纹瓷胆瓶，清，衡阳市博物馆藏

银杯盘，主要采用锤而成，工艺精湛。自宋代开始，源自民间故事的“苍龙教子”，成为银器及瓷器中流行并经久不衰的艺术品装饰题材，蕴含着父母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望。

“苍龙教子”银杯盘，出自窖藏，存于陶罐内，同时出土的还有60余件银器，多为首饰及酒器。杯盘组合多为酒具，此套器物还有银盖，如是原套器物，可以推测为盛放羹汤的器具，但有学者认为鉴于纹饰和形制的差异，且此前少见杯与盖的组合，又是窖藏出土，银盖可能与此杯盘不是一套器物。

“苍龙教子”银杯盘（仿制品），宋末元初，湖南博物院藏，1996年出土于临澧柏枝窖藏

花卉纹银碟，一套20件，形制大小一致。圆形，三十出葵口，平沿，莲瓣形浅腹，平底。沿上间饰凸起菊花纹和菊叶一周。器心底部图案不尽相同，有松、竹、梅组合成的“岁寒三友”纹，有以竹叶构成的“寿字纹，还有各种花卉纹，见有荷花、牡丹、桃花、石榴、月季、菊花等。该套银碟是元代贵族阶层的生活实用器，手工捶打成形后錾刻纹饰而成。器形美观，造型生动，反映了当时人们精致自然的审美逸趣，也充分体现了元代金银器制造水平。

花卉纹银碟，元，衡阳市博物馆藏，1979年出土于常宁县樟树乡窖藏

菊花纹银盘

萧云从(1596-1673)，字尺木，号默思，又号无闷道人，安徽芜湖人。善山水，亦长人物，为“姑孰画派”代表人物。《南岳七十二峰图》，纸本，淡设色，为萧云从于1636年将在潇湘道中所见之景次第稿存，再经过艺术构思，绘制而成。

《南岳七十二峰图》

作者将长沙至衡阳绵延数百里的南岳七十二峰及沿途城邑、村落、殿字、廊桥、古塔等名胜古迹一一绘出，并用蝇头小楷悉数标名。整幅画卷湘水涟涟，白帆点点，峰峦起伏，树木叠翠。画家以精巧的构图、洗练的笔墨，将雄伟秀丽的南岳七十二峰风光描绘得疏繁有致，宁静中透出盎然生机。

自《南岳七十二峰图》画中，不但可以领略明代晚期三湘大地的风俗形胜，甚至还可清晰地看出今长沙橘子洲在当时系各不相属的水陆洲和牛头洲，为研究明代以来三湘大地的变化、名称的异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结束语

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的基础上，注重文物价值的挖掘和阐释，讲好湖湘故事，是新时代赋予的使命。值全省博物馆体系改革之际，秉持“一馆一策”理念，博物馆努力营造具有文化氛围的博物馆空间，让深藏于库房的文物不再是尘封的记忆，而是活生生的历史见证；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每一件文物都能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焕发新的生命力与时代魅力，以此表达对历史的深切敬意，同时为未来搭建联结古今的文脉桥梁。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