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凡 | 西周王畿区域范围的考古学观察

摘要：“王畿”是西周王朝的核心区域，它大体位于今关中盆地与洛阳盆地组成的区域中。但西周王畿的区域范围究竟如何，几千年来悬而未决。讨论王畿的“地理区域”，自然要先划定其“区域范围”。传世文献所描绘的王畿较为模糊、笼统，一方面由于后出文献均与西周当世相距一定时间；另一方面文献用语也只笼统地形容王畿“千里”及其存在“内”“外”之别。通过地理与文献信息，初步可将王畿圈定在关中盆地与洛阳盆地所组成的地理单元中。进一步在内外服视野下考察封国边界与王畿关系，由周临的卫、祭、东虢、郐、管、应、晋、巴、获等封国和李家崖文化等人群居地，将王畿区域范围压缩至上述国、族所围成的区域内。最后，由关中、洛阳盆地边缘控扼性聚落与《尚书·立政》篇中“阪尹”之记载，可确定王畿边缘在周临封国圈与“阪尹”所据控扼性聚落共同夹逼的范围内。研究西周王畿的政治系统离不开其所在的地理区域，地理区域为政治系统提供“政治资源”[1]。因而研究西周王畿的“地理区域”，首先就要划定西周王畿的“区域范围”。西周王畿的区域范围究竟如何？始终是学界十分关注，但长久未能明确的问题。剖析相关西周遗址，通过传世文献指引的线索，综合考虑关中盆地与洛阳盆地的自然地理条件、西周封国分布情况及关中盆地和洛阳盆地边缘地区西周聚落，就能尽可能准确地划定西周王畿的区域范围。一、地理与文献信息圈定的西周王畿大致范围传世文献中所描绘的西周王畿是一个模糊的范围。[2]虽然“王畿”在传世文献中看似“言之凿凿”，但这些记载均与西周当世相距有一定时间，且对王畿的范围和边界只是笼统地使用了“千里”“内”“外”等词。如：《周礼·夏官》云：“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3]又如《周礼·地官》云：“制其畿疆而沟封之。”郑玄曰：“千里曰畿。疆犹界也。”[4]又如《国语》云：“邦内甸服，邦外侯服”。韦昭注云：“邦内，谓天子畿内千里之地。甸，王田也。”[5]上述记载并不能够为西周王畿的考古学研究提供较为准确的地理区域。不过，传世文献与历代注疏也大致指出西周王畿的区域范围。《汉书·地理志》云：“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6]韦昭曰：“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颜师古曰：“宗周，镐京也，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为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为方百里者三十六。都得百里者，方千里也。故诗云‘邦畿千里’。”[7]西周王畿的区域范围是指成周与宗周及其周边地区，今关中盆地与洛阳盆地将其大体涵盖。因此，我们将结合传世文献与自然地理因素、西周封国分布情况、关中盆地和洛阳盆地边缘的西周聚落、铜器铭文等资料，尽可能准确地划定西周王畿的“区域范围”。史念海曾归纳中国古代都城得以建立的六点地理因素，即：“探求国土的中心点；利用交通冲要的位置；凭恃险要的地势；地理因素与对外策略；接近王朝或政权建立者的根据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关系。”[8]依此来观察传世文献中西周王畿所在的关中、洛阳盆地，可进一步划定西周王畿的区域范围。关中盆地与洛阳盆地组成的区域位于西周王朝天下四方的中央位置。在西部，以丰镐、周原为核心的关中盆地，具有“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9]的优势。此处是群山环绕的广漠平原，秦岭横峙于关中地区之南，秦岭西端隔渭水与陇山相望。自西向东由陇山始分别是陇县西南的汧山，岐山县西北的岐山、杜阳山，岐山县东北的箭括岭，礼泉县东北的九嵕山，泾阳县西北的仲山，旬邑县东的石门山，铜川市金锁关之北的庙山，富平县东北的频山、碑子山，蒲城县北的尧山，合阳县西北的武帝庙山，韩城市西北的牡丹山。其中韩城位于黄河岸上，南为潼关，黄河阻隔着东西。[10]关中盆地四面险要之处都设有关隘，《史记·项羽本纪》载：“关中阻山河四塞。”集解云：“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11]其核心长安城辐射出10余条军事通道，控制着关中的河谷和山原。[12]后世的长安城与西周都城之一的丰镐同处一个地理单元。泾水和渭水流经丰、镐、咸阳及长安附近，其支流更是纵横交错，分布在这个地区之中。[13]周人崛起于渭上，先周晚期古公亶父来到周原，随后文王作邑于丰，武王宅于镐京。关中盆地及其西北地区是周人崛起和建立王朝的根据地。之所以拣择该地经营，无怪乎关中盆地气候温和，肥沃的土地为发展农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良条件。在东部，以雒邑为核心的洛阳盆地，被认为是“天下之中”。何尊铭文（《集成》[14]06014）载“余其宅兹中国，自之民”。西周初年在周人的认知中，雒邑便居于“中”。《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15]可见洛阳盆地相对于关中盆地，还有辐射四方的地理区位优势。洛阳盆地与关中盆地相似，同样是四面环山，河流纵横。自西向东分别是洛宁县西北的崤山、秦岭，济源市北部的太行山，卢氏县、伊川县西南的熊耳山，登封市东北的嵩山，黄河、伊河、洛河、瀍河、涧河纵横其间。优厚的自然条件同样也为该地区发展农业奠定坚实基础。东汉时帝国在交通要道上设函谷、伊阙、广成、大谷、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合称“洛阳八关”[16]，可见这里在交通、政治、经济上处于重要地位。对于西周王朝来说，洛阳盆地东可进齐、鲁，北可达太行山地区的邢、燕，南可至荆、楚，向西则可退入关中，在经略东方方面可谓意义重大。关中盆地与洛阳盆地之间，有崤函通道相连接。从目前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看，从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这一线存在诸多西周时期重要聚落，维系了王畿东西向沟通，形成了紧密联系的西、东格局。从西周到战国秦汉，乃至于隋唐，关中盆地和洛阳盆地一直居于整个国家的核心位置，是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中之重。二、内外服视野下的封国边界与王畿关系通过自然地理因素将西周王畿圈定于关中盆地与洛阳盆地组成的地理单元后，紧邻王畿存在的封国可进一步为划定王畿范围提供参考。徐义华指出内外服制度始于夏代，夏王朝的内外服制度是当时政治权力结构的自然演化，融合程度高，且与中央关系密切的人群成为最主要的中坚力量，构成王朝的内服；关系疏远的人群则形成外服。[17]这一制度延续、发展到商朝时期，表现为内服由商王直接统治，外服由诸侯和邦国统辖。直至西周时期亦是如此。张天恩通过对考古材料的充分观察，提出王朝直接掌控的千里王畿，周天子基本以采邑的形式封赐给众多王公贵族经营管理；而王畿之外，则是以分封同姓和异姓诸侯的方式对国家疆域进行管理。[18]我们赞同这一观点，那么，便可以利用目前已经确定的属于西周封国之考古材料，来确定西周王畿的边界范围。可以肯定的是，西周封国所围成的区域内，即是西周王畿。赵庆淼曾利用传世文献、青铜器铭文与部分关键位置的考古材料，推定了“西周王畿区域的大体四至”[19]，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若要进一步更加准确地划定西周王畿的区域范围，那么就要判定处于关中盆地和洛阳盆地边缘地区的西周聚落性质。《左传·定公四年》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刑、茅、胙、祭，周公之胤也。”[20]西周初年的大分封，以王畿为核心，在广袤的国土上建立了诸多封国。它们分布在王畿的边缘以外并控制着四方土地，以达到“以藩屏周”的目的。那么在封国围绕的关中盆地和洛阳盆地内，即为西周王畿的区域范围。王畿东部地区处于洛阳盆地中，而有关洛阳盆地周围西周封国的材料颇丰，能够较好地勾勒王畿东部的大致边缘。《尚书·康诰》载：“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21]卫国是武王之弟康叔封的封国。根据相传1931年出土于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沬司土疑簋铭文（《集成》04059）中“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鄙于卫，沬司徒疑眔鄙”可知，沬，即朝歌，西周的卫国应在今河南省鹤壁市一带。20世纪30年代郭宝钧对浚县辛村的发掘[22]及近年来在鹤壁市辛村、西大坡、杨晋庄等地的发掘[23]证明了西周卫国的存在。“辛村遗址是集王陵区、铸铜作坊区、制骨作坊区及其他功能于一体的、具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聚落群。”[24]卫国的势力范围应覆盖至安阳、新乡一带。卫国南部的郑州地区，根据目前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工作表明应存在祭、东虢、郐、管等封国。[25]郑州地区的发现说明这是王畿以外封国的范围，故王畿的东部门户大致位于今巩义市区北山口镇一带嵩山与邙山、黄河相对望的通道以西区域。洛阳盆地的东南部为嵩山所环抱，形成了理想的边缘，而嵩山以南的今平顶山市已发现滍阳岭墓地与遗址[26]，出土大量与两周应国相关的遗迹遗物，至少说明此处在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是姬姓应国所在。《国语·郑语》载：“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27]可见，应国是紧邻王畿东南部边缘的封国。魏兴涛、李宏飞提出应国是西周王朝在东方安置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方链条”的重要环节，且应国处于洛阳盆地通往东南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上，作为维护西周王朝统治秩序的重要屏障，在防范淮夷内犯中发挥御敌于阵前的政治军事作用。[28]由平顶山应国向西北往洛阳盆地，是嵩山与熊耳山所夹的通道，由汝河河谷和伊河河谷组成，这里历代都是交通之要冲。据《郏县志》云：“郏之山北连汝禹，东南接襄叶，汝水带于前。扈涧小龙，蓝水围造，诸溪萦纡左右。幅员百余里，村店集镇栉比鳞次，固亦嵩洛间一都会也。”[29]郏县就位于这条许洛古道南线的东南端口，郏县博物馆藏有薛店镇太仆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铜甗[30]，1953年还出土东周初年青铜器[31]，说明郏县在西周时期存在较高等级聚落，同时这条通道上还分布着临汝朝川[32]、临汝大张[33]、嵩县柿树坡[34]、伊川徐阳[35]等同时期聚落遗址。扼守住郏县，便保障了洛阳盆地东南方的门户，加之应国的拱卫，王畿东部在洛阳盆地中便具有安全、完整的地理空间。熊耳山和秦岭余脉所环绕的洛阳盆地西南部，西部是通往王畿西部关中盆地的崤函通道。中条山与太行山山脉位于洛阳盆地北部边缘，再向北的晋南地区是西周初年就已分封的晋国及其势力范围，不属王畿。而同属洛阳盆地的黄河北岸太行山以南区域，尚未发现较大规模的西周封国遗存，应在王畿以内。王畿西部地区处于关中盆地，南有秦岭，北有北山山脉，西有陇关道和萧关道分别沟通陇西和陇东地区，东部通过崤函通道与洛阳盆地相连，是独立且完整的地理单元。西周时期关中盆地以南的秦岭地区应是巴国的范围，1986年安康王家坝遗址出土的史密簋铭文载：“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会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雚……”[36]徐良高认为《史密簋》铭文所记载的内容可能就是姬姓巴国的贵族史密受命率领自己的家族武装和巴国所辖的一些部族武装参与对东方一些反叛部族的战争，陕西安康一带可能是西周时期的巴国所在地。[37]学界一般认为，关中盆地北方的北山山脉在西周时期是李家崖文化（北方青铜文化的一支）人群活动的区域[38]，是周人王畿北方防御的重点地带，自然不属王畿的范围。在关中盆地西北方向的宁夏固原发掘了姚河塬遗址，通过姚河塬遗址出土的甲骨刻辞和姚河塬遗址的聚落形态，发掘者认为姚河塬是获国都城，时代可从西周早期早段延续至西周晚期。[39]因此，宁夏固原一带若是获国，则属王畿之外。目前在陇东地区发现一系列如灵台白草坡、崇信于家湾、合水九站、合水兔儿沟林场、长武碾子坡、庆阳西峰温泉、宁县石家遇村等西周时期遗址。虽暂未见能证明该地区为封国的材料，且该地区大墓中出土的铜器铭文称“伯”者居多。盖因该区域与关中盆地有重山阻隔，不在同一完整的地理单元内，罗琨、张永山极有创见且准确地提出西周王朝“结合分封建立西陲保护圈”[40]，这种意见是值得采信的。陇西地区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开始至西周中期，使用周（早期秦）文化的人群不断壮大起来。西周晚期，陇西地区的大量周文化遗址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清水李崖、甘谷毛家坪、礼县大堡子山、礼县西山这类早期秦文化遗址。从地理单元的角度看，这里与关中同样是割裂的，亦不属王畿。因此陇东和陇西地区在西周时期应是王畿之外具有较为特殊性质的地区，值得进一步关注。王畿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崤函通道，在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出现了学界普遍认为属于“虢国”的遗存。不过在西周王朝的大多数时期，这一地区分布的是一些中小规模的聚落，未发现封国类遗存。三门峡后川村[41]、渑池鹿寺[42]、芮城东庄村[43]等遗址的发掘，体现出西周时期中下层人群的生存状态。因此可将之视为一条沟通王畿西部与东部的通道，应纳入王畿考虑比较恰当。所以，综合西周封国分布与自然地理单元是否完整的情况看，王畿东部的区域范围应在卫、祭、东虢、郐、管、应、晋所环绕的洛阳盆地内；王畿西部的区域范围应在巴国及秦岭山脉以北，获国与陇山东南，李家崖文化人群分布的黄土高原北山山脉以南的关中盆地内。王畿的西部与东部以崤函通道系连、沟通。王畿周边的这些封国起到了“屏周”的作用。三、内外服视野下控扼性聚落与王畿范围的最终确定通过对自然地理条件与西周时期封国分布情况的梳理，可大致确定王畿的范围在关中盆地和洛阳盆地内。进一步深入观察这两个地理单元边缘地区的考古资料，可见一类具有共性特征的特殊西周聚落，虽不大，但武装色彩浓厚。以这类聚落的分布范围，并结合铜器铭文与传世文献中所提供的线索，可将西周王畿的区域范围更加清晰地勾勒出来。在关中盆地和洛阳盆地的边缘地带，分布一些以中小规模为主，多出土兵器，具有极强的军事色彩的聚落，它们大多位于山口、关隘、河流转折等地势险要之处，也位于交通要道之上。后世的陇关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武关道、许洛道、汴洛道等等，均被这类军事控制性极强的聚落所扼守。从位置和性质看，它们应该控制着进出王畿的通道，拱卫着王畿，构筑出了王畿的外环边缘地带。自西向东依次观察王畿西部关中盆地的边缘，汧河河谷是西北进入关中的要道，在河谷内就较为密集地分布着一批这样的聚落。1974年陇县南坡发掘了一处面积较大的西周居址与墓地，6座墓葬中出土铜兵器共13件。[44]1977年陇县天成韦家庄发掘一座西周墓，出土遗物70多件，其中1件铜尊上有铭文“牧正”[45]，严志斌提出牧多设置在边鄙地区，是一种控制外服国族的政策。[46]1991年陇县店子发掘4座西周墓，出土有铜戈1件。[47]1986年陇县板桥沟发掘西周墓1座，出土有铜戈1件（锋部回弯）、戟1件（已残）[48]；1988年又发现1座西周墓，出土有铜戈2件（锋残）。[49]1984年陇县低沟发掘1座西周墓，出土铜戈2件。[50]秦岭北麓交通道口同样分布着为数不少的西周聚落，扼守着秦岭腹地通道。宝鸡功白道沟出土铜戈1件[51]；1983年宝鸡林家村发掘西周墓葬[52]；1958年宝鸡桑园堡出土铜戈、车马器等。[53]宝鸡姜城堡征集戈5件、戟1件、剑2件。[54]1971年宝鸡峪泉发掘西周墓葬1座，出土铜戈6件。[55]1985年岐山曹家镇土桥出土一批青铜工具和武器。[56]1985年岐山郑家堎出土凿、斧、弓形器等铜器4件。[57]1980年眉县小法仪发现一座竖穴土坑墓，出土铜戈1件、镞9件。[58]1974年眉县咀头出土直棱纹簋、父辛鼎各1件。[59]1958年户县涝峪口出土1件罕见的龙纹四穿戈，属于高等级兵器，该戈通长34.6，内长8.4，刃宽8厘米，重0.52千克，共出的还有戈3件，矛、斧、削、方首兵器各1件。[60]鄠邑宋村曾出土有周代铜戈。[61]蓝田泄湖车马坑发现铜戈2件、铜刀1件、铜镞6件。[62]1979年蓝田县安村出土铜戈1件，铭文“干”。[63]1983年临渭三官庙出土3件铜戈。[64]临渭魏家村，调查采集有西周时期夹砂灰、红陶片，可辨器形有罐。[65]1974年渭南南堡发现车马坑1个，墓葬1座，共计出土铜工具武器13件。[66]2001年华县东阳发现西周墓葬112座，已发掘72座，人群组成复杂，可能与西土古族有关。[67]北山山脉南麓的这类聚落大多分布在险要山口处，控制着黄土高原南下的通道。北山山脉西段的山前冲积扇上分布有凤翔水沟[68]、凤翔劝读[69]、岐山周公庙[70]、岐山孔头沟[71]等大型西周聚落，它们的性质与这些中小规模聚落不同，但地理位置重要，为周原提供了屏障。1980年淳化史家塬发掘一座西周时期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底有腰坑，出土著名的淳化大鼎，调查发现这是一片面积约75000平方米的遗址。此处与淳化黑豆嘴一带常有铜刀、铜钺、铜锛、铜凿、铜斧出土。[72]泾阳高家堡和其附近的泾阳北程出土有铜戈。[73]1979年铜川城关畜牧兽医站发现1座西周墓葬，出土有铜戈4件。[74]1974年铜川黄堡出土1件卷夔纹铜戈。[75]2012年铜川耀州活龙村发掘33座中小型竖穴土坑墓，有毁兵葬行为，多出铜戈。[76]1977年铜川王家河发现西周墓1座，出土石斧1件、玉刀1件[77]；1984年又发掘墓葬20座，出土有铜戈。[78]2016年澄城九沟发掘西周早期墓葬5座，出土有铜戈、铜矛等。[79]在南流黄河西岸地区，目前除韩城梁带村、韩城陶渠外，均未进行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大多数西周聚落为调查发现，如韩城西芝川[80]、合阳中蒙[81]、合阳刘庄[82]、合阳崔家庄[83]等。它们规模不大，位于河岸一线，或能起到在河流沿岸的防御作用。自西向东依次观察王畿东部洛阳盆地的边缘，崤函通道作为沟通王畿西部与东部的纽带，存在大量这类具有武装色彩的中、小型聚落。调查发现潼关南巡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出土西周陶釜、罐，穿孔石刀等。[84]垣曲古城东关发现有西周时期铜刀。[85]三门峡后川村发现有西周时期中小型墓葬[86]，该处位置险要，位于黄河转折的关键位置，其不远处即为古茅津渡口。1959年渑池鹿寺发现有商代和西周遗迹和遗物[87]，2020年在鹿寺西发掘西周墓葬57座，另有灰坑。[88]太行山东南麓的这类西周聚落扼守于陉口。2019年济源柴庄发现了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遗址，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该聚落扼守轵关陉东端，北依太行山，南为黄河，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89]1991、1998—1999年的焦作府城调查发现西周文化层，发掘出土有较多陶片。[90]有学者认为此处可能是金文中的“雍伯原”等所封之雍国。[91]2005—2006年温县陈家沟发现有西周时期灰坑与墓葬，发掘12座西周墓葬，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92]该聚落东为新乡，属晚商王畿区范围，南为黄河，是进入洛阳盆地在黄河北岸的通道节点。在汴洛通道和许洛古道南线通道中，这类聚落错落分布。在1992、2001、2007、2017年对巩义康沟的多次调查中发现存在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遗址，有灰坑、墓葬、水井等遗迹[93]，该聚落位于黄河南岸，嵩山以北，处于汴洛通道的节点上。1999、2008、2017年的巩义喂庄调查中，发现面积约20万平方米的遗址，在遗址东南发现有少量西周时期陶片，西南发现有较丰富西周陶片。[94]1999、2001、2008、2017年的巩义罗口调查发现了少量西周时期遗物，其中见有印纹陶片。[95]2002、2017年偃师东管茅东南调查发现有殷墟晚期和西周早期陶器（含陶罐）[96]，该聚落位于嵩山出入洛阳盆地的重要通道上。2015—2016年伊川徐阳东区所发掘的西周墓葬中，出土有铜戈。[97]嵩县柿树坡遗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调查发现有陶鼎、瓮、细柄豆等。[98]1983年临汝大张出土鼎1件、簋1件、爵1件、尊1件在内的4件青铜器，其中簋铭为“光父辛”。[99]1980年临汝朝川发现西周晚期铜匜1件。[100]郏县太仆出土有西周早期铜甗。[101]上述聚落遗址分布于嵩山、熊耳山两山相夹的许洛古道南线通道中，控制着从应国出入洛阳盆地南部的通道。综观以上这些聚落，它们分布在关中盆地与洛阳盆地的边缘，地处山谷河流险要之处，军事色彩浓厚，应是当时扼守交通要冲、拱卫王畿的重要力量。这类聚落的形成，应是西周王朝在对王畿的构建过程中刻意增设的关键聚落，以做拱卫王畿之用。在传世文献中也可以见到一些有意识设置它们的线索。《尚书·立政》篇载：“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102]《说文》云：“坡者曰阪，从阜反声，一曰泽障，一曰山胁也”引高注：“阪险，倾危也。”[103]顾颉刚、刘起釪在《尚书校释译论》中指出：“阪”是险要的地方，在那里都设‘尹’防守。”[103]李民也认为“阪尹”是指“在阪地所设立的尹长”[104]。张利军采用顾氏的看法，认为“阪尹”是西周时期内服制官的第五组（最后一组），是处理边疆事务的官。[105]“阪”泛指崎岖险要的地方，还可在古今地名中验证，如“陇山”亦称“陇阪”，山西有蒲阪等，均是此意。“阪尹”亦即险要之处的长官，应是周代内服官员体系中有意设置于边缘之处的长官。由此可见，“阪尹”大致可对应前文所述的具有军事色彩之要塞聚落的长官，且据职官体系“阪尹”所据区域便是西周王畿区域范围的边缘。“阪”的存在守护了王畿的安全，其文本含义也与上述边缘地区的西周聚落性质相合。所以，关中、洛阳盆地边缘地区疑似为“阪尹”所据的聚落，自然是划定王畿区域范围的关键，其内为西周王畿的区域范围，其外就不再属于王畿了。介于“阪尹”所据聚落圈外与封国圈内聚落稀少，应是王畿与外服的边缘地带（见图1）。

图1 西周王畿区域范围

结语综上，西周王畿的区域范围，历来学界虽有大致模糊的印象，但始终未明。考察自然地理条件、西周封国分布情况、关中盆地和洛阳盆地边缘地区西周聚落，得以尽可能准确地划定西周王畿的区域范围。首先，西周王畿的区域范围应存在于较为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内，山川、河流可大致勾勒出自然的轮廓。因此就关中盆地和洛阳盆地的自然地理条件来看，此地作为西周王畿是十分理想的。同时，基于三代共同的“居中建极”理念，王畿之地也理应处于这样一个完整且居于天下之中的地理单元内。其次，梳理西周方国的分布情况可知，封国是王畿之外的区域，封国的作用是“屏周”。故王畿东部的区域范围应在卫、祭、东虢、郐、管、应、晋所环绕的洛阳盆地内；王畿西部的区域范围应在巴国及秦岭山脉以北、获国与陇山东南、李家崖文化人群分布的黄土高原北山山脉以南的关中盆地内。崤函通道是沟通王畿西部与东部的交通大动脉。最后，深入探查关中、洛阳盆地边缘地区的考古资料，可见一批性质较为特殊的西周聚落。其规模通常不大，多出土兵器，具有极强的军事色彩。其所在地理位置重要，方便控制进出王畿的通道，是拱卫王畿的重要力量。它们的存在精准地构筑出王畿的外环边缘地带。对照文献，《尚书·立政》篇中“阪尹”指“险要之处的长官”，“阪尹”大致可对应本文所指军事色彩浓厚的控扼性聚落之长官。故“阪尹”所据聚落的范围内是西周王畿，其外不再属于王畿。归纳而言，对西周王畿的区域范围进行考古学观察可知：西周王畿区域范围的边界当由西周封国圈与“阪尹”所据聚落圈两者夹逼而最终确定。关中盆地与洛阳盆地为封国所包围的区域虽然广大，但“阪尹”所据聚落外并非王畿。当然，王畿的具体范围随着西周王朝的盛衰，存在扩张或收缩，但调整之后的范围，仍可依据封国势力范围和“阪尹”所据控扼性聚落的分布情况来划定。附记：本文为“西周王畿的考古学研究”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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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恩涌等编著：《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从传世文献入手研究西周王畿的，可以参见丁乐静：《西周王畿考》，复旦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3]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3《夏官·职方氏》，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64页｡

[4]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0《地官·大司徒》，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12页｡

[5]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页｡

[6]《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50页｡

[7]《汉书》卷28《地理志》，第1651页｡

[8]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重庆出版社，2021年版，第252-282页｡

[9]徐良高：《周都选址丰镐的奥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5），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页｡

[10]史念海：《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见史念海：《史念海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116页｡

[11]《史记》卷7《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5页｡

[12]史念海：《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见史念海：《史念海全集》第4卷，第121页｡

[13]史念海：《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见史念海：《史念海全集》第4卷，第3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本文简称《集成》，不再一一说明｡

[15]《史记》卷4《周本纪》，第133页｡

[16]胡岩涛：《秦汉都城军事防御体系研究》，西北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0-113页｡

[17]徐义华：《夏代王朝体制的建立与内外服制的形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18]张天恩：《西周社会结构的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

[19]赵庆淼：《西周王畿区域政治地理研究》，北京大学2018年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第21-34页｡

[20]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15《定公四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944页｡

[21]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14《康诰》，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31页｡

[2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2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鹤壁市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辛村遗址2014年度西大坡西周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0年第3期；韩朝会：《河南淇县杨晋庄西周卫国邦墓群》，《大众考古》2017年第8期；韩朝会、高振龙：《河南淇县杨晋庄发现西周卫国墓群》，《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30日，第8版；郭戈：《鹤壁辛村遗址发现铸铜及制骨作坊：为寻找卫国都城所在地提供了重要线索》，《河南日报》2018年11月28日，第4版；高振龙：《河南鹤壁辛村聚落遗址》，《大众考古》2019年第6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鹤壁市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辛村遗址2015年度西周墓葬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2年第5期｡

[24]郭戈：《鹤壁辛村遗址发现铸铜及制骨作坊：为寻找卫国都城所在地提供了重要线索》，《河南日报》2018年11月28日，第4版｡

[25]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洼刘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洼刘村西周早期墓葬（ZGW99M1）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6期；张松林等：《西周管邑管城与管国》，见张松林主编，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5-1500页；张松林：《郑州市西北郊区考古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4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董寨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3期；张松林：《郑州文物考古工作回顾与思考》，见张松林主编，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一），第3-26页；刘彦锋等：《郑州地区西周遗址与封国》，《古都郑州》2006年第1期；张贺君等：《郑州地区西周城址探析》，《洛阳考古》2014年第3期；张松林等：《河南荥阳娘娘寨遗址发掘出两周重要城址》，《中国文物报》2009年2月18日，第2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荥阳娘娘寨城址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9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郑州市索、须、枯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见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01-375页｡

[26]平顶山市文管会：《河南平顶山市发现西周铜簋》，《考古》1981年第4期；张肇武：《河南平顶山市出土西周应国青铜器》，《文物》1984年第12期；孙清远、廖佳行：《河南平顶山发现西周甬钟》，《考古》1988年第5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平顶山应国墓地十号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Ⅰ，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257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5年第3期｡

[27]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461页｡

[28]魏兴涛、李宏飞：《从蒲城店遗址探讨西周应国的社会文化格局》，《考古》2022年第6期｡

[29]姜箎等纂修：《郏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133页｡

[30]该铜甗未见详细资料，在郏县博物馆展出，可查公开资料仅有郏县博物馆：《【郏邑·典藏】第十一集——兽面纹铜甗》，郏县博物馆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26x_N3Chu6Tm2U_fYtngDA，2022年12月15日｡

[31]唐兰：《郏县出土的铜器群》，《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

[32]杨小栓：《河南临汝县出土西周铜匜》，《考古》1984年第2期｡

[33]杨澍：《河南临汝出土西周早期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12期｡

[34]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35]郑州大学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伊川徐阳墓地东区2015~2016年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0年第3期｡

[36]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37]徐良高：《周之南土：巴国与巴文化刍议》，《四川文物》2018年第4期｡

[38]蒋刚：《山西、陕北及内蒙古中南部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的演进》，《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5期｡

[39]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考古》2021年第8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宁夏彭阳县姚河塬遗址铸铜作坊区2017~2018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10期；马强：《精耕细作——姚河塬城址田野考古工作理念探讨》，《南方文物》2022年第1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Ⅰ象限北墓地M4西周组墓葬发掘报告（上）》，《考古学报》2021年第4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Ⅰ象限北墓地M4西周组墓葬发掘报告（下）》，《考古学报》2022年第1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Ⅰ区北墓地西周墓（M42）发掘简报》，《文物》2023年第7期｡

[40]罗琨、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第1卷：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293页｡

[41]《河南三门峡发现12座西周古墓葬疑为焦国墓葬》，http：//discovery.cctv.com/20071210/102719.shtml，2007年12月10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门峡三座小型西周墓的清理》，《黄河·黄土·黄种人》2021年第16期｡

[4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渑池鹿寺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9期；王亮：《河南渑池鹿寺西遗址》，《大众考古》2021年第3期｡

[4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44]卢连成、尹盛平：《古夨国遗址、墓地调查记》，《文物》1982年第2期｡

[45]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陇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0页｡

[46]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88页｡

[4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中铁路考古队：《陕西陇县店子村四座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

[48]肖琦：《陕西陇县出土周代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5期｡

[49]肖琦：《陕西陇县出土周代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5期｡

[50]肖琦：《陕西陇县出土周代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5期｡

[51]王桂枝、高次若：《宝鸡地区发现几批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52]阎宏斌：《宝鸡林家村出土西周青铜器和陶器》，《文物》1988年第6期｡

[53]阎磊、田醒农：《陕西省1958年的文物普查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11期｡

[54]王桂枝：《宝鸡市郊出土的部分西周时期青铜器》，《文物》1997年第9期｡

[55]王光永：《陕西省宝鸡市峪泉生产队发现西周早期墓葬》，《文物》1975年第3期｡

[56]庞文龙、崔玟英：《陕西岐山近年出土的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57]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

[58]王桂枝、高次若：《宝鸡地区发现几批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59]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张天恩主编：《陕西金文集成》（6），三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8页｡

[60]冀东山主编，梁彦民分卷主编：《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青铜器卷》，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6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鄠县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6期；《户县文物志》编纂委员会：《户县文物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册），第140页｡

[62]曹永斌、樊维岳：《蓝田泄湖镇发现西周车马坑》，《文博》1986年第5期｡

[63]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张天恩主编：《陕西金文集成》（13），第135页｡

[64]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册），第502页｡

[65]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册），第492页｡

[66]左忠诚：《陕西渭南县南堡西周初期墓葬》，见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206页｡

[6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华县东阳》，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县东阳遗址考古报告（2014）》，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王洋：《华县东阳西周墓地结构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2期｡

[68]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水沟周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辛怡华：《凤翔水沟周城发现记》，《大众考古》2019年第7期｡

[69]曹明檀、尚志儒：《陕西凤翔出土的西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周公庙考古队：《陕西凤翔劝读遗址2004年调查与试掘简报》，《文博》2018年第3期；罗汝鹏：《2007年劝读遗址考古调查报告》，北京大学2007年本科学位论文｡

[70]祁健业：《岐山县北郭公社出土的西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祁健业：《岐山县博物馆近几年来征集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庞文龙：《岐山县博物馆藏商周青铜器录遗》，《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岐山县博物馆：《陕西岐山近年出土的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徐天进：《周公庙遗址的考古所获及所思》，《文物》2006年第8期；种建荣：《周公庙遗址陵坡墓地及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7期；李楠等：《陕西周公庙遗址08ⅢA2G2葬人现象探析》，《四川文物》2022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4年度周公庙遗址祝家巷北地点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2年第1期｡

[7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岐山赵家台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种建荣等：《岐山孔头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性质初探》，《文博》2007年第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岐山孔头沟遗址铸铜作坊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9年第3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岐山县孔头沟遗址西周墓葬M10的发掘》，《考古》2021年第9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岐山县孔头沟遗址西周墓葬M9的发掘》，《考古》2022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岐山孔头沟遗址西周中小型墓葬及马坑发掘简报》，《文物》2023年第3期｡

[72]淳化县文化馆：《陕西淳化史家塬出土西周大鼎》，《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等：《淳化县新石器至西周时期考古调查》，见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著：《西部考古》第2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7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高家堡戈国墓》，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册），第435页｡

[74]卢建国：《铜川市城关出土西周青铜器》，《文物》1986年第5期｡

[75]卢建国：《陕西铜川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2年第1期｡

[7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铜川市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耀州区石柱活龙村西周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6期｡

[77]尚友德、薛东星：《陕西铜川市清理一座西周墓》，《考古》1986年第5期｡

[7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铜川市王家河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

[79]渭南市文物旅游局：《陕西澄城县柳泉村九沟西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2期｡

[80]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册），第504页｡

[81]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册），第561页｡

[82]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册），第561页｡

[83]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册），第561页｡

[84]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册），第579页｡

[85]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编著：《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1-433页｡

[86]《河南三门峡发现12座西周古墓葬疑为焦国墓葬》，http：//discovery.cctv.com/20071210/102719.shtml，2007年12月10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门峡三座小型西周墓的清理》，《黄河·黄土·黄种人》2021年第16期｡

[8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渑池鹿寺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9期｡

[88]王亮：《河南渑池鹿寺西遗址》，《大众考古》2021年第3期｡

[89]梁法伟、王豪：《河南济源柴庄遗址发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大型聚落》，《中国文物报》2020年4月3日，第7版；高雪洁：《柴庄遗址晚商至西周时期遗存的综合研究》，山东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

[90]杨贵金、张立东：《焦作市府城古城遗址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4年第1期；袁广阔、秦小丽：《河南焦作府城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91]杨贵金、张立东：《焦作市府城古城遗址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4年第1期｡

[92]杨树刚、郭亮：《河南温县陈家沟遗址考古发掘获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6年5月3日，第1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温县陈家沟遗址发现的西周墓》，《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

[93]河南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河南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洛汭地带商周文化遗存调查》，《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河南省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河南省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巩义市洛汭地带古代遗址调查》，见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美澳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度区域系统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3-224页｡

[9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美澳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度区域系统调查报告》，第1054-1060、1064-1070页｡

[9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美澳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度区域系统调查报告》，第1046-1051页｡

[9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美澳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度区域系统调查报告》，第666-667页｡

[97]郑州大学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伊川徐阳墓地东区2015~2016年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0年第3期｡

[98]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147页｡

[99]杨澍：《河南临汝出土西周早期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12期｡

[100]杨小栓：《河南临汝县出土西周铜匜》，《考古》1984年第2期｡

[101]该铜甗未见详细资料，在郏县博物馆展出，可查公开资料仅有郏县博物馆：《【郏邑·典藏】第十一集——兽面纹铜甗》，郏县博物馆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26x_N3Chu6Tm2U_fYtngDA，2022年12月15日｡

[102]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17《立政》，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92页｡

[10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38页｡

[104]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79页｡

[105]李民：《〈尚书·立政〉“三亳阪尹”解》，《殷都学刊》1997年第4期｡

[106]张利军：《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59-260页｡顾颉刚、刘起釪认为“机要大臣是第一组，宫中之官是第二组，府中之官是第三组，侯国之官是第四组，封疆之官是第五组｡”见顾颉刚：《周官辨非序——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参顾颉刚：《顾颉刚全集》12，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90-391页｡

作者：王一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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