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战争之路：特朗普的执政

假如特朗普再次当选（这种可能性越来越高），那么我们国家 就必须做好一个 准备，那就是未来四年可能面临更加动荡的国际地缘，原有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崩溃，虽然 这对我国 可能并非坏事 。

这一次，特朗普这个人的更大破坏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相比于第一个任期，这次特朗普一旦上台将不再有任何约束力量，其权力更大，基于个人动机的政策不确定性更强，尤其是其反建制的政策思路将愈发偏移习以为常的传统逻辑，对美国国内和世界的政治稳定冲击更大。

在2016-2020的特朗普第一个四年任期，共和党党内活跃着相当多颇有权势的资深建制派政客，譬如联邦众议院领袖rand paul和切尼利兹、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亚利桑那州铁王座参议员麦凯恩、艾奥瓦州铁王座参议员格拉斯利以及犹他州资深参议员罗姆尼和宾夕法尼亚州资深参议员Pat Toomey等等，这些权力基础相对较为深厚的参议员，与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建制派副总统彭斯等，对特朗普权力构成了相当大的制约。

在2018年-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中，这些共和党建制派对特朗普的贸易战倾向构成了相当大的牵制，使得特朗普的贸易战争规模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与之相应的是，在2021年1月初的总统选举结果裁决中，恰恰是这些建制派抵制了特朗普的疯狂主张，反而支持了传统的美国选举议程，共和党副总统彭斯也在他们的背书下，宣布民主党对手拜登的成功胜选。

是以，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其内外激进民粹主义政策之所以其内外破坏性没有失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当时尚不能完全掌控共和党。要知道，当时的共和党建制派与民主党一起推动了所谓的反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立法——这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特朗普立法进程。

但是现在，随着特朗普扫荡了大多数顽固的建制派共和党领袖，今天的共和党党内不太可能对特朗普议程构成多少制约，如果特朗普当选，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基本不受约束的特朗普政策动荡。

这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政治浪潮，不管是对全球地缘贸易环境，还是对美国国内政治稳定，都必须引起警惕。

第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贸易保护主义，都代表着更不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大规模战争风险的进一步攀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即是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前者促使德国、日本等大国的外交军事政策更倾向于武力冒险，后者则使得德国、日本等依赖于工业品出口的经济大国在 英美等消费 大国 日趋高耸的关税壁垒面前走投无路，只能走向战争。

1930年6月17日，美国通过了旨在建立更高关税壁垒的斯特姆-霍利法案（ 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 ） ，将外国商品入美的关税提高到59.1%，仅次于1830年的61.7%。

美国历史上的关税税率，上一次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时期，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作为对美国政策的效仿，1932年11月，英帝国推动了涵盖大英帝国各个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新关税壁垒之帝国特惠制，以限制外国商品的输入。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日本等工业品出口国经济难以从和平的全球贸易中维持，被迫寻求新的出路。再加上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基本不干预其他大国的扩张，于是，德国、日本两国相继走向更加冒险的对外政策，并最终导致了欧洲战争的全面失控和第一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实际上，今天所谓的国际秩序基础——集体安全和全球化贸易，乃是那些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决策者杜鲁门、罗斯福等人对二战教训的吸取。

集体安全外交政策代表着对孤立主义外交的摒弃，这旨在避免世界性全面战争的爆发，但也给美国本身加重了负担。而全球化贸易政策旨在避免出现德国日本那种二战前 贸易上 走投无路被迫走向战争的历史悲剧，但这种政策的失控同样摧毁了美国自身的制造业优势和战争潜力，并带来新的挑战。

总之， 曾经的防危之策产生了新的危险，过去的补漏之法催生了新的漏洞。

随着新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出现，世界之轮将再次不可避免地驶入大战代，正所谓—— 历史 的演进永无止境，挑战与对手层出不穷。 这不仅仅是古今霸主 们的不幸，亦是其鲜克有终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