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野隆之：有关阿部房次郎收藏的新资料
发布时间：2025-04-10 14:14 浏览量：6
前言
2018年，大阪市立美术馆为纪念阿部房次郎（1868—1937）诞辰150周年举办了“阿部房次郎与中国书画”特展，展览会之前，当时负责中国绘画的策展人森桥夏美和笔者重新整理了阿部藏品中的题跋、箱书（指作者或鉴赏者在装书画和陶瓷器的箱子上的题名或钤盖的印章，以证明价值——译者注）及其他附属品；与此同时，我们也致力于走访与阿部房次郎相关之地，进行采访调查，收集相关史料，并把采访成果在展览会上展出，同时也在配合展览会而举办的国际研讨会“阿部收藏的诸相——文化意义及其未来”上做了口头汇报，而后收录到研讨会报告集中。
该展览会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虽然没有对特展进行广告宣传，但展览会接待了13624名参观者，其中大半是来自海外的观众。展览会结束后，大阪市立美术馆接受了阿部家族捐赠和寄存的与阿部收藏活动相关联的史料，本文就是从这些捐赠及寄存的史料中抽取与阿部藏品相关联的史料加以介绍。
在寄存的资料中，有一批收据和书信，总数为500多件，能判明日期的有从明治三十一年至昭和六年，即从1898年至1931年的资料，这些资料多半集中在大正十年左右的1920—1925年这段时期。目前本馆正在按照年代顺序，依次对这些资料进行拍摄，拍摄进度还只到这批资料整体40％的程度。另外，这批资料中也散见与中国书画相关的史料，这些史料虽不能完整展现阿部藏品的全貌，但从中仍可窥一斑。
一、与博文堂相关联的资料
原田博文堂［即博文堂第一代老板原田庄左卫门（1855—1938）创设，后由其儿子们继承的出版商兼古董商博文堂——译者注］遗留下16份收据及明细单据。通过鹤田武良（1937—2009）采访原田悟朗（原田庄左卫门第五子，1893—1980）的口述记录[1]，可知阿部中国书画藏品的大部分都是经由原田博文堂中介而购入。即便在本馆于2018年接收的这批阿部新资料中，虽然收据和付款通知书之类的文献多达数百份，但与中国书画相关的收据之类的文件却极其有限，据此可判断阿部书画藏品的大半是从博文堂购入。不过，依据以下鹤田武良的采访记录：
原田出售书画的启端在关西地区，始自上野先生、本山先生、小川先生，后来则是东京地区的山本先生和菊池先生购入，这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正初年之后开始的。
原田在这里列举的人是《朝日新闻》社主上野理一（1848—1919）、《每日新闻》老板本山彦一（1853—1932）及第三银行的小川为次郎（1852—1926）；东京地区的则是实业家山本悌二郎（1870—1937）和东海银行总经理菊池晋二（1867—1935），他们从博文堂购入中国书画是从大正初期开始。然后，原田又接着回忆道：“阿部房次郎先生开始收集中国书画已是进入昭和时代的事了。有一天，阿部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家一趟。”不过，笔者在2011年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研究会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以阿部收藏的箱书等资料为依据，笔者推测“如下的判断较妥当，即阿部从原田博文堂那里开始购买作品之事，即便比上野理一和小川为次郎起步晚，也不会晚于昭和时期，可以说阿部的收藏活动在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之间就已步入了正规”。[2]
表1收录的就是这16份收据，证明了阿部购入中国书画的时间跨度是从大正十一年（1922）至大正十五年（1926）。不过，从阿部收藏品的整体数来看，这些收据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而已，表中带有网状涂黑的是判定目前仍存于阿部藏品中的作品（但赵孟頫的《度人经墨迹册》》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表1ˉ 博文堂相关资料一览表[3]
接下来，我们检视一下上述表中的资料。
资料2是由大正十一年（1922）3月21日的明细单据（图1）和当月25日的明细单据及收据（图2）共3件资料构成，一起放在带有博文堂字样的信封（图3）中。
图1ˉ 阿部1922年3月21日购入作品的明细单据
图2ˉ 阿部1922年3月25日购入作品的明细单据及收据
图3ˉ 阿部1922年3月25日购入作品的收据及装有该收据的信封
阿部在1922年3月21日首先选定赵昌的《花鸟图》等以下作品共29件，而后25日在最终敲定20件作品后，又加上了吴历的长卷。笔者认为阿部此时购入的作品中，相当于现在阿部收藏中的作品有以下3件，“”内表示现存作品的名称。
上睿《仿李莹邱雪霁图》（《雪景山水图》）
蔡嘉《仿倪迂立轴》（《古木寒鸦图》）
吴历《山水长卷》（《江南春色图》）
此外，21日那天，除了以上作品之外，笔者认为还有题为“御览”的作品，即阿部目睹过的4件“御览”作品，其中有以下2件仍然留存到现在。
梁楷《十六应真图》（同标题）
周砥《山水》（《长林幽溪图》）
事实上，根据资料3，周砥山水画（图4）是阿部在之后的4月5日获得的。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上述几幅画售价上还分别附加了30％的回扣。笔者猜测这个售价后面，可能还存在一个如出售方所希望的售价表那样的文件，该文件成为上述附加30％回扣售价的底本价目表。不过，吴历的这个长卷和上述这些作品不一样，另外还附加了4000元（本文标示的金额均为二战前日元价，以下同——译者注）回扣，总金额超过了10000元。
图4ˉ 阿部1922年4月5日购入周砥山水画的收据
资料4在大正十二年（1923）6月7日的预书（指阿部开给美术商、中介商及以出售藏品为目的的收藏家的临时保管证明，表明暂时保有这些书画，以便披览；大多数情况下，表示阿部后日会支付，但也不尽然——原作者注）上，只有“黄山谷书卷，一卷，如上所示，是御览过作品也”（图5）的记述。这个记述令人联想到现归为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阿部旧藏品，即黄庭坚的《行书王史二氏墓志铭稿》。然而这个卷子的前隔水处有林熊光（1897—1971）的款识。林于大正八年（1919），经由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1880—1951）的中介，以15000元的价格从端方遗孀手中将其购入，而后林熊光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尊山谷室”，以表达喜悦之情。此后，到犬养毅（1855—1932）所记跋文的大正庚申（1920）岁末为止，该件作品一直为林熊光所藏。不过，上述预书上所记载的黄庭坚作品是否就是指这件书作，有点微妙。
图5ˉ 阿部1923年6月7日开出的预书
资料7（图6）中有吴镇的山水对幅，售价为3000元。
资料8（图7）中有文征明和钱杜，由于这些画家有多幅作品，因此很难判定当时的哪件作品是现在阿部收藏中的作品，不过与现存作品相比照，可能为如下之作。
图6ˉ 阿部1922年12月24日购入吴镇山水对幅的收据
图7ˉ 阿部1925年2月6日购入作品的收据
文徵明《山水》（《云山图》）
钱杜《山水》（《虞山草堂步月诗意图》）
上述的画作和郑燮的书作合在一起成为3件，为2300元。而资料9（图8）上记述有“竹添氏旧藏”的竹添氏应指外交官兼汉学家竹添进一郎（号井井，1842—1917）。该作品是阿部在竹添氏于大正六年（1917）去世之后，于大正十四年（1925）9月29日购入。《十六罗汉 十六幅》（《十六罗汉图》）是和乃木希典的书幅一起，购买价为16000元。此外，《十六罗汉图》的装裱由古今堂井口藤兵卫承担，古今堂在当年的12月28日装裱完将其交给阿部。现在，装帧该图的箱内还留存装裱费的收据，仅装裱本身（即不包括裱具材料的费用——译者注）就占了3485元（图9）。
图8ˉ 阿部1925年9月29日购入竹添旧藏等作品的收据
图9ˉ 阿部1925年12月28日支付装裱费的收据及明细
资料10（图10）中的赵之谦《花卉 四幅》（《四时果实图》）是内藤湖南（1866—1934）先生旧藏。阿部把该作与贯名菘翁的书幅一起，以3000元价格购入。依据前文原田口述的回忆录，据说赵之谦的作品是阿部经由上海的金颂清购入，金颂清先是出售给湖南，后湖南转让给阿部。另外，和这幅画几乎具同样构图的《四时花卉图 四屏》现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笔者认为这幅画和《花卉四幅》都是在同一地制作的临摹本。不过，东博这个临摹本的流传过程有待将来解开。
图10ˉ 阿部1925年12月11日购入赵之谦等作品的收据
资料11（图11）王鉴《仿古山水册》、宋牙章、董其昌《赤壁赋卷》合起来为4350元。至于资料13（图12），依上述口述回忆录，原田最初售给阿部的是黄筌的《竹鹤图》，是他在上海获取到的。与此件作品相关联，原田还列举了卢楞伽、滕昌佑、张元、左礼、周文矩、孙知微、易元吉等人的名字，也就是说与卢楞伽一起被阿部购入画作的曹仲元也应该在上述列举者之中。
图11ˉ 阿部1926年7月12日购入王鉴等作品的收据
图12ˉ 阿部1926年8 月4 日购入曹仲元等作品的收据
曹仲元《慈氏菩萨像》（同）
卢楞伽《长渡水僧图》（《渡水僧像》）
在这里，阿部虽然只购进了两件作品，却支付了11000元的高价。
资料14（图13）的蒋廷锡《设色花卉》（《藤花山雀图》）和金廷标《人物图》（《春元瑞兆图》）均是清朝内府旧藏，依据前文原田的口述，金廷标的作品是天津阚铎（1875—1934）的旧藏。石涛的《山水图》立轴在现存阿部收藏中有两件，但当初阿部购入的这件是否相当于这两件中的一件，不得而知，上述两件加石涛的《山水图》立轴，购入的金额总共是10000元。
图13ˉ 阿部1926 年8 月21 日购入蒋廷锡等作品的收据
在资料16（图14）的购买收据上，标示年代的字迹看不清楚，年代是不是“十五年”很微妙，难以判断。苏轼的《李太白诗卷》（《李白仙诗》）在原田口述中，据说是原田从在银座开设高级中餐馆“中华第一楼”的老板林文昭（1870—1948）那里购入，然后以20000元价格转卖给了阿部房次郎。
图14ˉ 阿部约1926 年10 月4日购入苏轼《李太白诗卷》的收据
二、颜世清相关资料
接下来介绍两件与颜世清（1868—1928）相关的资料，第一件就是《颜氏寒木堂藏书画目》（图15）。颜世清继承了完颜景贤（号朴孙，1875—1931）大部分旧藏，成为一大收藏家，并编撰了《颜氏寒木堂书画目录》。颜于大正十一年（1922）12月17日至22日，在位于东京麹町中华民国公使馆内举办了“颜氏寒木堂书画展览会”。从“癸亥四月重编”的记述来看，即第二年的大正十二年（1923）就印刷出版了展览会图录，该图录成为我们知晓这个展览会出展作品全貌的珍贵资料。关于这个展览会，下田章平有过详细论述，但他似乎没有阅览过这个目录。[4]下田氏举出这个展览会的目的之一就是销售作品，并给出了佐证。在这个目录上，笔者认为有可能有阿部房次郎亲笔书写的拍卖价格的字迹。从目录中抽取的这些带有阿部文字记述的作品，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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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ˉ 颜氏寒木堂藏书画目
表2ˉ《颜氏寒木堂藏书画目》中有阿部文字记述的作品
表2中网状涂黑部分表示这些作品目前存于阿部收藏或东京国立博物馆中，除了黄道周作品以外，其他都是由长尾雨山（1864—1942）撰写的箱书，不难想象，这些作品就是在阿部购入的次年，即大正十三年（1924）6月至7月之间，几乎都由长尾同时挥毫撰写箱书的。
然而有一点不太明确，那就是虽没有被阿部选择购入，但载于图15《颜氏寒木堂藏书画目》的《宋燕文贵浅设色山水卷（纸本）》，其与现存阿部收藏中的《江山楼观图》是两件不同的作品吗？
还有以下这点也不太明确，那就是颜世清在大阪饭店便笺上手写的临时收据（图16），收据上只记载了以下事项：
临时收据：金壹万叁仟贰佰圆也
但是四件的款项
如右所示准确收到也。
大正十二年（1923）七月十三日
世清“颜大手稿”白文方印
阿部先生阁下
图16ˉ 颜世清1923年7月13日在大阪饭店信笺上手写的临时收据
以上收据中所记载的四件究竟是什么作品，因无详细信息而无法判断，但因为这也是大正十二年（1923）7月的记录，故极有可能是阿部直接与颜世清见面后答应购入的，不过颜世清的收藏从4月开始拍卖，经过了3个月之后，两者才实际成交。
三、小栗秋堂的相关资料
在阿部房次郎从博文堂那里频繁购买中国书画之前，他的收藏活动就已经在大正初年开始了，小栗秋堂（生卒年不详）就是阿部早期购买中国书画的对象人物之一。
关于小栗的详情不得而知，笔者只知道他在松村茂树的《与吴昌硕有过交流关系的日本人士》[5]一文中介绍过而已。小栗通称市太郎，名元直，号秋堂，大阪人，晚年闲居京都，并把自己的居住地“柳马场姉小路上ル”称作“苏竹庵”。大正四年（1915），他在“苏竹庵”展出了自身所藏的书画30件，并出版了图录《苏竹墨缘》（图17）。该图录上，有山本竟山（1863—1934）的封面题字，吴昌硕（1844—1927）、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的序言，小栗秋堂本人的小引，还有木苏歧山（生卒年不详）的跋，因此，该图录可谓是了解小栗秋堂最珍贵的资料。首先来看一下吴昌硕的序（图18）。
图17ˉ《苏竹墨缘》图录，封面题字为山本竟山
图18ˉ 吴昌硕为《苏竹墨缘》图录撰写的序文
小栗秋堂先生游吾华久，书画夙所酷嗜，癖石采玉，媚川求珠，得叶公好龙之真，有孙阳相马之识。其持鉴精审，以吾国收藏家例之，虽明之朱性父、张青父，清之孙退谷、高江村，曷以加焉……今春，秋堂尽出所藏，陈列一处，独开展会，并付珂罗版精印，以广流传，属予缀言，志其崖略。
吴昌硕在上述序言里称赞小栗游历中国已久，嗜好书画，精于鉴识，可比明代的朱存理、张丑和清代的孙承泽、高士奇。此外，吴昌硕还记述了小栗在今春尽出所藏书画，陈列一堂举办展览会，并制作了图录。接下来就是小栗本人的小引（图19）。
图19ˉ 小栗秋棠自撰的小引
明治辛丑以来，予游中国年一两次，辄搜访名贤书画，所获不少，而无力自守，多割归有力者。今仅存留至爱之物若干，以备云烟供养。前年癸丑以龄已老，闲居平安，绝意尘事，尚友古人，聊以自适。私谓：斋中所藏，虽固区区，十有五年，精力所聚，倘得邀同好诸公一赏，予志足矣。乃选挂幅三十件，景印成册，敬求诸公赐教。尚恐敝帚，燕石不值，博雅一噱耳。大正乙卯花朝，小栗元直识于苏竹庵。
明治辛丑即明治三十四年，相当于西历的1901年。从以上小引中，可知小栗为购求书画，一年中总要赴华一两次，所获虽不少，但无财力留存身边，大部分都割爱了，即转卖给了有财力者。前一年即癸丑年（1913）之岁，自己已是耄耋之年，闲居京都，过着悠闲自适的生活。想来书斋的收藏是其花去了15年时间，倾一己之力聚集而成，志在得到同好诸公的欣赏，于是才选定30件挂幅，编纂了图录。
在该图录收录的30件作品中，可确认到曾归阿部房次郎所有、目前仍存于阿部收藏中的有7件，把这7件与其他4件的收据相比照，就是以下表3。表中带有网状涂黑的部分与表1、表2一样，是现存于阿部收藏中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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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ˉ小栗秋堂相关资料一览表
表3中的资料1（图20）虽然作品的金额很大，但可惜的是收据上没写明细。资料2（图21）的《杨文骢山水本立轴》，极有可能就是现在阿部收藏中的题为《秋林远岫图》作品。这两件作品似乎比较早进入了日本，上有两位人物撰写的箱书，分别署名为“明治四十二年己酉四月五日，听雨杉重华题”和“己酉六月仲三，奉岳恒识”。前者为杉听雨（名孙七郎，讳子华，号听雨、松城，1835—1920），后者人物不详。
图20ˉ 小栗1915年4月29日给阿部的收据
图21ˉ 小栗1915年9月28日给阿部的临时收据
资料3（图22）是大正四年（1915）10月30日的收据，其中记载了《苏竹墨缘》图录收录的弘仁、李鱓、髡残、伊秉绶等人的4件作品，阿部分别以180元、500元、500元、100元的价格购入。其他3件虽未见收据，但笔者推测阿部购入这些作品的时间当在上述4件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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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ˉ 小栗1915年10月30日给阿部的收据
此外，还有7件作品的箱书由长尾雨山撰写，似乎都是他在同一时期挥毫而成。张瑞图的箱书上虽无纪年，但沈周、文征明等人作品的箱书写在丁巳年，即大正七年（1918），故笔者认为这些作品应是阿部在这之前购得的。
资料4（图23）收据上，记载了阿部以约400元价格购入了傅山的《山水图》。除以上之外，笔者还发现了几封书信，这些书信显示小栗几乎在同一时期做中介，给阿部介绍了与“苏竹庵”展出的展品不一样的其他中国画。图24是在上海北四川路经营一家名为“虚明轩”古董店的老板友永传次郎寄给小栗秋堂的信件。关于这个友永传次郎，在前述松村氏著作[6]中有记载。依据该书，友永号霞峰，长崎人，于明治四十三年（1910）赴上海，在当地从事古玩书画生意。
图23ˉ 阿部1915年3月21日购入傅山《山水图》的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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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ˉ 友永传次郎1915年4月21日给小栗的信件及信封
信封使用了廉泉（1868—1932）“小万柳堂”制作的纸张，京都邮局的邮戳为大正四年（1915）5月2日，而“苏竹庵”的展览会举办日期为大正四年（1915）花朝，亦即阴历二月，就是说信件是友永在展览会开幕不久寄给小栗的。
信件以“拜启：前几天您给我寄来‘苏竹庵雅集’的新闻报道文章，因此和廉叟氏（廉泉——译者注）一起共同举办了祝贺会”开头，由此可知小栗把“苏竹庵”展览会的相关新闻报道寄给了友永。此外，友永还提到了他与廉泉的亲密交流关系。友永接下来写道：
当地（上海）书画界自去春以来几乎没有名品，实感寂寥。而市上赝品又频出，颇受损害。即便扫光家底，绞尽穷策，目前也无法获取名品也。
友永在信中叹息说，上海自去年春天以来几乎没有名品出现，而古董市场上却赝品横行，已出现受损情况。友永接着说：“不过，多年精诚努力，这次终获名品。以此面对尊师，多少也有话题好谈了，但目前正苦于经费不足，望您能否为我筹措一点经费？获得名品后，我会在尊师闲居之际，登门拜访您，乞求您赐予高教？衷心希望尊师助我一臂之力也。”
在以上的信件中，友永叙述说经过多年努力，此次终获名品，因此也就能和自己的“尊师”，即小栗之间有话题好谈了；接着友永说，想办法筹措金钱购入，携回日本，希望对方给予指教，并能助他一臂之力等。总之，友永是想委托小栗帮他把这些名品销售出去。
另外，这封信件之所以遗存在阿部手中，是因为小栗在收到该信的第二天，即5月3日寄给阿部的书信（图25）中，把这封信也添附其中之故。小栗给阿部的书信如下：
拜启：今天下午，给您寄去了有雨山翁祝诗的两个小包。关于这个，四五日前，我收到过一封信，是我在上海的门人，叫友永的人寄给我的。拆开后阅读，内容如附载书信中所言。不过，今天傍晚时分，我又收到一封电报，电文内容是：有黄鹤山樵（元四大家之一）和九龙山人二幅，还有一幅是董源的《葡萄》。不过，这幅董源的《葡萄》字句的意思不甚清楚，若这幅是妙品的话，由小生直接送到府上，给您披览。为此，敬请原谅我把两封信合在一起寄给您。草草顿首。
图25ˉ 小栗1915年5月3日给阿部的书信
小栗在信中告诉阿部：上海的门人友永给他寄来了信件和电报，告知获得了王蒙、王绂、董源的《葡萄》。不过，笔者目前无法判断上述信中所说的“董源的《葡萄》字句的意思不甚清楚”的确切意思。接下来，小栗告知阿部：若董源的《葡萄》确实是妙品的话，他会直接送给阿部披览。
接下来是5月5日（图26）小栗给阿部的书信，内容如下（□表示无法判读的字，或意思不明——译者注）：
拜启：前几天从上海及长崎给我寄信和电报者（友永），昨天从神户来拜访我。一读□画幅，我可以预先判断其为佳作。□由于对方要价太高，依据□□，有种种说法□□。总之，友永本人很自信，故说也拿到别处试试看。等到他给别人看完，若没被看上，我们再慢悠悠地和他谈价。总之，我推测四五日后总能成交。不过，他本人也……说他预先知道此画将来的命运，故而竭尽全力得到了这幅画，自信心十足。不过，依据小生的判断，王蒙、王绂（九龙山人）等元人之画高尚过头，日本再广大，也没有中间插进来购买者。故请您放心，十中八九会给阁下披览的。
元人王蒙 黄鹤山樵
明初王绂 九龙山人
元人杜源 葡萄
阁下若能披览以上作品，我想就已经过半了。何分学？（这几个汉字不知何意，抑或是原作者误读？——译者注）拙宅就有丰富的书画，敬请光临寒舍披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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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ˉ 小栗1915年5月5日给阿部的书信
友永一回日本，就马上给小栗看了3幅书画，不是董源的《葡萄》而是杜源的《葡萄》，不过，这幅画显然在小栗眼中是佳作，但友永本人很有自信，给这幅画定价很高。于是小栗考虑慢慢地和友永讨价还价，并认为四五日后总会有结果。小栗告诉阿部，王蒙和王绂等元人绘画原本就过于高尚，日本再广阔，也没有人会中间插进来购买，所以最终十有八九会给阿部披览。顺便提一下，现在阿部收藏中有题为王蒙的《松壑云涛图》小品，上述小栗信件中提到的王蒙之作是否就是这件小品，不得而知。而王绂的作品只有卷子装的而已，没有挂轴之作；至于杜源之作则一件也没有，故笔者推测小栗和阿部之间的交易最终没有成立。
从以上资料中，可窥以下情形，即小栗不仅他本人每年都要赴华一两次采购书画，还通过如友永那样的门生和古董伙伴，广泛地参与古书画买卖交易；同时亦可推测像阿部那样购求书画的“有财力者”阶层从明治末期至大正初期在不断增长。小栗晚年在“苏竹庵”举办的展览会，其目的也许是为自己收集到的精品寻找一个续缘之地。
四、廉泉相关资料
正如笔者在2011年发表的论文所提及的那样，阿部收藏中包含廉泉和吴芝瑛（1867—1933）夫妇的“小万柳堂”旧藏作品有6件，其中关于倪瓒的画作，笔者在别的论文中论述过该作先是由山本悌二郎于大正三年（1914）购入，而后转让给阿部的经过。[7]目前阿部收藏中包括该作在内，曾是廉泉旧藏的5件作品详细如下。
倪瓒《溪亭秋色图》轴（原是卷子装）
王蒙《江皋烟岚图》卷
石涛《东坡时序诗意图》册
恽寿平《花卉图》册
高凤翰《山水花卉图》册
通过此次调查，笔者发现了廉泉寄给阿部房次郎的几封信件和明信片，这些资料与以上除倪瓒作品之外的其余4件有关。第一封是盖有大正四年（1915）8月22日上午11点至12点邮戳的明信片，是廉泉从京都的龟利旅馆寄出的（图27）。
图27ˉ 廉泉1915年8月22日上午寄给阿部的明信片
曩承枉临，幸得执手钦慰无量。昨由秋堂君传述贵意，知已返须磨别庄，稍缓泉亦拟奉访也。扇面目录已流传于世，不能分割为憾，全部割爱可也。廉泉再拜。
阿部房次郎阁下 八月廿二日
廉泉在上述明信片中，先叙述了阿部来拜访，两人终于见面的喜悦，然后叙述他从小栗秋堂那里已经了解了阿部的想法，想后日去阿部在须磨的别墅拜访他，由此可见此时居住在京都的小栗亦介入其中。扇面目录指的是廉泉于1911年编纂的《小万柳堂明清两朝书画扇存目录》，这些扇面书画是廉泉从他在泰州的亲戚宫本昂、宫本昱兄弟所藏的超过1000件的扇面书画作品中继承的。1915年，廉泉从文明书局出版了60册珂罗版的《名人书画扇集》，故廉泉叙述说：目录已流传于世，不能分割出售，很遗憾，不过倘若（阿部）全部购下，愿意全部出让。亦即廉泉在这封明信片里，首先谈的是向阿部出售扇面之事。
接下来的是盖有当天下午3点至4点邮戳的书信（图28），内容如下：
昨日秋堂君见访，传达贵意。欲仆割爱王蒙卷、石涛《写东坡诗意册》二点。此二点皆一品奇珍，非相当之价格，不敢轻弃国宝。仆非古董商，只因拙荆欲舍珍宝而办女学，故将平生所爱，献诸贵邦之好古者，先生能谅察苦心。（若先生）将书画全部买入，自立美术馆，以供美术家研究，则仆愿以廉价奉让也。此白
阿部房次郎阁下 廉泉再拜 八月廿二日
图28ˉ 廉泉1915年8月22日下午寄给阿部的信件及信封
小栗拜访廉泉是前一天的21日，因此除了廉泉上午的明信片所记载的扇面作品以外，可能阿部还委托小栗转达也想要王蒙卷和石涛的东坡诗意册这两件。但廉在上述信件中叙述说：这两件均是珍品，没有相当高的价格，是不会轻易把国宝脱手；况且自己也不是古董商，只为了妻子想开办女校，不得已才把平生喜爱的书画出售，请见谅。不过，若（阿部先生）用购入的书画建一个美术馆，以供美术家研究，那自己愿意以廉价出让。以下是两天后的8月24日，廉泉答复阿部的书信（图29）。
王蒙卷，石涛册，皆敝国有一无二之珍品。秋堂兄议价太廉，相去甚远，不敢应命，实为憾事，尚乞原谅。
顷奉惠翰，敬悉一一，残暑犹盛，伏惟起居清穆为颂。明清扇面，经宫氏三百年之秘藏，著有目录，流传于世，全部割爱则可，分割数十枚，使剧迹缺而不全，不可也。此外王石谷六小幅，恽南田《花卉册》十二枚，皆希世珍品，秋堂兄亦惊叹欲绝，尊意如爱之，可割爱为纪念也。此上
阿部房次郎阁下 廉泉顿首 八月廿四日
图29ˉ 廉泉1915年8月24日答复阿部的书信及信封
关于王蒙卷和石涛画册，显然小栗提出的价格太低，廉泉和阿部之间没有谈妥。至于扇面，这封书信和上封一样，廉泉仍然坚持同样意见，即这些扇面是宫氏一族三百年来的珍藏，目录也早已公布于世，倘若阿部全部购买的话，则悉数割爱；分割成数十枚则不可。除此之外，廉泉还推荐说王翚的6幅小品和恽寿平12枚花卉画是稀世珍品，小栗也惊叹，若阿部也喜爱的话，作为纪念也可以割爱，等等。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恽寿平作品是指阿部收藏中现存的恽寿平作品《花卉册》。
接下来有一个上有“呈上收据一张 阿部房次郎阁下 南湖‘廉泉之印’（白文方印）”等字和印章的信封（图30），该信封中还有3件与廉泉有关的其他资料，其中的2件与购买书画有关。
图30ˉ 装有廉泉给阿部收据的信封
首先是名片（图31）。从上述信封上的日期推测，已经是在写信的15天后，估计这期间廉泉和阿部之间有过交涉，最终交易成立。于是就有了记载以下内容的收据：
黄鹤山樵卷奉赠
阿部房次郎先生
南湖居士廉泉再拜 乙卯九月八日“小万柳堂”（朱文方印）
图31ˉ 廉泉1915年9月8日给阿部的书信
由此可知上述的王蒙卷成了“奉赠”，并在同一天，廉泉在王蒙的《江皋烟岚图》上题写了如下跋文（图32）。
（前略）乙卯东游，与阿部房次郎先生，一见如旧交。先生与余同癖好古，而鉴藏极精，庶几所谓有真识能真好者。因以此卷，联缟纻之欢，比金兰之契。昔赵子固自题“落水兰亭”曰：“性命可亲，此宝难得。”今当割爱投赠之际，虽为此卷庆得贤主人，而余心耿耿，黯然如离其所亲也。爰录小诗一首，奉尘吟定……乙卯九月八日，南湖居士廉泉。“廉泉长寿印信”（白文方印），“小万柳堂”（朱文方印）。
图32ˉ 廉泉题写的跋文
上述跋文中，廉泉叙述了1915年游历日本时，他与阿部房次郎先生相遇，一见如故，而且两人均好古，又精于鉴藏，是真正所谓的有真见识才有真爱好之士，并通过此卷，两人结成了“缟纻之欢”“金兰之契”。然后，廉泉又引用赵子固“落水救兰亭”的典故，感叹该卷最终得遇良主，自己不得不与之惜别的情怀。
第二件资料是第二天的9月9日收据（图33），内容如下：
“卅六峰草堂”（白文长方印）
石涛写东坡诗意册
恽南田花卉册
高西园指头画册
赵松雪度人经墨迹册
以上四件，小万柳堂旧藏，今售让于阿部房次郎先生，收到价金八千元正
乙卯九月九日，廉泉“廉泉之印”（白文方印）
图33ˉ 廉泉1915年9月9日给阿部的收据
从以上收据中，可知阿部以8000元价格购下了石涛《写东坡诗意册》（《东坡时序诗意图册》）、恽寿平《花卉图册》（同名称）、高凤翰《指头画册》（《山水花卉图册》）3件，以及现在不包含在阿部收藏中的赵孟頫《度人经墨迹册》，总共4件书画。赵孟頫的书作《度人经》于1925年由文明书局出版过珂罗版，从该版上有廉泉的收藏印这点来判断，或许《度人经墨迹册》就相当于该作。
接下来就是作品购入两天后的9月11日书信（无信封，图34）。
敬肃者，日内天气已凉，伏惟起居万福为颂。泉因故国扰扰有移家须磨之意，愿与先生结为芳邻。故将平生所爱之珍宝割爱以献，不论价值之多寡，区区苦衷，先生当默喻之也。今日接东京印刷株式会社来信，欲借南田《花卉帖》公刊之，以裨益于美术界。兹将原信附上。南田《花卉帖》与王建章《临松雪道人群马图》，国华社有木版折色（指应用在浮世绘印刷中的木版多色印刷——译者注）印刷本，颇为美术家所欢迎，先生见之否？一瞥不知先生许之否。昨日兵库县人伊藤君入洛，托湖南博士介绍，欲买石涛、高凤翰二帖，自恨迟到数日失之交臂，引为憾事云。
阿部房次郎阁下 廉泉再拜 九月十一日。“廉泉之印”（白文方印）
古作君原信，一瞥后，仍乞付还为幸。
图34ˉ 廉泉1915年9月11日给阿部的信件（无信封）
廉泉在信中叙述了鉴于中国国情，他打算移居须磨，与阿部结邻而居，为此，不管价格多寡，想处理掉书画的想法之后，又提及他今天收到了来自东京印刷株式会社的信件，该社想出版恽南田的《花卉册》，因此把该社给他的原信也给阿部附上。廉泉还谈及国华社已经采用木版多色印刷法印刷出版了恽寿平的《花卉帖》和王建章的《临赵孟頫群马图》，建议阿部参照一下这些出版物做出判断。最后，廉泉还告诉阿部以下的事项：经由内藤湖南的介绍，有一个来自兵库县，叫伊藤君的人物来拜访他，说很想要石涛和高凤翰的二帖，可惜仅仅来迟了几天而失之交臂，感到非常遗憾，至于信末“又及”中提到的“古作君”可能指的是东京印刷株式会社的职员。
这以后就是四天后的9月15日信件（图35），内容如下：
谨复者，顷奉芳翰，情真语挚，感谢不堪。仆与先生一见如旧交，书画数点，虽全数奉赠，亦所甘心。只因拙荆欲舍珍宝，创立北京女子大学，仆必思有以成其志，故不得不略收代价，以助公益之事。先生幸能谅察愚夫妇之苦心，则仆虽轻弃国宝，亦所不惜矣。敝国扰扰，仆甚忧之，有移家须磨之意，拙荆现今尚在病中，故移家之说，尚难决定，俯仰身世，百忧煎心。天气已凉，高驾何日入洛，展观名迹，仆甚欢迎，望预示为盼。
阿部房次郎先生万福 廉泉再拜 九月十五日
昨闻矶野惟秋君言：“南田藤花一枚，国华社亦用木版折色印刷。”仆尚未得见也。
王蒙山水卷，真迹，敝国只此一点，往年端方氏评价二万元也，仆秘笈中失此珍品，殊觉减色。
图35ˉ 廉泉1915年9月15日给阿部的信件及信封
廉泉的这封信也是打算把更多的书画出售给阿部，他说妻子吴芝瑛正筹划创办北京女子大学，故欲处理掉这些珍宝，自己则是想成全妻子的意愿，是为了公益，所以才不得不收取代价，如阿部能体察他们夫妇的苦心，则把国宝转让给对方。由于中国国情不稳，自己想移居须磨，但妻子目前正患病，移居之举还无法定下来。总之，廉泉在信里叙述了他本人正处于一筹莫展的境遇。不过，天气渐渐变凉，廉泉在信中邀请阿部先生来一趟京都，看看他的收藏品。“又及”中还提到他从矶野秋渚（1862—1933）那里听说了国华社印刷了恽寿平的《藤花图》，但自己还没见过。除此之外，廉泉还在信里记载了先前转让给阿部的那个王蒙山水卷，是端方（1861—1911）在过去曾给予两万银圆评价的作品等内容。
结语
以上就是笔者从新近发现的阿部房次郎相关史料中，抽取与博文堂、颜世清、小栗秋堂、廉泉等有关的资料进行比照分析的结果。笔者把此次调查结果制作成表4。该表就是经由此次调查而判明的购入作品清单，在160件现存阿部收藏品中，笔者判明了其中28件（网状涂黑部分）的购入日期和出售方。另外，通过此次调查，笔者还阐明了早在经由原田博文堂和颜世清（包含完颜景贤旧藏）购入作品的大正十年左右（1920年代）之前的大正初期（1910年代），阿部房次郎就已经积极展开了收藏活动，笔者发现在阿部早期收藏活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就是小栗秋堂，笔者认为这些就是此次调查的最大成果之一。另外，除了本文中所列收据以外，与阿部相关的史料中，还包含与阿部有交往的人物寄给阿部的书信，对此，笔者将会再接再厉，今后逐一把调查结果公之于众。
表4ˉ本次调查所判明的购入作品
译注：本文译自作者收录于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研究会编《中国书画收藏的时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22年3月出版）的论文，为方便中文读者阅读习惯，征得原作者同意，对部分内容中重要人物的生卒年做了补充，并对个别语句做了适当调整。
注释：
[1]鶴田武良：《原田悟朗氏聞書：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中国画コレクションの成立》，载財団法人日中友好会館編《日中国交正常化20周年記念：中国明清名画展：中国天津市芸術博物館秘蔵》図録，同出版，1992，无页数记载。
[2]拙稿《阿部コレクションの形成とその特質》，载関西中国書画コレクション研究会編《関西中国書画コレクションの過去と未来：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同出版，2012，第13-25页。
[3]表1、表2、表3、表4的日本年号均改为西历纪年，“□□”符号表示原作者未能判读出来的汉字，“御览”则表示中国收藏家带入日本后，呈献给日本天皇及皇后御览，后被日本收藏家购买的书画名作（译者注）。
[4]下田章平:《顔世清の来日と中国書画の日本への将来——顔氏寒木堂書画展覧会を中心として》，《中国近現代文化研究》第18号，2017年3月，第73—91页。中文版参照下田章平:《颜世清的访日与中国书画东传——以颜氏寒木堂书画展览会为聚焦点》，范丽雅译，《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第73—81页。
[5]松村茂树：《呉昌碩と交流した日本人士》，大妻女子大学人間生活文化研究所出版，2019，第217—221页。
[6]前揭松村：《呉昌碩と交流した日本人士》，第210—216页。
[7]拙稿《大阪市立美術館蔵 倪瓒「渓亭秋色図」関連資料》，《中国近現代文化研究》第11号，2010年3月，第26—43页。中文版参照弓野隆之：《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倪瓒〈溪亭秋色图〉相关史料》，范丽雅译，《美术大观》2022年第5期，第44—48页。
［日］弓野隆之，大阪市立美术馆学艺处处长。范丽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共同研究班员。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3年第2期第70页~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