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口述自传（9）筹划战争学院

我在任职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时，有一天，侍卫长从日月潭打电话跟我说：

“纬国兄，恭喜你。”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

“老先生下了一个手谕，要你去接罗友伦。”

那时，罗友伦是第1军团军长，我如果能到第1军团，以后，就可以接任副总司令、总司令等职务。所以，接掌陆军第1军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蒋纬国与父兄同游日月潭 图片来自网络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连夜赶到日月潭。

第二天早晨，我陪父亲在阳台上散步，他说：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说：

“我昨天夜里来的。”

我没有说侍卫长告诉我什么事情，我跟父亲说：

“刚才听说父亲要我去接第一军团。”

父亲说：

“是啊，好不好？”

我说：

“不好。”

父亲满脸狐疑地问我：

“为什么，你不想下部队吗？”

我说：

“没有一个军人不想下部队的，除非他自己不争气。军人的事业在部队里，父亲培植我，要我下军团，我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

他就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想去呢？”

我说：

“您不是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准备筹划战争学院吗？”

此前，父亲计划将来建立一个三军大学，同时把屏东的空军指挥参谋大学、左营的海军指挥参谋大学都集中到台北来，把陆海空三所指挥参谋大学更名为学院，上有三军大学。

如此一来，在战术的阶层上，陆海空各有一所指参学院，战略的阶层上则要我策划战争学院。

我跟父亲说：

“现在至少还要三年才能把战争学院的课程全部编写出来。其他学校教官有的是，说一声开学，第二天就可以开学。

但是，战争学院教授的是战略课程，国军自从陆军大学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讲战略的学府了，而且，陆军大学所教的不够完整。

我打从1950年底回到重庆后，就把陆军大学的八大教程全部看完，我现在一方面拿陆军大学的课程做基础，另一方面比照其他国家的教育内容，再就国内自己的需要，来策划战争学院。

父亲原来是要分别办陆海空三所大学，我认为战略阶层不应再分陆海空，而是要训练将领将来都能够统领三军。我现在正在编所有课程，如果父亲能找一个人来接替我的工作，我马上就接第1军团。”

本来，父亲把编排课程的事交给张其昀，他底下的台柱，也是一位将军，父亲给他三次机会订个教育计划，他都弄不出来。

后来看了余伯泉和我做的，父亲才很满意，便把准备工作交给余伯泉和我两人。

余先生对野战战略的修养有相当的基础，不过，他也是初步的，我们两人曾面对面讨论，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战略。我负责编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心理战略及军事战略，他负责野战战略。

野战战略是讲野战用兵，军事战略是讲建军备战，整个的国家战略、大战略，甚至全球战略，都是我一个人编的。但是，我编好一堂课的教材后，一定先给父亲看过，父亲点头了，才算这堂课可以上讲堂。

我跟父亲说，要编好课程还要三年，而课程的编排又不能中断，否则学校永远无法成立，除非父亲找到别人接替，父亲想了好几个人都不妥。

父亲说：

“你还要三年的时间才能开班，开班以后还要办两班才能脱身，一期的时间算一年半的话，时间加起来总共就是六年。

六年以后你的部下都当陆军总司令了，你还要去当军团司令吗？”

我说：

“我生下来就是为父亲，我一生的奋斗也是为父亲。既然我正在替父亲完成几十年来的心愿，现在更不能中断，我下不下部队，不是重要的事情。

父亲的许多学生都到了历练军团的时候，现在只有第一和第二军团，您要把其中一个给您的儿子，那又何必呢？

这些学生都要历练，我自己可以不当军团司令，但是我希望将来所有的兵团司令——陆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等，都是从我的学校毕业的学生，那不是为父亲、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吗？”

这时，我们正在阳台上散步，我说完这些话后，父亲把手伸过来搂着我的肩膀说：

“那你太吃亏了，你现在不下军团，将来怎么到总部？怎么到参谋本部呢？你的部下都上去了，你的学生都上去了，你就不能再下去了。”

我说：

“那没关系，如果现在这件事情父亲认为是重要的，比父亲给我一个青天白日勋章都还值钱。我也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我是替父亲卖命的。”

他就说了好几遍：

“你太吃亏了，你太吃亏了。”

后来，父亲又问我：

“一年的时间可不可以？”

我说：

“一年是不行的，不过还是有一个变通的办法，一年之后可以先开班。开班之后，下半段的教育则是‘套在脚上打草鞋，边打边穿’。一方面编下半段课程，一方面教前面的课程。

这一年中间，一方面要往下编，另一方面要拿编好的教材先训练教官，并且要选择有第一流战术修养的教官。”

这一点，我事先已经与白洪量先生谈过，请他在石牌拨一部分他认为最优秀的教官给我，所以，他已经选了几位陆海空最优秀的战术教官。

图片来自网络

另外，我们在陆军指参大学隐藏了一个特别班，（当时父亲想办陆军大学，美军顾问团反对，也不肯支援，说老实话，他们也没有人可以派）我就从陆军指参大学研究班三期的学生中选出成绩最好的人，加上石牌最好的教官，先训练他们野战战略，野战战略先磨炼好，其他的都是知识性的问题。

一年之后，战争学院如期开学。这样一来，我下军团的时间就耽误了。

战争学院规定一年半为一周期，正规班上课期间有一年零三个月，剩下的三个月作为下一期的准备工作时间，我在三年之内办了两期正规班。

第一期正规班办好后，父亲说：

“很好，你马上准备办将官班。”

将官班的对象是已经升为将官，但还没有受过战略训练的人，期限为半年。

本来，参谋本部只答应让将官受训三个月，因为哥哥认为高级将领不应调训，即使调训也只能短期，最好是三至五个星期，连三个月他都嫌长。

可是，父亲认为至少要半年，并且把重点摆在野战战略的磨炼，野战战略的时间一节都不能少。跟正规班一样，其他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心理战略则不让他们做计划作业，由我们把计划做好，让他们学习，了解国家战略的计划应该如何做，然后大家的讨论，所以可以缩短时间。

不过，时间虽然缩短了，但是有关政、心、经的战略教育也有七十几个钟点，野战战略则有四百多个钟点。

父亲特别关照，将官班要由上往下训练，总不能师长懂了，而军团司令还不懂。这样一来，部下对长官一定不佩服，将来部队的指挥一定会发生问题。

父亲有一句话很重要：

“凡任指参（长僚）者，必先习得高两个阶层（大两个范围用兵修养）工作学能之用兵训练。”

所以，我们就先训练“国防部”次长、每一次长室的副次长及主要的组长，然后再训练军团司令、副司令、军长、副军长、参谋长、师长、副师长。

父亲病了以后，变成军长还没受过训，就把副师长送来搪塞，他们叫做“派受训差”，这是我哥哥在背后作祟。

父亲故逝后，他就下令停止将官班，免得这批人在我训练之下，时间一久就变成我的人了。

我总觉得，军队里面阶级服从是应该的，但是不同的阶级必须有不同的能耐，有不同的学养。在整个人事制度里，人才如何选用，都要重新调整。

以前，大家是一条心，一个观念，一个想法，而且战术、战略都相同，这是非常重要的，长官与部下心照不宣，长官还没有下命令，部下已经晓得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与哥哥对于人事训练的基本想法都不一样，所以，父亲这样辛辛苦苦地培植国军，到后来竟被摧残，我觉得很痛心。

从战争学院成立后，将领经过培训后，他们的心胸、眼界、思维确实展开了，陆军大学原本有战略教育的课程，但是不完整。战争学院的战略教育是完整的，而且还有全球战略的课程。

陆军大学过分限于野战战略，而野战战略也不完整，战争学院的野战战略经过四百多个钟头的磨炼，等于打过四、五十场仗，没有一个人有这种经验，就算是打，也都是先从战斗性的或是战术性的开始，战略性的战争顶多打个二三场仗，就已经很多了。

我们要把战略状况反复磨炼，不论古今中外，很多的仗重新打过。以开辟第二战场来说，历史告诉我们盟军是在诺曼底登陆，但是在那里登陆是否正确？如果对，原因是什么，如果不对，原因又是什么？

最早的时候有人主张在西岸登陆，往上插上去，使苏俄不得干涉西欧的问题，如果是那样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我们一步一步反复讨论，使他们在心胸、思想上展开一个新的境界。

从战争学院毕业出来的人，心胸、思想确实是另外一个境界，与陆军大学毕业的完全不同。

陆军大学尤其对补给线的问题研究得不够，他们只是从后勤来看补给的技术，而没有看成是作战战略，再强的部队都会变成强弩之末。

因为，万一补给线切断了，人员伤亡无法补充，物资的消耗没有补给，弹尽粮绝部队如何还有战斗力？既然如此，如何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如何保障自己的补给线就成为重要的课题了。

如果敌方有三条补给线，该切掉一条、二条或是全部，然后再来决战？如果各有利弊，在何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反复推究，所以，每次一讲野战战略都要四个钟头的时间，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

第一个钟点发状况，大家还没学过战略，发状况后要他们自行判断，他们说没有学过战略，连一条条文都不知道，我说有了条文之后还有机会磨炼吗？有了条文之后就只会摆条文，完全没有思考了，根本无法磨炼。

我问他们：

“你们没有学过，要从哪里学？”

他们说：

“教官教。”

我又问：

“教官从哪里学？”

他们说：

“教官的教官。”

我又问：

“教官的教官的教官，甚至更早以前的人，他们从哪里学呢？孙子武子的兵法又从哪里学来的？鬼谷子又是哪里学的？

总有一个人是第一个想出来的。二千年以前他们想得出来，为什么我们现在想不出来，大家要用脑筋想。”

这下子，他们就开窍了，用自己原有的良知良能以及理哲思维，把思路打开，最后，我们再把大军统帅的处理状况的条文拿出来，我说：

“你们所想的不是跟他们一样吗？”

结果，他们就有自信了。所谓启发式的教育就是从我们战争学院开始的，这就是真正的启发式教育。

政府搬迁到台湾时，父亲也准备训练一批山地兵。我们从德国请来一位教官，由他训练一个连，学习山地兵的动作，为期四个月，剩下的八个月则以该连为基础来训练另外几个连，以成立一个山地兵营。

至于登陆技术，只要原先训练的那一连学会就可以了。可是，等到第二年德国教官再来台湾时，这个山地兵营非但没有训练好，反而还调到澎湖，原本接受训练的那一连，也更换成新兵。可见，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没有持续性。

不过，第二年还是得训练山地兵的营战术，为期四个月，剩下的八个月还是我们自己训练其他营并成为一个山地兵旅。第三年，教官再来时，就训练山地兵旅的作战技术。

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到梨山，父亲要我讲解山地战术，这里的形势很适合应用山地战术，事实上，山不在高，而在其地势，我把山地战术中特别要注意的部分向父亲报告，也说明如何运用山地战术，父亲对此非常欣赏。

美军的山地兵战术里，师行军路线不是走山脊线就是走山谷线。

1963年，我奉命接任陆军指参大学校长。我在星期日到差，当天就下了几道行政命令，星期一召集学校教官，共同研究教育课程的安排。

在会议里，我跟所有的教官说：

“你们都是留美归国的，所有的案子不是走山脊线就是山谷线，但是，台湾高山的山脊连猴子都上不去，我们如何能行军呢？你们不用头脑想一想，就按照山脊画下去，你们去走走看。”

他们就说既然不能走山脊线，就改走山谷线，我反问他们：

“山谷线也展不开，如何能走？”

他们就问我该如何做？我说：

“凡是这种山地，非大军用兵之地，只能用小部队，以连排为单位来作战。”

他们听了之后，才恍然大悟。

我在三军指参大学校长任内，也慢慢灌输他们有关山地战术的观念。我发现我们的指参教育里面只有参谋作业的程序与格式，缺乏战术思想的灌输，而且无法实际运用。

那时候，他们才开始警觉到过去错误的地方。同时，我也分析给他们听，美军都是在欧洲作战，而西欧的地形都是窝状形，无论山脊、山谷都可以利用，中国的山较为挺拔，于是西方的山地战术无法在中国运用。

我们向别的国家学习后，如果食古不化，照本宣科，是非常危险的。过去几期的教育不是误人子弟，而是误人父母，因为这些毕业生都要回到部队教导士兵，他们使用错误的方面，在战场上岂不危险。

陈大庆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陈大庆先生当时是陆军总司令，他很欣赏我，并且支持我改制。起初，学校里几位教官气势非常高涨，他们不但认为不能改制，而且还瞧不起我所说的话。后来，我把道理讲给他们听以后，他们才改变态度。

中国人到国外留学往往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举例来说，了解了攻击之后，再来研究防御，防御就是不让别人攻击。在同样一个正面，我们的火力比别人强，所以如果不懂得运用火力来部署攻击，只是依样画葫芦，就无法发挥火力。

在一个正面，我们又如何选择攻击点、攻击的突入点以及突入的方向？我们突穿敌人的第一线之后，如何训练目标？

战术的纵深就是步兵营的纵深，在步兵营的后面就是炮兵阵地，亦即旅指挥所与旅预备队。所以，当我们突穿了敌人的营阵地后，就完成了战术的突穿。

换句话说，完成战术突穿所取得的目标首先就是敌人的旅指挥所，使敌人的营部一时间无法发挥同步战略；

第二个目标就是炮兵阵地，使敌人没有强大的火力支援；

第三个目标就是打掉敌人的旅逆袭部队，所以我们事先要侦察敌人的炮兵阵地、旅指挥所以及逆袭预备队所在。

当我们在计划攻击时，除了首先要计划如何突入营阵地、如何突穿营阵地，以及如何确知敌人的旅指挥所、炮兵阵地、预备队的所在地外，我们自己所准备的战力也一定要充足，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拿下敌人的阵地之后，部队不能离开，要撑住突入口两边，不让突入口合拢，接着让第二波部队超越进去，一直到核心。

这些都做到之后，再往前就要找到敌人后面预备队的来处，先占领某一点，使敌人的逆袭部队无法到达，然后，我方就可以清扫前面的战场；如此一来，敌人也无法撤退，就会全部被歼灭。

这些理论从前在陆军指参大学都没有人教导过，所以我还是要从攻击、防御、追赶、撤退、遭遇从头教起，我也重新编排教案，一定要使学生知其所以然，并且学会如何策划攻击与防御。

国军过去作战常常采用硬拼的方式，不但伤亡很大，而且经常前功尽弃。此举，彻底改造了陆军指参大学的教育方式，改正了他们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