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上京赶考要花多少钱？从海南到北京

清乾隆四十六年早春，琼州府文昌县举人王二狗站在海口港的码头上，望着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手中紧攥着县衙发放的“公车银”凭证。这是他第三次赴京会试，前两次皆因盘缠不足半途而返。此刻他衣袋里装着30两朝廷补贴、15两乡绅资助，以及变卖家传玉佩换来的20两银子——这些总计65两的银两，即将支撑他跨越3000公里的赴考之路。王二狗的故事，正是清代海南举人赴京会试费用困境的一个缩影。

（一）帝国最南端的科举之路

清代海南隶属广东省琼州府，孤悬海外，与大陆隔着60公里宽的琼州海峡。对于海南举人而言，赴京会试需先渡海至雷州半岛，再经粤、湘、鄂、豫、冀五省陆路，全程约3000公里。这样的距离，较之内地省份远出近一倍：同为偏远地区的云南举人，从昆明到北京约2500公里；而江浙举人行程仅1500公里左右。地理上的隔绝，让海南士子的赴考之路充满艰辛。

据乾隆《琼州府志》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规定“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五省举人会试，每名给盘费银三十两”，海南因属广东，初获30两补贴。但考虑到渡海风险与长途跋涉，雍正帝特批“再加赏银十两”，故海南举人实际可领40两“公车银”，这是全国最高的补贴标准——同期江南举人仅得10两，山东、河南等地不过15两。

（二）水陆兼程的银两消耗

渡海是首道难关。从海口到雷州半岛的海安港，乘帆船需2-3天，船费约100文至150文。若遇台风季节，滞留港口每日需花费0.2两食宿费。

陆路交通更耗资费。从雷州到北京，若雇马车前行，日均行程50公里，最快需2个月方能抵达，雇车费日均0.3两，仅交通一项就需18两。若选择乘坐官府驿站的驿马（需凭“火牌”），虽可节省雇车费，但按规定“每站给米一升、柴菜钱十文”，实际仍需自行补贴差旅费用。嘉庆年间儋州举人王云清曾算过一笔账：“驿路虽免车资，然饮食住宿，日需一钱五分，三月亦费十四五两。”

京城住宿同样不菲。举人通常提前两月抵京，寓居各省会馆或客栈。位于骡马市大街的琼州会馆，月租需3两，加上笔墨纸砚、应酬往来，两个月又需10余两。正如乾隆朝内阁学士吴省钦在《会试纪略》中所言：“远省士子，未试之前，已耗百金于道路馆舍。”

（一）官方补贴的制度设计

清代“公车银”制度始于顺治八年（1651年），初为“按道里远近给银”，海南因“去京最远”，定为最高等级。这笔补贴由各省布政司发放，需州县官“亲验给发，取具领状”。但在实际操作中，常有州县克扣现象：乾隆三十年（1765年），御史弹劾广东“有司将公车银扣存藩库，抵充他用”，经朝廷追查，才补发海南举人欠银200余两。

除固定补贴外，落第举人还可领取“回程银”。雍正六年（1728年）规定：“云南、贵州、广东、广西落第举人，给回程银十两。”海南举人因路程遥远，有时能多领5两，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文昌县档案记载，落第举人韩锦章领得“回程银十五两”。

（二）地方社会的资助网络

面对高额盘费，海南乡绅与宗族成为重要支持力量。乾隆年间，万州（今万宁）乡绅发起“宾兴会”，购置田产收租，所得银两专门资助赴考举人。据《万州志》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万安书院扩建时，乡绅共捐银1300两，其中“会试资助银每年定额三百两”。

宗族制度亦发挥作用。琼山攀丹村唐氏宗族规定：“族中举子赴会试，给盘费银二十两，中试者再贺银三十两。”康熙年间，该族举人唐胄赴京时，除官府补贴外，宗族又资助25两，使其得以顺利应试。地方书院也加入资助行列，如琼台书院每年从学田收入中提取50两，设立“会试基金”，专门帮扶贫寒士子。

（三）举子的自筹之道

即便有官补与乡助，仍有不少举人需自行筹措。最常见的是借贷，利率通常高达30%-50%。乾隆四十年（1775年），临高举人谢宝向钱庄借银50两，约定“中试后加倍偿还”，后来他虽中进士，却因无力偿还，不得不将老家田产抵押。

变卖资产也是无奈之举。道光年间，定安举人张岳崧赴考时，家中仅有薄田五亩，他忍痛卖掉两亩，得银30两，加上官府补贴40两、乡绅资助15两，才凑足盘费。若干年后，已任湖北布政使的张岳崧回忆此事，仍感慨：“赴京之难，难于上青天，非鬻产借贷，无以成行。”

（一）寒门士子的突围困境

据统计，清代海南共有举人317名，其中出身贫寒者约占六成。对他们而言，60-100两的自付盘费，相当于普通农户20年的收入（乾隆年间海南农户年均收入约5两）。嘉庆十九年（1814年），儋州举人李魁春在给学政的禀文中写道：“生员家徒四壁，赴考之资，全赖借贷，若不中式，此生永无偿还之日。”

这种经济压力导致海南举人的会试通过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清代科举数据统计》，全国举人会试中进士率约为8%，而海南仅为5.7%，部分原因在于贫寒士子因盘费不足，考前营养不良、备考时间短，甚至半途而废。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临高县三名举人同赴会试，两人因盘缠用尽，在武昌滞留半年，最终错过考期。

（二）文化交流的特殊载体

尽管艰难，赴考之路却成为海南士子接触中原文化的重要契机。他们将内地的典籍、思想带回海岛，促进文化交融。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琼山举人吴典赴京时，特意绕道苏州、杭州，购买经史子集数百册，归乡后捐给琼台书院，奠定了书院的藏书基础。

中试后的海南官员，也常以自身经历推动家乡教育。嘉庆十四年（1809年），张岳崧任陕甘学政时，目睹西北士子赴考之难，便仿照海南“宾兴会”模式，在陕西设立资助基金。他在《请置学田疏》中写道：“臣本琼州士子，深知远省赴考之苦，愿以所得俸禄，为西北学子略尽绵力。”

（三）制度与现实的博弈

清廷对海南举人的特殊补贴，体现了帝国对边疆地区的笼络，但实际效果有限。乾隆后期，随着物价上涨，40两补贴已难以覆盖基本开销。嘉庆年间，海南举人曾联名上书，请求增加补贴，却被户部以“定制不可轻改”驳回。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两广总督卢坤的奏请下，海南举人补贴才增至50两，但此时距离清朝灭亡已不到80年。

地方社会的资助虽缓解了部分压力，却加剧了地域与阶层差异。据《琼州府科举录》记载，乾隆至道光年间，获得乡绅资助的举人，中进士率达7.2%，而未获资助者仅3.1%，显示出经济基础对科举成败的重要影响。这种现象，正如晚清学者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所叹：“科举虽称公平，然无财者难以为继，此古今之通弊也。”

从海口到北京，3000公里的距离，丈量的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清代科举制度与社会现实的张力。海南举人手中的每一两银子，都承载着个人的功名梦想、家族的殷切期望，以及朝廷与地方的治理智慧。他们的赴考之路，是一部微缩的清代社会经济史，既展现了制度设计的温情一面，也暴露了阶层流动的重重壁垒。

当王二狗们在京城贡院挥毫时，砚台里的墨汁与行囊中的银两，共同书写着科举时代的复杂图景。那些留在地方志中的“公车银”记录、乡绅的捐赠碑刻、举人的日记手札，不仅是历史的注脚，更是一群追逐梦想者的生命印记。他们用汗水与银两铺就的道路，最终成为连接帝国边疆与中心的文化纽带，在清代历史的长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