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就是要结合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不然它有什么用？

“必记本”注：2005年4月24日，生于1910年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在中国社会科学史上，费孝通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从概括“差序格局”“文化自觉”、翻译和阐释community（社区），到实践区域研究、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现代中国社会学的无数个细节和瞬间都由他带来。他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是汉语学术界最早走出书斋、走进田野，并将社会科学作本土化研究的学者之一。抗战时期，强敌压境，他和他的学术团队入驻昆明魁阁，多少个夜晚，他们在菜油灯的灯光下摊开书本，背靠吱吱作响的木架读书、研讨。而其《乡土中国》则是一本社会学领域的经典理论著作。费孝通先生常将他的学术思想无形而深刻地隐于文中，使文章极富层次感。“深入浅出，意远言简，匠心别见，趣味盎然”，这是曹聚仁先生对费孝通先生散文的评价。然而，不得学问真谛者常陷入两个误区，须棒喝纠正。其一，哲学史不是哲学，理论史不是理论。其二，理论未必是高度抽象和艰深的。什么是理论？从现象的层面提升到概念和道理，就是理论的形成。不论水准高下，中国哲学史家、理论史家多的是，哲学家、理论家少得很。准确地说，《乡土中国》是一本通俗的理论著作，他形成了概念，讲出了自家的道理。通俗的理论也是理论，艰深的理论史也不是理论。而《乡土中国》是通俗理论著作中的精品。谨以社科院研究员陈心想的一篇旧文纪念费孝通先生去世20周年，特此分享。

费孝通受到老师吴文藻、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帕克和其博士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注重实地调查，从实际生活里找学问，而不是在中国古典经学传统的故纸堆里寻章摘句，“我注六经”。所以，费孝通是做活学问的知识分子，一贯秉持“从实求知”的原则。他认为，自己比较重要的文章第一篇是《花篮瑶社会组织》，第二篇是《江村经济》，第三篇是《内地农村》，这些文章都是实地调查写成的作品。

费孝通晚年出版一本学术反思文章的结集，署名为《从实求知录》，“为什么叫《从实求知录》呢？意思是书里边记录了我从实际中得到知识的经过。”他给一些机构的题词是“从实求知、美美与共”。从实求知，从人们的实际生活里找学问，是灵动的活的学问。

这也是费孝通做学问的一个鲜明的特征。

在1997年的一次谈话中，费孝通说：“我提出来的很多观点，都是从实际当中看出来的。每一个想法，都包括有一段真实的经历，一个故事。……不是空想，而是实际地看。看见具体事情，看出来意思，把意思说明白，再回到实际中去。”

1993年，费孝通与其助手张冠生的谈话中曾这样说：“我就是这样到处跑，到处学习，学到了不少东西。一边跑，一边看，从看到的事实出发，来思考问题，分析过程，提出观点，和大家讨论。希望你多留心一些这个路子，还是很有用的。学术研究就是要结合实际，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不然它有什么用？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费孝通也是以这样的标准来评价他人的作品的。比如，在同一次与张冠生的对话中他这样评价“中华魂系列丛书”：“书写得还是不错的。文笔很好，能吸引人，有兴趣读。作者的功力差一些，但能看出来读了不少书。他不是从事实出发，提炼出来主题，而是先有一个主题，找出象征物作为代表，再从许多书里边找出有关的资料，把资料集合在一起。这样做，当然要看很多书。因为他是为表达一个主题而去看书，所以就很难深入进去。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都是碰一下就回来了，没有深入。不过，作为年轻人，能这样已经不错了。”

可见，不管是要求自己还是评价别人的作品，他都是以“从实求知”为标准。因而，费孝通的作品，非常注重从事实出发，根据实际调查出的事实提炼主题，深入进去，写出能让读者有惊艳感的学术文章来。

费孝通从实求知，做活学问，重实用，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经世致用传统。

在1998年6月，与李亦园的对话中，费孝通说：“中国文化天天在现实生活里边发生作用，实际得很，我们要从实求知，从实际生活里边学，再把学到的东西讲出来，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尤其是研究文化问题的知识分子。司马迁有两句话，叫‘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搞研究的道理就在里边。就是要从实际当中‘究’出来学问。再把它‘通’到实际当中去。”“从社会生活实际里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提升为理论。”“这个学术要对老百姓有好处。”“我们都在做学问，学问要做出点意思来。意思在什么地方？在于这学问的用处。用到什么地方？用到改善群众的生活上，用到提高生产力上。学以致用，这是中国文人的老传统，好传统。”

既要从实求知，也要站高看远，想大问题。费孝通曾要李亦园把研究中国文化的愿景带到海峡对岸，“鼓励他们想大问题。不要只看到一个小天地。站得高一点。一个大天地在那里等着我们大家去大有作为。这个前景真是太美了。我们现在有条件，真正把祖宗的梦想实现出来，天下大同。”

从实求知也是社会学中国化和出真学问的必然要求。

费孝通在1998年北京大学的高级研讨班上的评议中这样说到：“我们要能讲出来，什么是‘中国特色’。这是社会学中国化、人类学中国化的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提给大家，也提给自己。我现在还答复不上来。现场在座的能答复上来的我想也不多。怎么办呢？我的主张是从实求知，从实际当中得到知识。理论从实际里边出来，经得起考验。要真心觉得实际里边有好东西，才肯到实际里边去。光是守在屋子里，活动在小圈子里，写post modernity的文章，写不出真学问来。说得厉害点，那是混日子。我留下一点希望的同时，也留下一个警告：不能再混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