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淮海被俘战犯，吴绍周因一篇报告获伟人特赦，黄维却熬过26年

熟悉解放战争历史的人，应该对教员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采访时脱口而出的那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并不陌生。其实，完整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纸老虎也可以变成真老虎，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他们。”

影视作品中的毛泽东与斯特朗

很显然，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教员便已经着手思考“战犯改造”这一深刻的现实话题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共战略决战的淮海战役中，先后被我军俘虏的国军第12兵团司令黄维和兵团副司令兼85军军长吴绍周，正是我军在日后战犯管理和改造过程中的两个“极端”典型：

前者不仅在被俘后拒绝承认内战错误，并坚持以“效忠领袖”思想自居，最终成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最后走出的一批战犯；而后者在明知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主动”配合当了俘虏，并在改造期间为我军提交了极具战略战术价值的研究报告，成为最早“将功折罪”的特赦战犯。

同为一个“战壕”走出的两位国军将领，为何在战犯改造周期上有着如此明显的落差，又是怎样的特殊经历促使二人在战场被俘后有着强烈鲜明的态度差异？

吴绍周早年以抗日功勋著称。在1937年8月的南口战役中，坚守南口防线达半月之久。在此期间，他利用自制气象灯迷惑日军并率部向板垣师团发起反冲锋，顺利击退日军进攻，战后因功荣获四等宝鼎勋章；1938年春的台儿庄战役中，他指挥110师血战茨巴山高地，接连攻克陈贤、小寨阵地，为战役胜利争取了有利时机。至1943年初，吴绍周升任国民革命军第85军军长，成为抗日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火队长”。

抗战时期的吴绍周

伴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吴绍周也因投身淮海战场而一度陷入政治上的迷茫。彼时的国民党第12兵团在双堆集地区被中原野战军主力围困，自己所率第85军也在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后迅速走向瓦解，第23师和第216师的一个团又在师长黄子华的率领下接连向解放军投诚，吴绍周彻底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不过，此时的吴绍周却保持着一种国军将领难得的“清醒”，冷静分析处境后，他的态度逐渐明朗起来：

“即便突围成功，蒋介石必以战败问罪；而共产党优待俘虏，尚有生机。”

于是，在黄维兵团整军溃败的战场上，发生了在今天看来也有些不可思议的一幕：兵团副司令吴绍周在乘坦克渡过桥梁并即将摆脱险境时，突然停止前进，从坦克中走出并在现场等待追击的解放军近4个小时后，顺利交出配枪、自报家门，而后“如愿以偿”当了俘虏。

影视作品中的黄维

与吴绍周主动配合的“清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埔一期出身的黄维硬是以极端抵触情绪来发泄自己对这场战役的不满。这位曾被蒋介石誉为“黄埔楷模”的将领，在双堆集战役中坚持所谓的“不成功便成仁”信念，即便廖运周起义带来兵团防线崩溃的窘境，他仍试图乘坦克全力突围，最终因桥面损毁、坦克故障而被俘。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被俘后的黄维仍以文天祥自比，在笔记本上写下《石灰吟》以示讽刺、抗议改造，甚至将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撕作手纸，表现出极端的顽固、抵触情绪。

其实，这样的鲜明态度与二人早年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吴绍周是黔军出身，早年受“五四精神”影响，务实风格明显，加之目睹老蒋在灭除异己的独裁过程中，残忍杀害自己的革命领路人王天培，不信任乃至仇恨的种子便不可避免的埋下了；而黄维则沉浸于儒家忠君思想，将军事服从等同于道德操守，又在军事生涯中屡屡受到老蒋提携，因此不免对其有一种明显的“效忠”思想。

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二人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改造积极性和适应性。吴绍周不仅系统学习马列著作，参与劳动改造，还主动分析国民党失败的根源。伴随着1950年6月的朝鲜战争爆发以及其他战犯普遍不看好志愿军时，吴绍周却有着清醒深刻的预判：

“美军虽强，但其战术僵化、依赖装备，可扬我夜战、近战之长。”

影视作品中的功德林战犯

不仅如此，他与原18军军长杨伯涛一道，历时4个月完成近6万字的《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以供我军战略参考。其中的两大核心策略至今看来都影响深远：

一、夜战突袭：利用美军夜间侦察薄弱，抵消其空中优势；二、堑壕近战：通过坑道战术压缩美军火力空间。

这份具有战略战术价值的报告经教员批阅后直送彭德怀司令部，成为志愿军与“联合国军”作战战术调整的重要参考。得益于这一点，吴绍周于1952年10月因“将功折罪”被特赦，成为新中国首批获释战犯。

当然，客观来讲，吴绍周的特赦与功德林改造期间的积极表现有最直接关联，同时也与他抗战期间的战场贡献以及新中国统战政策的示范效应密切相关，这两点因素同样不可忽视。

而黄维则在改造过程中走向另一极端。他不仅拒绝承认内战错误，甚至公开宣扬“效忠”老蒋的反动言论。更令人咋舌的是，他将精力全身心投入到“永动机”研制，试图以“科学成就”换取更高的身份地位。在管理人员提供实验材料时，他竟提出“用黄金制造轴承”的无稽之谈，全然不顾国家当时处于经济困难的特殊时期。

晚年的黄维（右）与杜聿明

这样脱离现实的改造态度，注定黄维无法适应并主动融入新的时代潮流中，也就不可避免的因“改造不彻底”而继续“认罪悔过”，直至1975年3月作为最后一批战犯得以特赦。

正如史学家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当黄维在1975年3月走出功德林管理所时，吴绍周已辞世9年之久。两位故人未能再会的26年光阴，似乎又以另外一种方式向世间默默诉说着这样一个真理：

“顺应历史者生，悖逆潮流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