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鲁迅的本职工作

文章 | 李新宇

转自 | 《齐鲁学刊》，有删节

说起鲁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文学革命成就的最高代表等等，而常常忽略一个基本事实：五四前后的鲁迅是一个业余作家，他的本职工作并非文学创作，也不是翻译和学术研究，而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行政事务。他是国家公务员，需要每天按时上下班。

然而，大半个世纪以来，浩如烟海的纪念文章、回忆文章和研究成果，却大多在谈论他的文学活动，而1950年代以来的回忆文章则更注重他与革命相关的细节，而关于他在教育部的本职工作，却少有回忆。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二：一、机关工作与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不一样，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公文写了一大堆，却留不下《呐喊》或《中国小说史略》那样的成果；二、鲁迅为之服务的政府后来被称作“北洋军阀政府”，性质是“反动”的，那么，似乎为它干的越多、越好，也就越不光彩。

这样一来，鲁迅的官场生涯和本职工作，似乎成了他的污点。有人翻出来，是为了打破“鲁迅的神话”，让人们看到他与北洋军阀政府同流合污的罪证。比如，当年的郑学稼就是这么做的，当下网上的“倒鲁”的人们也是这么做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尊崇鲁迅的人，又往往陷入为鲁迅辨污的境地。要维护鲁迅的形象，怎么办呢？常见的方式是努力说明他与政府是对立的，找出一些只言片语来证明他对政府不满，强调他虽然在政府中工作，却与政府处于对立的状态，似乎鲁迅一直是“身在曹营”的徐庶。如此辩护，当然很尴尬，因为种种事实都可以证明，鲁迅并不是徐庶，他为政府很卖力，成绩显著，屡受嘉奖。于是，最后还能做的，就是要求人们对鲁迅也要“同情的理解”，也就是说，鲁迅也是一个人，鲁迅要吃饭，生存不容易，要求鲁迅扔掉饭碗去革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可是，只要这样为鲁迅辩护，鲁迅就成了可怜虫，人格光彩也就谈不到了。

认为鲁迅的本职工作并不光彩，其实是很早的事。早在1950年代，甚至更早，在1928年民国易帜之后，鲁迅的同事们，包括他的弟弟周作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到鲁迅去教育部办公，常常对他的积极表现和德能勤绩闭口不谈，而说他“只是例行公事”。

然而，鲁迅却不是例行公事。历史的事实摆在那里，他在教育部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因而多次受奖。同时，归他管的事不少，权力也不小。

那时的国家权力机构中没有宣传部，也没有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等意识形态和文化事业管理部门。所以，今日宣传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的那些事务，当时都归教育部。教育部分普通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三个司，前两司管的是学校教育，这些事务就都归社会教育司。也就是说，今日宣传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的那些事务，当时都归社会教育司。所以，鲁迅的工作很繁杂：要考察戏剧、审核小说，要管美术、音乐和演讲，要管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戏院、影院、说书场，几乎所有的文化活动和娱乐设施都归他们司来管。甚至乡间有人觉得自己的寡母一生不容易，希望政府表彰母亲的节与孝，呈文最后也要送到鲁迅的手里。

据1912年8月2日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的《参议院决议修正教育部官制》规定，社会教育司的工作分为9个方面：

（一）关于厘正通俗礼仪事项。

（二）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

（三）关于动植物园事项。

（四）关于美术馆、美术展览会事项。

（五）关于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

（六）关于调查及搜集古物之事项。

（七）关于通俗教育及演讲会事项。

（八）关于通俗图书馆巡行文库事项。

（九）关于通俗教育之编辑调查规划等事项。

鲁迅于1912年5月5日到达北京，6日就是教育部开始在北京办公的日子，那一天，鲁迅坐骡车去教育部报到。6月10日即与齐寿山一起去天津考察戏剧，那时的考察不是调演，而是直接去戏园子与观众一起看。他们午后到达天津，当晚就去广和楼考察新剧，却因为天气不好而剧院停演，只好去丹桂园考察旧戏。回到北京后，6月14日考察天坛、先农坛，因为农林部建议将天坛改为林艺试验场，将先农坛改为畜牧试验场，拱卫军则提出要在先农坛建军械库，京师议会则要把这二处改为公园。鲁迅等人就要去考察，看究竟怎样更合适。6月20日筹办夏季演讲会，邀请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方面的学者演讲。21日鲁迅还亲自开讲，讲的是《美术略论》。25日考察国子监和孔庙，看是否适合建成历史博物馆……鲁迅的日记主要记私事，对工作记述甚少，往往是下班后与谁一起喝酒吃饭都记了，一天中批了多少文件、发了哪些公文却不记。不过，有时也会留下一些工作的痕迹，比如1912年9月6日：“上午赴本部职员会，仅有范总长演说，其词甚怪。午后赴大学专门课程讨论会，议美术学校课程……”机关工作往往枯燥乏味，但有时也会遇到使他兴奋的事。周作人曾经回忆说：“有一回见到中华书局送到部里来请登记还是审定的《欧美小说丛刊》，大为高兴。这是周瘦鹃君所译，共有三册，里边一小部分是英美以外的作品，在那时的确是不易得的，虽然这与《域外小说集》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感觉得到一位同调，很是欣慰，特地拟了一个很好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了出去。”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那个评语中有不少批评意见，但最后的结语却是将其称之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那是鲁迅审核小说时发现的优秀作品，所以要写评语进行提倡。

沿着时间的线索考察鲁迅的工作，可以发现他做过许多重要的事。

像所有的行政官员一样，鲁迅要参加会、举办会。1912年7月，他参加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这个会开了一个月，会上讨论了92个决议案，议决23个。接着，他又参加了“大专学校课程讨论会”和“教育行政讨论会”。鲁迅对这些会颇有不满之处，但冷静考察那些会，却是创建民主共和国教育体制的重要会议。临时教育会议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务虚会，但涉及的却是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国家祭不祭孔，学校读不读经，美育该不该进入教育纲领，民国的教育与帝国的教育有哪些不同；大专学校课程讨论会讨论的是关于课程设置等一系列具体问题；教育行政会议则制定了大、中、小学从学制到管理的一系列规章。那时的人们很认真，开会的形式也值得一提：会前先发议案，会议开始后先推举议长和副议长，由他们主持会议，而不是由教育部官员主持。一个议案议决之后，全体都要签名，然后送交相关部门办理。从临时教育会议留下的文献可见，当时的教育家有神圣的使命感，包括会议上的激烈争论和大动肝火，都显示着他们还没有学会敷衍。作为一个省的代表参加会议，就觉得要对得起全省的委托，作为一类院校的代表参加会议，就觉得必需对得住那类院校。而且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帝制终结，共和创建，要有新的教育。他们做得非常认真，比如第一次会议上选举议长，与会者50多人，王劭廉以30票当选；然后选副议长，张伯苓以28票当选。然而，张伯苓却站起来作揖推辞，谦逊地说自己深怕有负众望。于是会议再次表决，结果仍然是他当选。这时候张伯苓只好服从，发表演说就任副议长。从思想观念上看，历史传统固然沉重，新教育的开创者却也显示了新的风貌。

正是在那个会议上，蔡元培发言说：“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之教育，其不同之点何在？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在那样一个时代，从事新国家的教育建设，鲁迅是幸运的。所以，他从未因为事务的繁多和参加种种会议而厌烦。

1912年9月，为了开展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工作，教育部成立“美术调查处”。这个处不是有行政编制的实体，而是以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为基础，吸收一些相关人员兼职充任。鲁迅是第一科的科长，自然要担负起领导职责。他们从调查书籍入手，首先查阅教育部图书室和京师图书馆的书籍，然后再调查全国的书籍，还曾派齐寿山、许寿裳、戴芦龄前往沈阳考察清宫的美术物品。齐寿山等人到沈阳不久，就写信向鲁迅汇报工作。他们在沈阳考察了一个月，工作结束后于12月12日回到北京，鲁迅当天的日记写道：“上午许季上、戴芦龄、齐寿山自奉天调核清宫古物归，携来目录十余册，皆瓷、铜及书画之属。”下午，鲁迅即同他们一起到司长夏曾佑家中汇报。他们带回的调查目录随即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连载。从刊物发表时的按语可以看到：“古器凡八百件，周汉之物，居其泰斗；书画凡四百余件，多唐宋以来名流所作；瓷器凡十万件，形制采绘，并多精妙……编存其目，庶览者可以见中国美术品之存佚云。”

1913年2月，教育部根据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的“采用注音字母案”而召开“读音统一座谈会”。到会者40余人，鲁迅是正式代表之一，又是会议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第一天由教育部次长董鸿祎主持，然后推选出议长吴稚晖和副议长王照。此后3个月的会议，即由吴、王二人主持。第一步先审定字音。某个字到底应该读什么音，各地大不相同，所以要一个一个地讨论确定，只要有争议，就要辩论，辩论后投票表决。一个省无论有几个代表，只有一票的权利。每审定完一个字，就用鲁迅等人特别准备的“记音字母”记下来。审定字音的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审定了6500多字。第二步是确定字母方案，会议代表却提出了各种方案：有人主张仿效日本的假名，有人主张用中国人自创的符号，有人则主张用拉丁字母。不同的方案各有长短，代表们各执己见，会场陷入终日争吵，会议主席吴稚晖和王照不但不能制止争吵，而且他们本人就争得面红耳赤。争吵到激烈处，有人抑制不住冲动，抢起板凳就要动武。鲁迅后来在《门外文谈》中曾经写到：“劳乃宣和王照他两位都有简字，进步得很，可以照音写字了。民国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们俩都是会员，劳先生派了一位代表， 王先生是亲到了，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如此争吵，怎么收场？最后还是鲁迅和许寿裳等想出了办法，建议把审定字音时所用的“记音字母”作为“注意字母”。也许是代表们对争论已经厌烦吧，投票表决，人们选择了鲁迅、许寿裳、朱希祖、马幼渔等人提出的章太炎于1908年拟定的一套符号。鲁迅1913年3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赴读音统一会，意在赞助以旧文为音符者，迨表决后竟得多数。”那次通过的注意字母，就是从民国初期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课本和字典所使用的“ㄅ、ㄆ、ㄇ、ㄈ、ㄉ……”。

此外，有几件事是鲁迅付出精力甚多，而且做得相当投入的。

首先是“儿童艺术展览会”。展览会从1913年3月开始筹备，名义上是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和教育部秘书长陈任中牵头，但司长和秘书长只是发指示，具体操办却是鲁迅的第一科。3月31日，鲁迅与司长前往全浙会馆，看那里是否可以做展览会的会场。察看几处之后，还是选了教育部礼堂，礼堂空间不够大，就扩展到礼堂后面的许多房屋。至11月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同稻孙布置儿童艺术品。”这次展览品类分得很细，有字、画、刺绣、编织、玩具、以及各类手工制作。为能让更多的作品有参展的机会，鲁迅和工作人员设计了若干方案，最后把大幅的字、画挂到了墙上，小作品摆在桌子上，手工作品也摆在一排排的桌子和架子上。从教育部对作品的要求，可以看到鲁迅的美学主张：参展的儿童不论男女，不论学识高低，作品不怕稚拙，但有一个要求：“以存儿童本真为第一谊，长者不得为之删润。”

展览是1914年4月21日开始的，展览期间，鲁迅经常在会场值班，连星期天也不休息。5月20日的日记写道：“下午四时半儿童艺术展览会闭会，会员合摄一影。”这张照片上，人们站了5排，鲁迅作为这次活动的主持者，站的是最后一排。整整一个月的展览结束了，教育部又指派鲁迅和陈师曾组成评委会，不但评奖，而且要选出优秀作品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5月23日，鲁迅日记载：“上午开儿童艺术审查会。”这是第一天，此后连续若干天，直到6月24日才完成，评选出甲等奖151人，乙等奖423人。

其次是图书馆的建设。

鲁迅对图书馆似乎特别关心。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教育部出台了《通俗图书馆规程》，以教育部的名义通知各省，要求“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鲁迅和他的同事们想得很周到，通知中还要求图书馆要附设体育场，为的是让人们读书时能到体育场活动一下。从体育器材只能借用半小时看，又防止了有人把图书馆当成体育场。京师通俗图书馆是在鲁迅的直接指导下创办的。该馆设于宣武门内路西，1913年10月21日开馆。它的藏书主要是从京师图书馆分出来的一些专业性不强、也许没有收藏价值、却有利用价值的书。鲁迅很关心书籍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尤其是儿童。《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之类，是专家们用的，毕竟离普通民众太远，真正影响社会的是街头随处可见的通俗读物。所以，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之下，中国有了这样的通俗图书馆，面对的不是专家，而是普通民众。鲁迅还把他校阅过的翻译小说《碳画》等书和他看过的《新青年》赠送通俗图书馆。1914年12月22日，鲁迅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同徐吉轩、许季上至通俗图书馆检阅小说。”这是来检查工作，主要是检查该馆收藏的小说。鲁迅很关心这个图书馆，多次前往检查工作。

1916年，经鲁迅等人建议，教育部把通俗图书馆迁到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并且于9月21日致函内务部。从教育部给内务部的咨文，可以看到鲁迅等人当时的想法：

查公园之设，一以为公共娱乐之地，一以为陶冶民众之所，故各国通例，恒于公园中附设图书馆、教育博物馆等，使一般国民于藏修息游之际，无形自然之中，得增进其常识，涵养其性情，所谓不召而来，无言而化之国民教育公园有焉。京师中央公园自开办以来，其间设备点缀颇臻完美，惟关于上述各项，尚付阙如。本部有鉴于此，拟就园中社稷坛大殿二重附设通俗图书馆，购置通俗图书，并陈设教育上简易物品，专备游人观览，庶公园添有益之娱乐，而社会蒙无形之福利。事关公益，谅荷赞同相应咨请贵部转知该园董事会，即由本部派员与之接洽……

此事进行得还算顺利，1917年的8月，通俗图书馆在中央公园开馆。图书馆设到公园，借阅量大增，图书的价值得到了发挥。可是，图书馆很快与公园发生纠纷，最后是图书馆失败，只好又迁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几年之后，这个图书馆又和京师图书馆合并起来，形成了专业与通俗共处一馆的新模式。

在这段时间里，鲁迅对京师图书馆也非常关心，投入了极大精力。

早在1912年秋，京师图书馆刚刚开馆不久，他就以教育部的名义咨调各省官书局所刻书籍，入藏京师图书馆。1913年，他又数次为京师图书馆调拨图书，包括一部活字铜版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由此可见，那时的鲁迅就有意将京师图书馆建成国家图书馆。

也是在那一年，京师图书馆原馆长江瀚另有高就，馆长一职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任。夏曾佑是个懒得管事的人，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他一般不到部里上班，部里的事差不多是鲁迅等人跑到他家里去汇报。鲁迅是他手下的两员大将之一，而且管理图书馆是第一科的分内工作，于是，京师图书馆的许多事就都成了鲁迅的事。1913年2月17日，鲁迅日记写道：“午后同沈商耆赴图书馆访江叔海问交代日期”。江叔海就是原馆长江瀚，这是鲁迅第一次替夏曾佑去联系交接。3月6日记：“下午同沈商耆往夏司长家。”3月7日记：“午后同沈商耆赴图书馆商交代事务。”可见，这次馆长易人，图书馆的交接事务都是鲁迅办理的，而新馆长上位后的管理事务，也几乎都落到了鲁迅身上。

夏曾佑喜欢喝酒而不喜欢管事，逮着鲁迅就要陪他喝酒，而鲁迅却是真对图书馆特别热心，于是二人各得其所。无论是图书馆的规划，还是管理人员的安排，都是鲁迅建议，夏曾佑点头，事就办妥了。鲁迅想把京师图书馆办成什么样子，也就基本能办成什么样子。京师图书馆本来地处偏僻，而且房屋破旧，阴雨天还有房屋漏水，很不利于珍本图书的保存。鲁迅在下雨天去图书馆，体验了借阅者的种种不方便。图书馆应该建在交通便利的地方，鲁迅当然明白，他又特别重视那些珍本书，所以不能不为它的保管不善而忧虑。于是，他向夏曾佑建议：搬迁京师图书馆。这样的大事，夏曾佑同意了，教育部也同意了，解决的方案是双管齐下：一边寻址建新馆，一边先找地方设分馆以解燃眉之急。所以，1913年4月1日，鲁迅“午后同夏司长、齐寿山、戴芦舲赴前青厂，观图书分馆新赁房屋”。此后的时间里，鲁迅一边处理科室事务，一边就忙这件事。仅日记中记载，不长的时间里，他就到分馆12次。1914年10月，京师图书馆停止阅览，暂时移至国子监。1915年，确定以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为京师图书馆。这一切，都是鲁迅亲手操办的。

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一步步使京师图书馆向着国家图书馆的方向发展。先是据理力争，把《永乐大典》残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移交京师图书馆。1914年初，热河避暑山庄所藏《四库全书》36000多册运抵北京，鲁迅赶往接洽，却不料此书已为内务部截留。后经多方交涉，才于1915年9月1日“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至10月12日移交告成。1916年4月，经鲁迅努力，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通过政事堂取得内政部同意作出规定：凡经内务部立案的出版物都必须送交京师图书馆一份。同时，他还为京师图书馆征集各省新修的地方志，并征收各种著名碑碣石刻拓本。这就使京师图书馆在1917年1月在方家胡同重新开放时，已经具备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并初具规模。

此后，鲁迅对京师图书馆的关心并未结束。张宗祥在《我所知道的鲁迅》一文中说：有一次祭孔，他和鲁迅都是执事官，事毕去京师图书馆参观，两人就善本书发了一通议论，结果被悄悄进来的总长傅增湘听见了。由傅增湘任教育总长，可知事情发生在1917年至1919年之间。总长偷听了他们的议论，当时没说什么，但几天后就找张宗祥，要他负责去办京师图书馆。并且表示说：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一定要把善本图书管理好，把书目整理出来。这正是鲁迅与张宗祥当时所议论的内容。可是，面对总长的信任和重托，张宗祥却不愿受命。总长就让鲁迅去做张宗祥的工作。鲁迅去对张宗祥说：“你真是个木瓜，如此宝山，何以不去开发？”张宗祥一听，欣然去找总长，接受任命，办京师图书馆去了。此后，鲁迅又与他一起讨论当务之急，解决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京师图书馆搬到方家胡同，偏僻的问题解决了，却又出现了另一问题：四面居民杂处，万一发生火灾，珍本如何抢救？于是，他和张宗祥想出一个办法：做一些单人能抱得动、扛得起的箱子，把珍本图书装起来，危急时就能迅速搬走。再比如，许多古书虫蛀和残破，需要专门的技工修理。在鲁迅支持下，张宗祥请专门的技工进馆修补。鲁迅还特意叮嘱张宗祥：善本书目一定要抄写副本，由张宗祥个人收藏一份，原因是他考虑到“付印无时，世事变迁不定，必须另录一份，他时方有依据”。

鲁迅的工作非常杂，博物馆、展览馆都是他的分内事。因此，他筹备过参加万国博览会的展品，为守护将送去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文物，曾经通宵不眠。他整理过故宫档案，翻阅过“内阁大库那有名的八千麻袋废纸”。著名的敦煌卷子运往北京，他参与了接收：“他知道有些京官老爷在这劫余的经卷中，又窃取了不少，账上数目不符，便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作两，补足缺数”。

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来自总统府的，来自国务院的，只要到了教育部，大多落到社会司，而社会司的工作多半都是鲁迅的工作。比如：国家初建，要确定国徽，由谁来设计？总统府把任务交给了教育部，教育部交给了社会司，结果就落到了鲁迅、许寿裳和钱稻孙身上。1912年8月28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与稻孙、季市同拟国徽告成，以交范总长。”再比如：国家要有国歌，由谁来选定？最后也成了鲁迅的事。1917年11月12日鲁迅日记：“午后往高等师范学校听唱国歌。”蔡元培在鲁迅逝世之后写的纪念文章中说：“我记得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教育部废去洪宪的国歌，而恢复《卿云歌》时，曾将两份歌谱，付北平的中学生练习后，在教育部礼堂唱奏，除本部职员外并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细听，选择一份，先生与我均在座。”鲁迅所记是在高等师范学校，蔡元培所说是在教育部礼堂，日记当然比回忆更可靠。但是，蔡元培也未必错，因为试听国歌不止一次。两年后，1919年12月9日，《教育杂志》还登出一份“教育部令”：“本部筹设国歌研究会，现经酌定，即日开会，应派佥事周树人、沈彭年、视学钱稻孙、主事李觉、陈锡赓为本会干事，先行筹备一切事务。”很清楚，国歌的负责人仍然是鲁迅。直到1920年10月10日，日记中仍有“午后往美术学校国歌研究会听演唱”的记载。

这就是鲁迅的本职工作。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干，不张扬，但每做一件事、每一次考核都让人无可挑剔。正因为这样，教育部一次次裁员，从来裁不到他。1913年冬天，政府修正官制，各部官员大裁减，教育部佥事由32人减为18人，主事由80人减为42人。这样大规模的裁员，鲁迅没有被裁，而且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都未被裁。鲁迅12月25日日记：“教育部令减去佥事、主事几半。相识者大抵未动，惟无齐寿山，下午闻改为视学云。”1923年、1924年教育部又两次裁员，鲁迅仍然稳坐钓鱼台。这当然与他的工作表现有关，也与他跟总长、次长们的良好关系有关。

鲁迅不但不会被裁，而且还屡次受奖。1915年2月，获得大总统袁世凯授予的五等嘉禾勋章。1921年4月，获得大总统徐世昌授予的四等嘉禾勋章。能得勋章，正如《勋章执照》上所写，是因为“功勋卓著”。所以，鲁迅在状告章士钊非法免除他职务时，才敢于理直气壮地说：“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有十四载，恪恭将事，任职以来屡获奖叙。”

那种认为在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等人当政时好好干就是污点，只有与政府捣乱才是光荣经历的门户之见，不应该继续成为判断人们功过是非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