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川奇人傅崇矩

在清朝末期，四川人傅崇矩，是一个在报业、彩票、工业等诸多领域勇开风气之先的奇人，所著《成都通览》堪称清末成都社会的“百科全书”。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五（1900年12月6日），古色古香的成都桂王桥北街33号，寒空中突然鞭炮声声……许多人齐集一家公馆前，门上高悬崭新发亮的“成都图书局”黑漆大匾。人们议论纷纷：“又是啥子生意开张啰？”一个20多岁、身材矮小的黄脸青年，笑容满面地对众人说：“我们不是做生意，是办《算学报》！”许多人一脸茫然：“《算学报》是啥子名堂嘛？”

那青年朗朗说道：“诸位总晓得，省城里早有用锅烟子印刷‘上谕’“辕门抄’之类的《京报》《纶音捷报》嘛！但这些官府古董只在官场流通，与百姓无缘。报纸，是老百姓也可以开办印刷、老百姓都可以看的，既传送消息，又启发民智。西洋各国最为流行，所以人家也最先进。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上旬，宋育仁先生在重庆办了个《渝报》，这就是我们四川最早的报纸啰。次年他调省城当尊经书院的山长，《渝报》办了16期也就停刊了。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也就是西历1898年5月5日，宋先生又在省城创办《蜀学报》，其实就是《渝报》的延续，也是成都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份报纸……《蜀学报》多议论时政、倡导维新。敝人和苏星舫先生合办的这个《算学报》，则是宣传西学博算，开启民智，是成都办的第二家报纸！”

人群中有人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蜀学报》响应康、梁的‘戊戌变法’，被衙门查禁！你们今天开张的《算学报》又当如何？”

那青年脸露不平之色，高声说道：“是呀是呀！这几年中，四川真是莫得人敢说报纸了，谁个又敢开报馆呢？为免覆辙，我们在报上已声明‘专说算学，不敢干涉地方事件’.…诸位请进去参观，里面有‘阅报公社’，陈列各省书报61种及东洋日本报纸2种，免费任人阅读。敝人对西洋杂学深感兴趣，还在里面设‘算学馆’，苏星舫先生任总教习，收徒教授西洋算学！”

这位青年就是四川近代报刊、出版界的先驱傅崇矩（1875~1917）字樵村，他此外还有新樵、樵春、樵斧、过来人、樵新子、亦天等笔名、别号。他1898年肄业于成都尊经书院，在《蜀学报》当过“访事”（编辑记者一类）。

众人蜂拥而入进馆参观。客厅左侧是“阅报公社”，木版印刷、线装书形式的《算学报》摆在正中突出位置，还散发着油墨味。墙上挂着傅崇矩龙飞凤舞写的一首诗：“一觉黄梁梦未成，男儿有志事长征。上书空人红莲幕，投笔难随细柳营。阮籍途穷怜壮士，江淹才尽愧儒生。风尘万里逢知己，愿见荆州识姓名。”

有人问：“这首诗愤世嫉俗，看来先生志向非凡……只是百业甚多，先生为何独要办啥子报纸？”傅崇矩笑说：“敝人是简阳县石盘乡人，家父讳廷玺，道光时举人，曾任江安、泸州两县教谕，卸职后曾在家乡办傅氏小学堂……我自幼不务正业，却喜杂搜博蓄，所以仕途无缘，从军从政都报国无途，年前随家父举家迁省城。自思如今列强凌辱、国事日非，又见蜀中闭塞、民智不开。而西洋各国之振起，莫不以民智为基础、科学为先导。所以敝人不揣浅陋，斗胆创办报纸，以开启民智为已任，还望能多遇知己啊！”

当时的成都确实太闭塞，《算学报》曲高和寡。过了一段时间，眼看报纸办不下去了。傅崇矩叹气道：“可叹可怜，办了两期，莫得20个人肯要！”只好停刊。其发行量之少，为世界报刊史上所罕见。但《算学报》是四川继《渝报》《蜀学报》之后最早的报纸之一，也是四川有史以来第一份自然科学类的报纸，并以此永载史册。

傅崇矩并不气馁，又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办《启蒙通俗报》，木版印刷，初为半月刊，第14期起改月刊，影响渐大。出资支持者除一些官绅外，还有德国驻宜昌领事米尔雷，法国驻重庆领事安迪。

《启蒙通俗报》有论说、中外历史、杂录、歌谣、图画、教科书、讲义等栏目，介绍西方文化和科学常识。如一篇文章中说：“可笑可笑！古来说日食月食，是不吉兆的事；古来说雷公火闪，是专打恶人的。如今格致学明，才知道日月食，是算得着的；雷火闪，是考得出的……并莫有吉凶一说。”

当时民众不了解报纸的重要性。《启蒙通俗报》1902年8月曾登了条趣闻：这年7月间，四川制台奎俊想标榜新潮，要选拔人才。奎制台出的考题是“欧洲国际法协调约皆无平等权议”。此题一出，参考的人都大眼瞪小眼！原来，此题出在东京出版的《译书汇编》上，蜀中只有启蒙通俗报馆卖过五本。全川仅刘信臣、傅崇矩、龚向农三人读过；待至放榜，三人分列一、三、六名。傅崇矩事后逢人就喀嘻哈哈地说：“不读报纸，就是聋子、瞎子、瓜娃子！”

此时官府也晓得舆论的重要了，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川总督锡良办官报书局。傅崇矩已是省城报刊界“权威人士”，他建议该局“总办”陆钟岱创办《四川官报》，至这年十月十日又发行《成都日报》（这是成都第一家日报）……这些官方报纸因得傅崇矩不少帮助，少了许多官腔冷脸，还拉来一些商界广告。

光绪三十二年（1906），傅崇矩将《启蒙通俗报》改为《通俗日报》。最初用土纸单面印，每份一张半，傅崇矩一人编辑，多用白话。初出的时候，因印刷人技艺不熟，常不能按时发行，或因经济困难停版几天。但它社会新闻多，文艺“副刊”也不少，还随时出“诗钟”“灯谜”：参加者每人每字出钱二文，作中奖人的奖金，每次收入十到二十串钱。《通俗日报》因这种做法居然大有获益。傅崇矩又聘杨叔尧主持笔政褒贬时事，于是报纸销量日增……其后《通俗日报》分为启蒙、通俗两类，由史峰主持，又改名为《通俗报》《通俗新报》。报纸也改在三道馆街文伦书局用机器排印——在成都这是最早采用现代先进排印技术的报纸之一。

清宣统元年三月一日（1909年4月20日），傅崇矩又创办《通俗画报》作为附刊，随《通俗报》附送。画报上刊登的讥讽官场的漫画活灵活现，如有幅《中西人》漫画，讥讽以“改革”“维新”为幌子的官老爷的丑态，画旁题词是：“一身洋装，满口华语；周身洋货，不遗下体。又非讨口，狗棍夹起。好像闷头，软帽穿起。又不同屎，把烟咬起。金钱外输，国货不喜。只恨父母，非洋种子。不中不西，人而无耻。改良社会，这些画，把官老爷鼻子都气歪了，他报纸被查封了。

1911年9月7日在“保路”高潮中，清朝很快垮了。1912年6月29日，玩世不恭的傅崇矩站在他桂王桥北街33号“成都图书局”门口，又乒乒乓乓放起鞭炮来，他扯开喉咙高吼：“我们报纸第三次复刊啰……快来看啊，巴适得很！”

傅崇矩是“新潮”人士。大约在电影刚传入成都不久的1908年前后，他就宣传电光戏，图书局傅牧村现在东洋习演一年，方购回川，立电光馆。公馆衙署约演者价二十元至三十元。若赴图书局（即桂王桥北街33号）观者，每人价二角。”

他在各种“新政”中也大出风头，是四川彩票业历史上第一个人，只是别人赚，把傅崇矩弄得几乎倾家荡产。

锡良

18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发行彩票早已合法化。光绪年后，中国官方也开始发行彩票。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清廷批准，在成都七家巷口设四川“彩票公司”，后改名为“票捐总局”。

初办彩票时人们都不晓得这玩意儿为何物，“众商缩手”，而傅崇矩却一马当先跳将出来。这年寒冬，桂王桥北街图书局大门右侧，又挂起块“富记彩票分行”的大吊牌来。原来有个当过县丞的冯昆山，这时是监印彩票委员。他找到傅崇矩说：“你的图书局每期认销三千张，彩票公司给你特别折扣。彩票局总办翁又申大人连连夸你敢开蜀中风气之先，委任你为‘商董’，老弟啊！你真是名利双收啊！”

傅崇矩冲锋在前，开办起“富记彩票分行”，成都众商家也纷纷领购彩票。彩票公司为此特委任傅崇矩为售票委员，并对他“悬牌奖励”。冯昆山是“以权谋私”的高手，不出分文和傅崇矩合伙，所得利润却要“干分三成”。而领彩票需现银，傅崇矩无此财力，只好约朋友曾雅仑合资。曾雅仑不认冯昆山的“干股”，只允傅崇矩占利二成；而冯昆山也不认曾雅仑的入股，只认傅崇矩一人。原说好的照三七成分账，傅崇矩在曾雅仑处只得二成之利，在冯昆山处却需付出三成之利。傅崇矩暗自叫苦:

“我白白跑腿奔走，空有三千票之虚名，每期还倒赔一成之利！”到次年（1906）三四月间，傅崇矩实在玩不下去了，就不再给冯昆山的“入股利润”。冯昆山大怒说：“你既毁约，我只好把什邡钟知县托我经手、在你处所取彩票该付的银钱“借’来，充我该得之红利！”更要命的是，这种官办商销的彩票，弊端甚多。票捐局设立后，内设总办一人月薪大洋200元；会办一人，月薪100元；下设委员若干，月薪数十元。另外从总办起，各人月薪加双倍，既领取双薪，每期彩票大奖内还有百分之三的回扣……开办之初，每月发售彩票一次，共印票两万张，每张售10元。每期都有中大彩一夜暴富者，于是百姓争相购买彩票成风，每期彩票卖得精光。“票捐总局”就在正额之外又加出“副票”，来个每期共印五万张，这简直是“杀鸡取卵”，顿时把市场弄得稀烂！

当时省城彩票由各彩票商领销，发全省各地销售。销售滞阻后，每票改售五元，仍十有九家卖不脱，傅崇矩处所剩尤多。外无人买，内不准退。曾雅仑亲戚王西垣又挪借300多元，曾雅仑见势不妙，抽身去也。傅崇矩剩了无数卖不脱的彩票，

欠了一屁股的外债，弄得他几乎去撞南墙，连叹：“恨我心计太拙，实不如人。一年之间共亏一万余金，如今势成骑虎，妈呀，给老子咋个办啊！”

彩票局官老爷们巧取豪夺,弄得商民皆困，而官府则大捞好处。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起发行第1期至宣统三年（1911）十月清政府垮杆，六年来四川发行彩票约70期。每期约以50%收入为彩金，余利除局务开支，每月还提两万元补助成都兵工厂（据有的专家称：仅此项前后就有银60万两以上，相当于四川全省只有傅崇矩因经营彩票，同官老爷打交道吃了大亏。

1906年，彩票局总办翁又申租赁的福德街谈廷桢州官的公馆，翁因故离蓉要转租，声言无论何人续租，需出他改造花厅的200多两银子。傅崇矩由于多种原因，强装笑脸应承接租，租期以一年半为限，每月租银30两，还另付了改造费。这年5月间，傅崇矩同父母一起入住。因人少屋宽，傅崇矩募集徒工开设工业馆，聘东西教员早晚授课，不料运气实在太霉，竟然连出怪事：女儿和侄女在此屋相继暴死，厨师又在中秋这天抹喉自尽，彩票则无期不亏，学堂也因无款关门……弄得很信科学的傅崇矩也神经兮兮起来：“这房子硬是闹鬼不成？”到这年10月，他为图吉利，将工业馆改为“阜利公司”。

工业馆其实就是个小工厂。原来，这时的傅崇矩又壮起胆子自造黄包车。清同治三年（1874），上海从日本首次引进了300辆黄包车，又叫东洋车。1898年，四川商务总局宋云岩在成都创办快轮车（即黄包车）务公司。那年2月青羊宫花会期间，在老南门大桥到青羊宫新修城墙边的土路上，成都首次有黄包车试行，但其后黄包车与轿行因争利打架，官府就禁止黄包车运行了……到1906年，商务局总办沈秉堃很赏识傅崇矩，拨了些银两，委他置备数十辆黄包车作青羊宫花会交通之用。

此时傅崇矩的“阜利公司”就在谈家公馆里生产黄包车。所以说起来，傅崇矩还是成都搞“工业”的老前辈企业家。

傅崇矩正想靠造黄包车来赚点银子去填补彩票的“窟窿”，哪晓得谈知州家探知傅崇矩的“工业馆”在此，有木铁工匠100多人，洋车材料堆积遍地，搬迁肯定困难，就乘机要挟涨房租。傅崇矩无奈之极，好话说了儿箩筐，房租还是每月涨了10两……黄包车造毕，傅崇矩再无财力供房租，忙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转租贵州馆街的廉价住房。

这时的傅崇矩因彩票积亏提见肘，要把留在谈公馆未搬、约值银200多两的造车剩料青冈木搬回，而谈知州说还欠房租，高矮不准搬走，厉声扬言：“任你打官司，我是不怕的！”

傅崇矩气得发昏，事后逢人就大诉其苦：“对我尚如此不可理喻，他当官时对百姓的手段就可想而知了。诸公，诸公，公理何在！”

朋友苏星舫对傅崇矩说：“樵村，只怪你乱想汤圆开水喝，才弄得一蹶不振！两年前，你以川中报界名流身份，去日本世界博览会考察，你啥子不买，掏空钱包买了几大口袋各国书籍、图表，在四川是最早从日本购进油印工具。归国时你雄心勃勃写诗：‘秀才出了门，更知天下事。踏遍东西球，遂我平生志。我生不逢辰，长才困专制。今日归故乡，桑邦能展翅！’你还是一心吃油墨饭吧。”

傅崇矩长叹一声说：“你说得对极。归途中我还写了诗感叹：‘出洋反比归家近，入蜀方知行路难。’专制社会中干实事大不易啊……我还是先搞出版、办报吧，开启民智要紧，唯此昏暗中国方能强盛。”

他是很容易激动的人，当下脸红筋涨地呼呼挥笔又写了首诗：“少小从军笔屡投，男儿三十未封侯。士非知已难为用，生不逢时亦自羞。且著新书消岁月，愧无多财到非欧。西方教育东方偏，试看中华胜得无！”

傅崇矩从此一心著述，十余年中，汇集出版了规模宏大的《博氏丛书》，计有：《中国历史大地图》二十种（从《禹贡历史大地图》分朝编绘到大清统一地图）《万国通商水陆新地图》《四川省文明进步图》《四川省明细详图》《西域古今改革图》《中外商务丛抄》一百卷、《国朝名人言行录》《考订长江水道图》《“山海经”古地今证》……

他还在宣统年间编纂过《自流井》杂志。扬州出盐商，他设计的封面是个穿高领衣、千娇百媚的扬州美女在盐井框架的背景中，这就将扬州、自贡两座盐业城市紧紧连在一起……这种“川盐销天下”的封面设计，以今天眼光来看也是独具创意的。

“傅樵村以个人之力亲自编著、校订，出版如此浩繁之图册、刊物、报纸，实奇人也！”

他还当过四川红十字会会长。因他长子傅玉荪、长女傅寿珍及四女、侄女得急病，经中、西医先后治疗无效，都死了，所以他沉痛地说：“可见中西医均不可恃也！”他鼓吹医学应大力改良，小儿要普种牛痘……傅崇矩对后世的最大贡献，是他费尽心血写的巨著《成都通览》。此书初名《说成都》，1909年问世，全书31万多字，分列400多个栏目，对清末成都的山川、地形、交通、河道、塘堰、物产、寺庙、官衙、仓、工厂、银行、邮政、文娱、赌博、妓女、袍哥、官员、学校、商业、行帮、口语、俗谚、童谣、民歌、街道、家具、饭馆……都分项介绍，真是包罗万象。

有人问他：“自古史书、志书皆官修。你以一布衣百姓，想传不朽么？”傅崇矩不高兴了，大声说：“我以久居成都来介绍成都，比仅是成都过客却来说成都的人好多了。我以亲身耳闻目睹来介绍成都，比仅靠传闻来记录成都的人好多了。我以成都风物百事实录来介绍成都，而不是以笔墨空谈成都。我以调查近事而说成都，不像有的人考据古典咬文嚼字来空议成都…卖弄文字功夫、向官府献媚骨唱颂歌的一些史书志书，历代太多啰，哪还要我老傅来多说！”

历朝四川官修的地方史志，大多为统治者及士大夫流歌功颂德，而对民风民俗、社会下层的记载实在少见。省城商务局总办沈秉堃此时调任云南，他为此书作的序言很中肯：“自《蜀都赋》《华阳国志》后，而四川风土殊少记载。虽通省有志，府厅州县有志，近时新编各乡土志，然皆记其往迹，录其大要，未有于风俗人情、日用寻常货物价值汇集成籍者。门人傅生从游有年，恒留心实学，著述甚多。近又著《说成都）一书，邮寄来滇。浏览一通，举凡山川气候、风土人情、农工商业、饮食方言、居家事物，凡百价目、水陆程途，靡不毕载，诚人生必用之书也，以个人之调查，为人群之指南，其裨益社会，岂浅鲜哉！”荣县籍名流黄芝书在该书序言中，更说出此书价值绝不仅限于成都他认为凡是中国人要了解西南重镇成都，都该读此书：“傅君樵村有《说成都》之作……哀然成巨册，不下数十万言，不假雕铐，自成信史。益州耆旧之传无此详明，蜀中文献之录逊其赅备，盖自有成都以迄今日未有之新著也！……成都者，全川、全中国人之成都，非成都人之成都也……吾知此书既出，凡蜀人、非蜀人，皆当手一编，以资快睹！’

这本书在诸多方面留下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将其称为清末成都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一点不过分的。如说川菜，书中记载的“陈麻婆豆腐”“椿芽白肉”之类四川传统菜肴小吃就有几百种之多。说起抽烟，清末成都这座30万人口的城市，书中记载仅以为人“装水烟”为业者竟达1200多人，可见烟客之多。书中记载清末成都有茶馆454家；理发店有619家、收荒匠714家……连“避蛇蚤”“避臭虫”及速耗子的行业、方法都有记载。尽管行文大都简略，但各行各业几乎都有记录。

可以在此书中找到成都百年前的珍贵资料。大概受过不少当官的“狗气”，自幼“男儿有志事长征”的傅崇矩也想过把官瘾。1915年，四川都督胡文澜委傅崇矩当松潘县长。这位傅县长看来不是当官的料，他同几个好友、随从徒步上任，沿途写写画画；上任后又四面八方跋山涉水去考察民风民情，还出版了《松潘游记》，备述川边风情，并附图多幅……结果引来官场中斥责声一片：“这个“博宝器不但是‘奇人’，还是个“怪人’喃！他是去当官还是去旅游啊？简直是白吃干饭！”

1916年傅崇矩署名缚樵斧发行的石印本《松潘》，傅渠矩很快被罢职。他为此曾写诗自呦：“乙卯三月，出宰松潘。一筹莫展，徒消素餐。高脐岷岭，亲瞰江源。上雪宝顶，饮玻璃泉。过大海子，游山西天。立玉池上，探金穴前。清风两袖，游记一编。乐哉此游、梦醒邯郸。撒手东归，幸福神仙。影留身去，再订后缘……”据我所知，这首诗应是最早发现川西“九寨沟”一线旅游价值的珍贵记录。诗中大夸其口，仿佛游玩得多么逍遥、潇洒！其实这个短命县长内心实苦。此后矮小干瘦的他越发借酒消愁、放浪不羁…

松潘县文人周盛祺，在《松潘游记》序言中说：“傅樵村以简阳名宿，出宰是邦。下车伊始，首以生聚教诲培养元气为前提，不逾月，百废俱兴，绅民交颂，后以所选的《松潘游记》见示，读后使人异常钦佩。松潘‘克服’（郑光路按：指民国）以来，民生凋敝，达于极点，应兴应革之事，不一而足。傅君励精图治，积极进行，使地方渐复原状，并将入松情形道里及一切真象，逐一记载，长数万言。阅者细绎之，岂仅行旅可奉为宏宝，即后来执政者，悉当置诸案头，以作指南之针，其有功边微实非浅鲜。”

另一位松潘贤达赵翼，也称颂傅崇矩“关心民痍，其所措施深得治边要领……”如此看来，傅崇矩也很具从政才能。

傅崇矩1918年调任马边任靖国军第四梯团秘书。当年7月7日午，忽然倒地不治，年仅43岁。

对傅崇矩的贡献，早在民国8年（1919）元月1日，孙少荆（署名“行者”）在《川报增刊》上发表的《成都报界回想录》中就说：“有两个人是应当特别记一记的。一个是傅樵村君，此君于成都报界可算得一个开山祖师，真正具有记者的天才，只可惜他单有创造力没有持久力，所办的事情没有一件现在还存在的；却是失败为成功之母，若没有他的失败，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他的报界事业，不但说是办报，就是成都向外埠的通信，也是由他先当起的。现在报界的‘大总管’陈岳安君，都是由这位先生那里出来的……

傅崇矩1915年任松潘县知事时，把成都昌福馆经营的“华洋书报流通处”托与其学生陈岳安独立经营。这个流通处成为打破闭塞的四川与外省及世界文化交流的窗口，引进了大量中外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报纸……陈岳安也成为川中报界领头人物，被戏称为“大总管”。川中名流张秀熟也曾评价说：“对于开通成都风气、介绍新文化、宣传民主与科学、打开成都‘五四’运动的局面，完全靠华洋书报流通处的力量！”四川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至今除一部《成都通览》外，其他著作作品竟然大都不存于世，真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