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专毕业分在乡中学，因没去探望校长生病的儿子，命运发生巨变

讲述/黄一鸣 撰文/妮的呀大叔讲故事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而我偏偏是个不谙人情的人。有一次，校长三岁的儿子生病住院了，学校老师个个都拎着不菲的礼品去探望，而我听说了校长儿子只不过是感冒发烧，根本没有必要专门去医院探望。旁人提醒我，你不去会倒霉的。谁知，后来我的命运真的发生了巨变！

我叫黄一鸣，1964年出生在一个山旮旯的小村庄，家里世代务农，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好在我还算争气，1982年高中毕业时，考上了一所师范专科学校。虽说只是大专，但也属于大学。父母感觉脸上有光，因此，把家里两只仍在下蛋的老母鸡杀了，顺便到村里小卖部买了些酒和菜，摆了一桌酒席，请了七大姑八大姨和村里有名望的老人。来客都纷纷夸奖我有出息，将来一定能当大官。父母听了神采飞扬，而我窘迫得满脸通红。

读师专三年时间里，我如饥似渴地涉猎古今中外名著。每次去阅览室看书时，我都随身携带一沓卡片，用来抄录报刊杂志中的优秀词句或段落。一个晚上往往用去十几张卡片，虽然买卡片时也心痛钱，但是收获却很多，为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词语。

我还节衣缩食省下10元钱，参加一个杂志社举办的文学创作出函授班。杂志社每季度寄一本内部刊物给我们，刊物里面刊登文学名人谈写作的经验，作家的写作体会，也刊登一些学员的优秀习作。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反映高中生谈恋爱的短篇小说寄给杂志社，不久就收到编辑部的退稿信，信中还肯定了小说的优点，同时说明了不采用的理由。这是一次对我创作触动很大的投稿经历，因为从编辑部退稿信中，我看到了文学创作的希望。

然而，不断希望也不断失望，三年来，我向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投稿几十篇小说、诗歌和散文，却没有一篇发表，我不禁怀疑自己，也渐渐心灰意冷，觉得文学创作属于那些成名作家。

经过三年的寒窗苦读，1985年7月的一天，我怀揣着通红的毕业证返乡。

父母听说我今天回家，一大早就站在村口的大榕树下翘首相望，看见我拎着一只陈旧的皮箱出现后，父亲立即走上前来接过我手里的皮箱，迫不及待问道：“一鸣，分配工作了吗？分在哪里呀？”

母亲听了嗔怪道：“你急什么呀？让儿子回家吃完饭再讲！”

父亲嘿嘿地笑了两声，便迈开大步，流星般地朝家走去。

一个月后，我家门口来了一个邮递员，他大声喊道：“这是黄一鸣家吗？有你的挂号信！”

我闻声冲出家门，兴奋地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挂号信，说了声谢谢。

我转身就跑进屋里，拿来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信封的边沿，抽出一张信笺，一看果然是分配报到证。

然而，当我瞧见分配的单位是黄岭乡初级中学后，整个人霎时就像霜打的茄子，蔫在那里。

父亲放下手里的活，焦急地说：“儿子，是不是分配工作了？”

我有气无力地嘟哝道：“是，分在黄岭乡初中！”

父亲似乎没有我那么沮丧，仍高兴地说：“有了工作就好，管它在什么地方，一样有工资领，有国家粮吃就行了！”

我没有再理会父亲，独自走进自己房间，连晚饭也没有吃，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有同学告诉我，我们班里的同学有的留校当助教，有的转行到政府机关，有的分到保险公司、外贸公司等企业，最不济的也是分到县城中学。唯独我分到乡下初中，心里五味杂陈，情绪低落，当晚就借酒浇愁，喝了个酩酊大醉......

黄岭乡初中离我家有二十多里路，全部都是坑坑洼洼的山路。去学校报到的那天，我骑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其它都响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那只用了三年多且多处裂开外表泛黄的皮箱。

自行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就像大海上的一只小船，不停地摇晃。山间如血的残阳把我的身影拉得长长的，犹如一幅伤感的油画。我拼命地蹬车，终于赶在太阳落山前到达了学校。

学校大门旁站着一个看似40岁瘦高个的男子，热情地招呼道：“你是黄一鸣老师吗？”

我点头答道：“我是黄一鸣，您是？”

瘦高个男子高兴地说：“我是校长韦炳初，你就叫我老韦好了。"

我感动地说：“谢谢韦校长！”

韦校长客气地说：“黄老师，你一路辛苦了！”接着将我带到一间泥土垒成的瓦房门口，“黄老师，这个就是你的宿舍，学校条件有限，你多包含！”

宿舍应该是用一间旧教室改成的，每一间宿舍都是长方形的，中间用木板隔成两小间，前半间放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木椅，估计是用来备课，批改作业的；后半间只能够放一张木床，连放一只皮箱都显得拥挤。

学校安排我上初一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同时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我二话不说就接受了，既来之则安之。

上第一节课时，韦校长带领教导主任和一年级的另一位语文老师来听课。我的心情有点紧张，我一会儿向学生绘声绘色的讲解课文的写作背景和主题，一会儿轻轻的拿起粉笔板书......

下课铃响起，我恰到好处地讲完第一节课的内容。韦校长带头站起鼓掌，教室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走下讲台，韦校长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黄老师，你讲得太好了，真不愧是师专毕业的！”

白天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忙忙碌碌的，下晚自习后，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木床上思潮彭拜，难道自己一辈子就在这样度过？我实在不甘心呀，想当初考大学就是为了跳出农门，如今却又重新回到农村，这算怎么回事呢？

我每次回家时，村里人总是用异样的目光看我，所以我就很少回家了。

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上午，父亲突然到学校看我，雨大，又走得急，他全身湿透了，腿上全是泥，已分辨不出脚上鞋的颜色了。我赶紧接过父亲脱下的斗笠蓑衣问道：“阿爸，家里出什么事了？”

父亲说：“见你星期天没有回家，担心你出事，你阿妈在家不放心，就催我来看你了。好了，你没有事就好，我回去了。”父亲连中午饭也不吃，便执意冒雨回家。

想起年迈父亲的期望，我绝不能沉沦下去了。教学之余，我参加了本科函授学习，三年后取得了大学本科文凭。

我知道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必须把内心的痛苦情绪压制下去，为人师表，我不能当一个不合格的老师。

我调整了自己的状态，重新投入教学之中，我所教的班级成绩进步很大，甚至有两个学生参加全县初中作文比赛分别得了二等奖和三等奖。

韦校长兴奋得连连夸我，说我年纪轻轻，教学竟然如此出色，要知道学校里面的学生以前可从来没有人能在全县作文比赛中获奖，不愧是师专来的高材生。

虽然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但我内心并不怎么高兴，我的目标是为了调出这个鬼地方。尽管后来我得到了不少的表扬，也帮助很多学生取得了好成绩，但我始终没有机会调出这个乡下初中。

然而，一次意外的事件竟将我原本就不平静的以内搅得更加波澜起伏。

韦校长三岁的儿子生病住院了，这一消息迅速在学校里传开。老师们、同学们纷纷前往医院探望，一时间，病房里充满了关切和慰问。

可当时的我，由于一些个人原因，没能去医院探望。旁人知晓后，纷纷对我投来异样的目光，甚至有人悄悄在我耳边说：“你会倒霉的。”起初，我并未把这些闲言碎语放在心上，只觉得这不过是无稽之谈。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命运仿佛真的被诅咒了一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先是工作上，原本一直备受韦校长赏识的我，突然被莫名其妙地边缘化，许多教学活动都不再让我参与。接着，生活中也出现了各种问题，和家人的关系变得紧张，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而争吵不休。

更糟糕的是，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总是感到疲惫不堪，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具体的病因。曾经那些要好的朋友，也逐渐疏远我，仿佛我身上带着某种不祥的气息。

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痛苦之中，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因为没有去探望校长的儿子而遭到了报应。但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这一切只是巧合。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现状，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死死地困住。

在这漫长的黑暗中，我不断地挣扎，试图寻找那一丝希望的曙光……

教学之余，我重新翻出读师专时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课本，认真复习写作知识。每月还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来购买的散文、小说等文学刊物和书籍，反复阅读思考，学习别人的写作经验，尝试写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多篇文学作品陆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

我在散文《难忘那抹水杉红》中写道：我们欣赏水杉之美，就是要欣赏水杉守望头顶一片蓝天，奉献脚下一方热土的坚定信念。无论你身居何职，亦不论你贫贱富贵，只要心中怀揣希望，就要坚韧不拔、不惧寒暑、昂扬向上、心无旁骛、专心敬业，定会迎来人生的春暖花开！

我在散文《厨房的变迁》中写道：孩提时，我家厨房非常简陋，一口泥烧的大水缸，一个红石砌成的灶，被烟火熏得漆黑漆黑的，就像一张长年累月张着的饥饿的嘴。厨房一隅，堆满了一捆捆的柴火。每到烧火做饭时，母亲便会坐在厨房的矮板凳上，拿着一把笨重的柴刀，边砍柴边烧火。木柴刚燃烧时，会产生一股熏人的烟味，母亲拿着一把陈旧的蒲葵扇，猛力地扇，风势一强，灶里的灰烬便急不可待地飞了出来，沾了母亲一头一脸。母亲原本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可是此刻，头发凌乱，额上缀满成排的汗珠，双颊沾着烟灰，显得邋里邋遢的......

此后，我的写作激情就像火山般爆发，几年时间在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几十篇，一些作品还荣获各种奖励。在《经济日报农村版》上发表散文《爱心天使》，两个月后还收到报社寄来的20元稿费汇款单，我至今仍没有去领钱，汇款单依然保存在家中的柜子里，作为一种留念。

1999年5月的一天，素来一脸严肃的韦校长，笑盈盈地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我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就做好了挨批的心理准备。谁知，刚进门，韦校长就毕恭毕敬地指着旁边一个年轻的男子介绍道：“这是县委常委、宣传部莫部长！”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宣传部领导找我干嘛？我三步并作两步上前跟年轻男子握手，肃然起敬地说道：“莫部长好！”

莫部长和蔼可亲地说：“黄老师，打扰你了，想找你了解点情况。”韦校长见状，悄悄地退了出去，并关上办公室的门。

莫部长详尽地询问我教学情况尤其是业余写作情况。临走时，他委婉地问道：“黄老师，组织上想调你到宣传部搞新闻报道工作，你愿意吗？”

当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从来没有想过天上会掉“馅饼”砸到自己头上。愣了片刻我才回过神来，激动地答道：“当然愿意！”

事后才了解到，因我近几年来经常有一些文学作品在省市报刊上发表，而宣传部又刚好缺新闻干事，他们通过报刊了解作者情况后才找到我的。

为了报答组织的厚爱和关怀，到宣传部工作后，我像开足马力的机器，不停地采访、写稿、投稿，平素晚上很少在十二点钟之前睡觉，不少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个工作狂。正是有了这种疯劲狂劲，我每年写稿都在三百篇以上，每年被各类报刊用稿也都在两百篇以上，有的新闻作品还荣获各类奖励，连续多年被省市党报党刊评为优秀（十佳）通讯员。

凭借着这份努力和创新，2005年，我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被任命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那一刻，我深知这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更加努力，为全县宣传工作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后来，组织上又提拔我担任副部长兼县文明办主任，晋升正科职级。我所分管的新闻报道等工作也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得到上级部门表彰。

在县委宣传部工作10年后，组织上又将我调到市委机关工作，几年后提拔我担任副处级领导。到市委机关工作后，我仍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几十篇文学作品，并发表在各级报刊杂志上。从学校到机关，从教师到处级领导，写作让我的命运转了个弯。

曾经的那件事也让我明白，人生的道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和误解，但只要坚持不懈，努力前行，总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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