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裕 | 秦汉书籍政策（二）：“除挟书律”与书籍自由流通

接前文：秦汉书籍政策（一）：秦始皇焚书与官书垄断政策

靠暴政维持的秦帝国，虽为庞然大物，却是顷刻瓦解。公元前206年，汉朝建立。秦之立国，只有十五年短命而已。

汉立国不久，惠帝四年（前191）：“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1]挟是藏的意思，挟书就是藏书。“除挟书律”，就是废除私家藏书的禁令，允许民间自由藏书。其目的是“省法令妨吏民者”，给“吏民”以方便与自由。“除挟书律”与“皇帝冠，赦天下”同一天施行，可见隆重，不可误以为是一件小事。

考察“除挟书律”的历史意义，必须联系官书垄断制度。不准民间私家藏书之事，并不始于秦朝，本源于西周以来的官书制度，是一个古老传统。春秋后期以来，特别到战国后期，随着诸子学说风靡全国，子书大量流布民间，事实上民间已经有书，而且已具相当规模。可是，官书垄断制度从未正式废除。秦以前史籍一直由官府控制就是例证。秦以前所有史书，都是官府严加控制的官书，禁止外传。司马迁说：“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2]“史记”泛指史籍；“独藏”就是垄断。诸侯的史籍同样是“独藏”诸侯官府。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史记”在国家统一时被秦军收缴，结果被秦始皇一把火全都烧掉，说明西周以来官府垄断史籍并严禁外传的传统，直到秦代没有改变。《孟子·万章下》：“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许慎《说文解字·序》也说：“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 “皆去其典籍”是诸侯将不利于自己的典籍，私自毁弃。这“典籍”指礼乐、诏令等历史文献。西周以来全部典籍由官府典藏，不准私家复制，不准外传，所以诸侯毁弃典籍，必定造成历史记录的空白，于是孟子叹曰：“其详不可得闻也”。东周以来，随着史官文化瓦解，不断有少量官书从周室或诸侯那里流入私家，流入民间。可是，官府垄断书籍的制度从未废除，从秦行“挟书律”可知它的势力仍旧不小。

秦以前官书不准公诸于世，不准私家复制，所以上千年官书，只有时间上的前后传承，空间的流布几近于无。不废除官书垄断制度，就没有书籍的自由流通。流通是书籍的生命，因为书籍的任何作用都必须通过流通才能实现。在汉代，书籍流通无法靠书商，必须靠读者传写；读者传写是书籍流通的主要方式。故而实现书籍自由流通，首要条件是让读者自由传写（复制），让民间自由收藏。自由流通，自由传写，自由藏书，三者是一回事。由此去看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律”，它为私家藏书全面解禁，等于是为自由传写与自由流通全面解禁。所谓“省法令之妨吏民者”的实际意思就是，开放书籍领域的自由传写与自由流通，由此可知“除挟书律”的重大历史意义。

自由流通带来的重要变化

西汉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说，汉初“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3]刘歆说“除挟书律”以后，经文帝到武帝年间社会上流通的书籍才明显多起来，大概是事实。下面从三方面，说明“除挟书律”给书籍事业带来的重要变化。

首先，从《周官》看先秦官书在汉代公诸于世。

“除挟书律”为私家藏书解禁，秦以前不准外传的官书也在解禁之列，《周官》就是例证。汉代《周官》，后来称《周礼》，是一部以官制、政制为内容的大型周代政书，大概经战国年间儒家学者综合整理而成。《周官》本为官书，秦以前悄悄流入私家。汉代马融说：“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是以隐藏百年。”[4]《周官》内容与秦政不合，秦始皇“特疾恶欲灭绝之”，因而成为“挟书律”重点打击对象。唐代贾公彦又说《周官》在秦以前“秘而不传”[5]。所以，《周官》如何从官府流出，何时流入私家，早已无法弄清。诸子书中从未谈过这部书，其它先秦文献也未提及，汉代以前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部内容丰富的大型政书。

《周官》首次公开出现在世人面前已经是西汉。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记载，西汉河间王刘德最早从民间李氏处求得《周官》六篇中的五篇，另一篇始终找不到。所说民间李氏，不知何许人氏。大概靠李氏秘藏，《周官》才从先秦保存到西汉。刘德从民间获得《周官》的时间，是他始封河间王的景帝二年（前155），至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去世之间，上距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律”大约五六十年。《周官》经刘德校雠整理第一次公诸于世。

《周官》这类官书私下流入民间后，从“秘而不传”的秘藏，到公开问世，为公众共享，出现这样的转变只能在“除挟书律”之后。所以“除挟书律”，是汉代“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所以获得成功之不可或缺的前提。

其次，从司马迁《史记》看汉代作者将作品公诸于世。

在战国年间，子书为师徒相传，流布范围以师徒关系为主。另一些科技著作如流入民间称为“禁方”的珍贵医书，流布以行业范围为限。这些都不是公诸于世。下面，以司马迁与《史记》为例，说明“除挟书律”之后汉代作者将自己新作公诸于世。以《史记》为例，是因为以前史籍一概禁止公开问世。

先秦史籍的作者是史官。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是政教合一，史官是政教合一政权中的主要专职宗教官员，代表君权执掌宗教事务与文化事务，于是成为君王近臣，朝廷要员。撰作史籍为史官职责之一。史官作为宗教官员因为可以通“天”（神），故而史官记言记事可以褒贬讥刺君王与贵族，就是所谓“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集史职”[6]。史书中存有褒贬讥剌君王与贵族的内容，绝对不准外泄，绝对不准公诸于众。史籍的阅读范围严格限制在宫廷内部少数人，即便是高官与贵族也不准随便阅读。

在古代，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官为公开问世而撰写的第一部史书。司马迁是西汉太史令，是史官。商周史官的史著不准公开问世，西汉史官的史著为何可以公开问世？这里要注意一个区别是，商周史官是专职宗教官员，西汉史官是不具宗教职能的世俗官员。从春秋到战国，我国政治制度从政教合一演变为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后的史官只具世俗职能，不再有宗教职能。与史官作为宗教官员时的显赫地位相比，西汉史官在政权中的地位要低得多。如司马迁这样称道自己：“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7]司马迁是不具宗教职能的世俗史官，故而他的著作可以公开问世。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谈到将《史记》公开问世的坚定决心：“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8]作者写这信时《史记》尚未杀青，然而已决心要公诸于世。《太史公自序》是定稿以后写的，此文最后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作者再次表示将《史记》公开问世的决心。或说，“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或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藏诸名山”是暂时的，最终是“传之其人”，是“俟后世圣人君子”，总之是公诸于世，传于永远。

司马迁在世时，《史记》未能公诸于世。《汉书·司马迁传》说：“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9]“宣布”，就是公诸于世。司马迁没有儿子，女儿嫁杨敞。杨恽是丞相杨敞之子，司马迁外孙。杨恽在宣帝初年将《史记》公诸于世，完成了司马迁的遗愿。

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0]为什么孔子作《春秋》自己以为有罪？其中缘故，章太炎如此解释：“周史秘藏，孔子窥之，而泄之于外，故有罪焉尔。向来国史实录，秘不示人。”[11]从先秦史籍“秘不示人”这个传统看，《史记》毕竟是史书，司马迁世代史官，他将《史记》公诸于世岂能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关于公开问世之事，他在《报任安书》里郑重其事地说了，《太史公自序》又郑重其事地说一遍，可是生前仍未如愿。做这件事尽管很不容易，可是社会环境毕竟发生了深刻变化，《史记》公诸于世的愿望最终还是实现了。

研究者一般认为，《史记》最后完稿的时间大概在武帝太初、天汉之际（前104—前97），上距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律”约一百来年。“除挟书律”为私家藏书全面解禁，私家可以收藏之书包括史书。“除挟书律”后又通过“大收篇籍”，许多原来不为人知的古书，从民间秘藏者手中纷纷向世人公开，有些就在公众间流布起来。所以司马迁所处时代，已与以前大不一样。黄老之书、儒家经籍、《楚辞》以及司马相如赋作等，或先或后成为西汉读书界公开追求的读物，甚至像《周官》那种“秘而不传”的周代政书也可以公开传布了。于是，公众传播观念，公众读者观念，以及作者将著作公开问世等新观念，随之形成并传布起来；读书界与著作界的面貌，都已今非昔比，焕然一新。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司马迁才能决心将《史记》公开问世，并将社会公众作为自己的读者对象。

“除挟书律”就像打开了一扇长期紧闭的闸门，汉以前“秘而不传”或“秘不示人”的书籍纷纷公开问世。连《周官》这种被秦始皇围剿的周代政书都能公开问世了，连史官司马迁的《史记》也可以公开问世了，世上著作只要作者愿意大概都能公诸于世，不能公诸于世的作品必定很少了。这是商周以来书籍领域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巨变。从此开始，书籍面向公众传播成为不可逆转的奔腾洪流。

西汉书籍开始公开问世时，我国书商尚未产生。像《周官》由河间王刘德校定后公诸于世时，《史记》在司马迁定稿后由作者外孙公诸于世时，这时候社会上未见书商活动，它们问世一概不经书商之手；而且书商产生后，著作问世依旧一概不经书商之手。作品问世之后，无偿供读者传写复制，于是传写成为读者获取书籍的主要方式与主要途径。这样的书籍传播是通过读者传写作者的作品而实现的，故而是在作者与读者间直接进行的，其中不存在书商（出版者）这个中间环节。因此，传写活动是否规范，成为能否建立正常传播秩序的关键，成为能否避免流通领域混乱与无序的关键。因此，汉代士人在传写活动中，逐渐认同了作者署名（作者享有著作权）与作品定本这两大新观念；与此同时，校雠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认识，校书遂成为书籍领域一种新风尚，最终促使公众传播走上正常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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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汉书》卷2《惠帝纪》。

[2] 《史记》卷15《六国年表》。

[3] 《汉书》卷36《楚元王传》。

[4] 贾公彦《序周礼兴废》引“马融传云”，见《周礼注疏》。

[5] “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贾公彦《序周礼兴废》，见《周礼注疏》。

[6] 《隋书》卷33《经籍二》。

[7]《汉书》卷62《司马迁传》。

[8]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9] 《汉书》卷62。

[10] 《孟子·滕文公下》。

[11]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作者简介

刘光裕（1936—2024），江苏武进人。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执教。1970年，借调至山东省委宣传部工作。1973年，回到山东大学，任《文史哲》编辑部副主任，全权负责复刊等事务。1975年初，重回山东省委宣传部。1978年，任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夏，再次回到山东大学，出任《文史哲》编辑部主任。在他主持刊物期间，《文史哲》的发行量跃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1984年冬，他辞去行政职务，回中文系教书。1996年退休。刘光裕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知名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编辑学专家和出版史名家。他关于编辑概念的论述引发学界广泛关注与长期讨论；他是《中国出版通史》的发起人；他的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具有开创性，在出版史学界产生强烈反响。在经学、柳宗元研究、汉字文化等领域，刘光裕先生的研究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刘光裕先生出版了《编辑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柳宗元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再版）；《编辑学理论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历史与文化论集》（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先秦两汉出版史论》（齐鲁书社，2016年）；《蔡伦造纸与纸的早期应用》（齐鲁书社，2021年）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数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刘光裕先生两度主持《文史哲》的工作，对《文史哲》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而突出的贡献。

责任编辑：张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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