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子传》散佚及日本传本考

元人辛文房所著《唐才子传》是一部了解唐代诗人生平资料的重要著作。据书前作者之引，知成书于元大德八年(1304)，“传成，凡二百七十八篇，因而附录不泯者又一百二十家，厘为十卷”，[1]其书不但列述了398位唐代诗人的生平，更重要的是还对所述诗人有较为精当的评骘。据许寿裳先生云，他曾按家乡风俗，请鲁迅先生为其子许世瑛开蒙，后来许世瑛读中国文学系，请鲁迅开示必读书目，鲁迅列了12种：第一种是计有功的《唐诗纪事》，第二种便是“辛文房《唐才子传》”，[2]可见鲁迅对此书的重视。而《四库全书总目》则云其“较计有功《唐诗纪事》，叙述差有条理，文笔亦秀润可观。传后间缀以论，多掎摭诗家利病，亦足以津逮艺林，于学诗者考订之助，固不为无补焉”，[3]评价还是相当高的。然而，就是这样一部重要的作品，在问世百年之后，却已佚于中土，若非日本有覆刻之本，则早无全璧了。

关于《唐才子传》版本，孙映逵先生有《〈唐才子传〉叙录》一文论述甚详。[4]在此基础上，他又出版了《唐才子传校注》一书，“校注者经眼版本十余种，搜罗殆尽，仔细比勘考辨其系统源流，发现并认定杨守敬从东瀛访得、黎庶昌以珂罗版影印、今归南京图书馆的日本善慧轩旧藏十卷本为元代原刊本，即以此原始珍善之本为校勘底本。元刊本的发现，使整理本的面貌为之一新。……结束了长期以来此书通行本文字伪误的混乱状态。此书的校勘成果已采入《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唐才子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等书。”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是一项极富时代特色的优秀学术成果”“为唐代文学研究建立了一个巨大而比较精审的史料库”，[5]亦由孙映逵先生负责校勘。此后，国内整理此书者(如周绍良先生《唐才子传笺证》及关鹏飞译注《唐才子传》等)无不以孙先生之校勘为准。

孙氏文指出：“元代刊行的十卷足本传入日本，流传了下来。清光绪年间宜都杨守敬从日本访得，遵义黎庶昌以珂罗版影印了出来，这是目前见到的最好的版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著录此本的底本为元刊本。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所著录之‘珂罗版印明黑口本’，疑亦指此本。此本刊刻较精，讹伪极少，且多保留原始面貌。”并云“黎氏珂罗版本为现存各种十卷本之祖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定此影印本底本为元椠，大抵可信”。然后介绍了日本刊本，其中“最好的一种为日本南北朝后半顷(十四世纪后期，约当我国明初洪武年间)刊行的‘五山版’，十卷，‘审其版样，盖得元椠而翻雕之，字画精整，纰缪极少’”，并提到“此本董康曾据以翻刻，其书未见。现有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内阁文库藏本。此本版式、字形几乎与影元刊本完全一致，唯笔锋刀法、边框缺损各异，确系据元刊本影刻”。[4]

这些论述在学界已成定论，如《中国诗学大辞典》云“清光绪间杨守敬出使日本，意外访得十卷元椠，黎庶昌以珂罗版据以影印”，[6]《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7]《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也有类似表述，[8]《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进一步确定说“清光绪年间杨守敬自日本访得善慧轩藏元刊十卷本，黎庶昌据此本以珂罗版影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著录此影印本，确认其底本为元刻；与各本相较，亦以此本为最善”。[9]

综上可知，学界对《唐才子传》版本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几条：一是此书元刊本依然存世，为杨守敬从日本访得；二是黎庶昌曾据杨氏所藏元刊本以珂罗版影印行世；三是日本南北朝时期曾据元刊本翻雕，是为五山本，与元刊本的影印比对，几乎完全一致；四是董康亦曾据其所访得之五山本翻刻是书，然未见；五是在杨氏所藏元刊本不可得的情况下，黎氏珂罗版影印本为最佳版本，故目前学界之整理本均以此遵义黎氏影元刊本为底本。这些共识构成了我们阅读、研究《唐才子传》的文献学基础。但一一细审，却发现这五条均有郢书燕说之处，需一一考辨，以便为《唐才子传》新的整理与研究理清版本承传关系。

我们先大致梳理一下《唐才子传》的散佚过程——因为只有此书在中土散佚，日本传本的价值才会得到凸显。

《四库全书总目》“考杨士奇《东里集》有是书《跋》，是明初尚有完帙”，这一看法也有相应的支持，即《总目》所云“《永乐大典目录》于‘传’字韵内载其全书”，既录全书，则彼时尚有完帙可知。不过，《总目》所载稍有小误，即云《唐才子传》被收入“传”字韵中，至今学界仍受此误导。[10]检《永乐大典目录》可知，此书实收于卷二六四九至二六五二“才”字韵下而非卷一六八五三至一六八五七的“传”字韵下。[11]其实，细核乾隆之时所编《永乐大典存目》可知，彼时“传”字韵并未佚失，[12]则前云“‘传’字韵内载其全书”或馆臣之偶误。当然，此之疏误亦可解释：此书为诗人传记，一般在四部之中当隶史部传记类中，故四库馆臣或先入为主地认为当入“传”字韵中，但《永乐大典》编纂时却将其全书置于“才”字韵，这或许与《大典》编者所使用的元刊本形态有关。我们现在据日本五山本及珂罗版影印本可以看到元刊本原貌，其版心正是以“才”字来简称此书的，则当初《大典》的编纂者在梳理材料至此书时，当是依其版心之字而入编的——四库馆臣未见元刊本，自然没有这重考量，便依一般的惯例来考虑问题了。

那么，《永乐大典》所收是否全帙呢？《永乐大典》收录为四卷，与作者自云之十卷不同，但这可能是为了适应《永乐大典》的卷帙而做的调配，所以无法仅据卷数讨论全否的问题。我们可以估算一下二者的容量。现存《永乐大典》以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所收统计，共录797卷，但篇幅长短颇有参差，从每卷6、7页到15页均有，平均11.6页(每页缩印原本二叶)，从同韵的“七皆”所存十五卷来平均，每卷22.3叶，与全书平均值大体持平。《永乐大典》每半叶8行，行28字，正文均双行小字排列，则每叶896字，以“七皆”之平均数计，全四卷约79923字。日本所存五山本《唐才子传》十卷，不计目录共141叶，每半叶12行，行22字，全书计约74448字，较《永乐大典》本竟少五千余字。当然，这是以全书及“七皆”韵内每卷容量的平均数计算的，自然有误差。不过，根据现存《永乐大典目录》可知，这四卷中前三卷分别为《唐才子传》之一、二、三，但卷二六五二除了《唐才子传》之四外，还有“材”字的“事韵”部分，也就是说，估算中多出的字数应该属“材”字“事韵”部分。那么，似乎可以认定，《永乐大典》所收当为全本。

不过，当代学者多据杨士奇跋及其《文渊阁书目》所录以为“杨氏所见当为完帙”。杨士奇《书〈唐才子传〉后》一文确实具体地描述其书“十卷，总三百九十七人”，[13]与辛文房自己所说的人数只差一人；他所编《文渊阁书目》录有“《唐才子传》”，且注“一部三册”，[14]此“三册”未明其著录人数，但就册数来看，似乎与现在所能看到的差不多。但这二处，其实都并不能确定。

一是杨士奇所说的“三百九十七人”比辛文房《引》所列仅少一人，是不是杨氏真的见到了全本或者只少一人之本？并不能做出这一推断。因为全书前有总目，哪怕书有残缺，仍然可以了解全书的规模甚至入选人数的详情——即如《永乐大典》现存不到原书百分之四，《永乐大典目录》却保存了下来，我们仍可通过目录了解此书概貌，甚至知道它曾经全录过《唐才子传》。

二是《文渊阁书目》所录，其实还有一个关键信息，在学界引用中多被忽略。此书有不同版本，其中较通行者为嘉庆年间鲍廷博据《四库》本与塾本(鲍氏藏本)合校而成之本(《读画斋丛书》本)。据鲍氏书末识语云：“塾本不分字号，每类以完全、残、缺三等编次，似当日官本之外，别编以便稽考也。今次第悉遵官本，而以全、缺分注于各书之下，其中部帙间有不同，亦详著焉。”张升先生认为，所注之字并非杨士奇所作的整理记录，但也承认这当是后人“以《文渊阁书目》对文渊阁现存书加以核查、作出‘完全’‘残缺’‘阙’的记录”。[15]核查鲍本，此书在“一部三册”后注有“阙”字，[16]则依此书之例，其为不全之书，已无可疑。

据《明史·艺文志》载：“北京既建，诏修撰陈循以文渊阁书一部至百部，各择其一，得百柜，运致北京。”[17]黄佐《翰林记》所载更详，云永乐“十六年，遣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18]再据陈循门人王翔所撰《芳洲先生年谱》可知，至永乐十九年(1421)三月，陈循取书，“共得百柜，中贵萧愚督操驾舟十艘分载，公与编修林志、李贞、陈景著，庶吉士王翱等三十人护行，四月六日至京”。[19]可惜的是，这批书刚到北京即遭火灾，前之《年谱》说“会三殿灾”，然无详情；黄佐《翰林记》则载录甚详：“十九年四月庚子夜，奉天、华盖、谨身殿灾，火势猛烈，而奉天门东庑切近秘阁，学士杨荣奋身直入，麾武士三百人，将御书图籍并积岁制敕文书，舁至东华门外河次。”本年四月初一为癸巳，[20]故庚子为八日，也就是说，这批书刚到两天即遭灾，当有所散佚。直至正统六年(1441)，也就是火灾发生20年之后，才由杨士奇等人将其“移贮文渊阁东阁”，并“逐一打点清切，编制字号”，编成书目，其所编实已为烬余。当然，散佚之路并未终止，《四库全书总目》即云“考王肯堂《郁冈斋笔麈》，书在明代已残阙不完……今阅百载，已散失无余”，[3]则《永乐大典》所据之《唐才子传》底本就此消失了。

《永乐大典》一书收罗佚书极多，此书现存仅为吉光片羽，仍称辑佚之渊薮，为后人所珍，实与清修《四库全书》颇类，其价值并非书籍流传自然形态所造就，而是有更深层的决定因素：《四库全书》是因为修书即遭禁毁，故多有失传；《永乐大典》则纂修之时即据此批藏书，约有6000部之数，[15]然后将其运抵北京，北京之文渊阁尚未建好，只有暂置“左顺门北廊收贮”，致被火灾。当然，明代官府藏书之易于散佚，原因尚不止此，尤为重要者，在于明初因政治原因而废黜秘书监造成之恶果，[21]此点明人亦知其弊，沈德符便说：“其地既居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牖昏闇，虽白昼亦须列炬，故抽阅甚难。但掌管俱属之典籍，此辈皆赀郎幸进，虽不知书，而盗取以市利者实繁有徒。”[22]可知废黜秘书监后，一来管理无人，易滋生灾害；二来管理者监守自盗，损坏尤甚。

当然，南京文渊阁的书并未全部运入北京，而是“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对于此句，张升先生认为，“由于北京文渊阁之书是从南京文渊阁藏书中每种取一部运来的，因此，南北文渊阁的藏书在种数上应差别不大”，这种理解或可商榷。细绎《明史》《芳洲先生年谱》及《翰林记》之载录，知其是将南京文渊阁所藏之书，无论有无复本，皆取一部至北京。所以，二者数量可能无法确切比较：笼统而言，可以确认北京所藏种数一定多于南京，因为应当有不少典籍并无复本，则其孤本便仅存于北京了；而其复本若多的话，则南京之数量亦当庞大。其所取之《唐才子传》在北京已经散佚，然其原在南京是否有复本已不可知。只是，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载：“至正统十四年，英宗北狩，而南京所存内署诸书，悉遭大火，凡宋元以来秘本，一朝俱尽矣。”[22]则知无论南京所藏是否有复本，亦均散佚了。

此书散佚后，乾隆时四库馆臣又从《永乐大典》辑出八卷。《四库全书总目》云：“今‘传’字一韵适佚，世间遂无传本。然幸其各韵之内尚杂引其文。今随条摭拾，裒辑编次，共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传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谨依次订正，厘为八卷。”也就是说，此书虽佚，然《永乐大典》全文收录，则似亦不佚；但又命运多舛，因为《永乐大典》亦有阙卷，全文收录此书之卷帙也佚失了，故仍佚于中土了；不过，好在《永乐大典》其他卷次中尚有杂录，四库馆臣便逐条辑出，书虽重现于世，却已非全帙——一者尚阙100余人，二者辑出之条目亦多不完整。所以，海内之有完璧，还要依靠日本传本的舶归。

前所云学界认为杨守敬从日本访得者为元刊本，是从孙先生文章中来，他说：“元代刊行的十卷足本传入日本，流传了下来。清光绪年间宜都杨守敬从日本访得。”在这句话下，作者有详细的注释：“杨氏《日本访书志》未著录，然该书目录页钤有‘杨守敬印’‘宜都杨氏藏书记’‘星吾海外访得秘籍’印章，可证。”“此为日本善慧轩旧藏本，除镌刻有杨守敬、黎庶昌藏书印四方外，目录页原有‘善慧轩’印一方。”“此本每面十二行，行二十二字，上下单栏，左右双栏；黑口，双鱼尾，均向下开；版心以‘才一’、‘才二’、‘才三’……标出卷数；字形为典型赵体，写刻甚精。多用异体字、俗体字、简化字。”这种看法也就固定下来，如《1911—1984影印善本书目录》即载云“民国年间董氏影印元刻本”。[23]

其实，杨守敬所访得者当非元刊本。《日本访书志》虽未著录此书，但并不代表杨守敬不欲著录，他在书前《缘起》中说：“皇侃《论语疏》《群书治要》及《佚存丛书》久已传于中土，此录似勿庸赘述。然《皇疏》有改古式之失，《治要》有钞本、活字二种，他如《古文孝经》《唐才子传》《臣轨》《文馆词林》《难经集注》(皆在《佚存丛书》中)，彼国亦别本互出，异同叠见，则亦何可略之。”可见他是计划著录的，只是“精力衰颓，襄助无人”，[24]所以没有完成。不过，我们仍可通过其他方式了解杨氏所藏之本的情况。如他于光绪辛丑年(1901)所刻之《留真谱》，即录《唐才子传》书影二幅，其目录页有“善慧轩”印，[25]知与孙映逵先生所见之本相同。找到这个证据，还不能说明这不是元刊本，还需寻找进一步的援证。湖北省博物馆收藏有杨守敬自留的藏书目录《邻苏园藏书目录》，其中即录有《唐才子传》，下注有“应永古板”字样，书名上钤有“日本古刻本”的戳记。[26]可见，杨守敬是将自己这一藏本明确定为日本应永(1394—1427)刻本的，也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五山本。

当然，由于杨氏藏书目录一直没有定稿，故有多种彼此不尽相同的书目，自然不可仅据此目遽断。那么我们再来看杨氏藏书的另一书目《观海堂书目》，共录《唐才子传》二种，一为“日本庆长活字本”，一为“日本刊本”。[27]这批藏书后均被运至台湾，收藏于台湾故宫。查《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有载，且信息更全，一为“日本元和、宽永初年古活字刊本”，一为“日本五山版刊本”。[28]更可相证的是，目前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可以检索到后者，其编号为“故观011811—011812”，所谓“故观”，即原故宫观海堂藏书，明确为杨守敬旧藏，定其版本为“日本南北朝刊本”，收藏印记有“星吾七十岁小像”朱长、“杨守敬印”白方、“朱师辙观”白方、“宜都杨氏藏书记”白方、“星吾海外访得秘笈”朱方、“尊义黎庶昌之印”朱长(按：此印辨识有误，“尊”当作“遵”，“朱长”当作“白长”)、“善慧轩”椭圆墨记：可见此本正为孙氏所云杨守敬访得之本，可知，《留真谱》所摹刻者，正为杨氏求得之五山本。事实上，在此本之末尚有杨氏题记，中云：“此本狩谷望之求古楼所藏，森立之云盖即五山板本，余以所藏日本他五山本照之，信然的是，系日本旧刻通行俗字，可覆按也。”[29]则其为五山本，已确然无疑。

然而，孙映逵先生的校勘即用此本的影印本为底本，又以五山本为参校本。傅璇琮先生说：“后来我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的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内阁文库本(即五山本)复印一份给他，他又不惮烦地重校了一遍。”[30]孙先生细校后云五山本“版式、字形几乎与影元刊本完全一致，唯笔锋刀法、边框缺损各异”，也就是说，二者确有差异。若果如此，则此二本也未必即为一本。但笔者经过细致核对，仍然认为二者当为同版之书，唯有前后印次之不同，导致个别边框之缺损有不同之处，而孙先生所谓“笔锋刀法”，其实或未见其异，即偶有微异，亦多为前后不同印次漶漫所致；而将杨藏本与此影印本对比，会发现个别漶漫当为珂罗版制版影印时所致，如目录末叶B面上栏，公文书馆本线粗墨浓，影印本则甚为模糊，然检视杨藏原本，实并不模糊。

当然，就此二书而言，需要作两点说明。

第一，公文书馆所藏(即傅璇琮先生复印给孙先生之本所据之底本)与杨藏本相校，有不少文字有改动。但这些改动都非常清楚，全为收藏者之校改，其校改甚至有时用白色涂拭，非常明显(这些校改有一些亦颇精当，惜孙校或限于体例，未能入校)，所以这自然并非二本差异之证据。

第二，公文书馆藏本与杨藏本最大之不同有三处(笔者未到公文书馆目验原书，仅就公文书馆公布之图像考察)：卷一第二叶B面第4行“杨素”二字下右之界行处有“隋人也(按：末字不能确定为“也”字，此据字形推测暂定)”三字，因界行至此断开，从字形来看，似乎为原刻；第三叶B面第11行“贞观”二字右有“太宗”二字；第四叶A面第6行“麟德”旁有“高宗”二字。此三处其余各本均无，孙本亦未出校。若此三处为原有，则其与杨藏本之关系当重新考虑。然仔细辨认，会发现这几处文字均为后人贴字。第一处其右“功绛”二字之左边缘被削齐，其左“一坐”二字右边亦同，“绛”字之绞丝旁已不完整——更重要的是，细审可见“糹”之左边被遮住的部分实仍有可见之阴影，知为贴改之迹；第二处右边空白较大，不伤字，然“劝”字单人旁仍被削去一部分；第三处更明显，“高宗”二字背后之界行尚隐约在目，则当为贴改无疑(图1)。

图1 上三图为公文书馆藏本书影，下三图为笔者自藏董氏影印本书影

总之，杨守敬并未访得元刊本，其所藏仍为日本覆元之五山本，是确定无疑的。若承认此点，则亦当承认另一点，即从目前古籍调查之情况来看，《唐才子传》一书并无元刊本存世。

孙先生认为，珂罗版影印本“是目前见到的最好的版本”，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这个珂罗版的主持者究竟是谁呢？《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说“杨惺吾有日本五山本，董授经假以印行。遵义黎氏影印元刊本”，[31]范希曾为《书目答问》作补正时也说“武进董康刻五山本，珂罗版印明黑口本”，[32]此后学界亦未修正此误：[33]似乎均认为董康曾以杨藏五山本为底本翻刻，又有一个珂罗版影印本，前者认为是黎庶昌据元刊本影印，后者又云底本为明黑口本。前已言之，世间其实并无元刊本存世，但黎氏珂罗版影印此书的看法却沿袭了下来。但这个所谓的黎庶昌影印元刊本其实就是董康以珂罗版影印的五山本，请试论之。

据蒋鹏翔《古逸丛书编刊考》中《黎庶昌东游刻书考述》一文所载，除刻《古逸丛书》外，他还刻了收书十六种的《黎氏家集》《拙尊园丛稿》，[34]均为雕版刻印者，似无珂罗版。学界之所以有此误解，主要是其书上有黎庶昌藏书印(目录与上、下册之首各有一方白长印“遵义黎庶昌之印”)，故此误认。然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宜都杨氏藏书记”白方印与“星吾海外访得秘笈”朱方印，并不能说主事者为杨守敬。黎、杨二人藏书有互通之例，故同书有二人印章亦有其例——如《古逸丛书》所收《玉篇》一、二册之末均有“遵义黎庶昌之印”与“星吾东瀛访古记”之印记，可见这只能表明二人曾经收藏而已，并不能由此确定影印的主事者。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找到更确凿的证据证明董康确曾印行《唐才子传》。诵芬室所刊之书往往后附有《诵芬室刊印书目》(贾二强先生曾据此书目称此书“多家书目著录为影元刻本，误”[35])，比如民国十一年版《金台集》之末即附此目，中有“《五山本唐才子传》十卷(二册)，现银十四元”的记录。为书目第六种，前五种分别为《宋本李贺歌诗编》四卷、《外集》一卷二册，《宋本青山集》三十卷、《外集》七卷，《宋本刘梦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十二册)，《宋本草窗韵语》六卷(三册)，《明如隐草堂本洛阳伽蓝记》五卷(二册)，第七种为《明绍陶室本杂剧十段(锦)》十卷(四册)，其下并注云“以上玻璃版”。由此可知，董康的确印过此书，且是以五山本为底本的珂罗版影印本而非翻刻本，更非以“元刊本”为底本的印本。

与黎庶昌相比，董康所印之书，有不少是珂罗版的。他与日本珂罗版大师小林忠治郎关系密切。其在《书舶庸谈》开篇便云：“小林者，业写真版。余曩时印玻璃版各书，皆其所制，为海东第一名手。昔年眷口侨寓东山，时相往还。余回国后，诸幼赖以调护，无异手足。余一生以影印异书为惟一职志，惟此书友、印刷业数君始终不渝，文字因缘固有胜于骨肉亲知万万者。”[36]

此五山本覆元刊本翻刻极为精细，所以被邵章误定为“元刊本”；董氏以珂罗版影印此书，因前后均无版本说明文字，遂使后人误据书前黎、杨二人印章，辅以二人刻书声誉，理所当然以其为黎氏印行。但日本各图书馆著录时均无问题，如神户市立中央图书馆的吉川文库所藏标为“用京都东福寺善慧轩旧藏日本刊本景印”，东京大学图书馆进一步标为“清末民国初，武进董康，用南北朝刊本景印”，立命馆大学藏有两种，一种标为“民国刊，影印，(东福寺善慧轩旧藏南北朝刊本)，董康氏，诵芬室”，另一种藏于高木文库，信息最全，“民国，武进董氏诵芬室，影印，2册，大，东福寺善慧轩旧藏杨氏观海堂所藏南北朝刊本”——最后一句话十分绕口，但若知道了此书的来龙去脉，便会了然。反倒是前几条著录不清楚，似乎善慧轩本又回归于东福寺了。

那么，此书影印于何时呢？学界多笼统归之于“光绪中”，其原因或许只是因为黎氏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去世，若为黎氏主持，则必在光绪中。现在我们知道主其事者为董康，则当另考。

笔者于日本访得一帙此珂罗版影印本，其函套为原函，函上题签云“景五山本”，若得此证，一般不会误认，然大部分藏书均已失去函套，仅存的证据也消失了。此本函套之内有前藏者之题识云：“《唐才子传》壹帙贰册，昭和九年五月求之。”昭和九年为1934年，此前董氏曾四至日本，第一次赴日时尚着眼于藏书；1923年及1926年时，杨守敬已经逝世，其书已售归政府，或非董氏所可借以影印者；唯其第二次赴日为辛亥革命后避居日本之时，因陷入困境不得不出售自藏之书，始“以影印异书为唯一职志”。则此书之印行，或在1911年后不久。前引《诵芬室刊印书目》中，列《唐才子传》后者为“《明绍陶室本杂剧十段锦》十卷(四册)”，其书前有牌记云“癸丑季秋南兰陵诵芬室主人仿 古香斋袖珍本精制印行”，即民国二年(1913)；其第二种《宋本刘梦得集》亦影刊于是年：所以，这部《唐才子传》很可能也于此年前后印行。

那么，此书是如何被杨守敬求得的呢？

其书前有“善慧轩”的印章，从《经籍访古志》[37]及《藏园群书经眼录》[38]等书中往往可见有其钤印之书。《经籍访古志》所录《汉书》另本注云：“末记‘天文七稔戊戌九月十七日，善慧山人四十九龄’。有‘守仙’印。每卷首有‘善慧轩’印。”可知此印为日本高僧彭叔守仙(1490—1555)所用，则其当于此书覆刊不久即收藏。

再据《经籍访古志》著录《唐才子传》，云“卷首有‘善慧轩’印记”，知杨守敬求得者即此书。其于书名下注云“旧板本，求古楼藏”。知为日本著名藏书家狩谷望之(1775—1835)藏书，则此书或由狩谷售于杨，或其转森立之再售于杨。

据《经籍访古志》及台湾故宫博物院网站著录，此书卷末有朱书“文安己巳六月十八日申刻于瑞松西窗朱点终”字样，故森立之推测“即知此本为应永前后所刊”，这也是杨守敬在自己书目中注“应永古板”的来源——恰与此同时，中国所藏《唐才子传》之孤本却正在火灾与人祸之中由全而阙，由阙而佚。

由于文化传统之差异，此则记载颇引中国藏家之疑。上海图书馆藏日本正保刻本之末有王修跋，其引森立之语后云：“彼以有‘文安己巳’朱题，定为应永前后刊本，朱墨题识后人可加，疑为作伪，不甚可据，或其著录之本不能古于是本，未可知耳。考正统十三年戊辰为彼土文安五年，明年己巳正统十四年，彼国改元为宝德元年，是文安无己巳可知；况扶桑三岛决不有如吾国汉、晋时，改元至半载，以疆域辽阔，南北阂隔，民间尚有不知者。”[39]其实，这是对日本年号使用体制的误解：中国改元一般需至次年元月，以示尊重；而日本则随时可改。故每至改元之时，前一年号实已延续一段时日，改元之后，只好以后统前。宝德元年实自七月始，[20]故此六月十八日仍为文安六年(1449)。若为此年，则题此识语者尚非彭叔守仙，因较其人出生尚早41年。

此外，识语中所云“朱点终”三字也给我们考察杨藏本与日本公文书馆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在未知杨藏本有此识语之前(董康珂罗版影印本未印此识语)，笔者细勘上述二本，颇疑董氏影印本或以公文书馆本为底本者，因董本中有墨色点号，虽以点断为务，然点号之位置视字迹疏密而定，时在二字之间，时在应断之字右下方。细审公文书馆藏本，竟有朱笔点号，所点位置甚至点号之形状，与董本几近全同。然后看到杨藏本书影，发现其亦有朱笔点号，与董本完全相同，且其末之跋语明言于“文安己巳六月十八日申刻于瑞松西窗朱点终”，知此朱笔点号为此书彭叔守仙之前某藏者所施。那么，公文书馆本之朱点与此极似，则后者极有可能参考杨藏本。

五山本刊行约200年之后，又有元和、宽永间活字本出现，此本行款与五山本全同，甚至五山本特有的一些异体与俗体字，此本亦同，可见主事者之细致与精心(重雕异体之活字殊为不易)。然五山本与此古活字本均存世极稀：目前五山本仅知有杨藏本及公文书馆藏本(另据金程宇叙录，尚有成篑堂文库本)；而古活字本据前引《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知森立之曾云此“最为罕见”，今可考知者，除杨氏藏本外，日本亦仅静嘉堂文库及东洋文库各藏一部而已。至正保四年(1647)，京都上村二郎卫门据五山本重梓(此本笔者亦收藏一帙)；享和二年(1802)，天瀑山人(林衡)又据五山本以活字排印收入《佚存丛书》之中，并回传禹域，衍生众多十卷刊本。后二种存世较多，却颇有讹误(据杨守敬云，“以天瀑印本较此书，则相异者不下千字……天瀑印本即系其臆改，不尽因活字排板多谬误也”)。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流传于世最佳之本就是董康珂罗版影印本了。

金程宇先生《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收入董氏影印本，其解题中云“民国董康东游时曾购得东福寺善慧轩旧藏五山版一部(今不知所在)，以珂罗版影印行世”，[10]稍有小误：一是董康既未购得五山本《唐才子传》，之所以有此微误，或与文献界一直以来之误解有关，傅增湘先生即曾录《唐才子传》之“日本五山刊本”，标为“董康藏”；[40]二是其影印底本亦为杨守敬藏本；三是此书现仍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目前国内文献界对董氏影印此书似不甚重视。《中国古籍总目·史部》于《唐才子传》仅录三个版本：一为《四库全书》八卷本；二为三间草堂本；三为从《佚存丛书》派生之本，如《指海》本、《粤雅堂丛书》本、《江氏聚珍版丛书》本、《中国文学参考文献小丛书》本，竟未及董氏影印本。[41]其实，此本非但重要，且亦颇珍稀。因珂罗版承印能力有限，黄永年先生在《碑刻学》中说“惟珂罗版每版仅能印刷二三百部，故售价高昂”，若主事者重视优良率的话也就百部左右，[42]董氏珂罗版诸书即多为百部，如其于1913年影印之《刘梦得文集》，题记中云“属小林氏用佳纸精制百部”，日人内藤虎跋语中亦云“乃用玻璃版法精印百部以贻于世”，[43]其书流传至今亦极少，据查，日本仅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府立三家图书馆有藏，而中国也仅北大与复旦二家而已。相较而言，《唐才子传》之珂罗版目前可考者，日本所藏约有七八种，国内则似仅北大(藏有多种，一标为“清末遵义黎氏”，又有标为“民国董康”者)、吉大二家，余则未见。(李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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