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宋育仁与尊经书院‖魏红翎

宋育仁与尊经书院

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号芸岩，四川富顺县大岩凼倒石桥人（现属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他早年入读成都尊经书院，为书院早期的学生，学成后被任命为参赞出使欧洲，是四川担任驻欧使节的第一人。其一生波澜壮阔，也与尊经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是该书院由弟子成为山长的唯一一人，惜长期以来史实被湮没，今整理一二以钩沉过往。

肄业尊经 学成远游

同治十三年（1874），17岁的宋育仁考取秀才。两年后（1876），被选入尊经书院学习，颇受器重。其师王闿运曾说：“入蜀办学八年，英才辈出，其尤者宋玉、扬雄。”宋玉即指宋育仁。在此，宋育仁接受了王闿运讲究实学的思想。其后的人生道路上，“尊经致用”也一直被他奉为圭臬，这个起点是在尊经书院奠定的。

王闿运

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清廷任命宋育仁为英法意比四国公使馆二等参赞，随同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之前宋育仁虽有维新思想，但没有参与洋务新政的实际经验，对西方的认识也仅仅来源于不多的翻译作品。这次出使欧洲，对他是绝好的机会。他将在欧洲的见闻思考写成巨著《泰西采风记》，对世界大局、欧洲各国政治情况进行了透彻分析，还赞扬西欧施行的两院制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以及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认为与自己《时务论》提出的“君民共治”不谋而合。时人誉为“新学巨子”。

作为近代中国较早派驻西方的外交官，此次欧洲之行，于宋育仁意义重大：首先开阔了视野，切实知晓了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充实了已有的维新变法构想；其次，通过与各国政学界人士的交流，思想也更为开放，坚定了变法求强的信心与决心。

从英国归来，宋育仁积极投身于维新运动的洪流中。很快被举荐回川办理商务、矿务，恭亲王命四川总督鹿传霖给予协助。宋育仁终于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实业兴川 执掌尊经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宋育仁重返故乡四川。他在重庆开设商务局，大力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在其竭力推动下，绅商踊跃投资，先后开办了洋车、洋烛、玻璃、卷烟、药材、白蜡、竹棕、青麻、煤油、煤矿、锑沙等33家公司，还在北京、上海、南洋、嘉定设立办事处。自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在四川逐渐蓬勃发展起来。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四十一岁的宋育仁应川督鹿传霖之聘担任尊经书院山长，重返母校。此时国内形势堪忧，民众群情激奋。四年前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直接导致了轰动全国的《公车上书》，也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尊经书院旧照

已经拥有丰富阅历和成熟维新思想的宋育仁对于国内大势自然洞若观火，他在这个时候来到尊经书院，是历史的选择，而他也终将担负起历史重任，将四川地区的维新运动推向高潮。

丁治棠记宋育仁初到尊经书院时二人的一段谈话：“见面谈时务。叩所办事宜？云：‘商务十余门，惟蜡务理有头绪，余务尚劳提挈；订有《为学广业条规》，中分道、教、政、艺四门。大意在合古今一贯，中外一体，以我法，驭彼法，专求实用，勿托空言，以此集思广益，冀稍挽时弊，不徒作尊经课程业。’”宋育仁较之其师王闿运显然眼界更为广阔，他为书院学子制定的这个学习条例，不仅主张贯通古今，更要融合中西，而且强调以挽时弊、救国难为重，与之相较，尊经弟子曾经引以为傲的课业都无足轻重了，当然这也是由于不同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另外，宋育仁也指出学习西方应“以我法，驭彼法”，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点上，他与张之洞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在尊经书院的历史上，宋育仁担任山长期间再次将书院的治学风尚回归到张之洞、王闿运所倡导的尊经致用这条轨道上。

于是宋育仁聘请同样具有维新思想的廖平、吴之英担任都讲，他们宣讲尊今抑古、托古改制和维新改革思想，书院再次焕发了生机。

这期间，尊经书院 还出现了一个历来书院从未有之现象，那就是开门办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上任伊始，有感于时事艰难，川省较之于京沪等地还较为闭塞，又缺乏集中宣传维新变法的阵地，宋育仁联络官绅潘祖荫、邓镕、吴之英等人发起成立了“蜀学会”，总部便设在尊经书院，还在省内各地设分会，对愿意入会者一视同仁，不设门槛。蜀学会提出“振兴蜀学”，“通经致用为主，以扶圣教而济时艰”，它实际是一个具有鲜明立场的政治组织。

学会要求会员平时阅读报刊，了解国内外形势，并每日记录；每月还定期在三公祠组织两次会讲；又鼓励大家勤于思考，质疑问难，开展讨论，会所设置新义、存疑、问答三大登记簿，将会员的问题、解答以及新颖见解分类记载下来，选择登报。对于新意之说，更是推崇，“如有新得之学、新得之理，登报表扬”“倘发中西未发之新理，酌奖加酬，以资鼓励”。每月讲习则由宋育仁、吴之英、廖平等担任主讲，内容大致分为伦理、政事、格致三大类：“伦理以明伦为主；政事首重群经，参合历代制度、各省政俗利弊、外国史学、公法、律例、水陆军学、政、教、农、商各务；格致统古今中外语言、文学、天文、地舆、化重、光声、电气、力水、火汽、地质、金体动植、算、医、测量、牧畜、机器制造、营建、矿学。”涵盖内容还是非常广泛的，并且确实是融合古今中外，又以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为多。

不过，学会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也有矛盾之处，他们一方面讲授西方科学文化，另一方面又宣布：“此会以经训为主，与祖尚西人专门西学者有别，至格物穷理，无分中外，临讲务求折衷至当，不得是彼非此率相诋諆，致长轻浮。”“入会皆以忠信为本，孝悌为先，尤须讲求气节，忠君亲上，有勇知方，隐为朝廷干城。平时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务推蓝田乡约之义，自保其教。”这无疑是要表明自己的根本政治立场仍然是忠君保皇，捍卫儒教，西学只是行之有效的术而已，绝不可本末倒置，这也正是维新派在历史上所体现出来的保守性。他们一方面要借助西方的科学技术、法律制度来变法图强，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极力捍卫封建正统，防范推倒重来的暴力革命，因此在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包括宋育仁在内的很多维新派都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这与他们的基本政治立场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蜀学会自然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本来无缘书院之人，也可以通过参会，聆听老师的教诲，阅读中外书籍，互相讨论切磋，增加对维新变法的了解，川内有识之士渐渐聚集了起来，并且拥有了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蜀学会章程》也指出：“推广学堂之意即寓其中。”从这个意义而言，宋育仁于尊经书院的意义还在于，他打开了书院的大门，将书院的教学资源与社会共享，促进了一些先进的思想在民间的传播。

创办报刊 引领维新

《蜀学报》每期内容包括五个版块：一、上谕；二、奏折；三、学会 讲义（这是该 报特色所在）；四、论文（这是该报的重点）；五、国内外和本省重要新闻（前几期未分列，第五期开始分海外、中国和蜀中近事三栏）。

《蜀学报》的宗旨是启迪民智，倡导维新。“《时务》《求是》各报既已畅行，蜀中更立此报者，意在昌明蜀学，开通邻省，故与各报体例略有不同。各报沿设海疆，闻见较易，于洋务为详，本局意主推行，力求实用，言各有当，不嫌并行。”

创刊号刊登了宋育仁拟定的《蜀学会章程》，明确了蜀学会的性质及任务。自此，书院、学会、报刊紧密结合起来，“学会 开 讲，报 局随即出报”，二者又归属于尊经书院，领导者也以书院的教师为核心，形成了“报局与学会相表里，学会与书院相经纬，分为三事，联为一气”的局面，尊经书院这时已然成为了宣传维新思想的大本营。

虽然宋育仁他们在对待西学的立场上有其矛盾之处，但实际上《蜀学报》刊载内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关于变法维新、介绍西方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文章，并且主张强烈，成为亮点；相反明教尊孔的文章，仅寥寥几篇，且黯淡无光。

这是由于时势所迫，人心所向，不是个人意志可以左右的。

《蜀学报》及时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界的大事，以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三期为例，新闻有《奉旨办团》《铁路述闻》《煤矿重开》《矿产甚丰》《筑路续闻》《胶州近况》《旅顺续闻》《战祸难消》《美船备战》《俄属灾荒》《暹罗灾况》《中俄界路》《法人要挟续闻》等，涉及德军占领胶州湾、俄军进驻旅顺、广西煤矿重新开工、美国西班牙恐开战等一系列国内外要闻，内容颇为丰富，其消息来源也多端，既有转载《泰晤士报》《纽约环球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新闻报》等国内外报刊的，又有采自国内外电报、朋友信函的，极具特色。

《蜀学报》又登载各地开办洋务的一些具体措施，具有很强的借鉴指导意义。如第二期载《总署奏续借洋款合同折》、第三期《川局办理昭信票章程》、第七期《四川官绅合办矿务章程》、第九期《武昌纺纱局奉谕招商坿股说贴》等，并且将意见相左的文章都加以刊登，以便讨论，如就昭信股票，就既有《户部议奏昭信股票流弊甚多折》又有资州朱华绶撰写的《昭信票开通有益中国论》，两文针锋相对，足引辩论。该报还表现出对妇女权益的关注：第三期载《天足先声》，提倡妇女放足，这是较早的解放妇女的宣传；第六期载《妇女学业》，鼓励女子上学，认为“女子性和耐烦，以之训蒙，远胜于男”，对女性很是尊重，是较早提出女性应接受教育的文章。

《蜀学报》的重头戏则是维新派撰写的论说文。如廖平作《改文从质说》认为：“中国文治二千余年，积重弊深。……在今日固无自救之术，中国将无以自立。……中外各有长短，弃短取长是为交易。”文章明确表示必须融汇中西，取长补短，才能改变中国当下落后的局面。这无疑是一声号角，吹响了向西方学习的嘹亮之音。之后，《蜀学报》先后刊发了大量探讨中西方差异，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文章。

总之，《蜀学报》对于国内外时政的报道，让川内民众及时准确地了解了社会大势，对于国家民族的危难处境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大量探讨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论说文，宣传了维新派的主张，让维新变法的观念真切地走近了民众。它与上海《时务报》和长沙《湘报》遥相呼应，成为国内极有影响的一家报刊，有力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

除了办报刊以外，他们还翻印西方书籍，如《天演论》、《原富》《法意》等，积极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又出版了《蜀学丛刊》，介绍西方议会制度、工业法规、法律以及教育制度等相关情况。

同时，宋育仁还尤其重视发展新式学校教育，他说：“欧美议院为其国国政之所在，即其国国本之所在，实其国人才之所在，顾人才聚于议院，而其源出于学校。”“夫外洋立国之根本在议院，议院之根源在学校。”他不仅在尊经书院增设伦理、政治、格致等新课，而且推动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在以他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的影响之下，中西学堂、算学馆、西文学堂、川东洋务学堂、经济学堂等十余所新式学堂纷纷在四川成立。

可以说在宋育仁的领导下，以尊经书院、蜀学会、《蜀学报》为核心，四川维新派人士登上历史舞台，共同推动了川内第一次大规模的近代维新思想的普及活动，这对于启迪民智、打破四川地区的封闭保守、引入西学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影响非常深远。据《华阳县志》记载：“宋育仁尝充欧美出使参赞，撰采风记一篇，刊布京辇，言时务者奉为新学巨子。适归教尊经院，辄首倡设《蜀学报》，与海内时流相应和，坊间则《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孔子改制考》、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诸书，自白首老儒、黄口学僮，殆无不家习而户诵焉。学使者发策决科，诸生试卷中或能摭用登廿世纪大舞台，不自由毋宁死等语者，并得受宏奖猎高第以去，一时风气波荡如此。”即便在省内较为偏远的地方也都感受到了这股潮流，据吴玉章回忆：“四川虽然僻处西南，但变法维新的思想也极为流行。……从前的‘尊经书院’是最尊崇汉学的，现在却大讲其‘新学’了。”“‘戊戌变法’的那些措施，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曾经震撼人心。我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所以感受得特别深刻。……现在看来，我们那时对光绪帝的迷信，是何等的幼稚可笑，但在当时，尤其是在我的家乡，我们的思想要算是最进步的了。我们在书院里占了上风就表明进步思想在那里占了上风。”《吴玉章年谱》也指出：“成都尊经书院学生杨锐、刘光第、宋育仁等因大讲新学而知名于蜀中。”

然而好景不长，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公历九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六君子被杀害，“凡朝臣之以新党名者，谪戍禁锢有差，悉罢新政。”尊经书院也难逃厄运，蜀学会、《蜀学报》很快被焚毁。宋育仁遭到罢黜，解职后返回北京赋闲家居。尊经书院曾经的热闹、开放、活跃戛然而止，它的历史使命也即将结束。

作为书院培养的杰出人物，宋育仁在维新变法期间的作为可圈可点，在他的领导下，尊经书院成为了推动变法运动的桥头堡，融入到了历史的洪流中，极大提升了书院在全国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