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的统治逻辑与受益群体

文/小苘 图/美槑厍

秦始皇与汉武帝均以强化中央集权为核心统治逻辑。秦始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设立三公九卿制，削弱地方势力以巩固中央权力；汉武帝通过推恩令分化诸侯势力，并在中央设置“中都”等机构，进一步集中决策权。两者的改革均以削弱地方自治、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为目标。

中央集权强化皇权力量的基础上，这两位天子更不忘律法与军事威慑，以实现自己皇权稳固、努力确保皇家的安全长久。秦始皇以严刑峻法维护统治，通过焚书坑儒等极端手段消除异见，同时以军事扩张（如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巩固疆域；汉武帝延续军事扩张政策，通过对外战争（如匈奴战争）树立国威，并依赖官僚体系推行盐铁官营等经济垄断政策以支撑战争开支。

集中决策权和意识形态治理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通过意识形态控制给上述通知逻辑补刀，确立其最无形的威力。秦始皇通过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文化措施强化大一统观念；汉武帝则推崇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利用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神化皇权，形成思想统治工具。

总而言之，秦始皇和汉武帝的统治均以中央集权为核心，通过官僚体系、法律制度和军事扩张巩固权力。当然，皇家的力量是有限的，这些的实现需要一个庞大的集团来支持。

其中，最庞大的是官僚集团和军事贵族。官僚集团，法家主导的秦制和汉代的察举制，使得士大夫阶层成为权力的直接参与者。推崇他们的官员或学者，往往认可其对国家统一、制度建设的贡献，甚至可能从中获得政治或经济利益。军事贵族，汉武帝的对外战争（如匈奴征伐）催生了一批军功阶层，如卫青、霍去病等，他们自然支持强化皇权的政策。

秦皇汉武的得利群体维持了国家的存亡

这样，秦皇汉武的支持者在治理社会和军事行动加持下，最终就形成了一个受益群体，即既得利益集团——中央财政敛财、花钱方面他们要么是经办人，要么是执行者——主要有三股势力。

一是军功阶层与新兴官僚。秦始皇统治下，军功地主通过战争获得土地与爵位（如王翦、蒙恬等），成为特权阶级；汉武帝时期，军功受益阶层虽逐渐衰落，但其早期政策仍延续了对军事将领的封赏传统。此外，秦汉官僚群体作为皇权执行工具，通过制度设计获得政治与经济特权，成为中央集权的直接受益者。

二是皇室与中央权臣。秦始皇通过削弱宗室贵族（如吕不韦、嫪毐）巩固自身权力，使皇室成为唯一权威；汉武帝则通过打击窦太后等外戚势力，将权力集中于皇帝及其亲信集团（如卫青、霍去病）。

三是经济垄断下的商人群体。汉武帝推行的盐铁官营政策催生了一批依附于国家的官商群体，他们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巨额利益，成为新政权的经济支柱。秦朝在其前身大秦帝国之裂变、纵横到后面的帝国成形，也有商人群体的功劳，甚至还包括来往频繁、跨境交易的商人。

有既得利益者就有被压制的群体。在秦朝和之前的战国秦国，严刑峻法（如连坐制）和汉代的赋税徭役导致民生困苦，普通百姓未必真心推崇，但可能因长期处于高压统治下，形成“权威崇拜”或“被动接受”的心理。 例如，军事扩张与大型工程（如长城、灵渠）导致赋税、徭役繁重，普通农民阶层成为主要承担者。鲁迅曾评价此类统治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反映了底层百姓的生存困境。

汉武帝的盐铁官营催生了一批官商

地方诸侯与旧贵族，秦始皇对六国旧贵族采取打压政策，迫使其失去土地与地位；汉武帝通过推恩令分化诸侯势力，使其逐步丧失政治影响力。

实际上，被压制的还有思想异见者，秦始皇以焚书坑儒压制百家争鸣，汉武帝虽独尊儒术，但通过“腹诽之法”等压制非官方言论，均对思想自由形成钳制。

在古代中国，秦皇汉武常被塑造为“大一统”和“强盛王朝”的象征。这种推崇可能源于民族主义与历史叙事，民族主义分子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需求，他们通过历史英雄强化民族凝聚力。这部分人更容易对强权政治认可并跪拜，他们认为集中权力有助于应对外部挑战（如近代屈辱史的反思）——虽然这种应对在历史上失败的情况居多。

秦皇汉武常被塑造为“大一统”和“强盛王朝”的象征

当然，也不排除一部分与利益无关的人群对秦皇汉武的功劳进行肯定或放大，特别是学术界。学术认同主要基于两点：其一，秦始皇的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奠定了中国长期统一的基础；其二，汉武帝开辟丝绸之路、确立儒家官方地位影响深远。这种推崇与个人利益无关，而是基于历史贡献的学术判断。

但这种肯定或放大功劳，一定程度上容易选择性忽视其统治的残酷性（如秦的暴政、汉的民生凋敝）。宏大叙事与小国寡民在私欲面前从来都难以调和。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