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真正的掘墓人——张之洞

大清王朝真正的掘墓人——张之洞

若谈及近代以来，哪一场战争才是真正令中国国门洞开的，有人或许会联想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有人或许会认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实际上，真正使中国人从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完全清醒过来的，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

曾经长期追随中华文化圈发展的日本，一举击败了当时亚洲实力最强、世界排名第九的中国北洋舰队。

倘若说往昔与西方那些船坚炮利的列强交锋落败，好歹还能保留些许颜面，然而此次，与同样处于变革进程的日本对抗，竟将国家耗费30年精力打造的北洋海军悉数赔上，这一番可真是颜面尽失。

清朝政府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严重的自我怀疑与创伤后应激反应之中。

北洋战败之后，李鸿章权势大减，而那些原本就反对他的清流派大臣，由于在战时推诿责任，大多也不再受重用。此时，地方上颇具势力的大臣张之洞抓住机会崭露头角，成为继李鸿章之后掌控晚清大局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撰写了一本名为《劝学篇》的书籍，这本书堪称清政府最后十几年的思想指引，他还率先开展了诸多改革举措。

本应是个能够力挽狂澜的关键角色，然而在他离世之后，大众对张之洞的评价便褒贬不一。有人赞誉他为晚清时期最后一位忠诚且有能力的大臣，也有人指责他是清政府的掘墓人。究竟哪种观点正确，哪种观点错误，咱们今日就来深入探讨一番。

【一、千年难遇之大变局，古今中外大交融】

张之洞初入仕途的前十几年，是个纯粹的传统型官员。后来，他慢慢成为清政府改革的关键推动者，这一切皆是他在实践中历经磨砺所得。归根结底，个人的前程既依赖自身拼搏，也需有良好的机遇。

张之洞幼年学习的皆是正统儒家知识，为官之后，他先是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担任了十余年的教育官职，接着又做了四年专门向皇帝谏言献策的官员，后来还出任了山西巡抚一职。

在这段日子里，张之洞始终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他脑海里的西学知识匮乏得如同牛肉拉面里的肉片一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他在担任四川学政期间，撰写了《书目问答》一书，书中记录了2200余种书籍。其中大部分为我国古籍，仅有少部分是明清时期传教士所著，如《职方外记》《坤舆图说》等。后来他前往京城担任言官，依旧着重宣扬六经核心思想，以维护道德教化为己任。

晚清时期，社会局势动荡不稳，清政府在内外事务上都遭遇了重大难题，中国正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彼时，但凡心系国家命运的中国有识之士，都不得不认真思索，中国究竟该朝着何种方向发展。

在朝廷大臣们眼中，他们针对这个问题所产生的不同见解，常常会和权力斗争相互交织。张之洞身为“清流”一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仕途崛起也与此紧密相连。

“清流”一派于同治、光绪两朝开始崭露头角，此阶段被称作“同光中兴”，恰似清朝行将覆灭之际的一场短暂复兴。彼时，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訢与著名官员李鸿章权势在握，深得慈禧太后的信赖与倚重。

同治皇帝能力欠佳，清朝实则由慈禧掌管大局。慈禧太后内心最关注的事，便是如何牢牢把控权力。

她认为治理国家好似玩跷跷板，要是像奕訢、李鸿章这类搞洋务的人势力在一边过大，出现不平衡的状况可就不妙了。所以，她打算提拔“清流党”，让他们牵制那些炙手可热的洋务大臣，这也算得上是皇帝治理国家的一种小策略。于是，张之洞这些“清流派”人物开始崭露锋芒了。

在这一时期，张之洞仍在专心研读圣贤的经典著作，一心为民众谋求幸福，称得上是传统教育与官场中的顶尖人才。

直至1881年年末，他出任山西巡抚，在真正承担起山西省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事务的责任后，才发觉自己以往所学的知识远远不够。

在同一时间，他看到身边的其他官员借助开展洋务运动，使得他们所管辖的省份在财政和军事力量方面都显著增强，这让他内心既满是羡慕，又产生了效仿的想法。于是，他也在山西开展了一连串的洋务活动，例如设立洋务管理部门，聘请洋务领域的专家，创办桑棉局，操练新式军队等。

1884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即与法国之间爆发的中法战争。彼时，张之洞被调任为两广总督，掌管广东和广西地区。他奔赴中法战争的前沿阵地，亲自指挥作战，同时承担起为军队供应物资等工作。

经历了惨烈的战争以及他亲眼所见的战争后果，他深切感受到中国与法国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别，这使得他在支持洋务的道路上愈发坚定不移。从之前的讲述中能够轻易看出，张之洞是一个喜爱思索理论的人。彼时，辜鸿铭身为张之洞的助手，他察觉到张之洞那时就已经有了“以中国传统为根基，借鉴西方实用知识”这种想法的初始模样。

几年过去，到了1889年，张之洞成为了湖广总督，此时他的洋务事业达到了巅峰状态。

他不但照抄了在山西采用的方法，还重新操起旧业——投身教育。然而这次，他没有开办传统的书院，而是对传统书院加以改进，还兴办起了新式学堂。

如今他已清楚，西方看似强大，表面源于军事，实则根本在于其思想出众。

相较于西方，中国传统学问更多聚焦于道德伦理领域，在“专业研究”方面有所欠缺，像外交、农业、政治、工艺技术以及商业等方面的知识便是如此。

在当时，他对西方的认知与实践，已然超越了如曾国藩、李鸿章这类前辈。后来者居上，他所治理的湖南成为了彼时中国思想最为开放的地域之一。

自甲午战争爆发伊始，中国便陷入了动荡不宁的状况。这场战争的失败，好似为晚清的各类政治势力带来了一次大规模的重新整合。

事情出了差错必然得有人承担责任，李鸿章及其统领的淮军走向衰落，清流派再度掌握权势，朝廷中“帝党”与“后党”的矛盾愈发显著，袁世凯也在此时抓住机会崭露头角。这些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对后续中国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影响，直至清朝覆灭都未曾停止。

由于张之洞与清流派交往密切，且在主持洋务活动时成绩斐然，故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李鸿章卸任后，他成为了最为关键的地方官员。

在戊戌变法期间，他所撰写的《劝学篇》，将他的治国理念进行了整合，这堪称是他针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

人们常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理念，实际上这一观念真正形成是在戊戌变法时期。甲午战争使洋务派遭遇挫折，然而人们并未就此摒弃这一观念。说来蹊跷，让这一观念过时的，恰恰是其提出者张之洞。

为啥呢？

【二、张之洞究竟是维新运动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呢？】

甲午海战失利后，晚清各方势力的地位发生了重大改变，与此同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思想上也遭遇了巨大困扰。以往与西方交锋总是落败，他们内心可能还存有不甘，然而如今，他们是彻底心悦诚服了。

并且此次咱们的对手是日本，这是一个和我们一样同属“中华文化圈”的东方国家。他们借助维新变法向西方学习，仅仅过了几十年便超越了我们，击败了中国。

故而在1896年，清政府派遣了13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求学，这意味着中国人赴日留学的首个热潮拉开了帷幕，鲁迅正是在那个时期前往了日本。

讲起来，甲午战争失利后，影响最为深远的事情当属戊戌变法了，这是众人皆知的。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同向朝廷上书，请求进行改革。自那之后，维新派人士便在北京、天津、湖南等地创办报纸，宣扬他们的新观念。

1898年，光绪帝与康有为会面，并对一些拥护变法之人予以封官。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这一举措宣告维新变法拉开帷幕。遗憾的是，仅仅过了103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支持变法的人有的惨遭杀害，有的被迫逃亡，变法就此以失败告终。

由此看来，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是康梁等一众维新派人士，与之对立的则是“后党”。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吗？

史学家陈寅恪曾记下自己对于戊戌变法的见解：

当时，提及变法的人实则来自两个不同源头，不可一概而论。咸丰年间，祖先去参加了科举考试并考中进士，在京城居住。他亲眼见证圆明园被焚毁，悲痛万分地返回南方。自那之后，无论管理军队还是治理百姓，他愈发清楚，中国的传统方法必须要做出改变了。

往后结识了湘阴的郭筠仙侍郎嵩焘，对其极为钦佩，觉得他具备独特的忠诚以及渊博的见识。我父亲也时常与郭侍郎一同探讨文章和学问。郭侍郎会对西方的举措表示赞赏，然而当时部分士大夫却视他为出卖国家、损害民族的恶人，人人都恨不得将他除掉才觉得畅快。另外还有南海的康先生，他钻研今文《公羊传》，借孔子改制之名来倡导变法。

他们与那些企图借助西方经验来改变中国传统规矩的人，本就不是同一类人。故而，我们的祖先看到义乌的朱鼎甫先生在《无邪堂答问》一书中驳斥了南海公羊的春秋学说，极为认可。由此便能知晓，我们家族主张变革的思想源自何处了。

陈寅恪所提及的“先祖”，实则为他的祖父陈宝箴。那么陈宝箴究竟是何等人物呢？他是清末一位极为关键的官员，早在1894年便出任直隶布政使，负责处理百姓相关事务，之后又担任湖南巡抚，与张之洞交情深厚，可归为张之洞一派。并且，张之洞、陈宝箴这一众官员，在当时清政府的官场中，是最大的政治团体之一，也是最热衷于推行革新的一批人。

然而，在维新事宜上，他们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

提及改革，人们的脑海或许会浮现王安石与张居正这两位人物，他们所推行的改革最终均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改革绝非易事。谭嗣同因维新变法而献出生命，他生前曾言：“各国的变法，皆始于流血牺牲。”为何他会这么说呢？原因在于改革实则是对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必然会触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

诸如“戊戌变法”这类大规模的改革，会触动众多利益相关者，不只是“后党”，还有那些墨守成规的老官员。怎样让手段与目的相契合，或许是每位改革者都要为之苦恼的问题。看上去，张之洞有站到康有为阵营的可能性。

在康有为发起维新变法运动期间，他曾拜访过张之洞。维新派得以在直隶和湖南地区发行报刊，推测是获得了当地官员的默许。康有为与张之洞交谈结束后，在日记中记录下此次会面颇为顺遂。然而，张之洞对康有为的印象欠佳，认为他所倡导的维新变法理念存在偏差。

这恰似陈寅恪所言，“康有为在研究今文公羊学说时，强行将孔子的改革思想与变法联系起来”。简单来讲，就是康有为有些牵强附会、故作高深。而朝廷里的维新派官员，由于他们更通晓治国之法，也历经了更多政治风云，因此他们开展维新运动，手段会更为温和，成效也会更为显著。

事情果真如此吗？是的，的确如此。

维新变法时期，张之洞大体上对新思想持支持态度。于是，他于1898年5月5日创作了《劝学篇》这篇文章。

关于张之洞在5月发布《劝学篇》的原因，众人观点不一。有人觉得他是为了迎合慈禧，有人认为他意在夺取维新运动的主导权，也有人表示他是想逐步推进改革。

众所周知，研究历史需查阅历史资料。历史学家孔祥吉查阅了一些此前未被人使用过的档案后，得出一个结论，称张之洞是清朝高层中极力劝说慈禧推行立宪的重要人物。

《劝学篇》发表后的反响堪称趣味十足。在仅仅十天的时间内，它就被印刷了三次，不仅如此，还获得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赞赏，此人着实是处理关系的个中高手。

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不过张之洞的地位依旧稳固，他还与慈禧太后携手，共同推进了清末的新政改革。

与此同时，《劝学篇》中的诸多理念，在清末新政改革举措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废除了科举制度。这一行为，使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彻底瓦解。

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三、《劝学篇》产生的影响与新政的首席规划者】

不管怎么说，在甲午战争落败以后，中国人都清楚了，西方的知识是必须要学习的。主张维新的人借助办报纸来宣传，倡导革命的人则运用暗杀和炸药来采取行动，然而最为关键的还是要依靠教育，要看看政府如何制定教育方面的政策。

此地主要存在两个关键要点：废止八股文，采用策论考试的方式，并且撤销科举制度；开办新式学堂，还派遣人员前往国外留学。经由这些改革所培养出的新型人才，渐渐成为了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如此才算逐步度过了梁启超所提及的“过渡时期”。

实际上，那些掌控权力的大人物才是这些事情背后的策划者，例如张之洞、孙家鼐、严修、徐世昌等。

在此不得不提及徐世昌，清朝覆灭之后，他曾出任过民国的大总统。再来讲讲蔡元培，其后来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一职。早在1906年，他就在政府兴办的新学校京师译学馆里，教授了一学期的语文和西洋历史。

武昌起义枪声响起后，清政府旋即垮台。彼时，并未出现如同明朝灭亡时士大夫们竞相以死殉国、尽忠朝廷的情形。这背后存在诸多缘由，而极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中国的精英阶层思想观念已然发生了巨大转变。

这些事儿呀，都和张之洞及其所著的《劝学篇》有着紧密关联。到1901年时，局势已恶劣到让慈禧太后都意识到，若不推行改革，她的皇位以及大清的江山恐怕难以保全。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政”就此开启。

为使新政取得良好成效，慈禧太后让官员们贡献见解、谋划策略。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撰写的三篇奏章，人们将它们合称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由张之洞牵头起草了一份奏章，其中具体阐述了诸如兴办学校、训练新式军队、激励工商业发展以及裁撤冗余官员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这俨然就是新政的基本蓝图。称他为该计划的首席设计师，丝毫不夸张。

倘若你仔细比较“三折”与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便会发觉，“三折”中提及的二十七条变法举措，其中二十一条和张之洞在《劝学篇》以及其他奏折电报里表述的极为相似。可以这么说，清末新政是以《劝学篇》为基础开展的。

晚清时期，政府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新政革新。在教育领域，不仅创办了新式学校，还派遣学生前往国外求学，更为关键的是，废除了科举制度。这一举措，彻底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理念失去了生存空间。

为啥呢？

【四、机缘巧合的掘墓者】

在张之洞看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在处于变革阶段的中国守护住儒家文化的根基，坚守“道统”。然而，在慈禧太后等保守派眼中，这一理念是为了稳固清政府的统治。但要实现这一理想，需要借助非常实际的事物，也就是科举制度。

往昔的中国长辈们觉得“学业出色便能为官”，他们埋头苦学经典，参与科举考试，一旦考中便可踏上仕途，这无疑是一条明明白白的“功名利禄之路”，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持生计。有了这样的途径，培养出的人自然而然都尊崇儒家思想。然而如今，科举制度已被废止，这条道路也就走不通了。

一条全新的出路浮现出来，即前往新式学校任教。拥有国外文凭后，便能进入政府部门、军队或是其他各类行业。考试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而是涵盖数学、物理、化学、外语以及各类专业知识。此外，当下社会对新知识的渴求日益强烈，不少知识分子开始投身翻译工作、编写新教科书、创办报纸等事务，不再仅仅醉心于吟诗作文。

原先的土壤消失不见，新的土壤里萌发出新的种子，它们迅速生长成参天大树。曾经引发诸多争议，甚至造成政治动荡的“中学打底，西学帮忙”这一观点，就这样悄然无人再提及了。

1909年，张之洞与世长辞。两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这场革命的导火索，恰恰是清政府自行训练的新军，事发地正是张之洞主政二十余载的武昌。

不晓得这是否是历史所开的一场玩笑。

参考材料

茅海建创作了一本名为《戊戌变法的另一面：读“张之洞档案”有感》的书籍，该书于201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

2015年11月，茅海建在澳门大学历史系举办的“重新审视晚清”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演讲题目为《大清为啥就没了？》。随后，他于2016年1月对此次发言进行了修改。

茅海建于《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3期刊发了一篇文章，论述张之洞、陈宝箴与湖南维新运动的相关情况。

茅海建于2013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初次会面，以及他们共同创办的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

在《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刊物中，冯天瑜与何晓明阐述了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的思想演变历程。

新锐文创在2018年出版了辜鸿铭所著的《说说张之洞那些事儿：张文襄的幕僚回忆》。

王天桥与金凤撰写了一篇名为《荀子、福泽谕吉、张之洞〈劝学篇〉里的学习观点解析》的文章，该文章发表于《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6月的那一期。

郭道平撰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群学”遭遇“道统”：严复与张之洞的思想交锋——谈谈他们的两种》，该文章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陈钧与任放撰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张之洞和辛亥武昌起义——也谈谈政治家如何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的推动者》，该文章发表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六期。

《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增订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5年3月出版，该书作者为李细珠。

200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陈寅恪的《寒柳堂集》。

《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这本书由石泉撰写，于199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发行。

#春生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