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王国维学术生涯的断层问题

本节的新出发点是试图在王氏的美学、他的心理学以及文史文物研究中找到一种连贯性。历来对王国维研究的共识是他的《红楼梦评论》（1904）与《人间词话》（1910）间存在一个断层，他早期的文哲阶段与后来的文史阶段之间则出现一个更大的断层，甚至有人吐露《人间词话》乃由西化歧途回归传统的欣慰。[1]叶嘉莹批判王氏“完全用叔本华的哲学来解说《红楼梦》”是一个“根本的缺点”，颇为尖锐。[2]采苏联的“别—车—杜体系”——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留波夫——批评文艺者对王国维就更不客气：“他是一位好历史学家，好文字学家，好文学家，而却是一位坏哲学家，是一位叔本华信徒，……。”[3]

目前已有人挑战这个共识，试图重建《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之间的连贯性：王国维是专捡偏离传统中国“文以载道”最远的作品（《红楼梦》）与文类（词）来发挥叔本华的非功利、唯美的美学，并非《红楼梦评论》走岔了、《人间词话》柳暗花明。[4]表面上，《红楼梦评论》通篇是叔本华的从生之苦中解脱的思想，《人间词话》里只有一二处出现世纪末思想家的名字。[5]细观之，这两篇的所谓“断层”是王氏看出了叔氏美学之不足，思以补充之：“自癸卯（1903）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春，皆与叔本华为伴侣之时代也。……后渐觉其有矛盾之处。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6]《人间词话》中对此作出修正：“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来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7]这里已纠正了叔本华的片面性，即受困特殊时空关联中的个体必摆脱充足理由律方达理念界的命题（也是变相的佛理）。但《人间词话》中仍出现叔氏的物我两忘说：“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8]叔氏的摆脱个体性方臻永恒的整体性之玄学命题则被王氏人事化与历史化：“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9]

在继续探讨王氏从叔本华的玄学另辟“必从自然之法则”，关心“客观的知识”蹊径前，必须对他唯美主义阶段做一总结。在科学的红学研究还没建立，仍深陷索隐派的泥沼中时，王国维用非功利的角度去评论它，虽不脱叔本华玄学体系的“唯美”，总算是突破了陈年窠臼。这类象征主义超然物外意向再往前，甩掉了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的包袱，就走到了苏联早期的形式主义（Formalism），乃是一种试图确立“文学性”是什么的运动，为达此目的，必须将文学内容、时代性，甚至作者都暂时抽掉，待确定“文学性”是什么后，它之为左派还是右派所用则属功利层次的事。这个运动自然受到“别—车—杜体系”的打压，却在国外生根，成为20世纪文艺批评的主流。象征主义既反功利，遂提倡文学形式与内容信息并重、形式即内容，甚至符号本身即最高真理（内容）的象征，待演变至苏联初期的极致主义（Acmeism）与未来主义（Futurism），就对前辈的神秘主义迷雾嗤之以鼻，转而追求从“文字必须服侍文义”这个传统教条底下解放文字本身。当时，维也纳分析哲学与英国的数理逻辑正在澄清科学知识的形式结构，俄国的文学工作者也走上文学的纯形式分析之路，试图先确立什么是“文学性”。这个形式主义虽云反象征主义，但仍是在后者替它扫除掉传统的“文以载道”路障后，才从玄学的“唯美”进展至文艺科学对“文学事实”的确认。[10]王国维的唯美主义算是这个新软件的最原初版本，但无损其为国内第一介绍人的地位。

确立“文学事实”类似涂尔干在1895年之确立“社会事实”，是被接纳入科学殿堂的一道必经手续。现代心理比它们先过了这道门坎。一般将现代心理学的诞生日定在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设立第一所心理实验室之时，“心理学”这个名词早已存在，但冯特仍被置于哲学系，待建实验室，方成立心理所。[11]然则，“心理事实”这个新科研对象是如何从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处分离出来的？当时的一个尝试是泛心论（Panpsychism），认为心灵实存在于万物间，连石头都有，唯有到了人类方臻全面，这不啻说物质只是还未开苞的心灵。泛心论的提倡者包括实验心理学的先驱费希纳。[12]冯特本人也有此想，但较收敛。[13]

泛心论的确很容易与叔本华和哈特曼的“宇宙泛无意识”论混为一谈，其实南辕北辙。前者完全为了替心理现象在学术殿堂里圈出地盘。但纵使有了地盘，当时实验心理学仅限于对个体感知官能施以物理能量，视其神经反应，并予以数据化。因此，同一个费希纳，弃现成的心理学一名不用，另创了“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cs）一词。[14]初生的实验心理学与物理学、生理学关系的确近些，与达尔文的生物学以及本能学说之类关系反而疏，实验只看生理反应，不追究观察到的反应是本能还是习惯。以观察为主的实验心理学更不会去碰“无意识”，甚至连梦都很少研究。达尔文主义、无意识说对学院派以外的深层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国民心理学、群众（或暴民）心理学的影响反而大些。这类心理学是无法做实验的，因此不是被归入社会学、另类疗法，就被视作野狐禅。不管是哪门子心理学，其诞生期都在“世纪末”。

王国维实乃中国第一批心理学教师。1903至1906年，王氏相继在南通师范与苏州师范学校主讲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课程。清廷于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在京师大学堂办的师范馆中方设有心理学，而首任心理学正教席服部宇之吉（1867—1939）亦于同年抵任。[15]历来的王国维研究偏重从美学、词学与国学的角度切入，忽略他曾任心理学教师和译师的因素，他短短四年的心理学译师和教师生涯就成为其思想传记的一个遗漏了的环扣。

研究者固然没忽视王氏这段期间对叔本华的狂热，但仅此而已。作为心理学教师，京师大学堂的心理学正教席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多半是标准教材。因义和团事件耽搁，服部在上任前夕有空去实验心理学的麦加莱比锡大学考察。该时王氏已在翻译当时实验心理学的教科书。[16]虽然他仍将实验心理学家置于叔本华之下：“更观叔氏以降之哲学，如翻希奈尔（费希纳）、芬德（冯特）、赫尔德曼（哈特曼）等，无不受叔氏学说之影响，特如尼采，由叔氏之学说出，浸假而趋于叔氏反对点，然其超人之理想，其所负于叔氏之天才论者亦不少。”[17]

当时心理学与哲学分家还不彻底，新兴的实验心理学亦未能独占心理学域——今日何尝不如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学院外的影响实压到实验心理学。即使进入实验阶段，德国的现代心理学传统多赖康德维护了“心灵”这个设定，方不致于沦落为去心灵的英美经验论。[18]王国维在1907年翻译了丹麦人海甫定（Harald Hϕffding，1843—1931）《心理学大纲》（The Outline ofPsychology，1882）的英译版。此公亦著述哲学史，其哲学与心理学都是康德与叔本华这个路数的，与王国维同。[19]德国现代心理学既然与德国哲学如此纠结，故王氏的心理学阶段易被其叔本华阶段掩盖，说不定王氏翻译的心理学教科书达到的学生群远超出他推销叔本华的读者群。

王国维学术生涯断层论者总会引用他在30岁的自白：“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之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理论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之经验论。”王氏承认有往文学中逃避之倾向，但此难成终生的职志：“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哈特曼）以后，未有敢于立一家系统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冯特］，英之斯宾塞，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卷，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家则又不愿，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20]王国维与哲学诀别，如果是谢绝叔本华思想，则有论者谓他终身未能摆脱其阴影，至有自杀之结局，况且我们证明他30岁以后发表的《人间词话》才是更成熟的叔本华美学。观上文他将冯特与费希纳亦算入“哲学”，并以一个以无意识立论的哈特曼为登峰造极之作（乃回顾而非前瞻之作），则其谢别的是世纪末的玄学化的美学，试图往“不可爱”的实证论、经验论靠拢。

处此十字路口，王氏纵使向实证论、经验论靠拢，也无可能步入专业的实验心理学，盖中国至1917年始在北大设立第一个心理实验室，随后才有系。王国维心目中能替代哲学的是另一个更扎实的“人”观，不是一个专业，以他的才华更难想象他以翻译心理学教科书终其生。[21]康德老早怀疑心理学能否帮助对“人”的理解：理性心理学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它必涉及经验，但经验心理学无法将人的心灵量化、故无从做实验，经验心理学必须诉诸人类学的实况观察，辅之以文学、历史与传记提供的数据。[22]冯特执行了这个纲领，从1900年开始，他写作《民族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至1920年去世时，共完成了10卷，盖冯特从不认为那些用物理能量刺激人体感觉官能的实验有助理解“更高的心理程序”，后者必须诉诸比较社会现象以及“人性的历史”。[23]王国维在30岁以后从事的不正是文化史的研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