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点文学】“嗜鱼不受鱼”的底线思维

“嗜鱼不受鱼”的底线思维

文/墨 扬

春秋时期鲁国宰相公孙仪嗜鱼不受鱼的故事，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原文这样写道：“公孙仪相鲁而嗜鱼，一国尽争买鱼而献之，公孙仪不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虽嗜鱼，彼必不能长给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既无受鱼而不免相，虽嗜鱼，我能长自给鱼。”

把故事译成现代文，就是说公孙仪做了鲁国宰相，因为他喜欢吃鱼，全鲁国的人都争着买鱼相送，公孙仪一概不受。弟子问他：“您喜欢吃鱼，别人送您鱼为什么又不接受呢？公孙仪说：“就是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才不接受人家送我鱼。如果我接受别人送的鱼，必定有不敢责求别人的表现，有不敢责求人的表现，就将违法曲断;违了法，就要被免去宰相职务;免去了宰相职务，我虽然喜欢吃鱼，他们必定不能经常送给我鱼，这时我自己也不能供给自己了。我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不会被免去宰相的职务，喜欢吃鱼就能经常靠自己供给。”

公孙仪嗜鱼不受人鱼的故事，流传很广。他的守法度、知敬畏；慎好自律、抵御诱惑；处事谨慎、自警自励，常被人称颂并引以为榜样。但还有一个重要看点——怕“受鱼而免于相”的底线思维，基于我国古代尚廉思想的规制，今天仍鲜有人提及和赞扬，实在有必要专门一议。

“廉者，政之本也。”我国古人曾将“廉”者分为三等：“有见理明而不妄为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取者。”按照这个划分，公孙仪的怕“受鱼而免”属于最后者。

我国古代官场，“见理明而不妄为者”固然稀缺，但也并非个别仅有。比如与公孙仪同时代的宋国司城子罕“以不贪为宝”，东汉太尉杨震以“以‘四知’为畏”，唐代刺史房彦谦“以‘官贫’为乐”，等等。他们的清廉，都是基于本意就“不想腐”，显然远超了“尚名节”、“畏法律”而“不敢腐”的境界，这也恰是公孙仪的拒贿价值观鲜有人赞赏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我们自然不能用现代人的标准去框定古人拒贿的境界。平实而论，无论古今为官者，只要不是嗜贪之人，在寻常物什面前，“不受”并不难做到。但面对送上门的尤物，尤其自己的嗜爱，要做到“不受”就需要定力。“见理明而不妄为”、从根本上就“不想腐”当然最好。但身处尘世，就大多数人而言，正如公孙仪这般考量：“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虽嗜鱼，彼必不能长给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因而从“既无受鱼而不免相，虽嗜鱼，我能长自给鱼”的角度考虑，成为“畏法律、保禄位而不取者”，似乎更符合常人心理。

实际上，公孙仪的拒贿价值观，就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所强调的底线思维。这当中至少有三个价值看点：

其一，知道风险点在哪儿。“受鱼”就有风险，风险点在于送鱼者动机的不确性，究竟是出于关心，还是包藏祸心？不得而知。底线思维要求，凡事必须向最坏处准备。于是，就有了“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的清醒和自警。

其二，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儿，就是谨防“受鱼而免相”。于是，“受鱼”便成了风险防控的必控底线。

其三，知道自己的坚守点是什么？就是“毋受鱼”，确保“不免于相”，进而获得“虽嗜鱼”又“能长自给鱼”自由。

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公孙仪的“弗受鱼”，与其说是从政官德的胜利，不如说是底线思维的胜利。

《大学》有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就是知底线、守底线。反观古今官场种种龌龊事，说行为人一开始就龌龊不堪，就有些人而言似乎有点冤枉，但说其源于没有守住底线，则是公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公孙仪“受鱼而免相”的底线思维，闪现着超越时空的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