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应该改名！

【冬岛杂谈】

众所周知

新京，是伪满洲国首都，也是长春市旧称。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关东军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亲自操刀“新京”命名，其日语发音“しんきょう”刻意规避汉语发音规则，暗藏“新支配中心”的政治隐喻。

殖民者通过命名工程实施空间重构，将长春从中国城市序列中割裂，建立象征统治合法性的符号体系。

这种“去中国化”的殖民命名术，与台湾的“日据地名改造”、香港的“维多利亚城”命名同属帝国主义的空间规训手段。

“京”字在中国地名谱系中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南京、北京等称谓均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正统性。

而“新京”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殖民符号，其能指与所指已被永久钉在民族耻辱柱上。

当这个带有殖民记忆的专有名词被移植到现代媒体标识中，无异于在文化基因库中植入变异代码，造成历史记忆的认知紊乱——就像将“奉天”用作航空公司名称般荒诞。

中国古代之东京与日本古今之东京，这些称谓通过历史自净完成了文化祛魅。

但“新京”作为已完成历史清算的殖民遗产，其符号毒性远未消散。

据长春地方志记载，1980年代曾有政协委员提议恢复“新京”旧称，立即遭到历史学家联名反对。

这种集体记忆的警惕性，恰是媒体命名的镜鉴。

《新京报》若延续这个殖民时代的地缘政治符号，既违背“不忘历史”的媒体责任，更与“四个自信”建设产生微妙冲突。

也许命名者可能仅聚焦一个“新”字，例如：新之北京或新之《京报》，但这一选择暴露了文化敏感性的缺失。

图片源自网络 旧《京报》

正如1932年日本关东军通过“新京”命名实施空间政治重构，21世纪的媒体命名若忽视历史语义场域的毒性残留，实则是另一种文化无意识一﹣就像在奥斯维辛遗址旁建造"新柏林"般荒诞。

新京报的历史并不长，本世纪初的产物，其既没有像解放日报那样的历史之根，也没有像新媒体那样的时代之像，偏偏造出个新京来，着实令人费解？

媒体命名绝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文明传承的密码锁。

当“新京”这个曾被殖民者精心打磨的文化木马，在新时代的赛博空间中自由穿行时，我们有必要启动文化杀毒程序，在符号清洁中完成历史正本清源。

这既是对先辈的告慰，更是对未来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