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宁丨中国美学现代化叙事的两种方式及反思

关于中国美学现代化的叙事主要有两种模式:“思想启蒙”和“引进移植”。前者从思想理论层面强调阶级更替和社会演变对美学现代转型的作用,后者从学科话语层面强调西方美学的引进移植对现代美学体系建构的影响。两种模式的背后蕴含的是美学史叙事中学科与思想、事件与理论、自律与他律的复杂关系。厘清这些关系的关键是明确美学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并建构具有本土性的美学理论体系。具体而言,中国现代美学体系逻辑起点应定位在“人”上,现代化本质上是“人”从封闭残缺状态走向开放自由状态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人性结构的感性和理性层面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两个维度上的展开。也正因如此,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显示出两个主要特点:其一是表层的断裂性与深层的连续性;其二是表层的功利性与深层的非功利性。

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历史过程。对这一进程展开细致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中国现代美学的深层逻辑结构,也为构建具有自主性的中国美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提供理论参照。当前学界对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的叙事与分析,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两种叙事模式,大致可归纳为“思想启蒙叙事”与“引进移植叙事”。这两种叙事模式与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的“古代/ 现代” “东方/ 西方”“理性/ 感性”“学科/ 思想” “自律/ 他律”等诸多问题相联系。深入分析这两种叙事模式及其背后的理论框架,对于深刻理解中国美学的内在逻辑与独特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两种叙事模式进行厘清与辨析,显得尤为必要且迫切。

一、两种叙事:思想启蒙与引进移植

(一)思想启蒙叙事及其衍生形式

思想启蒙叙事是一种从思想觉醒和社会演变角度反思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的叙事方式,它既强调超功利性的审美观,同时也关注美学与特定社会历史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以阶级论为核心,从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思想启蒙叙事可衍生出启蒙论叙事和超功利叙事两种类型。

早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中就指出:“随着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存亡危机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驱的出现,终于给封建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变革的新因素,逐渐打破了封建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在美学上也随之蜕变出一种渐次增强的新思潮。” 这一观点从阶级视角审视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并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之上:首先,强调美学史的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同构性,认为社会形态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变革必将带来美学思想的变革;其次,认为社会发展变革的本质是主导阶级的更替,而美学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力源于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阶级群体,将中国美学的现代化问题转移到美学思想的阶级身份归属上来。这体现了一种目的论式的美学史叙事方式,将中国美学史视为朝着特定目标发展的演变史。在这一过程中,现代美学所强调的提升感性地位、重视主体性作用、肯定自由愉悦等观点成为美学史发展的目标。也正因如此,《中国美学史》在提到沈德潜、翁方纲与王士祯、袁枚等学者的争论时指出,他们思想中“包含着中国美学关于想象、情感、理智诸要素在审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探讨,比前代的认识有所深化。”这里的“前代”与“深化”暗自指明了美学史的发展方向,而“想象、情感、理智诸要素”暗示着美学史的发展目标和建构逻辑。这种将阶级更替与美学现代化进程相联系的叙事方式在叶朗那里得到了更明确的体现。叶朗指出,李大钊美学是“中国近代美学与现代美学的分界线”。而“近代”与“现代”的区别,在于是否体现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进取的革命精神”。这种叙事不仅强化了阶级性在美学发展进程中的推动作用,更是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美学视为中国古代美学的终点和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

必须指出的是,以阶级为核心的美学史叙事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阶级问题的深刻关注,使阶级成为分析中国美学及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参照。而正如高建平所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建构美学的现代性,在于三个关键概念:“他律” “介入” “为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建构,就是用“他律论”“实践论”“人民观”改造传统以“自律论”“静观论”和“精英观”为代表的美学体系。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中国美学的发展方向,而且是现代美学所拥有的新的理论资源和逻辑生长点。

从阶级更替角度阐释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跳出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理论框架,试图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探寻美学发展的动力。这与近现代中国的具体社会状况有关,同时也与美学理论自身发展需求有关。20 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深重的社会变革之中,充满了复杂性和动荡性。这使得审美活动的发生与审美理想的确立不能仅局限于个体感受,更要积极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维度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阶级论在中国现代美学的理论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从阶级更替角度阐释美学的现代化进程也存在诸多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新的阶级之所以能够取代旧的阶级的必然性是什么? 新阶级之“新”,到底“新”在何处? 阶级更替如何影响美学发展? 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思,使阶级论叙事产生了很多衍生模式,主要包括两个基本路向:一种是启蒙论,认为新阶级之“新”在于改造国民性,唤起民族自觉意识,强调社会启蒙在中国现代美学发生中的重要性;另一种是超功利的自由论,认为新阶级之“新”在于重视个体价值、强调人性自由发展,进而强调非功利性的重要性和感性在审美活动中的地位。前者具有一定功利性,而后者强调超功利性;前者偏重群体,后者偏重个体,二者共同构成了阶级论叙事的两种衍生模式。

首先看“启蒙论叙事”。中国现代美学与启蒙的联系,在于美学思想理论必须对 20 世纪初复杂多变的社会状况予以回应。同时,对民族自觉意识的强调和改造国民性的诉求在当时新文化运动勃兴语境的推动下,十分倚重于美学和艺术去实现。因此,从启蒙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有学者曾指出“中国现代美学研究的历史道路是与中国近代美学革命的进程密切相连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美学的现代化必然性地包含着某种改造社会的功利诉求,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在这一过程中,“改造国民性,唤起人民的个体自觉意识和民族自觉意识,从而建成国富民强的新中国,这是被称为早期启蒙主义者的改良主义士大夫们中心的愿望。”这一论述明确了中国现代美学启蒙性的具体内涵。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学与革命之间,审美与启蒙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现代美学有别于前现代的内在逻辑和合法性就在于对超功利性审美活动的肯定和追求,而启蒙和革命是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的活动。超功利性的美学如何与功利性的启蒙之间保持着内在一致性,是启蒙论叙事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薛富兴从较为辩证的角度指出:“审美的独立自治是现代中国美学的第一主题。然而,……实际上也许正因启蒙运动的需要,审美才又一次显得如此重要,如何使审美能更有效地为启蒙运动服务,便成了现代美学的第二主题。”换言之,启蒙虽因现实目的性而具有功利性,但却在其中内在蕴含着对超越性和独立自治的诉求。

启蒙论叙事的意义在于关注到了美学思想与社会状况的联系,即美学史发展中的外部因素。毕竟任何一个美学家和艺术家的理论建构或隐或显地都会体现出对特定社会历史问题的回应。“在强大的民族危机阴影笼罩下,中国现代美学深深地受制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范式,使审美独立、审美无利害性、艺术主体性、个人风格等现代美学范畴带上了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而启蒙论叙事与阶级论叙事的联系在于,启蒙论解释了新阶级代替旧阶级的历史必然性。新阶级是被启蒙了的阶级,是具有鲜明自主观念和民族自觉意识的阶级。从这个意义上看,启蒙论叙事是阶级论叙事的延展,从逻辑层面回答了阶级更替的动力问题,进而回答了美学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问题。

再看“自由论叙事”。如果说启蒙论叙事是从社会角度反思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对审美活动的超功利性和自由愉悦的肯定,则是从个体角度对中国美学现代化的反思。这一思路的基本前提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特点是“美善不分”“美真不分”,“美”未能获得纯粹的独立性。正如有学者所说:“在早期儒学典籍中,‘美’是以(道德意义上)‘善’的同义词出现的(如‘美人’ ‘善人’),而不成为独立的范畴。除了这一涵义外,儒学关于文学艺术的话语似乎对形式上的美并不重视,认为它作为外表点缀无法与具有实质意义的道德内涵等量齐观。”因而美学之“美”如何从与“真”以及“善”的混同中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了现代美学之“现代”的关键。按照这一逻辑,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就被描述为从功利性走向超功利性的过程。于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关系就成为了梳理中国美学的现代化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例如聂振斌就指出:“近代美学的发展,是以超功利主义美学与功利主义美学为基本矛盾,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圆圈。”而就美学而言,偏重自律的、非功利的美学线索更为重要,有学者甚至更直接地指出:“若无中国现代无功利美学的一维,整个 20 世纪中国美学史和思想史便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要改写。”

非功利审美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叙述中国现代美学的又一核心逻辑,除了受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影响外,还跟其背后所凸显的主体性有密切关系。对自由愉悦及其超功利性的肯定,不仅意味着对审美活动的独立性的肯定,还意味着对人性主体性及能动性的肯定。将审美活动视为对功利性活动的超越,意味着审美主体从中国传统的受制于伦理道德和自然现实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走向本真的、自由的状态。这种状态是现代美学有别于古代美学的重要标准。从这个角度看,非功利审美主义的现代发生过程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发生的潜在线索。

(二)引进移植叙事及其衍生形式

相较于从中国社会文化内部反思中国现代美学发生问题的思想启蒙叙事,引进移植叙事更为主流。它试图从学科话语的角度梳理西方美学植入到中国学界的过程,强调西方学术话语的“植入”对中国美学产生的建构性影响。很多学者都指出中国现代美学是“由于西学的输入,中西文化的撞击和交流,同时也由于西方美学,在当时主要是康德、黑格尔等美学的输入”的结果。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美学源于西方”这一判断已成为目前学界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引进移植叙事还会与启蒙论叙事发生关联,将中国现代美学的启蒙进程归结于对西方美学的引进进程。比如有学者就认为“中国启蒙主义美学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来自西方近代哲学和美学,如康德、席勒、黑格尔的美学思想。西方近代美学家大都是启蒙主义者,他们服膺启蒙理性,主张美学的主体性和自由性。”

引进移植叙事建立在如下几个前提之上:首先,它将中国现代美学与中国古代美学视为一种对立关系,认为现代美学之“现代”在于其彻底否决了古代美学的封闭的、以和谐为中心的、未能独立的、不具有学科体系的思想传统,建构了一套开放的、强调感性和主体性的、具有学科独立性的话语体系。于是,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是一次“断裂性”的变革。而导致这一“断裂”的原因,是西学东渐、话语入侵等外缘因素。其次,以康德、叔本华等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发生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理论资源。于是,德国古典美学对审美自由愉悦的肯定和强调成为了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核心。再次,这种叙事将西方现代美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视为美学发展的方向,将其作为美学之“现代”的标识特征。引进移植叙事实际上隐晦地完成了以空间代时间的叙事转换,即中国美学的“古/ 今”问题本是时间性问题,但引进移植叙事却将其转换为了“中/ 西”的空间性问题。虽然整个 20 世纪中国美学都必须应对西方学科话语的冲击,外缘性因素是美学理论必须回应的问题,但将中国现代美学建筑在西方学科话语之上的叙事方式,潜在地造成了中国美学的“名/ 实”分裂———学科话语与思想理论的分裂。从“名”的角度看,中国美学凭空搬来一套现代的学科术语体系,但从“实”的角度看,这一体系却很难找到相对应的文化土壤,只能用学科来“切割”传统思想,导致“中国现代美学”乃至“中国美学”等概念的合法性到今天依旧遭到质疑。

与引进移植叙事相对应的是中西“化合”论叙事。这种叙事方式注意到中国美学对西方美学的接受并非是单向且被动的,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并主动加以改造的过程。于是从中西的关系角度反思美学现代化的路径,考察西方美学传到中国后如何本土化,成为了这一叙事所关注的核心。这种叙事方式既是对引进移植叙事的回应,也是对其进行反思后出现的衍生模式。例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美学“同西方美学所标榜的超阶级性、超社会性的非功利性很不相同。这显示了 20 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从开始就具有功利性美学这种‘中国特色’。”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学人于 20 世纪开始从事美学学科的研究与体系建构之时,其处境是十分特别的,一方面面临外来知识的本土化,必须在中国与西方这一充满紧张关系的两极之间做出抉择;另一方面又同时面临传统与现代(由于有了西方‘他者’的维度与新视野、新观念的植入而有了新的内涵)之争的紧张关系,也必须做出抉择。”也正因如此,“现代美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不那么纯粹。”对于这种“不纯粹性”,杜卫给出了更为深刻的分析:“中国学者并没有全盘接受、盲目照搬欧美主流美学理论,而是选择立足于中国传统美学的基础之上,对欧美主流美学观念进行合理引介,并力图实现二者的融合。”这一观点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并试图进一步厘清中国现代美学建构中的“中/ 西”关系。

引进移植叙事的核心是对中国美学之“现代”的“中/ 西”关系进行溯源考察。在这一过程中,考证并梳理美学学科相关概念、术语、命题等如何在中国生根并得以发展等问题至关重要。这需要明确梳理中国美学学科确立的诸多历史事件并探究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于是就形成了关于中国美学现代化叙事的“事件论叙事”。相较于移植论叙事强调中国现代美学的引进性特征,事件论叙事则更多落实到史实层面,通过对学科发生事件的罗列和呈现,印证中国现代美学的引进移植特征。当然,对“事件”的不同理解导致了这一叙事方式又存在不同的衍生形式,具体表现为“专人论叙事”和“概念术语叙事”。

“专人论叙事”以某个或某些美学家为标准确立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由此产生出了诸如王国维说、蔡元培说、梁启超说、多家说等观点。这种叙事逻辑之所以可能,在于这些人物都无一例外具有留学经历。换言之,他们是中国美学史上“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美学学者。正是由于他们普遍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并经受过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给中国美学带来了现代性因素。而“概念术语叙事”则强调学科术语的使用在学科建构中的关键作用。于是,考察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过程,关键在于考察“美学”是如何在中国被建构为一门学科的过程。考虑到“美学”术语本身的引进移植特征,于是追溯“美学”被翻译引进以及本土化过程,成为了书写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具体而言,概念术语叙事又涉及三方面问题:第一,术语译介,即探索“美学”这一术语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过程。比如黄兴涛在详细考察了“美学”一词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历程后,认为“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从西方传播进来。”之后许多学者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致力于对“美学”这一术语中国化历程的考察。第二,学科制度,即探讨在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转换为现代分科之学的过程中美学所处的位置。这一角度主要聚焦于中国大学学科设置的演变过程,以此试图还原美学学科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历史过程。第三,学术著作,即探讨到底哪部著作才是中国现代美学具有学科意识的代表著作,进而分析其背后的理论框架和逻辑体系。例如有学者将萧公弼的《美学·概论》视为“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奠基之作”,进而以此确立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

综上,关于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两种叙事模式及其衍生模式的相互关系如表 1 所示:

二、关于两种现代化叙事方式的反思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思想启蒙叙事”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从内部梳理中国美学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而“引进移植叙事”则是站在西方现代美学的学科视角下从外部反思中国美学现代化过程中的本土化进程。然而无论是何种叙事方式,都必须要回应一个问题:如何厘清美学学科话语现代化与美学思想理论现代化的关系? 如果从学科话语角度将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视为对古代美学的一次“中断”,那么应该如何解释现代美学与传统美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站在思想理论的角度将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视为古代美学体系的内在转型,那么又将如何解释以王国维为代表的美学思想家对学科术语、学科范畴如此孜孜不倦的追求? 如果仅强调中国现代美学的移植性特征而忽略其思想隐含的内在一致性,那么这种引进移植的理论体系又是如何具体地在中国本土得以生长? 如果无视美学学科话语对美学思想的凝聚作用,那么中国现代美学之“现代”的标识性特征又何在? 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反思。

(一)学科的美学还是思想的美学?

前述两种中国美学现代化叙事方式的分歧,核心是学科与思想的分歧。具体而言,即对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的书写,应以学科为标准还是以思想为标准? 学科性标准关注的是美学学科的定名、研究对象的确立,学科范畴的建构,学术成果的出现;而思想性标准则关注美学理论的机制和逻辑、审美思潮的变迁及其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厘清学科与思想的关系,是梳理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的首要问题。

“引进移植叙事”将美学理论体系的现代化转换为学科话语的现代化,这一过程暗自将现代学科分科视为一种自然且必然的存在,于是学科的本土化进程就理所当然地等同于美学的现代化进程。这里需要反思的是,现代的学科分科体系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的依据是什么? 左玉河曾对中国现代学术分科和知识系统的创建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并指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是经过两条渠道创立起来的:一是移植之学,即直接将西方近代学术门类移植到中国来……二是转化之学,即从中国传统学术演化而来的”。通过这两条途径,中国传统学术完成了从“四部之学” 到“七科之学” 的转换。这一转换之所以必要,在于 20 世纪初西学相较于中学的强势地位,以西学肢解中学成为大势所趋。也正因如此,学科性成为了梳理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的逻辑线索。有学者认为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美学’之名正式出现,美学思想从原来偏于经验形态而走向理论的自觉,从此人们开始自觉地建设美学学科的独立体系;第二,具有反封建主义美学观和文艺旧传统的启蒙意义和进步倾向;第三,把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分析方法引进美学和文艺批评领域,取代了用道德观念和阴阳五行观念附会艺术审美现象,使美学向近代科学靠拢。”然而问题在于,学科话语自觉并不必然伴随着思想理论的自觉。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美学”之名的出现并未带来对自由愉悦的关注和肯定,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学”一词的所指始终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美学”与“美术”“美丽”“艺术”等概念相混淆,致使很多有“美学”之名的文献中并无现代意义上美学之实。或许也正因如此,许多学者反复梳理考察“美学”译名及其流变,以勾勒出美学学科背后所隐含的现代化进程,但这一路径未必能真正体现美学的现代化进程。从这个角度看,学科术语的引进移植很难代替理论体系的建构。

“思想启蒙叙事”虽然强调了美学的思想性标准,但容易导致思想理论的泛化和学科边界的模糊。如果将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相等同,势必会削弱美学的学科特性。以前述阶级论为例,中国美学史的叙述逻辑之所以能够与中国历史的阶级叙述逻辑相联系,在于二者背后都蕴藏着一个共同目标:自由解放。在中国历史的叙述中,阶级更替的过程不仅仅是从封建地主阶级到资产阶级再到无产阶级的演变史,更是从愚昧到解放、从约束到自由、从平庸到个性、从天理到公理的发展史。而在美学史的叙述中,现代美学有别于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感性地位的确立和主体性的提升,这无疑与自由解放这一目标有着密切关系。然而,当美学史背后的阶级属性得以凸显时,美学史就会沦为思想史、社会史、阶级史的附庸,这显然与美学史叙事的初衷相悖。

在美学史叙述中,学科与思想复杂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学科不能脱离思想,但思想的产生可能与学科体系甚至学科意识无关。西方美学在鲍姆嘉通之前并无自觉的学科意识,但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没有美学思想。同样地,中国美学的学科意识虽然仅始于 20 世纪初,但无法掩盖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换言之,学科的现代化与思想的现代化未必同步。讨论中国美学的现代化问题,首先要明确现代化的本质是学科的现代化还是思想的现代化。第二,学科的确立有其明确的标准,即以学科定名、研究对象、学术成果等为标识。这也就意味着学科的确立并不需要与“古代” “现代” “当代”等时期概念相匹配。所谓“美学学科的现代化”这一观念根本无从谈起。当前学界之所以将学科话语的引进移植与美学的现代化问题相联系,在于西学东渐的时代思潮中断了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进程,这一中断又以学科体系的瓦解和重构体现得最为明显,于是学科的引进与美学现代化似乎产生了某种天然联系。再次,学科史的书写往往具有追认的特征,即对某一学科发展史的梳理,往往是在确定了学科框架后再回溯其思想的发展轨迹,因而“古代美学”“现代美学”等概念都仅仅只是一种追认而非自然生成。对于那些并无历史传统的学科,学科体系的引进移植过程就是学科思想的建立过程,但美学的现代诞生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对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的接续和改造。面对来自传统和西学的双重资源,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更多体现为思想的转化和再生。学科话语起到的仅是组织思想的作用,对美学现代化问题的梳理和反思必须深入到思想层面。

(二)事件的美学还是理论的美学?

学科与思想分裂的深层原因,在于对美学史书写对象的把握较为模糊。考察美学史,首先要明确美学史的核心对象是“事件”还是“理论”? 前者站在学科视角,从历史中找寻具有标示性“美学事件”并以时间顺序串连,试图通过时间的连续性梳理出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后者则试图从理论出发,从思想理论的迭代变化中梳理出中国美学现代化的理论进程。

在前述“引进移植叙事”中,“专人论”就是以事件为核心梳理现代化进程的典型代表。其基本思路是,将美学史转换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美学家史”,通过呈现并串连不同时期美学家及其理论著作以呈现美学史的线索。这一方式固然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学科性,但却遮蔽了美学史发展的内在线索和逻辑。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绝非一蹴而就,不同理论家从不同角度为现代美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作出了贡献。在对这一过程的审视中,除了呈现重要美学家的思想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揭示美学家之间的理论关系。单纯地罗列美学家及其思想理论的方式并不能揭示出现代美学发展的逻辑线索。以王国维为例,很多学者将王国维视为“中国现代美学第一人”,这一表述虽并无不妥,但却遮蔽了王国维美学理论的历史维度和逻辑维度。从历史角度看,无论是美学思想还是美学理论,都势必诞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任何事件、任何人物,任何思想、任何学科,都离不开特定历史时期的归属。正是这个历史时期的存在,构成了学科史的客观依据,否则现代美学就成了“王国维美学史”。从理论维度看,王国维所建构的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是其思想理论的成果,对其美学理论的分析不能仅停留在成果层面,还要注重其范畴和命题的内在逻辑,而这一逻辑及其发展过程才是美学史研究的重点对象。如果仅仅将美学史定位在“人物”或“事件”上,很容易导致对美学史的梳理流于人物及其成果的整理和介绍,形成“从人物到人物”的叙事模式(而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中国美学史著作都采用这种方式),进而将美学的动态发展过程静态化,将复杂的理论建构过程简单化,难以揭示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所以,梳理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应采取以理论逻辑串连历史事件的思路。

当然,从理论逻辑角度梳理中国现代美学也面临诸多困难:首先,目前关于中国美学史的书写范式已有多种路径,如审美意识史、审美文化史、审美范畴史等。这些范式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哪种方式才能够真正体现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的主脉,到底是把美学理解为一种相对封闭的学科话语体系,还是理解为一种相对开放的思想潮流、审美观念和价值系统? 这些问题需要理清;其次,无论以何种方式叙述美学史,都意味着早已预设了现代美学的理论框架,这导致对现代化进程的梳理势必会从某一预设的理论体系出发,用已经成型的理论去重新“切割”相应的思想文化材料。这种预设性削弱了美学理论的延展性,遮蔽了美学史的复杂性。如何避免理论预设所导致的叙述偏差,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切入美学问题,成为了美学史书写的关键。再次,如果以理论为标识梳理中国现代美学,除了要处理理论框架与思想材料之间的关系外,还必须明确现代美学的理论体系到底是什么,现代美学与古代美学之别到底在哪里。对这三方面问题的反思和解答,是梳理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三)他律的美学还是自律的美学?

以上两个问题的背后,隐含着关于美学史叙事中的自律与他律矛盾。所谓他律,即强调美学理论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的关系,认为美学史发展与其时代背景之间存在着必然性的逻辑关系;而所谓自律,则强调美学学科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规律,不受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认为对美学史的梳理只需在学科内部进行,并隔绝其与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

在前述两种叙事模式中,自律与他律的纠缠始终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得以存在。例如在思想启蒙叙事中,事实上预设了中国古代美学的一种封闭、残缺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性既受制于伦理道德规范的限制,又受制于天理自然的限制。这导致古代美学未能真正凸显出人性的自由本质。按照这一逻辑,审美活动具有明显的非功利性和超越性,这体现了一种以自律为核心的叙事思路。然而,对主体自由状态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否定社会历史因素影响,相反思想启蒙叙事十分关注美学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可能发挥的介入性作用。这也就意味着,美学史的发展并不完全囿于其内在的自律逻辑,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甚至能够决定美学理论的基本形态和发展方向。当非功利的美学观遭遇了西学东渐、内忧外患的特殊情境,审美活动肩负起了实现个体自由和民族解放的双重任务。在这一过程中,美学史叙述的自律性与他律性开始寻求某种内在的统一性。而实现这种统一性的关键,在于将人类的自由解放被设定为个体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而这种解放具体体现为对感性的重新发掘。正如有学者所说:“现代意义的‘美学’是从感性的角度研究人和世界的学科,它把人在对感性世界认识中的作用显著地突出了。”所以如何重新定位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并确立感性之于审美活动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国美学现代化叙事的核心议题。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感性不仅仅体现在个体方面,还具有社会维度。于是启蒙论叙事十分关注个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对改造社会的重要意义。它试图用个体主体性的自觉改造民族性,建构民族自觉。这种改造一方面具有鲜明的功利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为一种对崇高精神的追求。正如有学者所说:“近现代美学嬗变过程中存在着一股尚力美学思潮,即崇尚审美艺术对人生与现实的提升、扩张与鼓动力量。”这一观点暗含着关于“和谐”与“崇高”的现代转换的逻辑。由此也可以看出,思想启蒙叙事虽然从非功利角度出发,却具有极强的现实功利性,客观上实现了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辩证统一,也形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独特样态。

而引进移植叙事表面上将美学问题聚焦于学科话语内部,从学科自身角度揭示美学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鲜明的自律性特征。但如果将学科话语问题放置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美学的现代化问题不再是内部学科话语的建构问题,而是在外部因素碰撞冲击下相互交织化合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引进移植叙事将学科独立问题与审美超功利问题相联系,凸显出了学科话语背后所暗含的主体性问题。可见从学科角度强调美学的现代发生过程,始终无法绕开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和干预。所有从自律性角度对美学现代性进程的考察必须放在他律视角下进行重新反思。换言之,在对中国美学现代进程的梳理过程中,自律与他律关系处在一种复杂的纠缠关系中。目前已有的任何一种叙事框架都无法概括美学现代化进程的全貌。

三、中国美学现代化的逻辑与特色

以上关于中国美学现代化叙事的两种方式及反思,迫使我们追问下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美学现代化叙事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现代美学之“现代”是应该落脚在学科的独立性上,还是应该定位于人性的自由解放上? 如何理解人性的自由和解放这类具有普世性的概念? 第二,梳理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框架是什么? 如何在美学史叙事的“学科/ 思想” “理论/ 事件” “自律/ 他律”之间找到平衡点?

(一)中国美学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必须承认的是,在中国现代美学的理论建构中,康德美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美学对西方美学的接受,主要是以对康德美学的接受展开的。康德思想对现代美学的贡献在于明确了无功利的自由愉悦在审美活动中的独立性。而“现代性的美学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解放人的主体性,释放人的自为潜力和能力。”这使得审美活动不再依附于认识活动和道德活动,摆脱了功利目的而获得了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确立了现代人性结构的基本框架,提升了主体性地位,赋予了人性以更多可能,进而“完成了传统美学到近代美学的范式转换”。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对超功利的自由愉悦的肯定,与美学学科的独立性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其对于“知、情、意”三方面能力的划分,在突出主体性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凸显出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必要性。

这种统一在以马克思理论为基底的思想启蒙叙事中同样得以窥见。前述思想启蒙叙事及诸多衍生模式基本上都体现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美学现代化问题的尝试。这一尝试之所以可能,在于马克思主义也将人的自由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思想启蒙叙事的背后依旧是对人性自由愉悦的肯定。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强调现代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异化问题,导致其对自由问题的分析更多是从对压迫阶级的反抗中得以体现。

从这个角度看,思想启蒙叙事与引进移植叙事有着相同的逻辑起点。换言之,美学的学科现代化与思想现代化从根本上并不构成对立关系,而是一种“表里”的同构关系:美学思想现代化的标志是对超功利自由愉悦的肯定与追求,进而确立审美活动有别于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独立地位;美学学科现代化的标志则体现为美学是否具有自身的学科话语,“从哲学、文学及艺术理论中分离出来,从而成为一种自觉的理论标志。”前者为“里”,后者为“表”,思想性是学科性的根基,学科性是思想性的具体表现。于是,考察美学学科话语的建构历程,势必要回答美学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学科话语背后的思想性问题;而考察美学思想的现代化历程,也无法回避学科话语对思想的组织作用。

美学学科与美学思想的这种外在矛盾性和内在一致性,决定了对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之“现代”的考察,需要从更深的层次切入。只有把握了现代化的深层动力,才能更准确地明确中国美学现代化叙事的逻辑起点。事实上,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必须顺应人性的发展方向,而人性的发展方向必须从人性的内在结构中去找寻。任何美学思想的提出都与人的特定生存状态相关,人性的基本结构状态是建构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只有从人性本身出发,考察人性及其结构如何从古代封闭残缺的状态走向自由解放的状态,才能把握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这也就决定了美学研究不能从概念、术语、学科、范畴等角度切入,而要从人性层面反思现代美学的发展动力,反思美学理论是如何从人性结构出发建构起其理论体系的。

从人性结构的角度看,人既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又是一种感性的、充满了各种情感和欲望的存在。这样的人,超越于各种关系,具有自主的意志和无限的自我创造能力。其唯一需要的是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归自我的本性。这是审美和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人,是被抽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人。这样的抽离不是偶然的,正是为了突出人的至高无上的主体性,突破传统体制套在人身心上的各种枷锁。作为人类意识的最高形态之一,审美意识凝结了人性结构中的各个层面,同时也渗透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只有在明确了逻辑起点和最终旨归之后,才能明确中国现代美学之“现代”的根本逻辑,进而明确中国美学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二)中国美学现代化的理论建构

在两种叙事模式中,引进移植论叙事具有鲜明的还原论倾向,它力图还原中国美学现代“出场”的所有细节,从历史事件的演进中揭示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规律。对事件细节的挖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应时期的历史文献材料。然而历史事件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对于事件本身的强调容易将偶然性的事件视为必然性的规律,遮蔽美学现代化的根本动因。不仅如此,文献材料虽然具有原始性和全面性,但其本身不可能向我们言说意义,对材料的梳理势必要经过理论提升才能展现其内在的思想脉络。所以梳理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时,必须坚持思想理论优先的原则。然而历史材料一旦被提升到理论层面,进入到某一理论框架或历史脉络中,就不得不与相应的阐释框架和历史观念发生关系,于是在特定的理论框架面前,那些不能纳入到理论框架中的材料就会被舍弃,这有可能对思想的全面性和原生性造成某种遮蔽。

所以,梳理中国美学的现代化历程,不仅仅要从美学的“事件”出发,更要从理论角度揭示现代化之必然的内在逻辑。而对现代美学内在逻辑的揭示,就不能仅仅从现成的美学概念、范畴、命题切入,而应着眼于人性本身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理论演进入手,去论证审美活动之“自由”是如何摆脱并超越了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限制的。

如果将美学现代性的逻辑起点聚焦于人性结构及其对自由愉悦的追求的话,那么中国美学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就要从学理上厘清:在人类与世界的诸多关系中,审美关系是如何从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中剥离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需要还原语境,即考察中国现代美学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另一方面需要进行理论建构,即建构能够体现中国美学现代性的审美逻辑。而在还原语境与理论建构之间,后者居于统摄地位。

而从人性结构出发建构美学理论体系,关键在于探索作为审美关系形成条件的认知关系与实践关系。“审美关系的形成,在于感性和理性的两个侧面———认知维度和存在论维度———以‘同素异构’的方式结合。……‘美’并不是独立于求‘真’与求‘善’的第三种关系,它必须建立在求‘真’与求‘善’的基础之上,将认识关系与实践关系相互结合才能得以实现。”审美活动以自由愉悦为核心,其与认识活动的区别在于,审美活动从感性经验出发但不以上升到理性逻辑为最终目的,而是停留在对对象直观形式的认知上。同样地,审美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区别在于,审美活动以情感体验为起点但不以实践行为为最终目的,而是被外在客观形式所阻断,注入到客观形式中。所以,单纯的认知关系与单纯的实践关系都不构成审美关系,但二者与审美关系的形成有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审美关系形成之前的准备状态。

明确现代化演进的逻辑动因和构建合理的理论框架,对于避免事件论的偶然性偏误和理论预设的局限至关重要。通过深入分析事件背后的文化、社会和哲学根源,可以从宏观角度全面理解美学现代化的过程。同时,灵活而全面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揭示美学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避免理论化的单一视角,从而为中国美学现代化的深入理解和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中国美学现代化的本土特色

从以上逻辑出发,可以归纳出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的两方面特点:表层的断裂性与深层的连续性,表层的功利性与深层的非功利性。

首先看表层的断裂性与深层的连续性。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表面上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次“中断”,这种“中断”体现在美学学科话语的确立上。而导致这一“中断”的原因,在于西方学科话语的引进移植,于是,中国现代美学在外在学科形态上接续了西方现代美学并与中国古代美学绝缘。然而,这种“中断论”却从另一个侧面掩盖了中国美学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复杂关系。如果“中断”是事实,那么为什么现代化的进程没有导致传统美学的彻底瓦解? 为什么王国维等学者能够成功地将西方美学学科话语转化为中国美学现代性的建构要素,从而建设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新的美学体系? 事实上,将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视为对中国古代美学的“中断”和对西方现代美学的“接续”,其背后预设了学科话语相较于思想理论的优先地位。然而没有思想的现代化,学科体系无论如何完善,都仅仅只是一个空架子。中国美学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动力是人性结构及人的觉醒。这决定了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本质上就是人性结构如何从封闭限制走向自由解放的过程,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美学的古今之变有着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并不由某些偶然事件和外缘因素决定。这种延续性体现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和哲学就已经开始为引导人性解放作出努力,诞生出了一系列新的观念。关于这一问题,吴根友曾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道德之真诚与事实之真实的关注,简称为‘求真’ 精神;二是突出道德主体与认知主体———‘我’的主导性地位,用西方的现代思想观念来表达则是‘个性的觉醒’,用中国自己的话来说即是‘贵我’;三是对反先验的形上学的终极实在,提倡在经验世界中通过过程展开而显示实在的极限,用中国的话来说,即工夫即本体。”事实上,这三方面可以归结为一种倾向,那就是以自由人性为本位,深入探索人的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将人的视角作为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标准。从这一角度出发考察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就从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对西方理论体系和学科话语的过分依赖,同时抓住了审美活动的根本性和独立性。

再看表层的功利性与深层的非功利性。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势必会对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中国现代美学从诞生之初就承担起了改造“人”、改造社会的目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学对自由愉悦、审美无功利等理论逻辑的接受,是以解决中国本土现实问题为根本目的的。这使得中国现代美学必须寻找到强有力的话语资源和组织形态,具有极强的现实功利性。具体而言,这种功利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现代美学的理论建构,既要回应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又要解决中国本土的现实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将西方学科话语作为整合中国传统思想理论的基本方式,通过对美学学科命名、学科范畴、学科体系的引进,以重构自古以来的人性结构。其次,通过引入西方美学思想,尤其是对非功利自由愉悦的强调,提升本土国民的自觉性,来构建新的意识形态,凝聚和强化阶级意识,解决国内外的种种困境。最后,强调美学的现实作用,特别是审美的教育功能,以美育代替宗教,强调审美的社会凝聚作用。美育不仅仅是审美的培养,更是对社会价值观和公民意识的培养。然而,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功利性追求之背后,也存在着强烈的非功利性倾向。这种非功利性首先体现在对人性自觉的追求。启蒙思想的本质是关注人的内在世界和个体性,中国现代审美观念的形成也是建立在对人性普遍需求的基础之上。人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往往会努力超越自身的多重局限,以追求更广阔的个人和精神发展空间。其次是感性地位的提升。感性地位的提升已经成为社会解放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意味着人们开始更加重视情感、感觉和审美体验,将其纳入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局限于功利性的需求。第三是对崇高精神的挖掘。尽管中国社会存在内忧外患的问题,但这一复杂的社会状况也催生了对更深层次价值的追求。在面对各种挑战时,人们往往会寻找崇高的精神支撑,以应对困难和挫折。美学的非功利性特质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启发人们追求更高尚、更有意义的目标。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既追求功利性的解决现实问题,又注重非功利性的人性追求、感性提升和崇高精神的挖掘。这种平衡反映了美学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不仅旨在推动个体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更是一种深刻的思考和生活方式。

结 语

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是一场深刻的觉醒。在这场觉醒中,人性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被动走向主动,从残缺走向自由。表面上看,中国美学的现代化是学科话语的移植、学科体系的重构。但其深层动力,是对人性自由解放及其本真状态的追求,是大规模开掘人性结构中感性和理性、认知与体验的可能性的诉求。只有从这一根本动力出发,才能揭示中国美学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同时也可以避免被表面的西学话语或历史事件迷惑。唯有如此,美学之“现代化”才不会成为空洞的形式,才能真正以人为本,从人性的视角重建理论体系,推动中华美学之花以强劲且持久的生命力始终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