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罗大经与宋代广西｜202503-128（总第3035期）

感谢王瑞来老师赐稿

原文载《文化与传媒》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

罗大经与宋代广西

文 / 王瑞来

摘 要：

南宋士人罗大经在进士及第后经过八年漫长等待，才通过父辈友人的帮助下，在广西谋得官职，艰难的经历折射出当时下层士人命运之一斑。罗大经在其极具史料价值的著作《鹤林玉露》中，不仅记载了他在广西的交往与游历，还有对朱熹词真伪的考辨、志士仁人事迹的记载、偶然与天道关系的思考、物产与人文的辩证，以及酒类勾兑技术的描述与引申等。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罗大经的学术素养，更展示了他的政治立场和道德观念，还为广西乃至南宋时期的文化和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罗大经的故事，是广西历史乃至整个宋代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立场与道德精神，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反思。

关键词：广西；桂林；罗大经；《鹤林玉露》；士人

华夏文化造极的宋代，也产生了“广西”这一地名。让这一拥有古老文明的区域，更为紧密地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广西不仅有刘三姐这样美丽的民间传说，还伴随着与中原的交往，留下了不少轶事佳话。在北宋中期，铁面御史赵抃担任通判的宜州，走出过乡试、省试、殿试连中第一的高考状元冯三元冯京。在北宋后期，还有竖立了反映政治风波的元祐党籍碑。在南宋，典籍载录，不仅有著名文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还有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在我最近的《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讲述了跟广西有关的罗大经的故事。

罗大经其人，在星汉灿烂的宋代，似乎名不见经传，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多。然而留下一部笔记颇为有名，人以书重，中国古典文学或宋史的研究者，便对罗大经耳熟能详。他写的题为《鹤林玉露》的笔记颇为生动有趣。甚至清乾隆皇帝都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批黄稍暇无余事，静读《鹤林玉露》篇。” 根据《鹤林玉露》中一段精彩的描述，明代才子唐伯虎还专门画过《山静日长图》，被清人赞誉“《玉露》中妙境，固非此妙笔，不能传神写照耳”。 这部笔记由于拥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早在40余年前的1983年，我便将此书点校整理出来，作为《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的一种，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了。在这里，我想讲述一下罗大经跟广西尤其是桂林的关系，从中透射宋元变革社会转型中的士人命运，由个案观察宋代的广西，并从这一视点揭示罗大经的仕宦经历与道德精神。

一、远赴广西：金榜题名后的士人命运

罗大经是江西吉水人，生活于南宋中期，与当时的著名文人杨万里、高官周必大是同乡，是他们的后辈。那么，远在江西的罗大经，跟广西有什么关系呢？简单地说，是因为曾在广西任官。如果继续追问，罗大经为何会到广西任官呢？说来话长。

通过科举登第进入仕途，向来是一条竞争激烈的道路。到了统治区域比北宋大为缩小的南宋，士人进士登第后，入官升迁则更为艰辛。尚是南宋初期的绍兴七年（1137），就有人讲述过如下的事实：“孤寒之士，名在选部，皆待数年之阙，大率十年不得一任。”

罗大经在宝庆二年（1226）进士登第后，足足待阙8年，亦迟迟未能进入仕途，按上述所言“十年不得一任”来看，这是没有太大势力背景的士人相当普遍的境遇。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让罗大经只好另辟蹊径来走入官场。

罗大经进士及第，经过8年漫长的待阙等待之后的初次任官，便是到广西担任“容南法掾”，即容州司法参军。检寻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的一些记载，可知罗大经在担任容州司法参军期间，跟三个人有着密切的往来。从官职上看，这三个人都高于罗大经，所以说他们是属于上下级关系。

时任广南西路提点刑狱的范应铃可以排在第一位。《鹤林玉露》在丙编卷一《槟榔》和卷二《不谈风月》的两条纪事比较集中记载了罗大经跟范应铃的交往。《不谈风月》条载：“余初任为容南法掾，才数月，偶留帅幕。旂叟忽袖中出职状一纸畀余。余辞以未书一考，不当受。旂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书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则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见某具一只眼耳。” 宋代选人升迁改官制度规定，选人升迁改官需要五份推荐信，推荐信的第一份俗称“破白”，意即零的突破；第五份俗称“合尖”，犹如造塔封顶。 除了这两封一前一后的重要推荐信，必不可少的，还要有两封主管上司的推荐信。范应铃主动给罗大经的职状就是这样一封推荐信。当时选人要想得到举主的推荐信是相当困难的事，很多有影响有地位的人去求索，甚至都不能如愿。 从这样的现实来看，刚到任仅仅几个月的罗大经，范应铃就主动给他写推荐信，可见范应铃对罗大经是非常器重。作为拥有资格推荐的官员，求情请托的人很多，但每年分配的推荐名额却很有限。因此，推荐谁不推荐谁，不是仅凭被推荐人的才华、能力以及政务业绩所能决定，背后还一定有着相当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权衡在起作用。所以说，范应铃对罗大经赏识的背后，没有隐秘则难以置信。

担任静江知府的赵师恕是第二位。在容州担任司法参军的罗大经，与赵师恕过从最为密切。《鹤林玉露》的甲编卷二《心脉》、乙编卷二《野服》、丙编卷三《观山水》、卷四《诚斋夫人》、卷五《南中岩洞》，足足五条，详细地记载了二人的对话与交流。罗大经以字“季仁”尊称赵师恕，因此在《鹤林玉露》中我们看不到“师恕”的名字。据黄榦《勉斋集》卷二一《赵季仁乡饮酒仪序》中“吾友赵君师恕”的记载，可以知道“师恕”是赵季仁的本名。 在端平元年到端平三年（1234—1236）之间，赵师恕担任知静江府。

时任容州知州的王太冲是第三位。《鹤林玉露》中作为制酒勾兑技术史料的《酒有和劲》一条，常常被援引。此条载：“厥后官于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红酒之劲者，手自剂量，合而为一，杀以白灰一刀圭，风韵顿奇。索余作诗，余为长句云。” 古人对同僚或朋友一般不直呼其名，而以字称。因此，罗大经所记“元邃”，无疑也是此人之字。检视宋人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三一《跋王元邃诗》中有“使君王氏，名太冲，元邃其字也”的记载，据此可知，王元邃名太冲。 此外，又据《粤西丛载》卷二所录《穿山题名》中“端平丙申七月，……莆阳王太冲元邃”的石刻，可知出身于福建莆阳的王太冲担任容州知州的时间是在端平三年（1236）前后。

勤务或生活的地域范围往往是形成一个人的交友圈自然条件。以上三人，很像是罗大经到广西任职后才相识的新知。不过，详细考察以上这三人的仕途经历，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而这一发现，则揭开了何罗大经以远赴广西任职的秘密。

据《宋史·范应铃传》记载，范应铃曾担任过吉州知州。 吉州正是罗大经的家乡。又据《吉安府志》记载：“范应铃，丰城人，嘉定间任。” 检核嘉定年间的吉州知州，各年的知州均可查实，只有嘉定三年（1210）是个空挡，可知范应铃知吉州就是在这一年。 从罗大经生平来推断，当时罗大经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所以说，作为知州的范应铃，不大可能在当时就与罗大经有着直接交往，很有可能是与作为当地名流的罗大经父亲罗茂良有来往。即使不能坐实这种推测，另一个间接的事实是，罗大经之父罗茂良的友人杨长孺与范应铃关系也非同寻常。

后来担任广西转运使的范应铃与杨长孺曾先后推荐同一个选人，就表明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宋史·冷应澄传》：“冷应澄，字公定，隆兴分宁人。宝庆元年进士，调庐陵主簿，即以廉能著。有诉事台府者，必曰，愿下庐陵清主簿。尤为杨长孺所识拔。调静江府司录参军，治狱平恕，转运使范应铃列荐于朝。” 由此可知，由于冷应澄在杨长孺家乡任官的缘故，而被杨长孺所赏识并加以推荐。冷应澄任满后调到广西静江府任司录参军，极有可能也是杨长孺向时任转运使的范应铃荐送的。这一事实表明，或许是由于范应铃任官吉州的经历，与杨长孺早就建立了交谊。因此，罗大经也是在亦师亦友的杨长孺设计下，与冷应澄走了同样的路径。这就是担任广南西路提点刑狱的范应铃为何唯独对仅仅是普通属下的司法参军罗大经分外赏识的秘密。

通过考察可知，赵师恕在端平元年（1234）出任知静江府之前，曾于绍定五年（1232）到端平元年在袁州担任过三年知州。 在南宋时同属江南西路的袁州与吉州相邻。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丙编卷四《诚斋夫人》条中记载了赵师恕与杨长孺的交往：“东山病且死，无衣衾，适广西帅赵季仁馈缬绢数端。东山曰，此贤者之赐也，衾材无忧矣。”由此可知，赵师恕与号东山的杨万里之长子杨长孺是好友，而作为杨万里门人的罗大经父亲罗茂良，又与杨长孺是亲密的朋友。

人际交往除了直接交往，更多的往往是间接联系。朋友的朋友就可以成为朋友，巨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就是如此构成的。所以说，即使在与吉州相邻袁州任官的赵师恕没有同罗茂良有着直接交往，凭着罗茂良与杨万里一家的亲密关系，也足以让赵师恕与罗茂良成为朋友。

《四部丛刊》初编收录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五所载《礼部王郎中墓志铭》，详细记录了王太冲的生平。 根据墓志所记，嘉定元年（1208）王太冲进士及第后，担任过吉水知县。墓志在记载了王太冲在任期内的善政之后，具体写道，“罗君茂良歌之”。表明了罗大经的父亲罗茂良与王太冲有着直接的交往。

或许出于避走后门之嫌的考量，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没有对其为何远赴广西的说明。然而，我们从罗大经父亲罗茂良与范应铃、赵师恕、王太冲的交往关系来看，罗大经远赴广西任官，如果认为与这三人没有丝毫无关，在广西罗大经与这三个父辈的友人相遇交往只是一种偶然，则反而让人无法相信。

在南宋“员多阙少，一官至数人共之” 的严峻境况之下，即使进士登第，正式进入官场也要等待排队。如果没有特别的背景，没有过硬的关系，如果想要在短期内获得吏部铨注差遣，希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饱尝了8年等待煎熬的罗大经，刚好适逢父亲罗茂良的朋友范应铃、赵师恕、王太冲同时在广南西路任官，便给了罗大经一个难逢的机遇。

正是由于父辈友人的推荐，罗大经方得以结束漫长的待阙，作为下层官僚的选人，在遥远的广西谋得一个小官。罗大经这件个案揭示出一个相当残酷的事实，这就是，在南宋，即使士人是从千里拔一的激烈竞争中考中科举，也还是需要托关系走后门自谋出路。

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命运弄人、阴错阳差，罗大经跟广西结下一个美好的缘分，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到了相传为杨贵妃故乡的容州。

二、瑰奇恣搜：寄情桂林山水

桂林山水甲天下。关于这一定评，早在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范成大就已经这样讲过：“余尝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 来到风光秀丽的广西，罗大经异常兴奋，似乎一扫他长期漫长等待任官的郁闷。在公务之余，走访名胜，“瑰奇恣搜”。观赏之下，作为文人的习惯，按他在一首诗中所言，“书生触处便饶舌”，写下不少诗文。其中的一部分，就收录到了《鹤林玉露》之中。在丙编卷五的《南中岩洞》一条，就是直接对桂林山水的游览记录与吟咏。具引如下，稍作解说：

桂林石山怪伟，东南所无。韩退之谓“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谓“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黄鲁直谓“平地苍玉忽嶒峨”，近时刘叔治云，“环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虚无海上山”，皆极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于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相传与九疑相通。范石湖尝游焉，烛尽而反。余尝随桂林伯赵季仁游其间，列炬数百，随以鼓吹，市人从之者以千计。巳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岩，出于栖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昼，恍如隔宿异世。季仁索余赋诗纪之。其略曰：“瑰奇恣搜讨，贝阙青瑶房。方隘疑永巷，俄敞如华堂。玉桥巧横溪，琼户正当窗。仙佛肖彷佛，钟鼓铿击撞。赑赑左顾龟，狺狺欲吠厖。丹灶俨亡恙，芝田蔼生香。搏噬千怪聚，绚烂五色光。更无一尘涴，但觉六月凉。玲珑穿数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工剜刻，乾坤真混茫。入如夜漆暗，出乃日珠光。隔世疑恍惚，异境难揣量。”然终不能尽形容也。又尝游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围绕，中平野数里，洞在平地，不烦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北流令结小桴，秉烛坐其上，命篙师撑入，诘屈而行。水清无底，两岸石如虎豹猱玃，森然欲搏。行一里许，仰见一大星炯然，细视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穷乃返。洞对面高崖上，夏间望见荷叶田田，然峻绝不可到。土人云，或见荷花，则岁必大熟。

在这段500余字的描述中，罗大经开头第一句就指出：“桂林石山怪伟，东南所无。”这是跟南宋首都临安杭州附近的山色景致相比较，指出二者的不同。这里的“东南”，还应当包括罗大经所熟悉的江西家乡，表达了桂林石山之怪伟，超出了他认知范围的一种感受。

接下来，罗大经又以前人和当世的诗文来坐实他所讲的“桂林石山怪伟”。据我考证，罗大经的引经据典，应当主要不是凭借他自己的记忆，而是转引自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桂海虞衡志》的《志山》如是写道：

韩退之诗云：“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柳子厚《訾家洲记》云：“桂林多灵山，发地峭竖，林立四野。”黄鲁直诗云：“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嵯峨。”观三子语意，则桂山之奇，固在目中，不待余言之赘。

韩愈的诗题为《送桂州严大夫》，全诗如下：

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

柳宗元的描述见于《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此文开头，这样写道：

大凡以观游名于代者，不过视于一方，其或傍达左右，则以为特异。至若不骛远，不陵危，环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竞秀，咸不相让，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

就是说，在柳宗元看来，一般描摹景色，只限于一地，至多是跟周边的景色相比，就认为是奇特了。但下文说“桂林多灵山，发地峭竖，林立四野”，则是走遍天下所得出的认知。

黄庭坚的诗题为《到桂州》，全诗如下：

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嶒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

题下自注云：“崇宁三年道赴宜州作。” 贬谪之际，途经桂林，黄庭坚惊异桂林奇山，慨叹像李成、郭熙那样的著名画家已不在人世，没有人能画出百嶂千峰的瑰丽。

在罗大经的叙述中，只有引述刘叔治的诗，是他的独家发布。刘叔治，生平不详，罗大经“近时”云云，可知与他是同时代人。检宋理宗宝祐年间所赐特科第一人乐雷发《雪矶丛稿》卷三有《送广州刘叔治倅钦州兼守事》一诗，由此诗题可知，刘叔治在宝祐年间以后曾担任广西的钦州通判并兼任知州。从诗的最后一句“曾是乡贤分守处，试寻醉石共题名。”以及句下 “余靖，韶州人，曾守钦”的自注可知，刘叔治为广东韶州人。 关于刘叔治任职钦州的事实，从南宋江湖派有名诗人戴复古的一首题词“减字木兰花寄钦州刘叔治使君”也可印证。

一个曾经担任知州的中级官僚，其生平事迹都如此难以考证，可见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人与事不知几何。所幸有罗大经《鹤林玉露》的记录，让刘叔治“环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虚无海上山”的诗句流传下来。这句诗，无疑是刘叔治任职钦州期间的目睹实录。在与刘叔治差不多同时代的王正功已写下“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名句，但罗大经历数古今咏桂诗，并未提到这一名句，显然这一名句在当时尚流传未广，地位较低的罗大经无缘得知。

罗大经引述唐宋和今人的诗文，其实只是一个铺垫。然后笔锋一转说道：“此特言石山耳。”就是说，前人和今人的描述仅仅是石山。那么，罗大经要讲什么呢？他接着说道：“至于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很显然，罗大经要补缺，补此前缺少对桂林岩洞描写的遗憾。这才是罗大经在这一则记载想要诉说的主题。的确，桂林以山青、水秀、洞奇、石美著称，“洞奇”不能缺席。观山、视水、赏石还都是停留在表面映入眼帘的视觉审美，而探洞则是超越表面可见的视觉以外的审美体验，带有冒险的举动，更为深入而刺激。

罗大经先是讲了桂林岩洞与九嶷山相通的传说，接着讲了范成大曾经探访岩洞，在失去照明后返回的经过。然后才讲述他的亲身经历。

罗大经跟随时任静江知府赵思恕的这次游洞，规模很大。举着几百枝火炬，敲锣打鼓，结队而入，上千人市民跟从，颇有仪式感，相当壮观。行程由曾公岩进入，从栖霞洞出来。“巳而入，申而出”，就是说，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费时几乎整整一天。进去时漆黑如夜，出来时仍是白昼。犹如昼夜交替，让罗大经感觉恍如隔世。

或许是罗大经讲述了这种感受，赵思恕便让罗大经赋诗记录下来。于是，在《鹤林玉露》的这一则记载中，便保留了这首五言长韵的一部分诗句。在这部分诗句中，我们看到罗大经如此描述：放怀寻觅瑰丽的景色，进入河伯的龙宫水房。狭窄的通路刚刚让人怀疑是走入长长的小巷，眼前忽然又展现出天井高高的宽敞厅堂。白玉般的石桥巧妙地横亘于溪水之上，华美的居室装点着玉饰的门窗。钟乳石的形状如仙似佛，钟鼓状的石头敲击起来音声铿锵。还有像是左顾右盼的神龟，仿佛发出犬吠一样的声响。仙人炼丹的炉灶仍然在使用，种植的仙草也似乎可以嗅得到芳香。千百只怪兽聚集撕咬，洞中闪烁着五彩的光芒。溪水岩石一尘不染，置身洞中感受着六月的清凉。轻身穿过一条条小路，弯弯曲曲地据说可以通往三湘。宛若神工鬼斧般的雕刻，天地真是横无际涯般的混茫。进入之时黑暗如夜，出来又是普照阳光。恍惚犹如隔世，奇异的境地真是不可思量。

罗大经的诗运用了很多典故，比如“贝阙”出自《楚辞．九歌．河伯》 “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芝田”出自曹植《洛神赋》“秣驷乎芝田”；“混芒”出自《庄子·缮性》“古之人，在混芒之中”等，体现了罗大经深厚的学养。尽管如此，对于桂林瑰奇的洞窟，罗大经依然觉得难以极尽形容。

需要正名的是，罗大经的这首诗，尽管明确记录于《鹤林玉露》，也被清人收录于《宋诗纪事》之中但清人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在卷七八六也收录了这首诗，题为《纪游东观山（山在桂林府城外三里）》，标明作者为“唐代无名氏”。 。好在今人所编《全宋诗》将此诗收录在罗大经名下。 不过，《全唐诗》的误收，也误导了不少今人。检索网上，把这首诗标为“唐代无名氏”者为数不少，今后应当是正。

除了这首五言长韵，罗大经还有一首七言诗，题为《从赵季仁游洞作》，诗如下：

瑰奇恣搜贝千趾，老仙遗祠邈谁始。

后继述之□□李，异枝同根隆复祉。

巨画更镵埒前美，紫气临关西未止。

张留著书繄尹喜，末孙铭焉适当尔，

附名崖端永不毁。

在这首不见于《鹤林玉露》的诗中，罗大经同样也用了“瑰奇恣搜”的表述，表达了他对桂林奇山异水探访的热情。同时也可以旁证上述五言诗确为罗大经所作。

在这一则记载中，罗大经还讲述了游览他所任职的容州勾漏洞天。这是一处与桂林岩洞风格迥异的洞窟。洞窟位于在四面石山环绕的平地，罗大经与另一位北流县令的同僚秉烛乘坐小船，由船工撑船而入。暗河清澈，两岸怪石如欲搏的野兽。船行一里多，仰望头上有颗明亮的大星，细观方知是洞顶的一处天窗投射的光亮。由于溪水看不到尽头，于是罗大经一行便原路返回了。洞对面的高崖之上，夏天可以望见一片荷叶。罗大经还记载了当地人的说法，如果看得见荷花，这一年便会大丰收。

无论是对命名来自北宋后期曾布的曾公岩，还是栖霞洞，罗大经都是较早的详尽记载。加之《鹤林玉露》的有名，让桂林的美景更为广泛传播，闻名遐迩。从这个意义上说，宣传桂林，南宋的罗大经也功不可没。

三、文以载道：罗大经的广西纪事

《鹤林玉露》中，除了游览名胜的记录，还有一些罗大经的“夫子自道”，记载了他在广西任官期间的事迹。透过这些零散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公务以外的罗大经“游于艺”的活动以及思想学养与是非意识。

一、朱熹词真伪的辨证。《鹤林玉露》甲编卷四《朱文公词》载：

世传《满江红》词云：“胶扰劳生，待足后何时是足？据见定随家丰俭，便堪龟缩。得意浓时休进步，须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头，徒碌碌。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禄。奈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费心神空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也不须采药访神仙，惟寡欲。”以为朱文公所作。余读而疑之，以为此特安分无求者之词耳，决非文公口中语。后官于容南，节推翁谔为余言，其所居与文公邻，尝举此词问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号“晦庵”云。

对于上述当时流传的朱熹词，罗大经从内容上分析，觉得这只是讲安分无求，并不符合朱熹的道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思想，认为绝非朱熹所作。后来通过一个与朱熹做邻居的担任容州节度推官的同僚向朱熹求证，得到了朱熹的亲口否认，从而坐实了罗大经类似校勘学理校的内容判断。由此可以看出罗大经的道学造诣。

二、志士仁人事迹的记载。《鹤林玉露》甲编卷六《容南迁客》载：

高登，字彦先，漳浦名儒，志节高亮。少游太学，值靖康之乱，与陈东上书陈六贼之罪，且言金虏不可和状。绍兴间，对策鲠直，有司拟降文学，高宗不可，调静江府古县令。时秦桧当国，桧父尝宰是邑，帅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彦先毅然不从。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系讯掠，迄无罪状可指。校文潮阳，出“则将焉用彼相赋”，“直言不闻深可畏论”，策问水灾。桧闻之大怒，谓其阴附赵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桧没，诸贤遭诬陷者皆昭雪，彦先以远人下士，无为言者。乾道间，梁克家始为之请。傅伯寿、朱文公守漳，又连为之请，皆格不下。余为容法曹掾，容士犹能言其风猷，传其文墨。偶摄校官，遂为立祠于学宫。同时有吴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赋》，讥切秦桧。其家立潜光亭、商隐堂，其怨家摘以告桧曰：“亭号潜光，盖有心于党李；堂名商隐，本无意于事秦。”李，谓泰发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彦先有修学门庭传于世，元美有《游勾漏洞天记》，载《容州志》。

偏远的广西，在宋时常常成为获罪官员的贬谪流放之地。这条记载的两个官员都因为以各种方式与南宋初年的权相秦桧抗争而获罪，被流放到容州，最后死在了那里。他们的事迹由于《鹤林玉露》的记载而流传到了后世。这样的记载也反映了罗大经在政治立场上的是非观。

三、以偶然证天道。《鹤林玉露》乙编卷二《天佑忠贤》载：

秦桧晚年，尝一夕秉烛独入小阁，治文书至夜半。盖欲尽杀张德远、胡邦衡诸君子凡十一人。区处既定，只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数日而卒。桧父尝为静江府古县令，守帅胡舜陟欲为桧父立祠于县，以为逢迎计。县令高登，刚正士也，坚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狱锻炼，备极惨毒，登几不能堪。未数日，舜陟忽殂，登乃获免。近时大理评事胡梦昱，以直言贬象郡，过桂林，帅钱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呜呼！谓天不佑忠贤，可乎？

上述记载奸臣陷害忠良而未得逞的两件事，或许是出于巧合的事实，但罗大经从上苍保佑忠贤的视点加以阐发，既体现了作为一个道学家的正义感，也是一种神道设教的道义弘扬。

四、由物产到人文的辩证。《鹤林玉露》丙编卷四《物产不常》载：

晋葛洪欲问丹砂，求为勾漏令。勾漏县隶容州，余尝为法曹，亲至其地，求所谓丹砂者，颗粒不可得。岂非昔有而今无哉！盖非特物然也，巴卭、闽峤，夙号荒陋，而汉唐以来，渐产人才，至本朝益盛。古称山西出将，山东出相。又曰汝颍多奇士，燕赵多佳人，其说拘矣。

由物产的变化联想到人文。认为地理环境未必就能决定人才的产生。在那个时代，罗大经的辩证认识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是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一个反向认识。

五、酒类勾兑的记载与引申。《鹤林玉露》丙编卷四《酒有和劲》载：

顷在太学时，同舍以思堂春合润州北府兵厨，以庆远堂合严州潇洒泉，饮之甚佳。余曰：不刚不柔，可以观德矣；非宽非猛，可以观政矣。厥后官于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红酒之劲者，手自剂量，合而为一，杀以白灰一刀圭，风韵顿奇。索余作诗，余为长句云：“小槽真珠太森严，兵厨玉友专甘醇。两家风味欠商略，偏刚偏柔俱可怜。使君袖有转物手，鸬鹚杓中平等分。更凭石髓媒妁之，混融并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张竦何必讥陈遵。时中便是尼父圣，孤竹柳下成一人。平虽有智难独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黄龙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济成开元。试将此酒反观我，胸中问学当日新。更将此酒达观国，宇宙皆可归经纶。书生触处便饶舌，以一贯万如斵轮。使君闻此却绝倒，罚以太白眠金尊。”

在这一条中，罗大经不仅记录了跟他有密切交往的知州王太冲以石灰勾兑白酒、红酒，还以此引申到治国，主张拥有各种才能的人才应当兼收并用。同时又反省自己应当学问日新。这样的记载，既见技术的记录，又有思想的光芒。

因缘际会，在时代大潮的翻弄下，罗大经到了广西。“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罗大经的山水阅读，为广西秀丽的山水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载。同时，还在他的随笔著作《鹤林玉露》记录了很多任官广西期间的人与事。透过这些弥足珍贵的史料记录，我们既可以观察到罗大经的学问，更可以通过罗大经这一人物个案体味到南宋道学家的政治立场与道德精神。重要的是，这些围绕着罗大经的事迹，发生在宋代的广西，成为广西历史上不应被忽略的点墨。

▼

一 宋史研究资讯一

邮箱：txq162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