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灿铭：古今书法的转化和发展

刘灿铭教授在“存仁堂书法雅集第廿五回”讲课

古今书法的转化和发展

▢刘灿铭

“古今书法的转化和发展”这个题目，与我在苏州举行的“借古开新——当代书法艺术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刘灿铭书法艺术品鉴”活动中的“借古开新”主题相契合、相呼应。有些内容我以前或多或少都提到过，这里再提炼或再扩充一下。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近几年的一个高频词。如何落实到书法上？这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转化的重点还是要落实到“化”上。“化”在金文中是两个“人”倒立的形象，一正一反，以示变化。当然，变化也引申出其它一些含义，包含融合、溶化等。要落实到书法上，就需要先去了解古人是怎么转化的，找到其中规律，进而指导当代书法的转化和发展。实际上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化”的演进史，这种“化”的智慧既包含对传统的传承转化，也蕴含着突破创新的艺术自觉。

草化与正化

书体的演变是书写便捷与规整的复合过程。所谓便捷，就是快写或草化，草化积极推动了书体的演变；所谓规整，就是正化，正化就是将书体归于成熟。因此，我们可以用最通俗的两个词——草化和正化来概括书体的演变过程。

里耶秦简

就篆书来说，篆书经过不断地快写，产生了早期的隶书；而篆书不断地规整，到了秦代，小篆就达到了成熟。早期隶书经过不断地草写，产生了草书。因此，草化无处不在，而草书作为一种书体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这一时期的简牍中出现了大量的草书。隶书经过不断地规整，至东汉而成熟。

汉代书法的演进，经历了一个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相互支撑，相互交替，相互融通并发展的过程。早期楷书是一个混合体，比如钟繇楷书。事实上，钟繇楷书在当时也是日常书写，只是他不断地进行规整、提炼、规范，出现了楷书的特征明显多于其它书体的特点。所以说，在钟繇之前就有很多楷书的信息了，从大量出土的砖文中我们发现，前一时期楷书特征已经存在。历南北朝，楷书经过不断地规整，由楷隶之间，至隋唐将楷书推向了成熟。

草书也是这样，到了唐代出现了大草作品。所以，在书体的演变过程中，草化与正化直接推动了书法的转化和发展。这种草化和正化的交替演进模式，始终推动着书体的嬗变。

另外，在书体的演变中，笔法和结构支撑着草化与正化的进行，如篆书的纵势变为隶书的横势；王羲之将行草笔势融入真书，去隶意变古质为新妍，开创“新体”典范；颜真卿以篆籀笔法改造楷书，形成雄浑书风；张旭以连绵不断的线条打破原有固定结构等，历代书家通过笔法和结构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不断拓展书法的表现维度。

钟繇《贺捷表》

反叛与回归

书体演变结束后，靠什么来转化，来推动发展呢？那就是反叛与回归。

宋代文人书家突破唐法束缚，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宣言标志着主体意识的觉醒。明代徐渭以狂草解构经典范式，墨色淋漓，空间破碎，展现出强烈的表现主义倾向。这种反叛并非否定传统，不是革命性的，不是破坏性的，而是通过极端化表达激活传统的内在生命力。

徐渭《草书诗轴》

“宋四家”书法，也可以说不是对“二王”的反叛，而是传承与发展。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观察，“宋四家”和“二王”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二王”作品，尤其是王羲之的作品，总体来说相对比较平和与中庸，而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书法为代表的字体结构，在“二王”书法中是找不到的。我认为他们的书法实际上也是一种反叛，是内在反叛精神的延续，激活了“二王”的内在生命力。

到了元代，赵孟頫确立了书法的正统性，推动“二王”传统的复兴，赵氏书法一统天下，时间久了就有了反叛意识，这时杨维桢出现了，他对赵孟頫书法的风格审美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反叛。杨维桢的反叛并非全盘否定赵孟頫，而是以“破局者”身份为元代书坛注入活力。赵氏的复古奠定了技法基础，而杨氏的革新则拓宽了审美边界，两者的对立实为互补。实际上杨维桢也是从经典书法的传统中走出来的，才形成了其反叛理念的变化。其书法以奇崛之姿撕裂元代书坛的沉寂，成为后世反叛精神的象征。

杨维桢《元夕与妇饮诗》

明代书法在继承传统与突破创新之间呈现出独特的张力，形成了“反叛与回归”的双重轨迹。明初书法回归传统，但过度程式化导致艺术个性被压抑，也为后来的反叛埋下伏笔。明中叶以后，书家开始突破法度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形成了反叛浪潮的核心。董其昌身处反叛浪潮之中，却以“淡”与“禅”开辟另一条回归路径，推崇晋唐风韵，追求疏淡空灵的意境，其理论看似回归传统，实则通过重构古法（如强调“生秀”）完成个性化创新，影响了清初帖学的正统化，与徐渭等人的激烈反叛形成对照。因此，董其昌的“温和革新”成为了晚明书法多元性的另一极。

清代碑学兴起与王铎、傅山书法的再评价，印证了晚明反叛书风的超前性；董其昌的“复古”则为帖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由此，我们可以提炼出来，就书法史的构成来看，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地回归和反叛的循环过程。

傅山《草书风磴吹阴雪五律诗》

碑学与帖学

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清代书法的贡献主要是形成了一个碑学的概念和氛围。清人充分利用了考古发现，以当时的新书法资源找到了突破口。姜寿田在《走出清代碑学——当代书法的世纪转换》一文中说：“碑学作为书法异质力量从一开始便具有思想史反叛变革性质，它顺承于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并结合乾嘉述史考据以及对民间书法小传统的开掘，而使碑学与官方正统帖学之间内蕴一种反拨张力。由此碑学经由阮元、包世臣发展到康有为，碑学与今文经学结合而成为托古改制的激进主义书学便是必然的逻辑了。”可见碑学的力量。严格来说，清代碑学是对传统帖学的一种反叛，这一反叛也是建立在帖学基础之上的，是对过去书法做出的一种修正。当然，我们再来看清代的碑学大家，每个人都没脱离过帖学，他们对帖学的理解，或者说对传统把控的深度，足以支撑起之后的变化。

清代碑学运动本质是书法资源的考古学发现与美学重构。如何绍基将北碑方折笔法与颜体浑厚相结合，创造出“如屈铁枯藤”的独特线质；沈曾植既保留碑的方劲厚重，又融入帖的连贯性，形成了“生拙奇崛”的笔法，打破了传统章草的程式化；吴昌硕以石鼓文笔意入行草，实现了金石气与书卷气的完美交融，为碑帖融合提供了经典范式。我们在审视清代书法贡献的时候，既要能看到碑学，也要能看到帖学，虽然整体成就主要在碑学上，帖学发展受到了限制。

何绍基《录黄庭坚题摹燕郭尚父图轴》

民国书法的成就在于碑帖结合，其实践不仅是对清代碑学运动的总结与超越，更是于动荡时代构建了一种文化自信的书写范式，既是对传统书法语言的革新，也是对民族艺术生命力的延续。这一时期的书法在风格上进行了调和，将北碑的雄强与南帖的温润结合，形成刚柔相济、朴茂生动的书风。如以于右任书法为代表的“碑体行书”，既有碑刻的厚重，又具帖学的灵动。

民国时期书法的碑帖结合为当代书法开辟了道路，启发了林散之、沙孟海等后世大家的探索，推动着书法从“书斋雅玩”转向更具表现力的艺术形式。

于右任《杜甫诗轴》

新文献资源与经典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这一时期更多的是对新文献资源的初步挖掘和取法。敦煌写经、简牍、残纸和陶片砖文的重新发现，揭示了民间书写与文人传统的互动关系。当代书家从新文献资源中提炼稚拙趣味，将民间书写的率真性与形式构成相结合，创造了具有现代视觉张力的新语汇。这种转化过程需要深厚的传统修养作为过滤器，避免陷入肤浅的形式模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流行书风”。

进入新世纪，书法创作又回归传统经典，“新帖学”包括激活唐楷等创作语境，就是对前一阶段的反拨。

当下，书法创作倡导“百花齐放”，不同风格并存。尤其是这两年，新发现书法资源又得到了重视，比如中国书协和江苏省书协先后举办的“新发现主题书法展”，这也预示了一种新的发展动向。考古新发现一定要活化，活化有多种渠道。从书法角度怎么来活化呢？“新发现书法主题展”中有临摹、有创作、有题跋，还有解题，对新发现的书法资源进行全方位研究，都是“转化”的尝试。

当代书法的发展，也会循着古代书法发展的规律，一代一代地往前推进。当代书法从某种程度上跟清代有一些相似之处，即充分利用新发现的书法资源。只不过清代发现的更多的是碑刻，而当代更多的是墨迹。从碑刻到墨迹，在取法上、视角上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的很多墨迹，又有别于“二王”体系，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二王”基础之上进行一些拓展或者一些补充。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迹是鲜活的，是第一手资料，从中能够真正看到书写者在当时的书写状态。我们经常讨论如何用书法来反映人民，服务人民，实际上书法就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从文字的诞生，再到文字演进过程中的不断地快写草化，都是在民间进行的，然后再慢慢进行规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些墨迹，大部分都是没有名字的，无论残纸、简牍、墓志，还是敦煌写经等，大部分都是没有署名的，但它们都是鲜活的。

敦煌写经 《因明入正理论略抄》 残本之一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当代书法发展的规律与古代书法的发展几乎是吻合的，这种规律是不变的。以此，我们可以对今后一个阶段书法的发展做出一些预示：经典与当代新发现文献资源的融合。

为什么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新发现书法文献的挖掘是初步的，一是因为那时书家对之认识有限，有时代局限性；二是因为与经典分离或并行发展。当下却是要把经典和新发现文献资源进行交叉，进而找到一条更广阔的路。

当下我们所能看到的书法经典和新书法文献资料相当丰富，甚至在取法中产生了选择困难的问题。关键选择一个什么点，能够跟你的或者说跟经典产生共鸣，我想这一点是每个人都要去寻找的，要在学习中间能够找到一条路。

实际上，还有很多新文献资源可能还藏在库房里面，或者还没有被挖掘出来，比如《走马楼吴简》等。随着时间推移，它们逐步都会被开发出来。可以说，当下还有很多第一手资料没有被重视，因为大家都是在围绕着“国展”转，很多的视角还没到。我们反过来思考，如果把这些不被重视的开发出来、运用起来，反而能够创造一种新的面貌，甚至能够获得审美自信。

走马楼吴简

怎么从大量的新书法文献中寻找一些不被关注的，也是个智慧问题。找到以后，怎么跟经典去融合，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此，转化是个过程，在当下尤其要注重融合。比如，经典与非经典，传统与民间等，这些说法不一定很规范。我认为，将经典与新发现文献资源两者进行交叉，可能是当代书法转化和发展的一条路，或者说是实现书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条路径，这是通过梳理书法发展的规律找到的路径。

总之，书法之“化”的本质，在于将历史积淀转化为当下表达，将形式法则升华为精神观照。这种转化能力既需要深入传统的“血战古人”，更需具备将时代气息熔铸笔端的创造自觉。书法的未来，必将在持续不断的“化”中开辟新境。

（本文根据2025年1月18日刘灿铭教授在“存仁堂书法雅集第廿五回”讲课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