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芬 ｜《张远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后记：我与《金瓶梅》

鲁南的那个小山村是美丽的。

村后横着一架山梁，泉水汇成的小溪，在村边静静地流淌。村里村外，桃树，柿树，枣林，梨园，葱葱茏茏。

站在村头向南眺望，八九里外，浩渺的微山湖上飘着隐约的帆影。湖边，津浦路上的火车，拖着白烟，铿铿锵锵，驰向远方。我不知道那遥远的天际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村里人称我们家为「永丰堂」，或者叫「烟店」。这是一个有几十口人的大家庭，祖父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

大伯父带领几个兄弟，也雇用了不少工人，除去种田之外，还开了一个杂货铺子，经营两个手工作坊。一个生产茶食糕点，一个生产卷烟丝和旱烟丝。

卷烟丝生产出来之后，再用手工机子继续加工为纸烟卷，有五十支的大红包，也有二十支的装潢精美的高级香烟。

旱烟丝，则由烟贩子们一挑一挑地买走，到周围数十里内的各个集镇上零售。

祖父读了一辈子的书，对于店铺和作坊里的事务概不过问。而且，儿女皆已成家，红红火火，照理他应该安享清福，颐养天年了。而事实上却不然。

几位伯父生了成群的儿女，可怪的是，凡是女孩都活得很结实，凡是男孩尽皆早夭，一个也没有活下来。那结果是，祖父年过花甲，竟然膝下无孙。

每当有人问他有几个孙子，他都闭目摇手，脸红得像喝醉了酒，这使全家人的心灵都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1939 年的农历十月十一，我降临到了这个大家庭，祖父的喜悦和激动是可想而知的了。除去请亲接友，设宴庆贺之外，最令祖父费脑筋的就是我的名字问题。

过去的事实，让祖父认定自己命中不该有孙，于是就给我起了个女孩儿名，以求瞒过冥冥中的上苍，保住这条小命，也使祖父自己的晚年有所慰藉。

这障眼之法极有神效，不但至今我仍然还隐藏在人间，而且从我之后出生的我的弟弟以及叔伯家的弟弟们，皆因有个女孩名儿，个个都活得十分强健。

不过，这极易引起误解。徐朔方先生称我为「女士」即是一例。

《金瓶梅新证》 张远芬 著

又有位朋友告诉我说，他们的学院里有人议论道：「研究《金瓶梅》的女人，定然不是好女人。」

祖父藏有不少书画。相比较而言，他似乎对画更加珍惜。一捆捆的卷轴，长短参差，粗细不一，累累于几案之上。每逢佳日晴好，或雅客来饮，老人家总要逐一展开，指点述说，品味不已。

我七八岁时，常常随侍一旁，半声不吭，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那些山水人物，花草虫鱼，只觉得心中充溢着一种朦胧的欣悦与畅美。这使我最初知道了宋徽宗、赵子昂、唐伯虎、恽南田、郑板桥等等大家。

然而，最使祖父得意的，倒不是这些古人手泽，而是一位青年学子写给祖父的一副联语。其文曰：「一榻清风书叶舞，半窗明月墨花香」。

碗口大的正楷，工稳敦厚，一派儒雅气象。上联的右上角，赫然写着祖父的名字，且称曰先生。下联左下角的署名是：孔德成。我问祖父：「这是谁？」祖父自豪地对我说：「他就是当今的圣人！」

可惜的是，祖父去世之后，世事沧桑，从宋徽宗到孔德成的一大堆天才心力的结晶，尽皆化为了泥土。

祖父的藏书并不太多，然而家中却曾有过书籍堆积如山的景象。那是因为旱烟贩子们在集市上每卖一次烟丝，哪怕是一两二两，皆要用纸包起来，用纸量是很惊人的。

在农村有一个时期，纸价昂贵，而线装古书却比草纸便宜多了。于是，大伯就凭着他的灵感，派人一推一拉，驾着二把手独轮车，走村串户购买古书。

几分钱买一部大字木刻本《诗经》，大约是最高价格了。而且也无人去分辨，那究竟是宋元刻本，抑或明清刻本。

就这样，一车一车往家拉，四乡里累世积存下来的古代典籍，被我们家收来也有几万册吧。这些书连同储备的烟叶，一起堆在库房中，俨然是一座书山。

每个烟贩子来买旱烟丝，大伯都要附送十几册古书，以作包烟纸用，因而他的生意也就格外兴隆。

至于这一行动，是否毁灭了一些善本、珍本、孤本，那就永远也无法知晓了。

此事，自我读中文专业之后，以至于今，数十年来，每当忆起，胸口总要隐隐作痛。

被毁掉的古籍

日本鬼子投降前，五叔在滋阳师范读书，参加了共产党，到鲁南军区干革命去了。家中人口日繁，父辈们便分了家。

我的父母迁到距老家东去二十五里的一个小镇上，单独经商。但祖父祖母无论如何也要把我留在身边。

当时，官兵匪霸肆虐，日本鬼子时来抢掠。杂货铺子，也和茅盾先生笔下的《林家铺子》一样，破了产。糕点作坊也撤销了，只剩下一个烟丝作坊还在艰难地维持着。

父亲的生意头几年还可以，后来迭遭厄运，到我离开老家到父母身边读小学的时候，已经穷得连饭也吃不饱了。

到土地改革时，祖父和伯父划为地主。因为我父亲救过一个地下党，而他就是当地搞土改的领导，结果我家定为贫农。

反右时，那领导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原因与我们无关。到了四清运动的时候，工作组又说我家是漏划地主。父亲十分宁静地说：「应该的。」

这时，我已戴着「贫农子弟」的帽子，顺利地穿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成了一名教师。不然，那真是不堪设想。

文革时，此事泄漏，我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呜呼，世事祸福相依，幸也不幸，人生总是变幻莫测的。

1952年夏天，我在家乡的小学毕业，考入了徐州市第三学读书。六年的中学生活是艰辛而愉快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国家发给的助学金。虽然睡觉铺芦苇席，洗脸用红泥盆，吃饭喝冬瓜汤，但总觉得自己是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

在学习时，我大半的精力都投入了课本以外的书籍杂志之中。阅读地点极有规律，早晚自修在教室，中午在床上，七八节课在阅览室，熄灯钟敲响之后在厕所的茅磴上，而星期日大部分都泡在市图书馆里。

一本又一本，借到什么读什么，狼吞虎咽，只是满足欲望，全然没有目的。但书籍在我面前展开了一幅往古来今上下纵横的辽阔壮丽的社会人生画卷，使我的精神时时处在一种狂喜与昂奋的迷迷糊糊的状态里。

直到初中三年级，我才忽然想起，老家不是还有许多古书可看吗？这时才意识到，家中糟蹋了那么多的书籍字画是多么令人痛惜！

一放假，我立即赶回家中，经史子集全不见了，独独的剩下了《三国》《水浒》《石头记》等等说部。而且，还有我从未听说过的《金瓶梅》，这大概是祖父的阅读兴趣留下的结果。

我翻看了前几回，觉得和《水浒》差不多，兴趣顿消，随手也就丢开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当是施蜇存先生校点的《词话》铅印本，估计是祖父从济南买回来的。

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金瓶梅》。作者署名，我根本未加注意。

施蛰存 主编

1958 年我由徐州三中高中毕业，又考入徐州师院中文系读书。初进师院的时候，是甩开膀子炼钢铁，放开肚皮吃饱饭，接着是灰飞烟灭，饥肠辘辘。

一位同学每咬一口馒头，总要在嘴里咀嚼好几分钟，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这是延长幸福的时间。」

这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平时多吃霉变的地瓜粉做成的糕，满口苦涩，一旦要吃白面馒头，自然舍不得下咽。

物质生活的极端匮乏，便由精神产品来加以补充。好在，大学比中学自由得多，特别是晚上，你在教室里开灯读一夜，也无人干涉，于是我就日日夜夜地读书，头脑发狂地吸收，常常能忘却肠胃的空虚。

这时，在各种文学作品的诱发下，我有了一个想当作家的梦。

第二次接触《金瓶梅》，是在徐州师院，老师在讲授《中国文学史》时介绍了这部书。使我感到惊诧的有两点，一是我想到了这不就是我老家藏有的那部书吗？二是它的作者竟然叫做兰陵笑笑生，而兰陵正是我们鲁南因酒而名闻遐迩的重镇。

幼小时，祖父教我的第一首诗，就是「兰陵美酒郁金香」。这使我对这部书顿时产生了一种亲近感，激起了要立即去读它的强烈愿望。

假期一到，我火速赶回老家，想找到那本弃置的《金瓶梅词话》，结果是早已不知去向了。返校后，便打起了学校图书馆的主意，通过不正常的管道，辗转相托，终于拿到那部《古本金瓶梅》。

我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仓促读了一遍，便又物归原位了。那时所生出的感想是，比《红楼梦》差得远了，不少情节读来也令人生厌。

使我折服的是，作者把我们家乡的方言土语，运用的是那样的贴切自然，出神入化。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乡土的温馨，从而相信笑笑生定然是兰陵人。

至于他是兰陵的哪一个人，只是作为一个巨大而神秘的疑问埋在胸中，一个想当作家的人，是不管这些事的。

我从徐州师院毕业之后，旋即被分配到邳县运河师范做语文教师。二十二岁，一脸的书生意气，满腔的创造热情，走进了真实的人生世界。

运河师范是个历史久远的学校，藏书颇为丰富。来到这里，我发表的第一个宣言是，三年内要把图书馆中尚未读过的文史哲书籍全部读完。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我的一大罪状。

另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心愿是，十年内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后生小子，一旦坠此魔道，自然而然地就给自己加了一种沉重的负担，也令别人觉得不舒服。

我最初的尝试，是给《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写了几篇短稿，很快都发表了出来。我感到高兴，也感到意外，似乎事情不应该如此简单。

1963年夏天，我又写了一个题为《清明时节》的独幕话剧，参加了江苏省的独幕话剧评奖。

写作时，确实是认真努力的，但压根儿没有存要得奖的奢望，无非是练练笔罢了。因此，寄出之后，也就不再去想这件事，有点逢场作戏的味道。

出乎意料的是，1964 年春天，《清明时节》在省作协内部印了出来。不久，省剧协的一位秘书长在徐州找我谈话。我这才知道，这次评奖，全省共收到3900多个剧本，经过几轮评议筛选，最后评出了九个获奖剧本，我的《清明时节》得了个第一名。

我的心头生出一阵大欢喜，因为这证明了我是可以当一个作家的。再者，不但可以拿到500 元的奖金，而且江苏出版社还要给出单行本，另付稿酬。我估计，合计可以拿到1000 元，相当于我20个月的工资。这在当年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了。

图片源自网络

我想，这既可以解决眼前生活的艰窘，又可以为今后拚命大干打下基础。

这年夏天，我作为特邀代表，到南京参加了江苏省戏曲观摩大会。一到南京，我就发觉情况有些不妙。

先是，报纸上批判「中间人物论」的文章越来越多。继之，大会组织与会者，看阳翰笙的《北国江南》，指实这就是毒草。

几天后，又听到传言，说田汉在华东戏曲会演大会上挨了批。他已经到了南京，受到冷遇，原来要让他讲话的安排也被取消了。

再有，就是要批判「三名三高」，而所谓「三高」，就是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

这种种迹象，我的直觉告诉我，对我这个只有两万多字的小剧本《清明时节》，都是不利的。

果然，省剧协的领导找我谈话了。他说，此次评奖不设一等奖了，只设二、三两等，《清明时节》改为二等奖。

他又说，现在反对「三名三高」，所以奖金也不能像原来规定的那样高。他还说本来打算要在全体大会上发奖的，现在也不能这样做了，想举行个少数人参加的小型仪式，这件事就算了结了，希望你能想通。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唉，这怎么能取信于民呢？」原来，他自己还没有想通，我也就无须再说什么了。

后来，在原总统府的一个会议室里，举行了一个发奖会，我领到了150 元奖金。

戏曲观摩大会结束后，大家都走了。我们几个得奖作者，却被留下来修改各自的剧本，以求其符合「时代精神」。

反反复复地集体讨论，搞得人头昏脑胀。改来改去，剧本原有的一点生活气息，一点创造精神，一点文学美感，总之是所有在评选过程中受到赞许的优点，一概剪除，活泼泼的灵魂变成了硬梆梆的木偶。

剧本改完，我已是兴味索然，意趣全无了。

临近中秋节时，我要离开南京了。江苏出版社的编辑茅先生对我说，修改后的剧本思想性提高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不如原来的好，但是已经发排，争取在元旦前印出单行本。

我听了，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作品终于能够面世，忧的是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够见人？但我也意识到，事到如今，有关这个剧本的事，个人已无权过问了。

可是，事情并没有了结。回到邳县不久，省里来了两位同志，说是专门来看望我的。

他们温和而委婉的谈话，使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弄懂了其中的含义。原来，我那小小的剧本，即内部印出来的非正式出版本，早已被送到北京审阅。

中央文化部的同志认为，这个作品写的是「中间人物」，已经追究到省。省里有关同志，向上面作了说明，指出作者是个小青年，第一次写剧本，既没有政治背景，也没有理论体系，这才使我解脱了出来。

但出版社印好的单行本，尽管是修改稿，也不能公开发行，已被封存。因此，领导让他们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希望我不要泄气，也不要有精神负担，应该继续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云云。

我真是哭笑不得。只因那逢场作戏的最初一念，无意间变成了巨大而艳丽的彩球，最后终于破灭，留下了一曲酸溜溜的歌。

图片源自网络

那时，我正值血气方刚，面对这小小的挫折，几乎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好。相反地，我却意识到了，精神产品所具有的波及力量确实是巨大的。

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点，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不论有多少前车之鉴，笔杆儿仍然摇个不停。

从此，我把业余时间都用在写剧本上了。

1965 年至1966 年春，我连续写了三个剧本，先后寄给了三家杂志。他们都发来了录用通知，有的还寄来了清样。这回，我只是暗自高兴，一点儿也不敢声张，唯恐又是一场猫咬尿泡瞎欢喜。

然而，命运往往是，总想不如所料，却恰恰正如所料，浩劫忽然来临，杂志停刊，三个剧本一概呜呼哀哉！

我还没有来得及苦恼，文革的大火已经烧到了我的头上，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批斗了两个多月。

罪状有三：一是隐瞒家庭成分，二是我说过「毛主席也有缺点」，三是走白专道路，搞个人奋斗，名利思想严重，这都是真实的。其余满校园的大字报，全是扑风捉影，歪曲捏造。

至于我写的三十多篇诗、文、剧本，则无人置喙，因为那时我是真诚的「歌德派」，不然，怎么可能发表？

古人有「悔其少作」的话，我不悔，也不想执行自我批判，谁人不曾幼稚过？

感谢润之先生，尽管我说过他「有缺点」。他却说，派工作组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镇压革命师生。一夜之间，我又成了最时髦的革命者，也参加到了一派之中。

后来，夺权派和反夺权派之间，爆发了武斗，打得热火朝天，死了许多人。

我对妻子说：「咱不想打人，也不想被别人打，还是离开这里吧。」于是，我们带着三岁的女儿，出关逃到黑龙江岳父家中去了。

过了两个月，关内战火稍息，我把妻儿留在岳父家，又只身回到了邳县。

1968 年初，我跟本派的人到山区去打游击，既未游，也未击，就被另一派打散了，有限的几支枪也丢光了。逃到徐州，支左的解放军，要办学习班，搞两派联合，我也是其中的一名学员，班长是著名的张銍秀将军。

三个月，毫无结果。接着，中央来了命令，要徐海地区两市八县的造反派的代表，去北京继续办学习班。每个县三十人，一派十五个。

我们的头头对我说：「你会写文章，也得去，好造舆论。」

到了北京，据说班长是林彪，政委是周恩来。但，他们从未露过面。我在北京，十分纠结的过了一年。最后，两派终于签了联合协议，毛、林、周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大家。

我因有事回了邳县，竟未躬逢其盛。我回到北京，听说此事，真是遗憾极了。

在大家离开北京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暗暗对天发誓，从此永远不再和政治沾边。

回到邳县，别人都去当了官。我回到学校，便让妻儿从黑龙江回来，埋头读书，万事不再关心了。可是，到了1970 年的中秋节前，我门前的一棵杏树突然开花，恰似一团云锦。我是个唯心主义者，就对妻说：「我又要出事了！」

图片源自网络

果然，来了两位解放军，非常严厉的把我带进了县「五‧一六」学习班。

那是个地主大院，一进门，我看到满院子都是打倒我的大幅标语，我的名字之前，冠以「五‧一六分子」。我冷笑。

我听到这个词，才不过几天，怎么可能和我有关系？炮火连天斗了我六七天，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江苏省文化界的一伙人，在1968 年成立了一个「工农兵文学艺术联合会」。

徐州的一位小说家，当了徐州分会的会长，他要我当副会长，我坚决不同意，以后就完全忘记了。

几年过去，说「联合会」是「五‧一六」组织，我的名字被写在了某个本子上，我只好哑口无言，听天由命，任人炮轰、火烧、油炸了。

不料，两个月后，忽然烟息火灭，被放了出来，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先当「反革命」，后当「五‧一六」，最大的收获，是使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灵魂。

有的使我悲哀，有的给我希望。对于伤害过我的人，我从未存过报复的念头，我只想读书和作文。

打倒四人帮后，我又头脑发热，写了一个名为《过江记》的剧本，寄给了北京刚复刊的《剧本》杂志，很快就接到了录用通知，但很快陈永贵就倒台了，《过江记》顷刻毙命，因为我写的是「农业学大寨」。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顽强地做着要当剧作家的梦，经过三次沉重的打击，最后终于彻底破灭了。

回顾这段人生的路，我发现它只是由两块石头铺成的：希望和失望。多年的光阴和心血，白白地付诸东流，只怪自己想跟风，可你根本不知道风向哪个方向吹。

此后，我沉静了下来，用了一年多时间，反反复复地思考着一个问题：今后应该怎么办？总不能让多余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掉吧！

我至少为自己设计了20个努力目标但，总是不敢作果断的抉择，毕竟已经40岁了，唯恐再走错了路。

这段时间，我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批评了杨朔散文的虚假性，这是国内第一次，从而扭转了一味赞扬的倾向。二是查清了「五四」作家王思玷的家世生平，发表在北京的《新文学史料》上。

近时，我读王鼎钧先生的自传，方知王思玷是鼎公的老师。

《新文学史料》（1980）

一天，我在图书馆里读到了朱星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金瓶梅三考〉，埋藏在我记忆深处的兰陵笑笑生猛地跳了出来，灵感瞬间降临，这不正是我要做的题目吗？于是，我像写剧本一样，如醉如痴地研究起《金瓶梅》来。

搞考证是一件迷人的工作，因为它可以满足人的好奇心理和探索欲望。同样，它也是一项艰辛而劳累的工作，与其说是脑力劳动，不如说是体力劳动。

短短的几年间，我利用假期和出差的机会，跑遍了徐州、南京、上海、枣庄、泰安、烟台、青岛、济南、北京等地的大图书馆，又骑着自行车在峄县周围农村奔波了十几次。

所到之处，吃最简单的伙食，馒头、面条、大碗茶；住最廉价的旅舍，大通铺、防空洞、候车室。

那时，我和妻子的工资合起来不到100 元，上有父母，下有三个女儿，生活穷困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所以，一分钱也不敢多花，一分钟也不敢浪费。

南跑北奔，经寒历暑，忍饥耐渴，头晕目眩，一次所得的资料，也无非是三五句，甚至空手而归，徒唤奈何！

好在精神是昂奋的，心情是愉快的。每当发现一条新资料，个人的激动和喜悦，是难以形容的。在农村查访地方资料，困难最大。

人，越是愚昧，那想象力越是无边无际。

有一次在峄县，我跑了十几个村子，才查出《贾氏族谱》藏在一个贾姓农民手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四次去找他。

第一次，他说借出去了。

第二次，他躲在村外的大树下睡觉，拒不见面。

第三次，他说要有市里的介绍信。

第四次，我真的带去了介绍信，他却一个字也不认识，反问我这是哪个单位开出的。

逼到这个分上，他才说出真实的思想：「老实给你说吧你要是不能把俺全家转为城市户口不能让俺两口子当工人你就别想看！」，，，

事已如此，我也只好坦率地对他说：「除去我之外，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要看这部书，而我以后也绝不会再来了。」

我起身要走，他善良的天性又占了上风，对我说：「你跑了这么多趟，也不容易，咱们又是乡亲，就让你看看这书是什么样的吧！」

他端着煤油灯走进稍间，小心翼翼地拿了出来，我的心抖抖的，接过来摊开就看。

他低沉地吼道：「这是俺祖宗的书，你怎么放在凳子上呢！」匹手夺过去，恭敬地移到矮矮的饭桌上。

我惶恐地凑着如豆的灯光，翻了20 多分钟。他说：「行了！」我急忙整理好，表示了真诚的感谢，走出那破旧而狭窄的农家小院。四野里大雨滂沱，漆黑如墨。

我扛着自行车，走迷了路，在泥泞中跌跌爬爬，鸡鸣时分才回到我父母身边。实际上，两个村子相距只有二十几里。

图片源自网络

此后，又查访了半年时间，几经周折，我才在徐州市一位贾老师手中，借到同版本的另一部《贾氏族谱》。

〈贾三近墓志铭〉是埋在贾三近的坟墓中的。我到贾三近墓地去考察，群众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座墓被农民红卫兵挖开了，〈墓志铭〉随之出土，但无人要它。几天后的夜间，被贾氏后人偷偷用车拉走了。

我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当地文管部门，希望借文物普查的机会，将这〈墓志铭〉找到。后来，果然找到了。但是，我一次两次给那位同志写信，希望他能将拓片寄我一份，却再也收不到回音了。

一个大雪天，我到峄县文化馆查阅资料，无意间向管理员提到这块〈墓志铭〉，她随口答曰：「市里派人从一个社员家挖来了，就摆在这楼后，你看去就是了。」

一时，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跑去一看半点也不假。我向那位管理员借了两张方凳，一卧一立，可坐可写。

在半尺深的雪地里，我逐字辨认抄录，两个多小时下来，全身如冰，心中如火。

抄好后，回到邳县，我立即写信告知文管处的那位同志，此为偶然得之，希望他尽快地根据这块〈墓志铭〉把能写的文章都写出来。在他没有利用完这一资料之前，我保证绝不发表一个字。

等了他整整一年，未见动静，我才通知他我要写文章了。总之，要想得到一点资料是很不容易的，诸如此类，述不胜述。

在研究过程中，各方师友给了我许多真诚的关心和支持，令我刻骨铭心，没齿难忘。

我母校的老师郑云波教授，首先将他珍藏的《金瓶梅》借我用了好几年。

我的班主任陈友根教授，主持《徐州师院学报》笔政，许多文章都是由他推荐发表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吴世昌教授，文化部贺敬之部长等，看到我的文章，就来信给我以热情的指教和鼓励。

山东大学袁世硕先生的著作，我读过许多，但并不相识，也无任何联系。袁先生对我，只是读了我的文章，其他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却亲自跑到齐鲁书社，提出建议将我的文章合集出版。

此事，还是齐鲁书社的周晶先生告诉我的。后来，我曾几次见到袁先生，他只字未提。人间自有真情在，它给我温暖，也给我力量。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导师赵韫慧先生，她的一部分学生专攻《金瓶梅》。

1983年，赵先生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来到了北京。她四处发信，决意要把我找到。赵先生来信问我，在研究中需要什么资料。我说，想得到一部未经删节的《金瓶梅词话》。

她立即给台湾的魏子云先生去信，托魏先生在香港给我寄来一部。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跑到北京秀水街的外交公寓见到了赵先生，把书取了回来。

此后，魏先生又陆续给我寄来他的许多著作和有关资料，使我得益匪浅。

俄亥俄大学的李田意教授，到北京大学讲学，也从勺园给我来信。回到美国，他还托人捎来了他校点的《拍案惊奇》。

台湾著名作家王鼎钧先生，著名学者马森先生，分别撰文对拙作《金瓶梅新证》作出评论。

这几位先生的一封封来信，一篇篇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殷殷亲情，拳拳厚意。我懂得了，炎黄子孙，无论相隔多么遥远，那感情的丝缕，是永远也割不断的。

日本汉学家池本义男先生，心宅仁厚，对中国古代文化，怀有特别深厚的情感。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几个领域展开研究，成果累累。仅《金瓶梅词话文献研究丛书》十五编，就超过一千万字。

此外，还有《中国妇女奴隶史稿》《中国近代秘密结社考》《茶卮言》《试释茶董补稿》《中国茶书茶关系语汇》《中国之花书》等等。

池本先生曾四次到徐州来访，赠我许多珍贵的资料，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金瓶梅词话》影印本

我的《金瓶梅》研究工作，只进行了三四年的时间，情况就发生了始料所不及的变化。

1982 年，我调入徐州教育学院工作。不久，做系主任，后来又当了副院长和院长。繁琐的行政事务，占去了我主要的精力和时间。

无法读书，也不能写文章，我内心的痛苦是十分沉重的。我祈盼着仍然回到我破旧的书桌旁，对贾三近作更加广泛和深入的论证。

退休后，我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先是悉心研究《金瓶梅》的语言，如书中所载。其间，又应友人之约，与秦含章先生共同编纂了《中国大酒典》，二百五十万字，由北京红旗出版社出版。

其中，我还考证出了，中国白酒在元代才开始生产。这使那些标榜秦汉唐宋的酒广告，因之收敛。

眼前，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他们都十分孝顺，家中只有我和老伴。老伴料理一切家务，我每天在书房里，读圣贤之书，看网上世界，敲胸中文章。

门前小园，植有黄梅、绿竹、桃树、杏树、枣树、柿子树、石榴树等。外孙子、外孙女们，总是准时来看花，摘果，满园的欢声笑语。

常有知心老友光临寒舍，或饮酒赏雪，或品茗听雨，笑谈人世，闲话古今，其乐无穷。一介书生，但能如此，夫复何求！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祖父和父亲。祖父说：「只能做好事，千万不要做坏事，不要伤天害理。」父亲说：「别人的东西，一根草棒咱也不拿。」

正因为我坚守着这两句话，从未伤害过任何一个人，也从未贪过不义之财，因之，虽屡经沉浮，但都平安地走了过来。

《张远芬研究精选集》台湾学生书局出版（2015）

文章作者单位：徐州教育学院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收录于《张远芬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