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是怎样成为高雅游戏的？

声名不佳的早期生涯

围棋早在先秦就已出现，然而在关于其起源的传说中，这种游戏的形象远没有后世流传的那样高贵。

战国末年的史书《世本》中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晋朝的张华在《博物志》中进一步申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

这两则记载中最早学习围棋的人物“丹朱”和“商均”，是中国传说中著名的“不肖子”，他们本来可以继承父亲尧和舜的领袖之位，却因人品和才能不足统领天下，分别被舜和禹抢走了王位。

这种与反派人物的瓜葛，让围棋从诞生开始就陷入了相当不利的舆论环境。

后人在反对围棋时，常常会引用这个起源传说，比如东晋大将陶侃曾没收部下的围棋和博具，全部扔到长江里，并且声言：“围棋，尧舜以教愚子……诸君并国器，何以此为！”

南朝宋明帝热衷于围棋，大臣虞愿也曾以“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为理由，劝皇帝放弃这一爱好。

在农业社会里，大多数人都要进行生产劳动，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有“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之说。

从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大好的劳动力不事生产，反而游手好闲地下棋玩游戏，是绝对不应被提倡的行为。因此，在秦汉以前的历史记载中，围棋很少获得正面评价。

人们常常将围棋和当时流行的另一种游戏“六博”并提，合称“博弈”。

《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的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在这句话里，“博弈”仅仅比什么都不做稍胜一筹，而且只有“饱食终日”的人才有资格进行。

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则更进一步，将“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作为浪费粮食的“不孝”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赌博和下棋都是两人或多人互为对手的游戏，有对手就有胜负，有胜负就有彩头，绝大多数人在进行游戏时都是想赢怕输，沉迷其中时，甚至会将当下的胜负看成世间最重要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日常道德中的长幼尊卑都会被抛到脑后。这在讲究礼法的中国社会里，是很恶劣的行为。

西晋的权臣贾谧，在与皇太子对弈时争胜心太强，忘记了君臣之分，因而受到王室的忌惮，最后失势被杀。

《世说新语》中记载东晋名相王导和爱子王悦下围棋，王悦眼看自己要输，竟然死死抓住王导的手，不让父亲落子，王导只能苦笑道：“我和你好像是父子吧，你怎么能这样！（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将胜负看得过于沉重者，还会做出悔棋、掀棋盘等行为。

汉朝时史游所作识字课本《急就篇》中，有所谓“棋局博戏相易轻”的说法，这又为围棋加上了一份“破坏社会和谐”的罪状。

在这些罪状的夹击下，围棋的发展之路从一开始就泥泞重重。

西汉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有资格“饱食终日”的人越来越多，更多人意识到了围棋的魅力，并沉迷其中。

为了让自己的爱好合法化，许多人开始通过文学作品为围棋进行辩护。其中辩词最为雄壮的要属汉赋大家班固了，班固在其《弈旨》中说围棋“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俨然将这种游戏说成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围棋本来就是模拟战争的游戏，因此强调围棋和兵法的关系成了当时比较流行的辩护方案。

西汉末刘向曾作《围棋赋》，全文虽已经失传，但在《文选注》里还保留了一句：“略观围棋，法于用兵”，可说是现存可靠文献中最早将围棋和打仗联系起来的段落。

东汉大儒马融在其《围棋赋》里进一步说“三尺之局，为战斗场。陈聚士卒，两敌相当。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在围棋之道和兵法之理间建立了具体联系。

然而这种以围棋作为兵法教材的说法很快就受到了挑战。

三国时，吴帝孙权的太子孙和看到自己手下的大臣们不但不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反而一个个沉迷上了赌博和下棋，觉得非常担心，便组织了一个宴会，命令与会者分别撰写论文，矫正这种风气。其中史学家韦昭的论文写得最好，在后世广为流传，还被收入了《文选》之中，这就是著名的《博弈论》。

当今经济学上的“博弈论”是分析博弈中的各种策略选择，而韦昭的这篇《博弈论》则对博弈进行了严厉批评。

韦昭认为，围棋和六博等游戏会让人“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沉迷其中则可能导致“赌及衣服，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等等问题。

此后，韦昭特地针对刘向、马融等人将围棋与兵法相比附的说法，驳斥道：“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能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夫一木一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

韦昭认为围棋的格局完全没有办法和瞬息万变的战场相比，将兵法应用在围棋上，还不如将之应用到真正的战争中，既可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又可以建功立业，获得封赏，何乐而不为呢？

韦昭的驳斥可谓正中要害。说到底，围棋只是一种游戏，不论背后蕴含着多么深奥玄妙的道理，它始终与现实的事功隔了一层。在崇尚实务的风气面前，这些辩护终究是无力的。

韦昭代表的是吴国太子孙和，属于国家的统治者；对统治者来说，手下的办事人员应该将全部精力放到国家的运作上来，而围棋和六博这类与事功关系不大的游戏，正是办公效率的最大杀手，必须予以最严厉的反对。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统治者和士大夫保持着这种上司—办事员的关系，围棋就很难获得上层的提倡。

社会变动中的新希望

真正让围棋突破困局的，是魏晋以来权力格局的变化。汉朝四百年来，一直是刘邦的后裔做皇帝，皇帝的权力虽不能说是无远弗届，其权威却是相当牢固的。

刘氏的子孙，只要在成年后当上皇帝，与手下的大臣就形成了上司—办事员的关系，可以要求他们将全部的精力奉献给自己。但自从曹丕代替汉献帝做了皇帝以后，皇帝的宝座便不再是一家的禁脔，只要是掌握实权的人物，都可以对这个位子有所希冀。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权威大大降低，皇帝需要得到地方上掌握实权的世家大族的支持，才能稳固自己的统治。东晋以后这种情况愈发严重。

皇帝要笼络有权势的士族，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让这些世家子弟在自己身边做官。魏晋之间史书中经常出现的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之类官职，就是专门为皇族和士族所设立的。

从表面上来说，这些官职还是皇帝属下，需要为皇帝服务；但从实际权力关系来说，在这些官职上的士族，与皇帝不再是统属关系，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互相合作的关系，士族子弟再也没有理由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为皇帝卖命。因此，此时的士族们往往乐于担任品阶高、工作少的职务，即所谓“清官”，反之为“浊官”。

在日常生活中，士族们通常崇尚不涉及实务的清谈、希企优游自适的隐逸，将以前分秒必争、锐意建功立业的行为视为“贪竞”而加以鄙视，整个上层社会的风气出现了根本的转变。

在这种以超脱高蹈为荣的风气下，士族们在清官任上“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余，自然乐于寻找一些远离事功的游戏来打发时间，曾遭鄙视的“博弈”等智力游戏，在此时反而成了被推崇的对象。

当时流行的智力游戏，有樗蒲、六博、格五等众多名目，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在游戏过程中要经历扔骰子之类诉诸概率的步骤，游戏的输赢有很大一部分依靠运气，并不能完全反映游戏者本人的思想和能力。

在掷骰子时许多人还会吆五喝六地大声叫喊，有辱斯文。只有围棋，每一步都是由棋手本人的意志决定，棋路和棋势能够完全反映棋手个人的品格，又不需太多声势助威，比较符合士族的高贵身份。

围棋规则简单，变化却极尽复杂，边角的攻守、中央的拼杀、局部的死活、整体的把控，每一颗棋子的摆放，都会衍生出种种可能性，每一步的对弈，都能让弈者品味到无穷的道理。

魏晋时期，正是玄谈之风流行的时候，当时玄谈的精髓，正是从有无、离合、同异这一组组对立的概念中，衍生出精深复杂的讨论。

围棋这种既简单，又深刻的玩法，恰与玄谈的风格相符合，因此能从众多智力游戏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士族间的流行风尚。当时的名士将围棋称作“手谈”，正是这个道理。

东晋最有名的两位士族领袖王导和谢安，均是围棋的忠实爱好者，在他们的倡导下，围棋渐渐变成上流人士的一项必备技能。

东晋学者范汪曾著《棋品》、《围棋九品序录》，原书已经不存，但从标题来看，大约是模仿当时将人才分为九品分配官职的“九品官人法”，将棋手也划分为九个品级，类似于今天的职业分段。由此可见当时棋手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同体，并且产生了一批公认的高手。

此前反对围棋的人，通常会将“博”“弈”合论，强调两者虚耗时间、挑动争斗的弊端；而此时的人们，则越来越多将“博”和“弈”分开，强调围棋与众不同的特质。

上文说过，东晋大将陶侃在做荆州刺史时，曾将部下的围棋和樗蒲狠心投入江中，当时在陶侃手下做僚佐的庾翼目睹了这一场面。多年以后，庾翼自己做上荆州刺史，有部下向他反映军中流行樗蒲之类的博戏，经常争吵斗殴，希望禁止这些游戏。

庾翼在回信中赞同了这一提议，但是特别提出“惟许其围棋”。由此可见，在当时士族的眼中，围棋已经开始与其他赌博游戏划清界限，从笼统的“博弈”中脱离了出来，成为一项有益而高雅的运动。

从崛起到极盛

两晋时期，围棋虽然成了士族社会中的流行游戏，但日理万机的皇帝们却只是偶尔为之，并未沉迷其中。

到了之后的刘宋时代，嗜好围棋之风已经蔓延到宫廷。刘宋王室本出身低级士族，开国皇帝刘裕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常常被身边的士族鄙视，因此他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努力让自己的子孙学习高门士族的高雅生活方式，围棋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

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就是一位著名的棋迷，他曾与当时“棋品第三”的大臣羊玄保以郡太守的官爵为赌注对弈，输棋后真的让羊玄保当上了宣城太守。

宋文帝的儿子宋明帝刘彧虽然棋力不高，却对围棋有着异常的爱好。他为了确定自己和身边大臣的棋力，模仿当时的九品官人法，设置了“围棋州邑”，为棋手定品。

在九品官人法的制度设定中，国内重要的州和县分别设立选举官，州的选举官叫大中正，郡的选举官叫小中正，他们以门第和能力为标准，为自己管辖区内的人士依一品到九品的顺序从高到低划分品第、分配官职。

在宋明帝的“围棋州邑”中，当时的第一权臣刘休仁担任大中正，几位公认的围棋高手担任小中正，为全国的棋士判定品级。

按照宋明帝本人的棋力，本来是进不了高品的，但是几位中正为了讨好他，硬是将之定为较高的第三品；在得知自己水平甚高之后，明帝对围棋更加热爱，常常拉着棋品第一的王抗对弈。

作为“小中正”之一的王抗，为了不让皇帝怀疑这次定品的公正性，只能不断故意输棋，还顺便奉承说：“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

虽然宋明帝本人被后世视为昏君，但他开创的“围棋州邑”制度，将围棋从普通的游戏提高到和国家选举系统相同的高度，对围棋的发展功不可没。

刘宋灭亡后，这种在全国范围内为棋手定品的活动传承了下去，在齐、梁两朝又开展过多次。据《南史》记载，梁武帝天监年间的定品活动中，有278位棋手获得“登格”身份，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一本叫《棋品》的书籍中，这本书的序言一直保留至今。

与宋明帝相比，齐梁两代的皇帝对围棋的热爱犹有过之。

齐朝的开国之君萧道成在刘宋时就是围棋高手，曾位列第二品，还撰写了围棋专著《棋图》两卷；梁朝的开国之君萧衍习惯白天工作，夜晚通宵与大臣对弈，在位期间主持了多次品棋活动，并撰写了《围棋赋》《棋评》等著作。

在《围棋赋》中，梁武帝说这种游戏“君子以之游神，先达以之安思；尽有戏之要道，穷情理之奥祕”，斩断了其与丹朱、商均等不肖之人的联系，转而将之和“君子”和“先达”撮合在一起。

在梁武帝的倡导下，梁朝从皇帝到大臣掀起了一股创作《围棋赋》的风气，人们竭尽思虑，用各种优美的辞藻褒扬这项皇帝喜爱的游戏。在这些华美辞章的冲刷下，围棋逐渐洗脱了早先的恶名，镀上了一层高贵的金身。

士族间的流行加上皇帝的倡导，使围棋在南朝的地位急速提升。梁朝大文士沈约在一次面试少年英才时曾指出，当时天下人品评人物的标准“唯有文、义、棋、书”。沈约的这一句断语，意味着围棋已和文才、义理、书法并列，跃身为上层社会最为重视的技能之一。

到了唐宋两代，宫廷中出现独立的棋院和专业的棋士，围棋开始走向业余爱好和专业研究齐头并进的康庄大道。

经过了数百年的沉浮，围棋这种“秉二仪之极要，握众巧之至权”的游戏终于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地位，可以不再陪着赌博一起被人唾骂，并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间，成为东亚文人雅士们最为钟爱的智力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