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中的教授 —— 陈寅恪

原创 青山草屋 青山草屋 四川

民国是个千年难遇的时代，这个时期精英辈出，大师云集。这些大师们学识渊博，通晓古今，性格刚直，忧国忧民，但大多恃才傲物，似乎互相都瞧不上对方。然而，他们唯独对一个人几乎是一致的认可，在言行中也表现出特别的尊重。

这是一个差不多只有初中文凭，没有任何职称、学位的人，却被清华大学破格聘为教授，并名列为清华 “四大导师”。他双目失明，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竟然为一个妓女立传，写了一本 85 万字的书。

他一生不攀附，不谄媚，不屈从，以渊博学识及文人风骨，锻造了一座精神丰碑。他就是中国现代史学、文学、语言学领域泰斗陈寅恪。他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个真实的陈寅恪。

视野宽广 刻苦求学

1890 年，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字鹤寿，江西修水人。出生时祖母以其生在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

先来讲讲 “恪” 字的读音。陈寅恪名字中的 “恪” 字读音一直存在一些分歧。根据现代汉语，“恪” 字的标准读音为kè，意为恭敬、谨慎，常见于 “恪守”“恪尽职守” 等词中。但日常生活中，陈寅恪的 “恪” 常被读作 què，大致有几种原因：一是方言影响，陈寅恪祖籍江西修水，属客家民系，在客家方言中，“恪” 与 “què” 的发音接近；二是民国时期《国音常用字汇》中 “恪” 曾存在 què 的读音，后逐渐统一为 kè；最主要的应该是家族与个人习惯，据说陈寅恪家族习惯使用 què 的发音。所以在现实中，陈寅恪的 “恪” 发音读 kè 或者 què 应该都可以。

陈寅恪被学界公认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 “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 “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首先，简单了解一下陈寅恪的家庭情况。陈寅恪出生于一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是个典型的官三代。祖父陈宝箴，晚清维新派政治家，曾官拜湖南巡抚。

父亲陈三立，字伯严，一字敬原，光绪十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 “维新四公子”，也称 “清末四公子”。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有 “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 之誉，著有《散原精舍诗》《续集》《别集》《散原精舍文集》等。陈三立是一个忧国忧民、有民族气节的文化人。

1901 年，清朝政府同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他十分气愤，写下了《晓抵九江作》：

藏舟夜半负之去，摇兀江湖便可怜。
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
鼾声邻榻添雷吼，曙色孤篷漏日妍。
咫尺琵琶亭畔客，起看啼雁万峰巅。

这首诗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和个人身世的感慨。诗中借用《庄子・大宗师》的典故，暗示国家如同一艘在黑夜中被偷走的船，失去了掌控。诗人描绘了自己的所见所感，营造出一种动荡不安的氛围，表达了知识分子对未来的迷茫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1937 年 “卢沟桥事变” 后，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因陈三立的学者身份，又曾参与维新变法，辅佐过父亲推行新政，有极高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日本人试图拉拢他，希望能为他们效力。而陈三立坚决拒绝了日本人的诱惑，闭门谢客，最后选择以绝食 5 天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此表明绝不屈服于日本人的决心。

母亲俞明诗，字麟洲，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俞明诗父俞文葆曾任湖南知府，兄俞明震官至台湾布政使。俞明诗能诗好琴，号 “神雪馆主”，操琴雅室为 “神雪馆”，有《神雪馆诗》，但她的诗词已很难找到。她与陈三立育有七个子女。

根据陈三立所撰墓志铭，俞明诗十八岁时成为他的继妻。陈父 “奖其解文字，习礼晓大谊”，陈母 “悦其澹素黜华饰类我”。俞明诗除照顾婆婆外，“迭育子女，提携劬瘁；量其少长，曲施教督”。对陈三立前妻所生的长子陈衡恪，她 “屡举其行谊为诸弟率，所最笃爱者也”。陈三立平时撰著，都由她 “为细楷录副，至数十万言”。1923 年俞明诗病逝于南京，当时陈寅恪正在欧洲留学，未能回国奔丧。

这样的家庭背景，让陈寅恪一开始就赢在起跑线上。因家世显赫，他被称为 “公子中的公子”。

1900 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父亲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聘请了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来授课。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 也率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 “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

在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儿时启蒙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他天赋异禀，爱动脑筋，当别的孩子还在学习四书五经时，他就已经能背诵儒家十三经了，而且治学严谨。有个小故事：一天，陈寅恪无意中听到爷爷跟朋友聊天，爷爷说：“我以前得了咳嗽病，久治不愈，碰巧门外有一个药贩子叫卖，他说他卖的人参专治咳嗽。我当时也是病急乱投医，结果买回来吃了几副以后竟然真的好了。但是仔细想想，人参可不便宜呀，而那个药贩子却能低价出售，所以我估计那应该不是真的人参，而是荠苨。”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陈寅恪转身就翻遍了《本草纲目》，果然查到了荠苨。爷爷见他小小年纪就如此治学严谨，认定他是块读书的料，于是欣然决定送他出国留学。

陈寅恪虽出生在官宦之家，却没有纨绔子弟的坏习气，不喜欢奢侈享乐，只喜欢读书，且对每一门学问都专注精研。这一点，让他轻松碾压大多数人。

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他的眼界还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他 “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1902 年，13 岁的陈寅恪随兄长陈衡恪到日本求学，在东京弘文学院，这个来自江西的少年第一次触摸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文化。他第一次见到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中数不清的藏书，如饥似渴地阅读。遇到一本保存完好的唐抄本《文选》，那些用朱砂批注的蝇头小楷让他如获至宝，他认真品味每一个句子和前人的批注。到了周末，他经常带着自制的饭团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甚至会将日本汉学家竹添进一郎的《左传会笺》抄录下来。

1910 年，21 岁的陈寅恪到柏林大学求学。此时，他已经能够用几种语言文字进行表述和记录。在梵文系教室聆听教授讲座时，面前的笔记本上德文、梵文、藏文笔记交替出现，能一口气读懂的人寥寥无几。而不管到哪里，图书馆仍是陈寅恪的最爱。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在柏林国家图书馆发现元代畏兀儿文版的《高昌王世勋碑》拓本时，激动得整夜未眠。次日清晨，他顶着风雪跑到东方语言研究所，用冻得发紫的手指在借阅簿上写下：“陈寅恪，研究突厥碑铭比较学。”

1921 年，32 岁的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留学，与后来的国学大师吴宓成了同学、好友。一天晚上，为了一个问题，他俩在宿舍彻夜长谈。这是一本《大乘起信论》手稿，陈寅恪指着梵文原本中的一个词根说：“此处玄奘译本与真谛译本的分歧，实乃中印思维差异的镜像。” 这番见解让专研比较文学的吴宓茅塞顿开。多年后，吴宓仍感慨：“寅恪之学问，如渊海不可测。”

陈寅恪从小仿佛就继承了家族的读书基因和独立精神。十几岁开始在世界各地游学，从数学到哲学，从文学到宗教、天文学，几乎样样精通。他精通近 20 门外语，以及梵文、巴利文、突厥文、西夏文等语种。令人震惊的是，他每到一处便埋头苦学，一旦认为自己掌握了所需知识，立马换地方继续学习，从不追求学位、文凭。按严格意义上讲，他花了 23 年时间游学，却没有获得一张文凭，真是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初中”。

1925 年，陈寅恪结束游学回国。当时清华国学院长吴宓向校长曹云祥推荐他，曹云祥从未听过陈寅恪的名字，便问梁启超：“你知道陈寅恪这个人吗？他可以胜任教授吗？” 梁启超答：“完全可以胜任。” 曹云祥又问：“这个人是什么学历，有过什么著作？” 梁启超说：“没有学历，没有著作。” 曹云祥愣住了 —— 这聘的可是清华大学的教授！面对校长的质疑，梁启超生气地说：“我梁启超一个教授的著作加起来，都不如陈先生的 300 个字有价值。” 梁启超在清华、北大乃至学界声望极高，他如此推崇陈寅恪，曹云祥最终同意聘请。

事实证明，陈寅恪的课堂成为清华校园及学术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他的人格魅力及浩瀚如海的学识，吸引了众多崇拜者，许多大师级人物都争先恐后来听他的课。

严谨教学 幽默风趣

陈寅恪的博学与跨学科视野是他成为学术巨匠的重要因素。他精通多个语种，融合中西学术方法，以多语言工具考据历史。他注重史料的批判性解读，提出 “伪史料中亦有真历史”，强调通过 “神游冥想” 与 “了解之同情” 还原历史情境。例如，他通过敦煌写本《常何墓志》分析玄武门之变的细节，体现了对多元史料的驾驭能力。《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著作是他开创性学术贡献的体现，系统阐释了隋唐时期政治制度与文化交融，提出 “关陇集团”“文化染习” 等理论框架，至今仍是隋唐史研究的基石。

陈寅恪的课程内容兼具深度与广度，需多个学科支撑。他在中文系开设《世说新语研究》《唐代乐府》，在历史系讲授《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课程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等多维度。授课中，他注重原始材料的发掘与多语言文献的互证，如通过梵文佛经考据中印文化交流史，这种方法论要求有跨界视野。

陈寅恪备课极尽细致，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全。上课时常闭目授课，完全沉浸于讲述内容中。他要求学生对文本精确朗读，“读错一字必重读”。他涉猎的学术领域宽阔，讲课的出发点与许多教师不同，其指导思想不是单纯完成课件内容，而是注重知识的转化和运用。

一方面，他注重启发独立思想。他主张教育应培养独立思考，反对学术为政治或功利服务。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他通过中西比较与跨学科分析，引导学生成为 “通人”，而非单纯的知识接受者。他常剖析历史现象，关注现实与历史的互动。例如，通过唐高祖称臣突厥之事，他讲到隋朝崇尚红色，李渊在城上举红旗表示为隋朝安定天下；突厥人崇尚白色，李渊举白旗则表示臣服。他借此影射时局，强调民族利益不能靠一味忍让，要有原则和底线。

另一方面，他讲课注重生动与趣味性。他的课堂从来都是爆满的，因为他遵循 “四不讲” 原则：“前人讲过的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以前讲过的也不讲。” 仅凭这一承诺，就超越了无数教授。因此，听他的课每次都有新观点。来听课的不仅有学生，还有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季羡林等教授，甚至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也慕名前来，故有人称他为 “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在课堂上经常与同学们互动、调侃。有一次，课上到一半，他兴致勃勃地说：“同学们，我送一副对联给你们，上联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下联是‘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毕竟是清华的学生，水平颇高，课堂上沉默几秒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副对联的意思是：“南海圣人” 指康有为，康有为的弟子是梁启超，在座的学生是梁启超的学生，故为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 指溥仪，王国维曾是溥仪的老师，而学生们与溥仪是同龄人，故为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还有一次，陈寅恪在《论王维》一文中，对王维的名字进行了调侃。他认为王维的名字在梵文中的含义是 “王降伏” 和 “王恶魔”，带有讽刺意味，暗示王维在政治上的失败和文学上的成就。这种教学方式展现了他深厚的学养与灵动性。

1932 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系主任刘文典邀请陈寅恪为国文考试代拟试题。当时陈寅恪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养，匆匆草拟了国文试题，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另一题为 “对对子”，上联为 “孙行者”。结果这次考试一半以上考生交了白卷，对出 “胡适之” 获满分，仅周祖谟（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一人。答 “祖冲之” 的也视为符合要求，因 “祖”“孙” 尚可成对。考卷中凡答 “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 等均不及格。

此考题引发争议。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发展之时，有人在报上批评清华大学食古不化，出怪题 “对对子” 考学生。而陈寅恪认为这是检验中文基本功的方式，旨在考察学生对虚实用字、平仄声律的掌握，以及知识储备和思维逻辑。他解释道：一是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二是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三是测试考生读书多少及语藏富贫；四是考察考生思想条理。陈寅恪的解释文章发表后，这场 “风波” 即告平息，可见他的教学智慧和名望颇能服众。

陈寅恪有个侄子陈封雄，中学时期就对他的学识佩服不已。一次，陈封雄读到一本世界史教科书，书中一张图片标注为 “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立刻指出这是突厥文，不是巴比伦文，这让陈封雄深感陈寅恪学识的渊博。

哲学家金岳霖说：“陈寅恪的学问我不懂，看来其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去图书馆借某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个注脚，把你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抄下来按索引过去找其余材料。’陈寅恪先生的学识和记忆力，确实罕见！”

不论在清华校园、西南联大，还是其他大学里，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师生们都向陈寅恪请教，且总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 “活字典”“活辞书”。

人格魅力 家国情怀

陈寅恪身上有一种文化保守与独立的风骨。他自述思想 “介于湘乡（曾国藩）与南皮（张之洞）之间”，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更强调文化传承的独立性。他推崇王国维的 “独立精神”，认为学术应疏离政治，但在民族大义上要立场鲜明。

1924 年，清华大学改制成立国学院。清华最初想邀请赵元任回来，赵元任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向哈佛提出辞职时，哈佛大学提出条件：除非找到水平相当的人顶替。赵元任第一时间想到在德国的陈寅恪，于是写信请他来替自己到哈佛任教。陈寅恪回信说：“我对哈佛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对美国唯一的向往就是波士顿中餐馆里的龙虾。”

1937 年抗战爆发，日本人占领北平后，发现陈寅恪仍在城中，大喜过望，使用各种手段甚至丰厚待遇邀请他到日本教书。陈寅恪始终不为所动，闭门谢客，将日本人送来的大米、白面扔到门外，“宁饿死不受敌施”。为躲避日军纠缠，他偷偷离开北京，前往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的课堂依旧座无虚席，他受到极高的尊敬，工资是全校最高的。号称 “民国第一狂人大师” 的刘文典是他的铁粉，刘文典研究庄子，曾高调宣称 “国内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他自己，剩下半个是全部加起来的”，但对陈寅恪服服帖帖，直言 “自己的学问只是他的万分之一”。有人问他 “陈寅恪到底有多牛”，他伸出大拇指和小拇指说：“这就是我们俩之间的差距。” 一次昆明遭遇空袭，刘文典惊慌逃跑时，突然想起陈寅恪视力不好、行动不便，立即转身跑到陈寅恪家接他，一边扶着陈寅恪一边对学生们说：“快来保护国粹。”

还有一个人始终追随陈寅恪。在动荡年代，陈寅恪成为重点批判对象，76 岁的他已双目失明、股骨骨折卧床多年，仍被多次抄家、批斗。这时，学生刘节挺身而出，主动要求代替老师受批斗。据《刘节日记》记载，当日他与学者冯乃超一同被批斗，并称此为 “陪斗”。批斗结束后，狂妄者质问刘节有何感想，他昂首回答：“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是我的光荣！” 此言激怒了批斗者，招致更猛烈的殴打。陈寅恪之女陈流求回忆，刘节的行为让全家人深受感动。

陈寅恪与刘节是师生，刘节自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始终尊陈寅恪为师。即使后来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陈寅恪的上级），逢年过节仍行跪拜叩头之礼，旁若无人。刘节的行为被视为传统士人的 “风骨”。张求会在《陈寅恪四书》中将此事列为重要案例，凸显知识分子的道德选择。

哲学大家冯友兰在当时学界堪称上乘人物，但每次上中国哲学史课前，总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到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躬离开。

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带着一家老小从北京逃到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路上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到昆明时视力几乎失明，腿脚也行动不便。尽管生活艰苦，他始终专心于学术，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著作以独特的史学视角和考据方法，揭示了隋唐时期制度与政治变迁的深层逻辑，其学术价值与时代背景紧密交织。两书揭示了制度的生命力源于文化融合，而政治稳定取决于权力结构的动态平衡。在时局动荡的当下，这一研究不仅重塑了学界对隋唐史的认知，更是对民族危机下文化出路的思考。其 “以诗证史”“文化本位” 等方法论，至今仍是史学研究的典范。

1939 年，由于日本占领，陈寅恪及一些学者、国民政府高官困在香港。政府火速派飞机接应，明确陈寅恪是 “抢运” 名单人员。12 月 18 日，最后一架飞机抵达机场，却被孔氏家族的 “孔二小姐” 强行霸占，用来运宠物狗、拉家具沙发等。大陆师生得知真相后，认为陈寅恪在劫难逃。有人在《论坛》上发表《悼陈师寅恪》一文，文中说：“著名史学家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 此事引发西南联大及学界愤慨，师生示威游行，高喊 “打倒孔祥熙”“惩治贪官污吏”，全国迅速掀起 “反孔”“倒孔” 热潮。

陈寅恪生活简朴自律，即使生活困难也不轻易求人帮忙，更不接受无偿资助，常言 “不受无功之禄”。1947 年北平严寒，清华无力供暖，陈寅恪右眼失明，为购煤取暖，忍痛将部分藏书卖给北大，仅得 120 元。有人作词感叹 “铮铮国士名，生事困樵薪”。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学术，在煤炉旁完成重要著述。

当年西南联大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两派学术观点针锋相对。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觉得本土派迂腐，眼光狭隘。但无论哪一派，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吴宓曾感慨：“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名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仆不胜记也。”

到 1937 年，陈寅恪的工资已达 480 元，而当时清华教授最高工资以 400 元为限，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大学里，竟无一人反对。

1929 年，陈寅恪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语组研究员、主任。他得知清宫流出一批内阁档案，有 8000 多麻袋，重达 6 万公斤，这些档案多为满清入关后的文书孤本，曾被当作废纸卖掉，后在收藏家李盛铎的帮助下得以保存。陈寅恪兴奋不已，立即沟通协调，以史语组名义从李盛铎手中买下档案。他如获至宝，带领教师整理、研究，并与傅斯年筹划成立 “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聘请朱祖希、徐中舒等史学家为编刊委员。编刊会对档案进行整理、分类、编目，汇编成册，取名《明清史料》，逐步将这些深藏宫中的资料公之于世，取得巨大反响。史料整理的成功，是陈寅恪那段时间最舒心、学术上最有创建的时期。

婉拒南渡 眷恋故土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学者的命运漂泊不定，身体欠佳的陈寅恪更是困难重重，但他始终没有放弃钟爱的学术和教育。

1938 年西南联大迁到昆明，陈寅恪随后也来到昆明。1939 年，他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的聘书，校方明确安排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做他的副手，这是牛津大学 300 年来首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但陈寅恪两次推辞，后考虑到夫人唐筼的心脏病和自己的眼病，想借此机会去英国治疗，经报梅贻琦同意，准备赴任。

陈寅恪带着全家从昆明来到香港，却因二战爆发、航线中断无法前行，一家人暂居香港。他在香港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1942 年春，陈寅恪从香港取道广州到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又到燕京大学任教。

1944 年 12 月，陈寅恪左眼视网膜脱落，到成都一家医院手术，效果不佳，几乎双目失明。

1945 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病，但效果不理想。听说美国眼科水平高，他托人将英国医生的诊断书带给在美国的胡适，请胡适帮忙。胡适立即拿着诊断书到哥伦比亚眼科医院咨询，院方看后直摇头，一系列治疗均告失败。

1948 年底，国民党准备撤往台湾，制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众多教授、学者上了名单。北大校长胡适排在第一，蒋介石派大员飞抵北平劝其南下，并两次亲自发电催促，派专机接胡适等人。最终，胡适、陈寅恪等学者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南京，王世杰、蒋经国、傅斯年、杭立武等人在机场迎接。蒋介石设午宴为胡适接风，并在北大 50 周年校庆（胡适 57 岁生日）时，夫妇设寿宴宴请胡适。

陈寅恪随胡适到南京，但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带着家属赶往上海。在上海，他给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写信，表达想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立即答应。1949 年 1 月 19 日，陈寅恪乘船抵达广州，陈序经派人迎接。次日，《岭南大学学报》报道陈寅恪到校任教的消息，轰动一时，学校大门口挤满了欢迎的人群。

直到 1949 年 6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多次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甚至联合财政部长徐堪提出优厚条件：只要陈寅恪同意前往香港，国民政府立即提供 10 万港币及一套新洋房。但陈寅恪始终坚持 “不出国、不去台湾”，态度 “从未有过任何犹豫与回旋”，甚至以 “闭户高眠辞贺客” 的诗句表明心志。他通过张伯苓辞官事件，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有清醒认知，不愿卷入政治纷争，且对故土有深厚情感，认为 “南国”（岭南）已是人生归宿。

1948 至 1949 年间，国民政府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中，81 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 20 余人赴台，60 余位选择留在大陆。

恩爱伴侣 生死相随

1926 年，陈寅恪游学归来回到清华，36 岁仍未结婚。开明的父亲态度急转，从口头催婚升级为拍桌子、摔杯子，对他说：“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 陈寅恪请求父亲宽限些时日。

陈寅恪有自己的爱情观。早在哈佛大学时，他曾对吴宓阐述 “五等爱情论”：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学界还流传他关于 “娶老婆” 的言论，如 “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陈寅恪是典型的晚婚困难户，但他不知道，此时，一位与他牵手一生的女子已出现，她就是唐筼。

陈寅恪与唐筼的相识颇具传奇色彩，源于一次学术发现。陈寅恪的同事郝更生闲谈中提及，其女友的闺蜜（唐筼）家中挂着一幅诗作条幅，末尾署名为 “南注生”。郝更生不知 “南注生” 为何人，向陈寅恪请教。陈寅恪当即指出 “南注生” 是清末爱国将领唐景崧的别号，并推测条幅主人必为唐景崧后人。此前，陈寅恪读过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对其家族背景颇有研究，且其舅父俞明震曾在台湾辅佐唐景崧，因此对这一线索格外敏感。

在郝更生的牵线下，陈寅恪提出拜访唐筼。两人相约在中央公园见面。等候时，唐筼发现陈寅恪走路微跛。交谈中，陈寅恪坦诚自己因留学期间长期穿不合脚的皮鞋导致鸡眼、跛足，这份直率赢得唐筼的好感。

见到唐筼，口若悬河的大师竟一时语塞。而唐筼微笑着，早已对这位奇才有所了解，朋友告诉过她这个“官三代”人品好，没有坏习气。两人顺理成章地交往，1928 年在上海结婚。

唐筼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子。她生于 1898 年（戊戌变法之年），祖父唐景崧曾任甲午战争时的台湾巡抚，母亲因难产去世。唐筼自幼随养母潘氏离开广西，先后到苏州、天津的北洋女师求学，因养母任北洋女师学堂舍监并教授课程，她成为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在天津读书期间，她学习认真，成绩优秀，喜爱音乐、美术，课余练习书法，其书法曾得到书法大家赏识。《也同欢乐也同愁》曾刊登她的一幅钢笔画。后唐筼就读金陵女校体育专业，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范，曾是鲁迅夫人许广平的老师。

与陈寅恪结婚后，唐筼的一生与他紧密相连。陈寅恪到哪里，家就搬到哪里，一路艰辛唯有她知。结婚第二年，唐筼怀孕，因有心膜炎，分娩时诱发心脏病，此后一生与药相伴。即便如此，只要一家人平静安稳，她便倍感幸福。她与陈寅恪育有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姊妹三人一生过着平凡的生活。

父亲去世后，陈寅恪为父亲治丧时，右眼视力急剧下降，经检查是视网膜脱落，急需手术且需长时间住院休养，否则有失明危险。但他想到父亲宁死不屈，自己岂能当日本傀儡苟且偷生，于是放弃手术，立刻启程离开北平。

唐筼虽担心丈夫的眼睛，但更懂他的气节，于是患病夫妇拖着三个幼女在乱世中辗转，最终在香港落脚。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一家人再次逃亡，直到逃往成都。此时，陈寅恪左眼也看不清了。唐筼心急如焚，认为丈夫颠沛流离、过度劳累导致视力下降，于是当掉自己最好的旗袍，买回一只奶羊，像农夫一样割草喂羊、跪地挤奶。

1944 年底，陈寅恪彻底双目失明，在成都做了眼科手术但未成功。对学者而言，失去眼睛如同舞者失去双腿。此后，陈寅恪开始以耳代目，以口带笔，每天听报纸、练口述、习诗作，唐筼则成为他的书记官，读书、读报、代笔。

此后余生，唐筼就是陈寅恪的眼睛。陈寅恪每一部著作都让她题写封面。67 岁生日时，这位一生不善称赞人的大学者，为唐筼写下深情的诗：

《丙申六十七岁初度晓莹置酒为寿赋此酬谢》
红云碧海映重楼，初度盲翁六七秋。
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
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欠砍头。
幸得梅花同一笑，岭南已是八年留。

1955 年的结婚纪念日，两人赛诗。陈寅恪题诗：“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 唐筼和道：“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 同年为陈寅恪祝寿，唐筼赋诗：“今辰同醉此深杯，香羡离支佐旧醅。郊外肴蔬无异味，斋中脂墨助高才。考评陈范文新就，笺释钱杨体别裁。回首燕都初见日，恰排小酌待君来。”

1962 年 7 月，陈寅恪摔断右腿股骨，自此长卧病榻，唐筼的心脏病也日趋严重。陈寅恪感激夫人的付出，留下生命中最后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筼笑着宽慰他：“放心，我在你后走。”

唐筼婚前是大家闺秀，从未做过家务。结婚后，她用柔弱的身躯撑起家庭，从做饭、养花到带孩子，样样精通，从未让陈寅恪操心。陈寅恪常对女儿们说：“我们家里，你们可以不尊重我，但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陈寅恪这位旷世奇人，“中国文化的托命人”，壮年盲目，暮年膑脚，颠沛流离，受尽波折，幸运的是一直有知书达理的妻子陪伴。唐筼为支持他的事业，放弃自己的事业，将一生沉浸在柴米油盐和照顾家人中。女儿曾回忆：“母亲除了照顾失明的父亲生活起居外，还担负起书记官的任务，随时记录父亲要写的书信、诗作等。” 在动荡年代，陈寅恪的各种 “声明”“抗议书”“交代材料” 全出自唐筼手笔。陈寅恪在批判中遭受的痛苦，唐筼感受更深切。难得的是，她还会寻找机会为丈夫带来生活的快乐。

1969 年 10 月 7 日，弥留之际的陈寅恪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流泪，紧紧握着妻子的手。唐筼出奇平静，或许只有她能读懂他的心意。料理完陈寅恪的后事，有严重心脏病的唐筼毅然停药，仅隔 45 天，便追随陈寅恪而去。“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唐筼是追随陈寅恪去了，子女将两人合葬。对她来说，这是到另一个世界陪伴一生的偶像和爱人。

陈寅恪与唐筼的爱情，正如他对爱情等级的分类，无疑是一等爱情。

学术巨人 大师风骨

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每人都是一个学科领域的佼佼者：王国维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梁启超号称“百科全书”，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赵元任是著名语言学家；陈寅恪则是文史领域的泰斗。

陈寅恪的文史研究常突破常规认知，用常规现象阐述复杂问题。他发表过一篇文章《狐臭与胡臭》，认为腋气本由西胡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华人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 “胡” 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 “胡” 为 “狐”。

陈寅恪一生中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中古史，尤其是文化史的研究上。他主张不以血缘区分汉人与胡人，而应通过文化判断：“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 他通过论述胡汉文化融合，证明中国文化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中发展革新。

历史学家汪篯是陈寅恪的学生。1953 年，他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委托，前往广州探望陈寅恪，劝说其出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汪篯怀揣郭沫若和李四光的亲笔信住进恩师家中，陈寅恪坚持学术独立性和自由思想，拒绝邀请。在汪篯的一再劝说下，陈寅恪提出条件：只专注学术研究，其他一概不管。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无人能答应。两人谈崩，陈寅恪生气地训斥汪篯：“你不是我的学生，你给我滚出去”。

汪篯默默离去。几天后，陈寅恪气消，念及师生之情，又把汪篯喊进家门，苦口婆心地说：“我认为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如果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独立的精神，就不能发扬真理，也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但是对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我带的学生必须都要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不再是我的学生。”就这样，汪篯与陈寅恪断绝了师生关系。临别之际，陈寅恪叮嘱汪篯要把这番话一字不差地带给郭沫若。

没人知道汪篯被逐出师门的心情，也不知这番话是否如实传回。但在后来的时代风暴中，汪篯成为北大第一个走上绝路的教授，他在家中服下大量毒药，惨烈的哀嚎回荡在小屋。

在动荡年代，陈寅恪受到批判，所有书稿讲义被烧光，还摔断了右腿，被绑在板车上游斗。

1966 年的一天，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被人从家中拖出暴打，妻子唐筼用瘦弱的身躯挡在前面，大声疾呼：“你们不能打一个瞎子，要打就打我！” 但仍未能拦住疯狂的人群。接下来的三年，陈寅恪遭受各种折磨，这位德高望重的大师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独立精神 自由思想

1953 年的中山大学康乐园，64 岁的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份用毛笔工楷写就的声明，成为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宪章。

1949 年后，陈寅恪留在广东的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在生命的最后 20 年，他双目失明，却以口述形式完成两本大传：《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

《论再生缘》探讨了清代弹词《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及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内涵。陈寅恪不仅考证了陈端生的生平，还通过文本分析展现了独特的阐释学方法，这种方法受西方哲学阐释学影响，与传统乾嘉学派考证方法不同。

《论再生缘》完稿后，在海外引起轰动。陈寅恪曾将几册油印本送予章士钊。章士钊赴港后，将油印本分送给香港的朋友。后杨联升致胡适的信函中提到，台湾方面已收到《论再生缘》。

《论再生缘》是陈寅恪晚年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了他独特的阐释学方法，在学术界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通过这部作品，他倡导自由思想，并继续践行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学术风骨。生命的最后时刻，病榻上的陈寅恪让护士扶他坐起，用枯瘦的手指在空中虚划，反复念叨 “文盲叟，文盲叟……”，这是他在校对《论再生缘》时惯用的校勘符号。

75 岁时，陈寅恪开始口述《柳如是别传》。在助手的记录本上，关于钱谦益与柳如是初次相见的考证达三万余字。他通过分析《东山酬和集》中的用典，还原了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的精神世界。85 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有人不理解，一位大师为何用宝贵的 10 年为一个烟花女子立传。

《柳如是别传》表面上为柳如是立传，实则借人写史。柳如是是明末清初秦淮河名妓，“秦淮八艳” 之首，颇具才情且有家国情怀，身为弱女子却一直为反清复明努力。陈寅恪认为，柳如是是中国追求自由独立女性的代表，书中提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她的爱国热忱令众多男人自愧不如。“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柳如是别传》以诗证史，展现了 “文史互证” 的巅峰境界。该书分期在上海刊出，陈寅恪的学生蒋天枢，这个治学严谨、低调寡言的教授，每次从上海来广州取手稿时，都将文稿贴身收藏，生怕闪失。1958 年，陈寅恪将出版文集的重任托付蒋天枢，蒋天枢在艰难岁月里坚持整理先生著作，最终于 1980 年出版《陈寅恪文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陈寅恪在《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中，不仅关注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更强调倡导自由思想，二者相互呼应，共同体现了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学术风骨。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在国内外广受认可。他的研究方法独特，“以诗证史” 在学术界影响深远。他的著作多为考证、疏证、笺证、考释类，而非系统性史述，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丰富资料和新视角。傅斯年评价他：“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的一生 “一脚跨在教育巅峰，一脚跨在学术巅峰”。他始终在历史中求史识，寻找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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