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响中国之理论派】学术圆桌丨“一带一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主持人：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访谈嘉宾：

崔洪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主持人：对于全球其他地区的人口来讲，能够摆脱西方过去几百年的束缚，找到一种新的希望，那么这个希望其实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义桅：自从欧盟创立以后，欧盟成员国内部没有再打仗，这不容易。东亚尽管没有东亚共同体，但是一场战争都没打，所以也是同质性的共同体。对外，从经济学来讲叫负外部性，只有天下无外，只有整个世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孤芳自赏一定不行。

主持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一个非常高的指导原则。在中国外交的传统当中，我们也有自己的创造，就是70年前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基本方针。我们是来求大同的，也包容差异。西方是消灭差异之后，再来求大同，这顺序就反了。您觉得中国外交在全球治理当中还有哪些理念得到了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接受？

崔洪建：我们和西方，如果深入到文化方面的观点，有比较大的差异。中国人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因为实际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地创造共同体，大家可以相互包容，和平相处。我们追求的是在差异性多样性之上，能够和谐地共处，这是我们文化一个非常核心的内涵。但是反观欧洲，看西方的经验，它追求的是什么？实际上是同而后和，无论是采取军事征服的手段，还是通过商业扩张的手段，还是通过价值观输出的手段，就是一定要把你变得和他一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去讲真正的所谓合作，所谓盟友等等。

但我觉得欧洲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或者西方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只要他们认识到这套东西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而且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比如在全球范围内，如果更多的国家越来越接受中国这种和而不同的核心思想，而拒绝这种同而后和的观点的话，我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它相对于欧美狭隘的中心边缘这种等级秩序观，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这个情况下会使欧美也去进行改变。如果它不改变，就会被历史潮流所抛弃。

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接下来，如果我们还要沟通，还要对话。在外交上去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方面可以推进的。比如说，我们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是比较困惑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然后有各种的猜测。作为一种回应，欧洲提出欧亚互联互通，然后又提出升级版的全球门户计划。对此，我们的态度非常开放，无论提什么样的计划，都可以和我们的“一带一路”对接。就像我们刚才讲，都是一个共同发展的愿望，然后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相互联系的基础、合作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往前走一步？

西方看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总是把防范警惕放在第一位，然后接下来才去想有没有可能合作。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只要咱们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上展现出足够的诚意，真正体现出“和而不同”的这样一种理念，可以让更多的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真正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的内涵，以及它持久的魅力。

主持人：“一带一路”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它是中国提供给全世界的一种国际公共产品。王老师，您能给我们讲一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理念，它在“一带一路”实践当中是怎么具体体现的？

王义桅：费孝通先生曾经在《乡土中国》这本书里比较了一下中国和欧洲的共同体。西方的共同体和中国不一样，所以他们如何对待不同？同化不了就打仗。人家说你根本就不是美，我才是美，你是丑，我是文明，你是野蛮，我要把你变成美。谁说你这一定是美，我的一定是丑呢？你把我非得变成你的美，就造成了一些殖民，造成了宗教冲突。关键是美美与共，你真心觉得世界各国各种民族文化它都是美的，跟你是平等的，他们很难做到真正的平等，关键还要美美与共，还要共存，不光是各美其美。

今天我们讲的文明交流互鉴是要各美其美的交流互鉴。所以“一带一路”怎么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真的成为各美其美？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如果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实现现代化，这个才叫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是一个方面，还有共同地走向现代生活，包括政治体制观念都要实现现代化。而“一带一路”正在做补基础设施的短板，从产业到产业集群到经济合作园区、产业园区、科技园区，再到最后文化的民心相通。

主持人：刚才王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人文交流对于“一带一路”，对于命运共同体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即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来往。您认为，语言教育教学方面对于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什么样促进作用？

崔洪建：首先我们在观念上要尽量朝着一个方向去思考。同时各国各地区要保持一种日常的、频繁的接触和交流。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处在一个相对封闭彼此隔离的状态，人类社会会产生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人本来就既是思想的动物，又是社会的动物，这两个属性就决定了无论是个人也好，还是国家也好、地区也好，必须保持经常的交流，我觉得这个交流是需要经验互鉴。我这里发生的事情，我怎么解决问题的，对你一定是有借鉴意义的，通过相互的沟通和交流来帮助彼此，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就是交流的重要性，避免误判。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两个国家或者说地区之间长期处于不交流的状态，就难免会去揣测对方的意图，然后有时候做一些不必要的联想，这样可能会让双方的关系处于充满矛盾落差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了观念上的交流，有了人文的交流，才可以找到更多共同的解决方案。比如，现在欧洲说中国的电动车看上去势头很猛。但实际上通过交流，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中欧现在在电动车领域、在绿色能源领域是一个密切的合作。在中国生产的电动车这个产品里面，有很多来自于欧洲方面的元素，其实大家在这个方面是利益共同的，在利益共同的基础上，我觉得只有大家通过频繁的交流，然后帮助双方去了解我们真正在利益链条上的紧密联系，才能够避免出现误判。

还有一个，通过人文和人文教育科技等等交流，它实际上是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一个坚实的民意基础。我们知道，在政府层面，大家会有很多经济合作的方案，后在外交安全层面会有很多对话来增进互信，这是构成人类共同体必要的一些基础和机制。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它定义是在人类，实际上直接对应的是民心、是民意，只有通过长时间机制性的、可持续的民间对话交流、人文对话交流，才能够达到像刚才义桅说的从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

主持人：我们也注意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来之后，写入了联合国的一些重要的国际机构文件，在区域层面上我们也宣布建立了很多命运共同体，还有更多的是在双边层面上，您如何看这样一些在国际层面、地区层面、双边层面上不同层次的这样一个构建？

王义桅：以前我们讲互利双赢。现在讲除了利益的纽带以外，最后还要志同道合，否则不会成久远。中国古人说“以势交者，势尽则疏；以利合者，利尽则散”，我认为最后还有心相交才能成久远。所以要做相互真正意义上、平等意义上的交流互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中国，翻译成英文——China， China也是西方人所讲的瓷器，这些都是西方的概念，但是我们把它用过来了，更不用说我们信仰的共产主义也是来自于欧洲。但不是说我们有了你的东西，就否定你的东西，或者有了你的东西就变成威胁你的东西，而中国是东西南北、古今中外之集大成，包括制造业、电动汽车，包括概念，学习了欧洲的，也学习了非洲、拉丁美洲，还有就是印度，但是我们把它集成的能力非常强，然后变成一个系统，因为中国的思维方式就是大系统思维，所以我觉得欧洲人应该感到很欣慰。这些智慧到中国来生根发芽，还开花结果，并且造福于全人类。

习近平主席指出，“大河有水小河满”。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杜伊斯堡在典型的欧洲袖带地区，现在中欧班列来了以后，第一个中欧班列从重庆开到杜伊斯堡，因为杜伊斯堡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型港口，而重庆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港口，开始阿姆斯特丹他们看得紧张，汉堡也开始紧张，说内陆港口现在变成贸易的中心，我们传统上的港口贸易不会下降吧？因为以前90%的贸易都通过海上进行的。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因为大量的货物、汽车零配件、平板电脑，包括水果等等运到欧洲以后，在杜伊斯堡附近会组成一个产业链，然后整个工业园区，不仅把杜伊斯堡给救活了，而且人们发现汉堡这边也可以有更多的货物进入到欧洲内陆地区，借助这样一些链条。

所以中国把这个底盘做大了，让欧美更好的投资、更好的经营，因为整个世界联通了就做乘法了，不是做加法减法。因此，共建“一带一路”他们应该感觉很欣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也是很欣慰的。

主持人：我们已经在路上，在全球遍地开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工程，需要各方的力量来注入，来共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