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回忆15：我们由长春迁往青岛，我跟这个城市有十四年的缘分

三校合并

1950年冬，应华岗校长之邀，我们一家又自长春迁往青岛。我上初、高中时，曾在青岛住过七年，这次回来，又住了七年，所以我跟青岛这个港口城市前后有十四年的缘分。这时正逢抗美援朝开始，沿途会车多是军车，战士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去了。

这时，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正在三校合并。所谓三校，指由原设在青岛的青岛大学改名为山东大学，原在苏北新四军下成立的华东大学和原设在济南的教会学校齐鲁大学三校合并。这是开国之初全国院系调整的组成部分之一。

21世纪初的院系调整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主流倾向是"分久必合"；而20世纪50年代的那次院系调整，主流倾向是"合久必分"。当然这也不绝对，实际上是合中必有分、分中必有合。但对50年代的那次院系调整，几十年来听到的反映，则往往偏重于它的负面效应。举一个例。

有一年我到杭州大学去讲学，一位老教师告诉我，原浙江大学自贵州遵义迁回来，不少学科的教学班子和科研班子本来已经很像个模样了，但天外飞来一个话，说张其昀在台湾要对浙大进行策反。张其昀何人也？他是与竺可桢齐名的著名地质地理学家，解放时竺留在大陆，张跑到台湾，并且据说还当过"教育部"部长。于是通过肃反，极力清查张其昀的黑根黑线，然后有人提议，把浙大拆散，张其昀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了。于是很大一批学者调整到上海复旦，另一批调整到上海同济，还有新成立的华东师大，真是"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这样一来，所谓的张氏黑根黑线虽已化为乌有，而浙大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教学凝聚力和科研凝聚力，也跟着扫地以尽。事隔30年，人们感到浙大班子拆散造成的损失，立意要弥补，这才又新成立了杭州大学。可是，学术人员的凝聚力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培养起来的。那么，当年拆散浙大班子的调整，究竟是产生了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究竟正面效应大还是负面效应大，那就很难说清楚了。

山大的情况，又跟浙大不同。这里的办法，是丢石头、掺沙子。齐鲁是教会学校，并且其中著名的医学院留在济南没有过来，过来的只是少数文学院的师生，起不了多大作用，好好"改造思想"就是了。唱主角的是原山大和当"石头"、"沙子"掺进来的华东大学。华东大学，按规定说，应该跟我两年前待过的华北大学是同等级的学校。但据我亲身经历，无论马列主义修养的深度还是掌握政策使其不出偏差的稳健性方面，华东比华北要浮薄得多、浮躁得多。对此山东大学早就有所闻，所以很早就出现过不同意合并的大字报、签名和请愿团。但"上边"的政策定下来是不好轻易变动的，所以华大的学生和山大的学生掺到一块儿了，华大的教师和山大的教师掺到一块儿了，而最最重要的是华大的党委和山大的党委掺到一块儿了。后来的若干矛盾和纷乱，根源就出在这里。原山大党委的成员陆续调走了，赵纪彬调往河南，罗竹风调往上海，结果是华大的班子占领了阵地。这时，由香港来到青岛的华岗被大家请来当党委书记，而华岗又是搞白区工作经验丰富、对老区种种风俗习惯很不熟悉的人，所以实权就捏在副书记刘宿贤的手中。

刘宿贤何人也？"文化大革命"过去以后，中央派遣陶铸的爱人曾志到武汉查处原武大校长李达同志被陷害致死的究竟，查到原湖北工学院党委书记刘宿贤在其中作了手脚，就约刘谈话。其前夜，刘就在自己家中吊死了。再看1951年我刚到山大后不久，就发生了山大医学院著名女教授陈慎昭服氰化钾自杀的事情，在刘宿贤领导下炮制的材料中说，陈慎昭是蒋匪帮特别培训出来双手会使枪的女特务。有一件事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在华岗校长的第二间会客室里等候谈话，听到在第一间会客室里华岗拍着桌子骂刘宿贤在陈慎昭问题上"太左"啦，"影响很坏"。刘不服，一摔门就走了。这是我亲见的，经49年犹历历在目。

有一次，我在一个会上遇见原渤海游击区的一位老干部，他说，刘宿贤从渤海游击队开小差回他老家，在日本统治下当了两年保长，觉得给鬼子干不是个味，又跑回部队去，这不是严重的历史问题吗？可是刘宿贤的本事大，他把这一条从档案材料里抽掉了，让这么重大的事不留痕迹。

刘宿贤的行政职务只是总务处副处长，行政职务任教务长的是余修。他是山东革命家鲁佛民的儿子，原叫鲁方明，我上清华时，他是中国大学的学生，我二人同是《北方文学》的编委。假如刘宿贤的风格是一"左"到底的话，那么余修的风格是需要"左"的时候他就"左"，需要"右"的时候他就"右"。这两位联起手来，实际上就是三校合并以来山东大学的领导核心。

在他们上面，凭空又加了一位校长﹣﹣华岗。

华岗校长

说起华岗，现在距离他死在济南东南方雁翅山下的监狱中，转眼已经快30年了，为他平反昭雪的会也早已开过，但围绕他的一生，仍然有不少问题解决不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说法，也一直是众口纷纭。

譬如说吧，他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对此没见有谁持反对看法。以我为例，1937年初清华共产党支部审查当时的"社联"、"左联"、"民先"的成员认为够了人党水平的人，每人发给两本小书，都是用留声机钢针精心在蜡纸版上小字刻写印出的小册子，一曰《清算立三路线》，一曰《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简本）》。这后一本的著者就是华岗。假如他不是老革命，假如他有什么问题，党中央会批准以此书作为发展新党员的必读书吗？可就这样一个活了69岁的人，平生坐了23年的牢。当然，50年代，法制还很不健全，而很多情节都习惯于"捂着"，叫它不透明。现在只按透明了的说，华岗是判了刑的是犯了罪的，那么，犯了什么罪呢？据说有三条：

（一）在蒋介石已打倒之际，仍呼他为"蒋委员长";

（二）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与浙江籍同乡特务，有许多说不清的往来；

（三）山大要逮捕外语系有反革命历史的副教授方未艾时，他以党委书记的身份出面阻拦。

第一条根本构不成罪。第三条他阻拦也并未拦住，人还是捕了。只剩下第二条，这需要很确凿的人证和书面证据，据说也没有。但就凭这些，就判了13年！

至于华岗这个人，我可以说一说。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是一个知识面挺广而不在哪一方面搞专精的学者，往往这样的学者更能给后辈人才带来多方面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华岗死后山大学生久久怀念着他的原因之所在。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属于白区地下工作者的类型，从而与长征过来、延安下来的老区工作者间，不大容易和谐。与其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毋宁说他是一位大民主党派人士，他在这方面规模宏伟、恢恢乎大哉，风格与宋庆龄、何香凝是一个等级。这就容易叫一些土包子人物看不顺眼。华岗平反追悼会迟了几个月才开，也属于相同的道理。白区工作方式和老区工作方式中间，就是存在着严重的区别，拿老区工作方式到白区，不到一个小时就会被抓进监狱；拿白区工作方式去老区工作，很多评语就会迎面而来，什么"丧失立场","缺乏阶级感情"，等等。在以刘宿贤为首的那样一组人上面，加上一个民主人士派头很重的"书记"，这就是许多矛盾产生并积累下来的根源。

至于我本人，在许多方面从华岗那里受益，这一点不能忘恩负义。举一个例子，1951年1月4日，我在天津《历史教学》上发表了一篇阐述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文的文章。斯大林这篇文章主要是阐述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跟着经济基础的变动将如何变动的问题。他的大意是说这种变动"或迟或速"，而我当时在阐述中对此作了"急剧的归纳"，竟把这种变动概括为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的"不迅速性"。这一论点，被赵宗复同志抓住了。赵是阎锡山的老朋友、老顾问赵戴文先生的儿子，老共产党员，当时是山西大学的副校长。他写了一篇争鸣文章，稿子由《历史教学》编辑部转来问要不要写答文。我把所有这些通通拿到华岗那里，他是理论家，有责任作出评论。他仔细阅看了所有的文件，打电话叫我到他龙口路40号的家里去。他说，你的归纳是犯了粗疏的毛病，但还说不上是右倾错误；但赵宗复先生反其道而行，说某些风俗习惯犹如"破砖烂瓦",言外竟是一扫除即可净尽，这可带有了"左"倾虚无主义毛病。双方各有精彩，各有失误，不是一方为绝对性的对，另一方为绝对性的错，所以这个"局"，还是有充分答辩的余地的。他叫我回去再把资料仔细过一遍，平心静气地写一篇答辩文章寄去。我按照这个安排做了。8月份，两文同时刊出，赵先生再没写文章来。从这件事情里，我明白了为什么华岗一从反省院出来就被任命为《新华日报》总编辑的道理之所在，他确确实实是政治论争和学术论争中一名老资格的舵手。

现在，我还要说说华岗先生在生活方面的事。他是个书生气很重的人，不善于料理生活。他一心扑在革命上，一心扑在革命理论上，其余的事不大理会。就以家庭说吧，他也一生充满了不幸。他的第一任夫人是他的革命同志、党员，而且在一个小组。小组三个人，第三个是邵荃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后来又因为提倡写中间人物而被批判。当时（大革命时期），身患着很严重的病（大概是肺结核）。为了发扬同志爱，华夫妇就精心地护理他。可是华岗突然被捕了，只剩华的夫人一人护理，护理着护理着，同志爱就转变为夫妻爱。这件事令华岗终生遗憾。他说过，他到北京开会遇见邵荃麟，两人擦身而过，不打招呼。

他的第二任夫人姓谈，跟他生育了两女一儿。华岗从50年代中期就被关禁闭、蹲监狱，到"文化大革命"前不久，情况一度松弛些了，管监狱的人都对他表示同情，在普通监房之外，另给他盖了两间平房，准许他有一个像勤务员那样的人，叫小陈，准许他二人另起伙做饭。最后，准许他保释在外就医，他可以回到青岛他的家。可是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红卫兵"不准许谈氏夫人和儿女住在龙口路40号的花园洋房里，勒令他们搬迁到鱼山路山大教师宿舍中不到十平米的一个单间里。这时，华岗回来了。于是就发生了据说是小儿子不欢迎，而后又发生了据说夫人也不欢迎的局面。当然，他们的心理状态也是可以理解的，从高干家属骤然落到黑五类家属，心里有一股深深的怨气，又不敢怨别人，就一股脑怨到那个当丈夫和爸爸的人身上了。这不只是华岗一家，很多人家普遍如此。

于是，华岗的书生气又发作了。他想，回到雁翅山下还有两间平房，一片菜圃，还可以自己起灶，还可以著书立说。他跟小陈商量："还是回去吧。"可是，他学了一辈子辩证法，讲了一辈子辩证法，他竟没想到事物是变动的。监狱也变了，旧的"公检法"砸烂了，换了一批造反派，他不能享受优待了，小陈也走了，他被编到大炕上，跟盗窃犯、杀人犯睡在一起。并且，造反派的心眼是很诡的，他们懂得管理人员打犯人是犯法的。于是，他们就唆使那些盗窃犯、杀人犯起来斗争华岗，殴打华岗。当时，华已虚龄七十，怎么受得了？收殓的人说，华岗死在一条空荡荡的土炕上……

看京戏

回忆录写到这里，家里人提意见了：政治太多了，生活太少了；写别人太多了，写自己太少了。我就得好好考虑这些意见。

恰好从1951年开始，我的生活内容也比以前丰富了点。这是肃反产生的副作用。肃反运动本来是与我沾不上边的，但是"左"倾盲动的华大领导班子提用了他们手下的一个人，此人叫蒋捷夫。湖南人，与我同龄，与我并齐地讲马克思主义大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教学效果上，他当然比不过我，我知识面丰富，他知识面单寡，只会按苏联提纲 A 、 B 、 C 、 D ，甲、乙、丙、丁地教，又不好好备课，打一通宵麻将，第二天去上课。这样，学生的反映自必不好。他心里想："我是党员，他是非党员，他怎么会反映比我好呢？"恰好来了肃反运动，他就向党委建议，历史系头一个斗争我，理由是要打掉我的嚣张气焰。党委副书记都投了弃权票，可是蒋还是赢得了另外的四票，通过了。斗争会格外盛大，在讲大课的大教室里，从下午两点半到六点半还没有完。斗争完，我回到家里，稍稍休息，家里人问我情况，我说："像簸糠秕子一样，一颗粮食也簸不出来。"

可怕的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蒋捷夫就敢提议，党委会就敢通过，掌握政策水平之差，可见一斑。而在我，不过没头没脑地、不着边际地挨了四个钟头的恶毒置骂而已。而那些骂我的人，在此后数十年运动中暴露出来，有的家庭是恶霸地主的，有的是参加过反动党团而且是骨干，有的甚至是货真价实的特务。这些认识的积累，就使我对积极分子政策一直采取怀疑态度。我的大学老同学赵德尊，1947年在河北平山全国土地会议上发言，竟敢在那么些大人物面前说，土改中积极分子80％是流氓。我佩服他的勇气。可是这些现实资料并没有打动最高人物的心，在此后的运动中还一再申讲什么不能在积极分子身上泼冷水，要保护积极分子，等等。

从此以后，我夫妇在政治上就消极了一大步。除了教学和科研是属于"职业"范围之内不能收缩外，在生活上就自己放松了些。看京戏和买字画这两件事，就是在肃反运动以后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的。

我35岁才开始看戏。为什么这么晚？理由很简单：家里穷。有的人就与此不同，谭其骧夫人李永藩女士告诉我，她从小看"堂会"，积累久了，所以自己也会演荀派戏。我妻高昭一在老家正定还有机会看到北昆演员白云生和韩世昌的戏。杨向奎先生在一篇小文中说，他小时候在丰润，一早起揣上两个饼子，一天跑着看两个村庄的两台子戏。这些经历我都缺乏。我在高中的经历只是背英语单词和解方程式， x 等于几、 y 等于几。后来住了清华，中学同学王承鸿跟我同房，夜里有时不回来睡觉。我问他，他说他到前门外看杨小楼、余叔言的戏去了。我问他多少钱，他回答说，五块大洋还只能是一张站票。我听了，只能伸一伸舌头。

到35岁上，我已经是三级教授了，每月有280余元的工资。又兼出了几本书，有稿费、版税汇来，记得总是到棠邑路中国银行去取，那时支票的传递还用铁丝，吱呀作响。有了这点经济基础，看看戏、买买字画就成为可能的了。

一个学历史的爱看京戏，是理所当然。因为京戏绝大部分是历史剧。昆剧就不同，它多半是男女间的所谓言情戏，又是小折子戏。而京剧，如三国戏，就是站满全台的大戏，与历史有很密切的关联。

我们学历史的，天天读正史，而正史除《史记》富有文采，《汉书》和《后汉书》也有一点外，后面的那些正史，几乎都是"断烂朝报"，枯燥乏味，缺乏形象化。在这一点上，京剧就是一种有力的弥补。当然，弥补之中会有不少的歪曲，这也要预先有思想准备，而歪曲不是主流，弥补是主流，它能提供若干原始性的发展，那是正史中所没有的。

譬如《飞虎山》表述五代后唐国创立者李克用，因虎吃羊、牧羊人打杀虎的纠缠而将李存孝收为义子的故事，剧中若干民间味道极其浓郁的内容，那是从新、旧《五代史》中绝对得不到的。并且犹不止此。在关汉卿的戏曲里，还不止一次地写到李存孝。这个李存孝，终究因为一次叛变行为，被他的义父李克用残忍地处了车裂之刑。总之，戏剧的内容，大体上等同于野史所起的作用。它不能用来作考证，但它可以增强史学工作者的意念、思考和想象。保守派的考据家是严格排斥想象的，但我不。我认为这些虽不可用之于考据，但不妨碍搞活脑筋，使一位史学工作者的头脑丰富起来，不要叫脑子里充塞的全是老的教条和新的教条。

大体每当两个大朝代更替之际，也就是通常所说两个"盛世"之间所夹的"乱世"，戏剧的素材就更多些。三国戏多，是一个证明。五代的素材也不少。如《古今小说》卷一五《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中所记五代周国国主郭威（郭雀儿）和史弘肇二人原来是两个无赖，赖人家一只狗子，打杀煮烂了去卖狗肉。这种地方，就自然而然地对那些皇皇《本纪》的"神光"产生了不少冲淡的作用。

京剧中除《飞虎山》外，给人提供启发的还有很多。如《白良关》，表述尉迟敬德父子凭着两支铜铜相认的故事，使人想起戏剧中不少剧目都包含有中原主干民族与边境少数民族间又冲突又融合的关系，如哪一个将领的儿子被少数民族掳去收为女婿成了驸马，也生养了儿女。试想，所谓融合，就是通过血缘融合、风俗习惯融合，渐至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融合而慢慢形成的嘛。《白良关》、《霓虹关》、《当阳公主》、《牧虎关》以及经常看的《四郎探母》，其中就蕴含着这些内容。所有这些，就在"断烂朝报"之外，给我们提供出若干生动的、原始的景象。这些景象，考据派说是假的，而在我看来，它比那些"真"的还更真些。

我常对儿女们说，我平生有两股埋怨情绪。先说第一股。我埋怨，我在10岁至20岁间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机遇，在邻居中邂逅一位画家，他喜欢我，叫我替他磨墨展纸，慢慢陶冶我成为一名画家。从我写字的笔姿看，完全有这种可能。可是，缺乏这种机遇，现在再开始，已经过了那种含蓄期，那种接纳培养的稚气阶段，不可能了。第二股埋怨，是埋怨自己在10岁至20岁间，为什么就没有这样一种机遇，在邻居或亲戚中邂逅一位拉京胡很娴熟的人，他喜欢我，教导我把我经常顺口胡唱的若干唱段纳入胡琴的规格，合乎板眼。当然，唱戏和画画中间又有不同。只要经过精心的培养，我相信我自己可能成为一名中流以上的山水画家，这恐怕不是吹牛。唱戏呢，怕只能清唱，不能登台。第一我的个儿太高，穿上厚底靴，就成为黑白二无常了，人们不是说杨小楼"个儿太高，撂手撂脚"嘛。第二，我自中学到大学，体育课及格的时候很少，像"吊毛"（翻跟头）之类，我就很低能。但我的嗓子不坏，宽嗓窄嗓都好用，所以只要经过艰苦培训，生、旦、净都可以来一点。但所有这些，都等于说傻话了，因为人生是不可能回过来再重新走一遍的。我之所以在耄耋之年还想这些事，那是因为我懂得画过一幅长轴山水画自己挂在墙上，胸中就会有一股浩然郁勃之气，第一它很好受，第二它可使人长寿。我还懂得，一个演员唱过一段淋漓唱段之后，走到后台时也会有一股郁勃之气。而当你写完一篇很自我欣赏的大史学论文之后，除却疲劳，没有这种浩然郁勃之气。这就是不同精神劳动门类之间的差异。或者只有我讲完三个小时的课后，回到教员准备室，也许有过一点点与画完一幅画、唱完一段戏时一样"具体而微"的感受。

我写这些，不是要显示自己的才分竟如此之大、之多。不是这样。譬如体育运动，我就是一个低能儿。在清华时，多少同学热爱着马约翰教授，我就不爱，路上碰见也不招呼。如今看电视时，每到欧洲足球赛，英国足球迷和流氓们闹得赛场大乱的时候，多少观众看得入迷，我却吧嗒一声关掉电视机回屋睡觉去了。再譬如对时下流行的歌手、歌星，我也有相同的厌恶。我觉得，他们不是在给予人一种美感、一种愉快的享受，而是让观（听）众与一个患剧烈头疼或剧烈腹疼的人在分享着一种痛苦。

在写到童书业的一段文章里，我提到过去50年代初在青岛曾一度有过买字画的较好机遇，东西多，价钱比较便宜。在当年青岛买字画的群体中，大体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厚古薄今，二是厚今薄古。前一派追逐什么宋画、元画。在这一方面，一是东西少，二是假品多。说起假品，我从来就不一口否定，而是持"一分为二"的态度。有的假品诚然是毫无价值，纯乎是骗人的；但有的假品则不然，它在真品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品的某些原始特征，足资后人借鉴。后一派追逐明清画，特别是晚清。它的特点是：一东西多，二虽然也不免真假混杂，但究竟从假品堆里不时冒出来不少真迹。但真的不一定好，好的也不一定真，有些假品给人的艺术享受不一定低于真品，这也是玩字画人经常有的经验。

我基本上属于厚今薄古派。我首先追逐清末民初的几个大家，当然，我也有我自己的选择。如对任伯年，徐悲鸿先生一辈子热衷于他，我则不然，我认为任的画"海派"气未免重了一点，笔气浮薄，唯求一俊。我重视吴昌硕、齐白石，以至上溯到赵之谦（伪叔）。他们的特点是把"写字"和"画画"往一块儿融。吴昌硕把箍文融进去，赵之谦则把汉碑、魏碑融进去。话说到这里，不免要说远一点。把"写字"和"画画"融到一块儿，并不自晚清始，最迟董其昌已经开始了。二十多岁时读傅青主的书，看到傅把赵子昂、董其昌骂得一塌糊涂；三十多岁到苏州，看到墙上一片全是董派的书法。心里想：真理有一个，为什么在董上会如此径庭？后来慢慢明白了。傅纯自民族立场上立论，相当程度上游离开了艺术问题。假如我们游离开满汉民族冲突问题以及乡绅恶行等等，那么，董其昌在熔书法与画法于一炉的问题上，是有其贡献的。试看：清初"四王"的用笔运笔出自董其昌，自不必说；就是遗民大画家八大山人（朱耷）也出自董其昌。有一次，我翻看王烟客的画集，又接连翻看八大山人的画集，我曾惊呼着说："这不是一个学堂里毕业出来的学生吗？"后来又读到上海画家谢稚柳的一本小册子，其中说八大山人使用笔锋的侧势、逆势，是出自董其昌。这一下，我顿然明白了。可是，徐悲鸿先生在这一点上并不清楚，他只从政治和阶级上考虑，所以就把八大山人估得很高，而把"四王"贬得很低了。在今天看来，那是美术史上的一股"左"倾偏向。

我特别爱收存"扬州八怪"的作品，理由是我感到从他们的画里，冒出来一股令人感觉新奇的人文主义气息。也就是说，在他们以前的人追求"形似"，到他们就追求"神似"了。这个"神"字很宝贵，因为这一"神"，人们主观方面的精神品格就渗透到客观的一花一木一山一水中去了。

当然，不是"扬州八怪"范围内每一位画家我都爱。譬如郑板桥，傅抱石把他捧了上天，我就持不同意见。郑的竹、菊、兰、梅画得不坏，有些题词也确乎有些异端思想；但从总气息看，市民的庸俗气太重，郑甚至在信札中公开宣扬"断袖分桃"的"龙阳之宠"的"美妙"，令人恶心。再如金冬心，他也想把"书"和"画"往一块儿融，他写隶书中的漆书一门，和伊秉绶类似浙派，渐近于现代的艺术字，但拿书法融入画法的成功度不大。

在"扬州八怪"中，我偏重于李复堂（李鱓）和罗两峰（聘）两家。我爱李，第一是他老功底深，他是老科班出身，当过内廷供奉，第二是他思想解放的幅度大，敢于大胆创新，纵横挥洒。我珍藏有他的一本册页，中有一幅画的是翡翠鸟和芙蓉花，诗曰："兴来勾勒翡翠鸟，狂发涂抹芙蓉花。古人行草常连楷，工写相间亦不差。"这是书法史和美术史上的一段高论。从王羲之、献之父子的几片"帖"里，从颜真卿的几个"稿"里，我们不是经常看到他们写着写着行草，不知不觉就带出几个很工整的楷书字吗？画画亦复如此，工笔中带写意，写意中又带有工笔，这也是老画家们画了一辈子画，不知不觉达成的自由境界。

罗两峰画《鬼趣图》，其实是一种社会讽刺画；加以黄慎画驴，渐近于社会风俗画。这些画演变下去，就成了后世的漫画。试观丰子恺的《老鼠做亲》，这条线不就是这么传下来的吗？

徐悲鸿先生当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的时候，在班上大力攻击"四王"。"四王"确实有其不足之处，如公式主义，三棵树、一堆山石加一个水口，等等。但王石谷不如此，他惯写江南的初春，用枯墨画杏树的老干，用铅粉轻轻加点胭脂，点出一片桃杏花，再稍稍加点绿柳条，最后用水一润，一幅美丽的江南春景就宛然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像这样"师法自然"的画，有什么必要对之加以攻击呢？

【赵俪生（1917年4月25日—2007年11月27日），山东省安丘市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1934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1935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7年参加山西新军任营指导员，后历任济南市政府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处副处长，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教授。早年从事苏联文学翻译和革命文学创作，以冯夷等笔名发表过不少译作、剧本和小说。后专于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晚年专攻先秦文化，探讨中国文化的源头。先后出版著作16部，发表论文2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