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印之战，毛泽东的谋略：亮短剑、一打一收，眼光在战场外

“我想了10天10夜，总想不通尼赫鲁(印度总理)为什么要来搞我们？”

这是对印自卫反击战前夕，即1962年9月中旬，毛泽东同周围人谈话时的感慨。他都想不明白的问题，周围人自然也想不明白。

半个多世纪后回看毛泽东的“想不通”，才恍悟：他当时想不通才是对的，因为印度这个国家，脑回路是出了名的“清奇”，清奇到“在这个国家发生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都被认为是正常的”，坊间曾在形容一个事情的严重程度时，分为四种“度”：轻度、中度、重度和印度。

毛泽东的“想不通”背后，折射出的是他实际并不想和印度发生战争的心态。为什么从来不怕战争的毛泽东，却在面对印度的频繁挑衅的时候，不想打呢？答案与四方面的因素有关：

第一，当时的中国非常贫弱，我们刚刚经历完三年自然灾害，国内经济困难。第二，当时的中苏关系开始变得紧张，根本无力也不敢在中印边境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第三，中国和印度打仗，有非常具体的难点需突破，这个最大难点就是后勤补给的问题。印度背后是平原，补给很容易；而中国背后是青藏高原，后勤全靠马、骡子驮运，甚至需要肩扛手提。第四，中国刚刚打完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经历完战争的中国，并不想与印度交战。

在这些之外，毛泽东并不想和印度打仗的原因还包括：和印度交战，与中国的全局战略不符。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从战略全局着眼，在上世纪50年代一直把印度视为和平中立的力量来争取，对边界争端主张以互谅互让来解决。

中国想争取印度的诚心非常大，周恩来1954年到1960年就曾“四次访印”。要知道，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仅仅在1954年来华访问过一次。

1960年4月20日,周恩来访问印度时与尼赫鲁会谈

也因为不想打，当印度和中国因为边界问题出现争端时，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是导向和平的。比如，在1959年11月初，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会议期间，就为了避免中印再度因为边界问题发生冲突，而提出了建立“隔离带”的设想。

这个设想的内容是：按照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两国武装力量各自后撤20公里，让双方拿枪的人脱离接触，这样就打不起来。

毛泽东还说：

“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用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恐怕比较好。”

然而，当11月7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提出这一建议时，印方却不同意，他们既不肯后撤，也不肯谈判。毛泽东见状，非常大度地要求中国单独采取行动，将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使双方在中印边界脱离接触达两年多。

到此，毛泽东在中印边界线问题上，可以说是对印度做到了“仁至义尽”。

然而，毛泽东的仁义，不仅没有感化印度，反而让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更加肆无忌惮起来。就在周恩来于1960年4月再度访印时，当周恩来提出以“互谅互让”的态度解决边界问题时，尼赫鲁抱持“东段已占的是我的，西段没占的也是我的”的态度。

印度的这种态度，摆明了就是“不愿意谈”，周恩来这轮访印自然没有让双方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采取极度消极态度对待边界问题的印度，还开始在尼赫鲁提出的“前进政策”指导下，对中国边境开展一系列的蚕食行动。他们开始在中国控制的多个地区建立哨所，他们想以此逐步改变军事力量对比。他们还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以遏制中国的补给线。他们的算盘是：一旦印度军事力量达到足够优势，就乘势赶走中国军队。

面对印度的“得寸进尺”，毛泽东仍为了大局考虑，坚持单方面采取忍让措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0年5月10日，总参谋部在《西南地区边防守则》中，指令我边防部队：“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争端，不越出国境”。

单方面的忍让，并未换来和平，相反，换来了印度的进一步“变本加厉”。

1962年4、5月，印度当局进一步加快了蚕食中国领土的步伐。6月间，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在克节朗河边建立据点。

中方对此的反应依旧非常克制：仅仅西藏军区派出一个连，进入当地武装侦察，并在择绕桥边建立哨所，时间还是事后两三月，即9月8日。

西藏军区动作的当天，印度政府开始进行战争动员，他们调动步兵第7旅进驻克节朗地区。9月中旬，择绕桥头局势日益紧张。

面对紧张的局势，毛泽东仍旧不想打，他特别嘱咐：打第一枪必须经过他的批准。

也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特别嘱咐，前沿部队的战士们面对举着刺刀逼到胸前的印军时，也只是强忍着怒火举刺刀迎上去，而坚决不开枪。

中国的隐忍，换来了印军的第一枪。印军在9月20日夜间，在偷袭摸哨时打响了第一枪：解放军一个代理连长牺牲，被迫进行有限还击。

文首提到的毛泽东“想了10天10夜”，正是在这第一声枪响之后。此间的毛泽东内心在进行激烈挣扎，印军打响第一枪后的第三天，即196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社论。

看社论文，看标题就能知道文章内容，这篇文章就是在警告尼赫鲁政府：中国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如果你们不立即从边境撤军，中方将使用武力解决。

到这里，毛泽东就已经有了想打的念头了。

印度看了文章后什么反应呢？答案是：他们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开始加紧备战了。

10月5日当天，一份报告被放到了毛泽东的案台上，这份报告是解放军总参谋部根据调查情况汇总的。内容是：

“在今后几天内，印军可能要发起攻势，预料这将是中印边界三年冲突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战斗”。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份报告。拿到报告后仅仅12天，新的消息传来：“印军开始向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的前沿阵地同时发起猛烈炮击。”

很明显，印度的胆子越来越大了，谁给印度胆子？答：第一，印度觉得中国正在东南沿海集结数十万大军进行紧急备战，根本无暇顾及印度；第二，美国一直在背后给美国撑腰、壮胆，美国在1960年，即印度挑起和中国的边界冲突后，将给予它的援助从每年1亿美元增加到了10亿美元。

意识到印度的所为已经完全超乎“可以理解”的范畴后，毛泽东正式下定决心开打。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正是在这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下定决心：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他还在会上签发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

毛泽东一旦决定要打，就一定会力求快刀斩乱麻，力求速战，唯有如此，才不至于影响全局战略。

相比对美国的态度，毛泽东对印度的态度显然没有那么强硬，而这种区别对待，也恰是建立在毛泽东对美国、印度的全面了解之上。

毛泽东认定：像印度这种通过跪拜、绝食赢得独立的国家，没有尊严可言。也就是说，他们和美国并不一样，如果把美国比作一个有头脑的硬汉，那么印度则更像是那种带点傻气的怂人，他们随时可能给你一板砖，但也可能随时夹着尾巴逃跑。

毛泽东决心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的第三天，印军以10多个旅的兵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发起大规模进攻。印度根本没想到：这一次，中国会以雷霆之势对他们进行反击。

所谓“快刀斩乱麻”，重点就在一个“快”字。要快，就得一上来就把敌人打狠打痛，让他们尝到入侵中国的苦果。

如何“打狠打痛”？毛泽东的方法是：瞅准时机开打，亮短剑策略，一动一静、一打一收。

战机在何时？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等待着那个最佳的开打时间。进入10月中旬，大雪封山在即，适合作战时间已剩不多，而此时的美苏两国忙于加勒比海“古巴导弹危机”。

毛泽东清楚：此时的美苏是根本无暇顾及印度的，他们甚至都没有时间关注印度的局势变化。此时开战，无疑是个难得的好时机。

10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大会，并拍板了实施反击的时间，没错，就是10月20日当天。会上还研究了中印两军实力对比，判断了中国能否打赢的问题。在得到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的肯定后，军委决定从成都军区、兰州军区调两个师入藏参战。

20日天亮后，西藏军区和新疆军区部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端，对入侵的印军发起全面反击。

反击当天，西段印军主要据点就被扫除干净了，东段的印军精锐第七旅也基本被歼灭。被打痛的印军却似乎并未长教训，因为，中方在第一阶段反击结束后提出谈判时，他们居然拒绝了。

中国在得胜后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

印度对此的反应大大出乎了中方的意料之外，他们不仅拒绝，还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企图使中印边境冲突长期化。

中方的目的当然不是长期冲突，中方的目的是以战争寻求和平。11月4日，本着求和平态度的中方，派出周恩来向尼赫鲁呼吁：

“为了迅速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不论冲突的发展如何，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战胜者自居。”

为了寻求和平，毛泽东在中国边防部队基本到达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后，做出决定：“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

毛泽东的这一做法，表面是让，实际却是让局势朝着有利于中方的方向发展。原本，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军队会乘胜深入印境。可中国却在明明可以“深入”的境况下，选择了“退避三舍”。

可印度是不懂中国文化的，面对印度，中国颇有点儿“秀才遇到兵”的感觉：印度看不懂中国的“退”，反而觉得中国退是考虑到印度有大量援兵。于是，他们迅速调动援兵到边界，以求继续打仗。

毛泽东了然：必须实行进一步的打击，才能让他们长到教训。

第二段的反击，从11月16日开始。这一轮反击战中，中国军人在瓦弄方向溃印军一个旅，在西山口-邦迪拉方向歼灭了印军最精锐的第4师的主力。

解放军俘虏印军

而当时的中国解放军，仅仅投入了区区四个师的兵力，也就是说，中国当时出动的兵力远远没有印度多。可即便如此，这场反击战中，中国无论大小仗，全部都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印军损失近万人，被俘虏3900人；而中国军队伤亡仅为2400人，无一人被俘。

取得胜利后，毛泽东考虑到让印军“打狠打痛”的目的已达到，印军已受到惩罚，于是于11月21日突然宣布停火，并从12月到第二年3月，将部队撤回到1959年11月时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之外。

这一出，是毛泽东的“见好就收”的策略，它能达到显示中国和平诚意的目的。到此，世人便也看懂了，毛泽东并未把对印自卫反击战当成单纯的军事战争，而更多地将它视为“政治军事仗”。

最精彩的部分来了，中国如何对待被俘的3900名印度军人的呢？答案是两个字：优待。具体怎么优待的？答：首先是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其次是生活上给予优待，还给负伤的俘虏进行医治。完了之后，还带被俘虏的印军军官到北京、上海等地参观访问。

“1963年５月26日前，中方将3942名（包括准将１名、校级军官26名、尉级军官29名）印军被俘人员全部释放回国，还将26名被俘印军人员的尸体和骨灰移交给印度。”

此举，当然是为了“瓦解敌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毛泽东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不仅仅是优待战俘那么简单，他还借住一个细节，给了敌人以极大的威慑。那就是：中国边防部队撤军时，有计划地将所缴获的武器、弹药、物资留给印方。

随着毛泽东的明确指示：

“中方在战斗中缴获的飞机2架、火炮155门、轻重机枪283挺、各种枪支2640多支、汽车117辆、筑路机械12台、美制坦克2辆，以及大批量的炮弹、子弹和军用器材等武器装备，均擦拭干净，列出清单，由印方代表签字接收。”

中方的这一系列举措，在古今战争史上乃绝无仅有，世界舆论哗然，一些外国驻华大使评价说，“这是明智的步骤”，“崇高而宽大”。有媒体评论，这一招使得漂亮之极、潇洒之极。

这场伟大的“军事政治仗”、“政治军事仗”后，不仅换来了中印边境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安定，让中国既赢得了战争又赢得了和平，还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中既是胜利者又是和平使者。同时，这场仗也实现了震慑国际反华、仇华势力的目的。

此战，也让世人对毛泽东有了新的感叹：真正的战神，眼光从不放在战场，而往往在战场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