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这八大猛将的军事能力都很突出，55年授什么军衔？

1931年，鄂豫皖苏区诞生的红四方面军，以“快、准、狠”的作战风格闻名全军，其鼎盛时期兵力达8万之众，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中最具战斗力的一支。这支部队不仅走出了徐向前、王树声等军事统帅，更锻造出八大猛将——他们在土地革命中血战突围，在授衔时见证荣耀，在和平年代续写传奇。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源自其独特的将领培养体系。鄂豫皖根据地残酷的反“围剿”环境，催生了“敢打硬仗、善打恶仗”的军事传统，而四方面军“以战代练”的用人策略，更让年轻将领在实战中快速成长。

第一位：许世友（开国上将）

这位8岁入少林寺习武的猛将，将传统武术融入现代战争。在川陕反“六路围攻”中，他率敢死队手持大刀夜袭敌军，单场战斗歼敌千人。1955年授衔上将后，他在1979年以74岁高龄指挥对越东线战役，成为古今中外罕见的“古稀战将”。

第二位：​王宏坤（开国上将）

麻城篾匠出身的王宏坤，在鄂豫皖反“围剿”中独创“三三制迂回战术”，以红四军军长身份率部突破嘉陵江天险。建国后转型海军，他推动建立舟山基地，为东海舰队打造出“海上长城”，其战略眼光远超同期陆军出身的将领。

第三位：​王树声（开国大将）

作为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在授衔时面临尴尬：其军事巅峰止步于红军时期，西路军失败更成为其政治包袱。但中央考虑其是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仍授予其大将军衔，使其成为鄂豫皖苏区的精神图腾。晚年他主持总军械部时，推动56式枪族研发，实现从“大刀长矛”到“制式装备”的跨越。

第四位：​陈锡联（开国上将）

1937年769团夜袭日军机场的行动，不仅摧毁24架战机，更让28岁的陈锡联进入中央视野。这场战斗被写入《论持久战》，使其在解放战争时获重点培养，成为二野最年轻兵团司令。1955年授衔上将后，他主导炮兵现代化建设，将苏制“喀秋莎”火箭炮国产化，在中印边境对峙中发挥关键作用。

第五位：​韩先楚（开国上将）

“旋风司令”在东北战场的七战七捷，本应使其获评中将，但毛泽东亲批“韩有功，中晋上”。这种破格源自战略考量：海南岛战役后，中央急需树立跨海作战典范。1974年西沙海战，他作为海军副司令指挥“小艇打大舰”，再次验证这种特殊提拔的历史正确性。

第六位：​程世才（开国中将）

作为西路军代理军长，程世才带着仅存的417人穿越祁连山，其生存本身就成为政治符号。授衔中将既是对其军事能力的认可，也暗含对张国焘路线的切割。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期间，他创造性地将屯垦戍边与边防巡逻结合，为西北边防提供全新范式。

第七位：陈再道（开国上将）

这位以“猛打猛冲”闻名的上将，在武汉军区司令任上推动《军事训练条例》改革，首创“分级对抗演习”模式。1982年主导“严打”期间，他提出“军事化快速反应”理念，将剿匪经验转化为现代治安管理智慧。

第八位：刘震（开国上将）

最年轻上将刘震在朝鲜战场创造“米格走廊”神话后，主持编写《空军战役学大纲》，将苏式“机场决战”理论改造为“纵深截击”体系。1975年他力主研发歼-8Ⅱ战机，为后来歼-10的飞控系统奠定基础。

在红四方面军将领群体中，陈锡联与韩先楚的后期发展堪称殊途同归的典范。陈锡联从夜袭阳明堡的"小钢炮"，逐步转型为跨领域的国家治理者，其1955年授衔上将后相继执掌炮兵现代化、沈阳军区与北京军区，更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与中央决策，成为红四方面军将领中唯一跻身国家领导层的代表。韩先楚则以"旋风司令"的战场威名，在渡海解放海南岛后深耕海军建设，1974年力主研发051型导弹驱逐舰，打破中国海军“近岸防御”传统思维。其次就是他在南海岛礁建设早期规划中，提出“以舰代岸、机动布防”理念，影响至今。

许世友与王树声则代表了战将与元老的两种命运轨迹。许世友虽以少林武艺创下对越自卫反击战东线大捷，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长达18年并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始终未进入军队核心决策层，其价值更多体现在延续"敢死队精神"的象征意义上。王树声作为红四方面军唯一授衔大将，虽受西路军失利影响军事巅峰止步于红军时期，但主持56式枪族研发、重建总军械部的贡献，使其成为鄂豫皖苏区精神传承的关键纽带。

特殊历史境遇下的程世才，则以中将军衔承载着更沉重的集体记忆。作为西路军代理军长，他带领417人穿越祁连山的"死亡行军"，其幸存本身便成为红四方面军悲壮史诗的活体见证。在新疆边防建设中推行的"屯垦戍边"模式，既是对西路军失败教训的反思，也是对红四方面军战斗精神的另类延续。

从红四方面军走出的开国将帅有800多人，这些将领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8位猛将多以军事能力出色而著称，建国后期陈锡联发展最好，曾一度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而韩先楚和许世友则是长期任大军区司令员，肩负着军事防御和战略布局的核心任务。这些开国将帅共同构筑了新中国坚不可摧的军事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